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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与论余象斗《三国演义》刊刻评点的商业气息和文人情怀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三国演义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0

论余象斗《三国演义》刊刻评点的商业气息和文人情怀,该文是三国演义有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与刊刻和余象和文人情怀相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三国演义论文参考文献:

三国演义论文参考文献 科教导刊商业杂志普刊普刊论文发表

郭素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3)

关键词:余象斗;《三国演义》;商业气息;文人情怀

摘 要:余象斗书商兼评者、商人兼儒生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刊刻评点《三国演义》时兼具商业目的和文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又具有一定的文人情怀,而两者结合使其刊刻评点更接近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商业气息渗透于小说刊刻评点的方方面面,而正是这种书坊主通俗小说商业模式开启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读书士子,余象斗将“庶民教育”视为己任,借此导愚适俗、劝惩教化,倾注了浓厚的济世情怀,同时他将《三国演义》视为史外纪事、增广见识之通俗史书,而这源于其史家小说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061-06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1.012

现存余象斗刊刻评点的《三国演义》有两种:一是堂刊本《批评三国志传》,刻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二十卷,首卷与卷五、卷六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其他诸卷题《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首题“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书林文台余象斗绣梓”,第七、八卷题“书坊仰止余世腾批评”.一是《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题署“晋平阳陈寿史传,闽文台余象斗校梓”.孙楷第、刘修业、柳存仁几位先生认为,余象乌、余象斗、余世腾实为一人,即余象斗.因此,余象斗既是这两种刊本的梓行者,又是批评者.而这种书商兼评者、商人兼儒生的双重身份使其刊刻评点的《三国演义》既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又具有一定的文人情怀.

一、余象斗评本的商业气息

余象斗出生于书坊世家.关于其家世,叶德辉《书林清话》曰:“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1 〕 (P45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曾推测其身世曰:“他的家世,大约是一个以刻书为业的书贾.但又喜欢弄弄文墨,自己编辑,写定了好几部书.也许竟是一位不第的举子,因为累举不第,便放弃了举业,专心从事于‘书林’的事业.” 〔2 〕 (P134 )20世纪80年代初,肖东发亲访福建建阳县书坊乡书坊镇,觅得《书林余氏宗谱》.据《宗谱》和余象斗所刊刻的书籍进行推断和考证,可知福建建阳自宋代以来就是久负盛名的刻书中心,余象斗正出身于刻书世家.余氏家族深厚的刻书传统、优越的经济基础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为余象斗日后刻书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明代,小说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而书坊是通俗小说传播、流通的主要渠道.所谓“农赴时,商趋利”,为增加销量赚取利润,一些商业经营手段及营销策略被用于小说刊刻、出版、销售过程中.而以余象斗的书坊世家出身以及他在建阳刻书界的地位,他应该是个中好手.事实证明,余象斗在经营其书坊过程中,能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灵活运用各种广告营销手段,是一位经营有道的书坊主.他懂得以适销对路为标准来选择刻印书籍.其三台馆印有《三台万用正宗》一书,内容涉及医疗知识、算数、地理、法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内容最详尽的一套民间日用类书”.如此内容全面而实用、社会需求面大的图书自然利润可观.余象斗还编刻有科考类用书、通俗小说等,也皆为顺应社会需求的畅销书籍.

余象斗选择刻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都是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品,虽然当时“坊间刊刻较多”,但却可以减少商业风险,显示了其敏锐的商业嗅觉.下文就余象斗在《三国演义》刊刻、评点中运用的商业手段和小说显露出来的商业气息作一辨析.

1. 多人评点校对的假象

堂本《批评三国志传》封面识语曰:“余按《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差讹错简无数,本堂素知厥弊,更请名家校正、润色、批点以便海内一览,买者须要认献帝即位为记.” 〔3 〕 (P1 )卷首《三国辩》继续补充道:“本堂以请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堂为记.” 〔3 〕 (P5 )以上两段文字均带有明显的广告意味.余象斗所谓请来校正、润色、批点之名家、名公,即“书坊仰止余象乌”“书林文台余象斗”“书坊仰止余世腾”“闽文台余象斗”等.

孙楷第《日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认为:“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 〔4 〕 (P133 )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认为:“我则疑余象乌也是余象斗的化名.” 〔5 〕 (P228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也认为:“象斗与世腾的别号互易,在他书里,或署文台余象斗(日本蓬左文库及中国大连图书馆藏万历三十四年刊列国志传),或署仰止余象斗(日本内阁文库明本八仙出处东游记,短引署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且有“仰止象斗”图记),原也没有一定.现在再加上世腾和象乌之名又可互易,刘女士所猜测的这些名字都是出于一个人,可以说是有很强的理由.” 〔4 〕 (P49 )

因此,余象斗、余世腾、余象乌实为一人.既然出自一人之手,为何要题署多个名号呢?这正是当时书坊主刊刻书籍时的一种特有商业伎俩.比如同样是以书坊主身份评点小说的夏履先,其《禅真逸史》共四十回,以“八卦”为序分为八卷,每卷的评点者题署不一,依次为心心仙侣、笔花居士、两湖渔叟、烟波钓徒、空谷先生、雕龙词客、绣虎文魔、梦觉狂夫.而这也非多人参与评点,八个题署均为夏履先一人的别号.

