夏王朝二里头文化，或许就是最早的中国,该文是关于文化论文范文资料跟二里头和王朝和文化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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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 年代,“古史辨派”将史料文献中有关中国上古史的论断推翻,此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理所当然地认知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后,以1926 年考古学家李济在西华阴村展开考古发掘为开端,重建上古史就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20 年代迅速被中国学者所吸纳,也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紧迫关切.此后的90 年,随着多处遗址发掘的展开,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逐渐深入.
始于1996 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既有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遭遇来自海内外学界的各种争议,但2000 年11 月9 日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依然成为应用最广、被认为依据最充分的古代历史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开端定于公元前207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将探索的脚步进一步上溯,试图厘清中华文明进入“王国”阶段前的进程.2016 年,正式启动于2002 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结项.15 年的研究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多年来累积的考古成果如何填补史前历史年表的一个个空白? 日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王巍接受了记者专访.
中华文明的概定
对于中华文明这一概念,王巍认为,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共同体区域当中,某一个区域或者某几个区域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就可称之为“中华文明”.在“最早的‘中国’,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就是黄河中游那一片区域”之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则被统称为“中华文明”.
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文明的标准,包括农业与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 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乐制度形成; 出现了大量建筑和公共社会为主要标准的都邑性城市,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 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据王巍介绍,15 年中,全国范围内近百项考古发掘被纳入工程,其中包括被世界考古论坛选入“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浙江良渚古城及陕西石峁古城.考古学家们的研究区域也从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渐扩展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束后,一张关于“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年表浮出水面.在新年表中,考古学家将中国大地分为七个区域,包括长江上游、黄河上游、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距今6000 年至3500 年前,这七个区域总共出现了近30 种文化类型,每一种文化类型都已经得出了相对确切的起止时间.考古学家已经构建出史前文明进入“王国”前在时空分布上的多元形态.
在王巍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部分成果是,学界已对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若干关键节点有了准确把握,并对文明演进的过程做了完整的解释.“多元一体”是这一过程的显著特点之一.已有的考古发现确认,距今4300 年左右,冶金术传入中国,暴力与冲突成为社会常态.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陷于停滞,以中原文明为中心的趋势逐渐鲜明.直至距今3800 年至3500 年,被普遍认为是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迅速崛起.二里头考古队领队许宏将它称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月朗星稀”则是许多考古学家对这一阶段文明状况的比喻.
“我们今天所处的情况有这样的特点：考古实物资料爆发式增长,同时,各种科技手段飞速进步.基于国际视野,我们可以在世界几大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夏鼐、苏秉琦他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指引性的推想.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取得新的成果.”王巍这样说道.
探源工程结束并不意味着史前文明演进过程已全然清晰.在考古领域,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又会带来更多未解之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分歧依旧不断.“我们的研究是从考古实物出发,并不是用文献去套考古发现的实物.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增加,我们也随时准备对观点做出修正.”王巍说.
何为“最早的中国”
问：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满天星斗说,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史前文明一个阶段的发展状态,认为中华大地上各个地区都诞生了初始的文明.经过15 年来的探索,我们是否在这满天星斗里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来描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演进路径?
王巍：文明的满天星斗当中有亮的,也有不太亮的.这是描述文明诞生之初的状态.早期有辽河的红山文化、安徽的凌家滩文化,再晚一点就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当时是长江流域率先发光,之后,长江流域与中原此消彼长.距今4300 年前后,中原开始闪亮.到了二里头时代,文明就形成“月朗星稀”的状态.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由长江流域率先发生,再到黄河中下游崛起动态变化过程.
问：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驽将陶寺称为“最初的中国”,你也曾提到它是“中原文明的起点”.请问,这个遗址的特点在哪儿?
王巍：中原文明的起点可以定在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距今4300 年至4000 年之间.它是同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面积约300 万平方米,城内按照功能分区.高等级墓葬有独立区域,墓葬情况呈现醒目的社会分化.同时,陶寺遗址发现了铜矿资源、盐矿,采石场,出土了铜铃、齿轮型器等一批铜器.在一个陶扁壶上还出现了“文”的符号.这个符号被认为是属于汉字系统,应为汉字的祖源.在古史文献中,陶寺遗址,我们能够从史书中找到尧的历史,与之对应,史书中记载的“尧都”就处于山西南部.陶寺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都城遗址,对周围有相当影响力.这个遗址的情况,也说明当时中原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问：多年来,考古学界对良渚古城的发掘持续了很长时间,认识也尤其丰富.如果说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是最早的古国,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中华文明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其中是否有矛盾?
