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下养殖户的疫病防控行为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该文是关于公共危机在职开题报告范文与动物疫情和博弈论和疫病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公共危机论文参考文献：
罗丽 刘芳 何忠伟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2206）
摘 要：畜禽养殖户采取疫病防控的动因可以分为3个方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健康委托*关系、政府的强制性监管.本研究在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风险下,分析三者在公共危机系统中的地位,探讨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市实证研究,提出推动养殖户开展疫病防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重大动物疫情；养殖户；防控行为
DOI：10.13856/j.cn11-1097/s.2016.02.012
基金项目：2014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142004）、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373025）、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项目（CIT&TCD20140314）、北京农业产业安全理论与政策研究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罗丽（1991—）,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都市型现代农业.
通讯作者：何忠伟（1969—）,男,湖南永兴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都市型现代农业、农业技术经济,E-mail：hzw28@126.com.
重大动物疫病公共危机,是以重大动物疫病的暴发或潜在暴发为背景,以其对畜禽养殖、宰杀、销售环节的人群造成健康及经济损失为客观依据,需要相关部门立即采取防控措施的社会状态,因此在危机应对中,畜禽养殖户居于源头且主导的地位,在畜禽种质资源净化、饲养管理、疫病预防和监测、疫病控制等环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外学者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的研究,多是从疫病防治的公共利益和外部性[1-2]的角度,认为养殖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能否做到在疫病早期进行披露,采取预防措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3],而不总是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重大动物疫情的潜在危害非常严重,有效的政策应当是在考虑到防控外部性的基础上,与养殖户的行动和自身利益保持一致性[4],才能较好地促进养殖户采取适当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发生及蔓延.国内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养殖户采取疫病防控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是养殖户自身的特征,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二是养殖户对于动物疫病的风险态度与防疫信念[5-7]；三是养殖户获取公共资源的便利性研究[8-9],如资金补贴、技术指导等公共服务的力度与有效性.而分析的方法多通过模型的构建,如结构方程、Logit模型[10].
本研究旨在分析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下,养殖户与政府的监管、社会公众的委托*关系,了解3大主体在危机系统中的地位、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图1）,提出推动养殖户疫病防控策略的优化手段.
1三方利益机制
围绕畜禽产业链的发展,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主体有养殖户、社会公众和政府,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养殖户、社会公众和政府均追求效用最大化.
1.1养殖户主体利益机制
养殖户开展畜禽动物的饲养活动,成本投入包括购买种畜禽、饲料、取暖、疫苗、防疫、水电费用,通过一定的饲养周期,将畜禽产品进行销售获得收益.受自然环境、动物本身免疫力变化等因素影响,动物疫病存在于畜禽的整个生命周期.一旦发生疫病,一方面会影响养殖规模,另一方面会导致畜禽质量的下降,消费需求的下降会引发市场的波动,影响养殖户收益.因此,养殖户的收益与畜禽的健康密切相关,为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养殖户会采取基本的疫病防控手段.
1.2社会公众利益机制
社会公众对畜禽产品具有消费需求,主要是由于畜禽产品作为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为社会公众的健康成长、生存提供必需的营养,因此社会公众通过购买畜禽产品获得健康.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社会公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畜禽产品的数量、质量等要求均会提高.畜禽疫病会通过畜禽产品、人与畜禽的接触,对社会公众的健康造成威胁,继而影响他们的消费信心,导致市场的波动,影响养殖户收益.
1.3政府部门利益机制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契约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服务、监督的角色.一方面为保证养殖户活动的正常进行,政府部门通过畜禽良种补贴、标准化建设项目扶持、养殖技术培训等方式,为养殖户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如《国务院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4］47号）《北京市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办法(暂行）》等,对养殖户的活动进行规范管理.除此之外,政府部门通过对流通渠道的打造、销售平台的完善,为社会公众提供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由于存在畜禽疫病发生的风险,消费者与养殖户之间存在着健康的委托*关系,消费者转让资金给养殖户获得畜禽产品的价值,养殖户获取消费者的资金价值,转让养殖环节的劳动价值.在养殖环节,政府部门通过强制免疫、处罚手段来加强对养殖户的疫病防控指导,理想状态下养殖户选择配合扑杀防控、开展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在消费环节,政府引导消费者的健康习惯,减少在市场上购买直接宰杀的活畜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消费者对畜禽病毒的暴露率.理想状态下,消费者面对动物疫情会选择理性消费,有病毒感染的消费者会配合政府的疫病观察与隔离,减少暴露与流动率.
