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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和我的公公:陈立夫类论文范文

主题:我的公公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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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颖曾 口述 李菁 撰文

走进陈家

我与陈家结缘是在1973年,那一年,我父亲陪同陈伯伯—— 那时我还喊他“伯伯”—— 去西班牙接受马德里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正好我在西班牙留学.他觉得我很开朗,另外,虽然我在国外长大,但还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礼数,于是收我做干女儿.

我父亲林尹,是章太炎、黄季刚的学生,研究传统国学.到台湾后,本想请他给蒋经国做国学辅导,但父亲希望能普及国学基础,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开了一门课,叫“小学”—— 小众的学问,中国文字、声韵、训诂学,是很偏门的一个学科,对台湾的文字、文化教育有卓越的贡献.父亲在台师大教了40多年书,学生众多.小时候上学,老师一听说我们是林尹的儿女,就会说:噢,那是我们的老师或太老师.然后我们就比较“惨”,老师就要我们背唐诗300首,因为大家觉得林尹的儿女是一定要会这些的.回到家,我们问:爸爸你是谁啊,为什么人家都认识你?

其实我娘家和陈家很早就认识.我的父亲早年曾在汉口的国民党党部工作过,两家一直非常熟悉.我小时候读书时就知道陈立夫,知道他早年追随,是他身边的幕僚,但书本给人的印象是僵硬的,会觉得他是很严肃的政治人物.近距离接触,感觉他很和蔼,没什么架子.  

不过不论那时的“陈伯伯”还是我,都没想到日后我们会成为一家人.

1976年初我从西班牙放假回台湾,恰好陈家三儿子陈泽宠也从美国回台湾度假—— 那时候他从普渡大学毕业后已经工作,我们在一个餐会上认识.起初也没什么特别印象,但聊天时发现彼此很投机,他像陈家其他成员一样很温和,也很懂礼貌.我回西班牙后,他经常写信或打电话来,彼此印象也不错.我母亲起初有点疑虑.因为他比我大12岁.但我觉得我们很谈得来,恋爱一年我们就结婚了,所以最后走到一起是我们自己的缘分,并不是别人想象由两家撮合而成的.   

我公公和婆婆都是浙江湖州人,是指腹为婚的.13岁那年订婚,直到23岁公公出国前才第一次见过面.虽然是老式婚姻,但他们感情很好,共同生活了65年,公公自己总结的婚姻经验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婆婆孙禄卿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公公虽然位高权重,却很注重家庭生活.我先生还记得童年时,他父亲有一次托朋友从美国带回一双溜冰鞋,他们父子俩各穿一只,溜滑起来,滑倒了他们相拥而抱的情景.

公公、婆婆养育了3男1女.陈家的第二代基本上都从事文化、学术的工作,公公并没说过反对我们从政之类的话,他只是让每个人自由发展喜好.大哥陈泽安毕业于台湾大学农学系,赴美深造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植物病理学家.二哥陈泽宁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姐姐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音乐,他们都在国外定居.我先生陈泽宠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是普渡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1982年,我们回台湾定居,和公公婆婆共同生活了二十几载,我也得以近距离了解我的公公,了解陈家.

陈氏兄弟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的关系.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认识孙中山的.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的中国私塾教育,1911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1917年,公公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1924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8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的两份电报,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原以为帮忙一段时间,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蒋先生先是客气地挽留,后来干脆要求他留在身边,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身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实际是在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哥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服务的25年里,果然没有骂过他.

陈家兄弟姐妹共5人,陈果夫和陈立夫最为有名.陈果夫是家里长子,很早就出去工作养家,把希望都寄托在弟弟立夫身上,他的全部学识全靠自修.我们至今还保留他当年写给自己父亲或弟弟的一些东西,一张纸写完翻过来再写,十分节俭.陈果夫比弟弟大8岁,他们兄弟俩的感情非常好,陈果夫膝下无子,公公把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俱乐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是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4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政治巅峰

当年 《色·戒》 的热映,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1927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76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军统的人特别恨他.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 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 让丁默邨帮助完成.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 《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直到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 《成败之鉴》,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7年教育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合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和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 《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说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 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29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31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38岁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他还成了 《时代》 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远离台湾

1950年8月4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先生后来回忆,他那时还在上小学,连跟同学打招呼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公与陈诚的矛盾,而“24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下的.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跟张道藩 (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陈诚和陈立夫在大陆时期就有矛盾,个中原因一言难尽,但已很公开化.国共的第一仗是陈诚打的,溃败后又被派到台湾.陈诚在台湾有一段非常弱势,当时甚至有“杀陈诚以谢国人”的说法.但谁也没想到,国民党最后也会败得一塌糊涂,退到台湾,而这时在台湾经营数年的陈诚已经打下一定基础.   