王巍：良渚是古国,但没有延续下去.真正形成多元一体、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还是良渚衰弱以后,龙山文化时期的事情了.良渚文明没有继续它的强大,它在距今4300 年前迅速衰弱.此后,中原文明才逐渐崛起,并与此后中国的文明进程一脉相承.
问：良渚是古国时代前段( 距今5300 年-4300 年)的文明发展最高代表.伴随着它的衰落,中原文明逐渐增强,辐射周围.关于它由盛而衰的过程,它为何没有能够继续它的优势,考古学家是否已有一些推论?
王巍：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长江中下游环境变化,地下水位上升.良渚的繁荣是基于发达的稻作农业上的,在它的繁盛时期,很多沼泽地都是它的水田.对于这一点,我们发现了很多例证.此后,海平面上升,导致地下水位上升,造成洪患.原来的农田成了沼泽,农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发现,到了良渚晚期,禾本科花草就明显减少了.这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体现.大约在4300 年前后,确实有气候异常波动的阶段.但是,这种气候波动对黄河流域的影响远远比对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影响小.
问：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考古学家提出了其他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良渚本身并不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文化,那里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氛,这种宗教和礼制的兴盛很大程度上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让社会僵化.对此,你怎么看?王巍：确实是有这种观点,有观点认为,良渚宗教色彩浓厚,而中原文化相对较为世俗.这确实是一部分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良渚宗教色彩浓厚,主要体现在玉琮等礼器的制作上,但也并没有像玛雅人那样修建声势浩大的大型宗教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农业是基础,这个基础动摇了,社会的发展也就受到阻滞.当然,如玛雅文明一样,越是天灾频繁,当地的宗教色彩越是浓厚,当地人会在祭祀上花费大量时间.所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农业发展和环境的问题上.问：在你看来,最近5 年中,对大家认识早期文明有重要突破的遗址有哪些?
王巍：石峁古城是最近发现确认的.原来我们认为北方地区是陶寺遗址比较重要,但没有想到陕北地区会有那么大的一个集团,而且它不是一处遗址,而是一群聚落.年代大约距今4200 年到4000 年之间.这个聚落的存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它非常强大,强大到他最后把陶寺遗址的这个族群消灭了.这也是个神秘的聚落,在文献和古史传说中,我们找不到这个它的存在.但是这个聚落改变了中原的格局,最起码没有让“尧”这个系统再延续下去.
良渚水坝系统的发现和外城的确认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原来我们认为外城大小300 万平方米,现在看来是8 平方公里.这样看来,良渚古城的工程量就更大了.良渚古城是我们一直重点考察的遗址.目前中心聚落工作做得很充分,但是次级中心还有待于开展工作.这样才能搞明白它整个金字塔形的社会体系的总体情况.
石家河遗址,25 年前就开始发掘了,当时发现了一座120 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人们在古城之内又发现了一个谭家岭古城,这个古城时间更早,大约在距今4700 年-4500 年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石家河遗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厚,那里出土了近万件陶塑,比如小人、动物,其中埋葬,应该和祭祀有关,还有双鱼、双头的形象.这个文化中,神像的文化很发达,而且很多形象似乎在《山海经》中找到类似形象的描述.
文明的标准
问：“中华民族”与“中国”都是近代以来提出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与“古史辨派”对上古史的推翻又几乎处于同时.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中历史学家对文献中上古史的质疑,另一方面,现代考古学则开始着手重建这段历史.当我们在以考古学为切入点探寻文明源头的时候,我们所指“中华文明”的究竟是什么?王巍：在中国大地上,是在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区域当中,某一个区域或者某几个区域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就可称之为“中华文明”.
为什么我们不用“中国文明”? 因为这个概念能够囊括的范围更小.比如说,良渚是中国吗? 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争论.国外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也不是中国文化.当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没有迈入王朝阶段.中国是什么时候有的? 比如,现在我们争论的最早的中国,是陶寺遗址,还是二里头? 我们可能无法认定,陶寺已经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说最早的“中国”,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就是黄河中游那一片区域.而在这之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则被统称为“中华文明”.
问：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结束之后,我们是否对这一标准提出一个“中国版”的修正和补充?王巍：文明形成的标志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通过研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标准：农业与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 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乐制度形成; 出现了大量建筑和公共社会为主要标准的都邑性城市,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问：这些标准似乎更偏向对社会结构的描述,有别于西方对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强调.中西方之间,是否也有能够对应的部分?