2三方动态博弈模型的建立
在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策略环境中,假设各主体均是“自利”和“理性”[5]的个体,养殖户、社会公众、政府3类主体采取的措施会相互影响,单一主体采取的策略具有随机性,并且有先后的顺序,因此本研究采用序贯博弈论[11],求出各参与主体混合策略条件下的纳什均衡,模型假设各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均可量化,社会公众对畜禽产品的选择仅考虑疫病对其质量的危害性,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图2）.
2.1参与人集合
由于疫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许多养殖户在疫病防控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定期的疫情监测、圈舍清理、无害化处理需要较高的费用和人员成本,而且采取与否不易被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发觉,因此对疫病防控具有动摇心理；政府部门为减少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带来的社会危害,应对养殖户的疫病防控开展监管活动,但由于监管成本较高、与养殖户容易发生冲突等,导致政府部门容易对监管活动的放松；社会公众的信任感基于养殖户的防控行为及政府的监管,当消费者对养殖户疫病防控持信任态度时,往往会选择继续购买该畜禽产品,并对其形成品牌忠诚度,同样的当社会公众发现政府部门未开展严格的监管活动,会减弱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度,并会拒绝对畜禽产品的消费.
2.2策略选择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养殖户可能采取的策略有{采取疫病防控措施,不采取疫病防控措施},养殖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疫病防控的意愿与能力.
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有{加强疫情监管,对疫情缺乏监管}.
社会公众可能采取的策略有{继续购买畜禽产品,拒绝购买畜禽产品},这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疫情风险的认知以及对养殖户、政府的信任度.
2.3策略顺序
本研究假定行动的顺序为政府—养殖户—社会公众,首先是政府部门可能采取监管或不监管两种策略,养殖户面临着采取疫病防控或者不采取,最后消费者对养殖户、政府两大主体的行动与策略持信任或不信任两种态度,行动为继续购买或拒绝购买市场上畜禽产品.
2.4信息集
政府部门倾向于开展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监管活动的概率为P1,则1-P1为不开展疫病防控监管的概率.在明确政府的策略情况下,养殖户开展疫病防控的概率为P2,不开展疫病防控监管的概率为1-P2.社会公众在对养殖户和政府疫病防控力度的观测水平上,选择继续购买市场上畜禽产品的概率为P3,选择拒绝购买的概率为1-P3.
2.5参数设置
各项参数设置见表1.
2.6收益矩阵
各项收益矩阵见表2.
3三方动态博弈模型求解
3.1社会公众的期望收益均衡解
4三方动态博弈模型的均衡解分析
根据上述动态模型分析,发现养殖户采取疫病防控的概率与养殖户不开展疫病防控时的损害系数b、对社会生产总值的损失量ΔG、社会公众继续购买畜禽产品的收益S、社会公众对养殖户忠诚度所带来的经济收益B有关.
（1）公众对畜禽健康关注度与养殖户采取措施呈正比.bΔG是指养殖户不采取疫病防控时会对社会总产值造成的额损失量,（1-b）ΔG是指社会公众拒购市场上畜禽产品时对社会总产值造成的额损失量.当养殖户未开展疫病防控时,社会公众选择拒购的损失（1-b）ΔG表达式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对自身健康保护的投入,即食用不健康的畜禽产品需要花费的医疗、精神支出费用.因此当社会公众对健康投入越多时,即更关心畜禽产品质量状态时,养殖户会更倾向于采取疫病防控措施.
（2）疫病防控后的市场收益直接影响养殖户采取措施意愿.S是社会公众从畜禽消费中获得的收益,B是指社会公众的消费对养殖户的收益,分母S-B较小时,即当养殖户从畜禽产品的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增速大于社会公众的收益速度时,养殖户更有动力采取疫病防控策略.
（3）疫情危害性越大会促使政府加强监管力度.对于政府部门,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当社会公众拒绝购买畜禽产品对社会生产总值的损失量ΔG越大时,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开展对养殖户疫病防控活动的监管.
泽尔腾[12]引入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主要用于将纳什均衡中不合理的策略进行剔除,采用逆向归纳方法[13]对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三方博弈的均衡解进行精炼,应剔除Ⅱ、Ⅶ两条策略路径.Ⅱ路径中,从社会公众的决策点“拒绝购买畜禽产品”,往上倒推一步,会发现此时养殖户采取了疫病防控措施,政府部门进行了疫病的监管,社会公众便没有理由拒绝消费畜禽产品,因此这一路径应删除.Ⅶ路径中,从社会公众的决策点“继续购买畜禽产品”,逆向追溯前两个决策点,此时养殖户为采取疫病防控措施,政府部门亦为开展疫病的监管,社会公众便没有理由选择继续消费畜禽产品,因此这一路径应删除.
5基于北京市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由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损害状态变化规律研究课题组调研所得.2014年7~8月、2015年8月间,课题组对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各区县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规模养殖户及消费者开展调研与访谈.本次研究对象包含了北京市12个区县,获取问卷总数为160份,其中消费者100份、养殖场（户、小区）54份.