公公到台湾后,要求成立一个改造委员会,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但别人认为他想邀功或作秀,再者大家都是刚从大陆败退,人心不稳,说任何人有罪无罪都不好,还是先安定下来再说.后来我公公主动提出兄弟两人退出改造委员会,免得人家再纷纷扰扰,他们也想暂时离开,让先安定下来.所以1950年成立的“党务改造委员会”并没有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名字.   

此时的国民党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我相信这里还有很多秘密有待时间来发掘和验证.美国原本支持孙立人未果,转而支持陈诚,而退守到台湾的因为急需稳定住局面,不得不屈就陈诚.陈诚后来成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势,从客观上讲,此时的陈诚也有了足够控制的能力.在那个阶段,局面连蒋家人自己也支配不了.陈诚一直认为陈立夫与他是对立的,虽然他们一是武官一是文官.在陈诚与陈立夫之间,不得不选择前者,而委屈了陈立夫.   

后来有人说,公公离开台湾前拒绝与辞行,也有人说他去那里辞行时,蒋不见他,总之都在说两人结了怨.实际上公公一生充满了中国传统礼数,不管对方如何,他都要坚持作为一个部属的礼貌.而不见他,他完全能体谅—— 见了面,该对他说什么?说什么都不合适,所以公公说不见他也是对的.   

公公那时人气比较旺,如果他硬着不走的话,很可能翻盘.但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心底是清楚这个状况的,我们小时候喝美国牛奶,薪水都是美国人发的.直到有一天,发现,连校级军官的任免都要经过美国人同意,所以才有后来拒绝美援、让美军撤出台湾的举动.   

1951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给公公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1961年,公公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他回台湾时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在他身边的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听公公说过一个“怨”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我尽自己的本能去帮助他,他接受与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觉得他没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美国二十载

1950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我先生后来回忆,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秤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5000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100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围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但他没想到,鸡有鸡的麻烦.美国地广人稀,有时会燃起一股无名火,把鸡场烧了.有时又来了群黄鼠狼,把鸡都给吃了,或是一场鸡瘟,鸡也死了一大半.台湾那时有不少转型的大地主,政府资助他们转型投资别的产业,他们跑到美国:“陈老,你养鸡,一定赚了很多钱!”公公说:“你们千万不要养鸡,我们不是这个行业的,根本不懂,你们要把钱投在别的事业上.”人家起初还不相信,还以为他自己赚钱了还不让别人加入,后来才明白.有人说他真是一个君子,换作别人,可能会说:“好啊,你们拿钱投资来吧!”然后拿了钱扩大自己的鸡场.

我曾经问我先生:你和父亲养了那么多年鸡,是不是看到鸡肉会怕?奇怪的是,他还是照样喜欢吃鸡肉,鸡蛋他也照样吃.他说小时候在鸡场,鸡蛋一破就破掉上百个,怎么办?婆婆就做蛋糕,做煎蛋、卤蛋,什么花样都做.我婆婆手很巧,我先生的姐姐订婚的时候,所有蛋糕都是我婆婆自己做的.

当年,在纽约唐人街,“陈立夫辣椒酱”一度非常有名.因为我公婆都是湖州人,在美国很多朋友来陈家聚会,婆婆很会做菜,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辣椒酱非常好吃,先是有人来要一罐两罐,后来三五罐,越来越多,直到有人开始定购.婆婆后来说,她是盛情难却.因为是真材实料,所以人家的定金还不够她的材料钱.最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研究怎么做皮蛋,还做成功了.他们做的湖州棕子也很受欢迎,唯一没“研发”成功的是臭豆腐,因为美国不允许,不然还会出现“陈立夫臭豆腐”.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我先生曾回忆,他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自己学着赶鸡、养鸡,扛饲料.在美国,孩子跟着父母到别人家做客,饭后也一样要家洗碗,所以他是洗碗专家,从来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他在普渡上大学时,也是半工半读的,会有人想象得到,“四大家族”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我先生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便是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的时光.美国那个环境很辛苦,他从小就拿着跑来跑去防鬣狗或是打黄鼠狼.他说:父亲离开了政坛,而我找到了父亲.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丈夫的回归,一位父亲的回归.

其实私下里,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出鸡瘟时候.他暗地里通过俞国华—— 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管账先生,寄钱过来,帮助陈家渡过难关.所以那段时间,与陈立夫的关系维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不合.

重返台湾

1965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当时许了他很多职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绝,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因为他做过教育部部长.公公是被请回来的,如果真如许多人而言,是被赶出去的,那他怎么会被请回来而且又做资政呢?   