王巍：这些标准是我们一步步归纳出来的.我们认为,文明是三层次的,分为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原来的三个标准是这三个层次的体现.冶金术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但冶金术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体现,在中国,琢玉技术高度发达,玉器也被作为生产工具的一种.文字是因为社会管理复杂化而诞生的工具,中国的礼器和宗教制度的发达也是精神生活进步的体现.物质层面是生产力的发展; 精神层面包括宗教信仰和艺术; 制度层面包括城市和手工业的专业化.良渚琢玉技术高度发达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虽然没有文字,但有很完备的宗教系统、信息传输系统、以及管理系统.良渚的权力中心管理的不仅仅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还有周围很大范围内的乡村.
问: 落实到考古实物上,社会分化我们可以从墓葬看到,宗教信仰可以在玉器和陶瓷上的纹样上看到.但从考古实物来看的话,“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如何显现?
王巍：王权的存在一定会使得社会严重分化.而且这种地位的差距不光是财富,而且是社会地位的不同.王权应该掌握宗教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城市管理权力.我们很关注在墓葬中能否发现能够代表社会身份的礼器,比如玉斧钺,还有显然没有实际用途的玉璧、玉琮.这些东西到了周代就是祭天的礼器,后代对这些东西有明显的传承.我们就认为,他们是掌握了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同时,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 余万立方米,估算所需3600 万人日工,或者1000 人连续工作十年左右,还需要有更多人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能够动员如此庞大的人群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这如果不是王权,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一定是从考古实物出发”
问：历史学家安德烈. 冈德. 弗兰克,颠覆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论述世界体系的论点,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 年,而是5000 年.中国史前考古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发现了相关的物证可以证明这种交流早在5000 年前就已经展开?
王巍：现在最早的冶金制品在甘肃,距今5000 年.小麦也有一个例子是距今5000 年,但这些都是孤例.但最起码距今4500 年传入是比较确凿的.早期的小麦和冶金制品大都出现在西北地区.
问：你在上海博物馆的讲座中提到,大约4500 年前,黄牛、绵羊、冶金术、小麦自西亚传入中国.它们传入以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冶金术,直接影响了生产力和礼器制度.能够说说它们具体的路径和过程吗?
王巍：这个问题,我们目前还不好确切地回答.因为一些传入途中的中间环节,比如新疆考古,很多材料是缺乏的.一般来说,当然是途经西亚、中亚然后进入新疆,但是新疆我们还没发现比这个更早的文物遗迹.有沙漠等因素阻碍研究的进行.但是这些东西是从西亚传入,这是能够肯定的.黄牛、绵羊有DNA 的证据.冶金术包括早期铸造的方法,包括形制,都是和西亚一样,最早的冶金制品也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但是具体通过怎样的交通线路进入的,我们还不知道.
问：李济先生曾说：“技术高的史学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贯注到真的史实里,技术低的人往往就由着感情作用不惜创作伪史,但结果总要弄巧成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对国家文化进程的追溯,它不可避免地与民族文化认同联系在一起.在你看来,在探源中华文明时,应该如何处理“感情”与“技术”的关系?
王巍：我们身在中国,需要研究祖先的文明,这是无可选择的.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的历史往前推,而是希望弄清我们的文明起源于何时? 为何产生? 如何一路发展的? 中国学者和外国不同,外国学者可能纯粹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我们是在研究自己祖先的问题,其研究结果的确可能增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关键问题是,我们是从学术出发,还是民族主义出发? 用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才是站得住脚的.
还有对文献的态度,有人认为我们的考古没有独立性,总是从文献出发.与国外相比,美国在文献上很缺乏,他们更多依靠人类学资料.从近现代还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状况来推断过去人们的生活.但是希腊、罗马有大量文献,这些国家都不能置大量文献不顾,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做研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的历史是比较例外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考古是从文献出发,还是从实物考古出发? 对我们来说,还是根据实物做研究,文献只能提供一些线索.在做结论的时候,文献也能够提供一定的佐证,但并不是用文献去套考古发现的实物.我们的态度一定是从考古实物出发.
问：2009 年8 月的《科学》杂志曾经为探源工程制作一期专号,给出了正面评价.目前,海外学者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评价是如何的,他们对这一研究项目的初衷有怎样的看法?
王巍：有几次,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些外国学者的确会认为我们是为了证明什么.其实,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是国家资助的,但没有任何领导人要求我们能够证明什么.并不是国家资助,我们就带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样一项大型工程,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合作,他们分属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型项目来协调各个系统的学者来形成合力,联合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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