5.1社会公众行为分析
依据调研数据,本研究以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社会公众购买行为、对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后果认识、对疫情信息披露的满意度及对各主体作用的认知等因素,由于变量的选择均为离散型的类别变量,因此本研究采用最优尺度的非线性典型相关分析法,通过在低维度空间中分析多个变量间的关系[13],按照模拟维数的中位数划分出4个区域,同在一个区域内的变量选项具有类似的性质和关联.模型结果如图3.
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中,社会公众对疫情危害性的认知、对疫情信息披露满意度及对各主体作用的认知等,会对其畜禽产品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当社会公众认为控制重大动物疫病主要依靠养殖户时,若其对养殖户的防控信息较为信任,且对疫情公共危机信息披露持有非常满意的态度时,则认为重大动物疫情完全没有危害,对畜禽产品的消费仍会保持原样；当社会公众对养殖户的防控行为不信任,信息披露非常不满意时,则会认为重大动物疫情危害性非常大,会选择减少畜禽产品的消费量.因此,社会公众对养殖场（户）的信任度,会直接通过影响到养殖场（户）的收益.
当社会公众认为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主要依靠政府部门时（图4）,若其对政府控制疫情的效果非常满意,则会继续购买畜禽产品；而当社会公众感觉疫情控制效果不明显,疫病危害较大时,则会拒绝购买畜禽产品,因此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建立在疫病防控政策有效性基础上,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疫情公共危机的损害性及应对措施研究.
5.2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分析
通过对北京市郊区县的养殖场（户）调研数据分析可得,50%拥有自身畜禽品牌的养殖场（户）对于开展疫病防控持非常愿意的态度,非常不愿意仅占13%；对于政府政策完全不了解的养殖场（户）,50%非常不愿意采取疫病防控手段,而非常了解的养殖场（户）75%非常愿意采取防控手段.因此,养殖场（户）开展疫病防控的行为受到市场与政府两大方面的影响（图5、图6）.
（1）市场倒逼.拥有自身畜禽品牌的养殖场（户）,需通过不断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加强社会公众对自身畜禽产品的品牌认知度.一旦在疫病防控中不得力,社会公众可通过消费影响畜禽产品的变化,增加其市场违约成本,对养殖场（户）形成疫病防控的倒逼作用.
（2）政策监管.对政府政策了解程度较高的养殖场（户）,其开展疫病防控的意愿越高.政府部门对养殖场（户）的政策包括政策激励与强制监管两方面,目前中国开展的生猪、奶牛良种补贴,使得养殖场（户）在种质环节有效地保障了畜禽质量；政府监管则通过定期开展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监管等手段进行,一旦发现销售病死猪等违法行为,则处以罚款或行政拘留,对养殖场（户）具有较好的震慑力作用.
6推动养殖户开展疫病防控的政策建议
6.1加强社会公众对养殖户行为的监督
根据模型结果分析,当社会公众对动物疫情加强了解与关注,会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的意愿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加快推动养殖环节信息的公开化、畜禽产品的可追溯管理,让社会公众参与到疫病防控中,对养殖户形成激励和监督机制.在市场活动中,社会公众选择具有质量认证的畜禽产品,有利于对养殖户疫病防控产生倒逼作用,一旦发现或食用了病死畜禽产品,社会公众可通过等组织进行维权活动,通过社会监督力量来引导和规范养殖户社会责任的履行.
6.2开展养殖户疫病防控的成本—收益分析
养殖户采取疫病防控是其承担社会食品安全责任的需要,也是向其利益相关者负责的需要.作为疫病防治的重要环节,养殖户采取疫病防控会耗费一定的成本,政府、社会公众要参与到疫病防控中,加强对养殖户疫病防控的成本—收益分析,科学确立疫病防控的补偿标准,探索建立养殖户收益与疫病防控程度的联结机制,通过政策补贴、加大对畜禽产品品牌的保护,扩大养殖户的防控收益,提高养殖户开展疫病防控的能力与意愿.
6.3加强对疫情公共危机损害性的研究
根据动态博弈均衡分析,政府部门采取监督的概率与疫情的损害性有直接的关系.当前中国对重大动物疫情损害性的研究,主要是由国家重点动物研究实验室与政府兽医部门在实际发生的疫病案例基础上开展总结,仍缺乏深入研究,不能对养殖户的疫病防控开展有效指导.因此,政府部门应及时开展疫病的防控总结、深入研究动物疫情发生规律、预测危机危害时间与程度,及时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提高对养殖户疫病防控行为的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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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总结，此文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动物疫情和博弈论和疫病方面的公共危机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公共危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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