1975年,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

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时候,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曾写过一封公开信,表示与公开决裂.公公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告诉他:你不能长期在那边,你该回国了.蒋经国说,我把父亲骂成这样子,他怎么可能还会让我回来呢?公公告诉他:“你把信写好,我来处理.”我们后来问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让蒋经国回来的呢?”公公说,他事先估计,如果看了信,把信撕掉,大骂几声,再气得把椅子拿起来砸掉的话,这件事就彻底没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蒋经国的悔过信放在桌子上后,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说:“他还知道认错吗?”然后哼了一声,骂了句“这个孽子”之类的.公公就知道还有机会,他赶紧通知蒋经国说:赶快回来吧!

公公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很尊重.外界都传宋美龄好权,跟蒋经国争权夺利.但公公说:“如果蒋夫人真的是那种好权好利的女人,那么历史也许还会改写了.”他说,当年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李宗仁穿一身军服出席,则穿长袍马褂.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觉得李宗仁像蒋先生的侍卫官一样.宋美龄因为长年习惯了给做翻译,什么场合她都会出现.蒋先生问她:“你去干什么?”她说:“我们不是要去开国民大会吗?”蒋先生说:“你又不是代表,你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不是啊.”公公说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宋美龄.她跟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长期跟随孙中山,处理了很多政务,而宋美龄更像是一个公关加“超级巨星”的角色.

走过世纪

回到台湾的公公,开始专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觉得政治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个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直不遗余力,晚年他写了不少研究孔孟的书,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 《中国之科技与文明》.他也喝过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国的文化.

公公对中医也很重视,他说中国的医学是生活医学—— 生活里就含有医学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补、养生、保健等,现代医学成了一门独立的行业,反倒和生活的关系剥离开了.汪精卫当年要废除中医,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医保留下来.他在台湾也说,中医西医不要打架,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他说中西医应该像男女一样,要让他们“谈情又说爱”,最终受益的是病人.重返台湾后,他着手改制台湾第一所中医学校,同时他还带头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西医定名对照辞典.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他30年来募资及写墨宝捐款重新建造起来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医药和文化.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1975年,公公以“总统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曾向方面发出邀请,欢迎访问台湾.遗憾的是,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1988年,公公联合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人民日报》 还发表评论,称赞它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将外汇储备100亿美元的利息用做两岸交流,可惜没通过,否则今天的两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1994年,公公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对于大陆把陈立夫、陈果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公公当然知道.我先生还曾半开玩笑说:“我们是‘四大寇’里最穷的一‘寇’,但社会的估价好像很高!”公公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很正常.他常讲,中国敌对的时候常常有,但打归打,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其实他跟、周恩来早年就认识.“五

四”运动发生时.公公还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便知南开有个很活跃的学生叫周恩来.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备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备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时写给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说:你们两兄弟对蒋先生最有影响力,也是我们觉得最可以沟通的. 

大陆第一个记者团1992年赴台湾采访时,就采访过公公.双方对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觉得以前对他有不少负面报道,他也希望让外界来看看.他很风趣地说:“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们来看我.”他更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在大陆的领土上,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次采访后他很愉快,他觉得大家对他的疑惑他可以当面解释.大陆记者对他也很好奇,他们对陈立夫养鸡、陈立夫辣椒酱、陈立夫湖州棕子更感兴趣.

我曾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199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人是李“总统”.经国先生对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决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选了李登辉.他说:“立夫哥,我已经挑好了副总统.”公公也无话可讲.1992年,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李登辉的真实意图,他已经有先见了,那时宋楚瑜、连战还都帮着李登辉呢!

公公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写毛笔字、看书.他很注意养生保健,每天坚持按摩、坚持三餐后散步按摩45分钟,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原因.其实他早年身体并不好,中年时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岁全靠后来的锻炼和修养.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自己也说,每次遇到困难,他只怪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所以也不会发脾气.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财产.公公总是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买地和造房子的钱均由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婆婆是90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对公公影响很大,作为晚辈,我们对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细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远门,我头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发现,他把箱子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温和地笑笑说:我自己能做的,我还是想自己做.原来他担心直接拒绝我的帮助,会让我不高兴,于是只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老年人,并不要以为替他处理一切事情,便是为他好.  

公公重返台湾后,一住就是30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让他一天天无奈,那些旧相识也一个个地离去.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1997年3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百岁大寿,因为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她,蒋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面组个“祝寿团”去美国参加她的百岁寿宴,但公公决定自己单独去探望她,不去抢那个风头.他说:“我这一生看得太多了,还是让喜欢做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亲自去就代表我的诚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国,在蒋夫人纽约长岛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发现公公左边耳朵重听,蒋夫人正好右边耳朵重听,于是赶紧给两位老人调换了个座位.看着两位世纪老人用上海话亲热地交谈,我感慨万千.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有着共同回忆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2001年2月8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

(选自《我的公公:陈立夫》/李菁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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