明万历中后期至明末,小说刊刻中冒用名家之风盛行,李卓吾、钟伯敬、汤显祖、陈眉公诸公常被伪托来评点小说.据统计,当时题李卓吾评点的小说有10种,题钟伯敬评点的小说有7种,题玉茗堂评点的小说有3种,题陈眉公评点的小说有4种.如刊于万历四十三年的姑苏龚绍山刊本《春秋列国志传》,不仅题“陈眉公先生批评”,其“识语”还云:“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转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而这些只是书坊伪托陈眉公之名以抬高小说身价的伎俩.

余象斗正是认识到了小说销售中的“名家”、“名公”效应,于是不惜改用多个名号以制造多人评点的假象并冒充“名家”、“名公”来评点小说.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传播过程中的伪托名人之风,其直接原因是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深层原因则是通俗小说文体地位的低下.伪托名人,冠以文学大家之名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抬高通俗小说的文体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从而促进它的传播和接受.入清以后,随着小说评点由书坊主主导逐步转入文人之手,这种伪托现象才逐渐趋于消歇.

2. “评林”体式的创立

余象斗在小说传播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独创了“上评、中图、下文”的小说“评林”体式.

《批评三国志传》与《三国志传评林》的正文部分书版均分上中下三栏:下栏为正文,半页十六行,行二十七字.中栏为插图,描绘或勾勒正文所叙情节或人物,图像两侧有六字至十二字不等的题句,多数为八字.上栏为评语,相当于后来评点中的眉批,包括评人物、评情节、评诗词,每则评语标出题目,半页有一至三条不等.据郑振铎、刘修业等人对海内外古典善本小说的辑佚、考证,此种版式仅见于余氏刊本当中.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称其为“评林”体式.

这种“评林”体式是一种颇富商业色彩的小说刊刻版式.它上图下文,加之眉批,图文并茂,便于读者观览玩味小说作品.余象斗创立这种小说版式,主要是为了满足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读者的需求,而这也正是通俗小说的主要消费群体.从现存堂本《批评三国志传》来看,此版刻工不算精良,字迹偏小亦不工整,插图也不甚精美.由此也可见余象斗刊刻此版时的商业目的是比较强的.

3. 小说评点的引入

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堂本《三国演义》题《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而此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万卷楼本《三国演义》题《新刊校正古本出像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余象斗较早使用的按鉴、全像、批评字样成为万历以来书坊标榜于小说标题以吸引读者的主要招牌,由此可见余象斗过人的商业意识.实际上,万卷楼本亦有批评文字,只是所占比重较小,以注释为主.至堂本,余象斗不仅首次将评点加入小说中,并且第一个用“批评”二字为小说命名.正如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中所说:“将评点引入通俗小说,余象斗是书坊主中第一人.” 〔6 〕 (P12 )

在余象斗之前,已有《三国演义》的评注本问世,最早为嘉靖壬午本.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识语”云:“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稗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②小说正文中则有“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七种注释形式.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才是他们阅读小说的兴趣所在,而这些源于经史的“释义”、“补遗”、“考证”等注释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余象斗顺应读者需求较早将评点引入通俗小说的刊刻之中.

小说评点是余象斗的小说营销手段,而正是小说评点的这种商业化介入开启了小说批评的新时代,在通俗小说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批评三国志传》中,余象斗的批评位于书版上栏,相当于后来的眉批.在此之后,小说评点逐渐发展成为包括总序、读法、回评、眉批、夹批、旁批、圈点等不同形式的批评体式.小说评点与小说文本紧密相依,长短自如、不拘章法、灵活机动,具有其独特风格和天然优势.因为评点者的介入,传统的“作者—文本—读者”小说阅读范式变成“作者—文本—评点者—读者”四个中心的结构.评点者成为小说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他们或对小说文本加以注解,以训诂名物,解惑释疑;或藉评点小说自言自语,以抒发自我、对话作者;或借以阐释小说虚实雅俗、布局架构之文法,以建构小说美学,垂范后世……总之,不管是自家之私语,还是借以著书立说,不管是封闭式还是公开式,明清时期,随着明代万历以后刻书事业的蓬勃发展,小说评点与小说文本一同进入读者视线.评点者先入为主的评点必定对小说阅读产生影响,它沟通作者与读者,通作者意,开览者心,成为小说阅读的重要一环.

4. 图书刻印中的广告宣传意识

明代万历年间,通俗小说的刻印已蔚然成风,竞争激烈.在《三国演义》的刻印中,余象斗运用多种广告宣传手段进行商业促销.

于书名中标榜所刻印书籍之优点.《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中有“音释”、“补遗”、“按鉴”、“全像”、“批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中又增加“新刻”,《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则有“新刊”、“京本”、“校正”等字样.其中,“新刻”、“新版”为突出其刻板之精良、字迹之清晰,“按鉴”、“京本”为突出其版本之正宗,“音释”、“补遗”、“批评”、“校正”为突出其在阅读方面的辅助作用,“全像”则为突出其图文并茂的版式.凡此种种,皆为标榜该书之特色,博读者之青睐,以达到宣传促销之目的.

在刊本的封面、封底等处设有专门的广告宣传页.《批评三国志传》的扉页,上栏上方刻有堂号,为“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字样;中为汉献帝即位点阵图,左右分别题“谨依古板”、“校正无讹”字样.下栏左右分别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③字样;中间上方为“献帝即位”图,下方为封面识语,曰:“余按《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差讹错简无数,本堂素知厥弊,更请名家校正、润色、批点以便海内一览,买者须要认献帝即位为记.” 〔3 〕 (P1 ).这是继封面借书名以标榜此书优点之后的进一步广告宣传.整个扉页,有广告语,有与其他书坊的优劣对比,更有图为证,商业营销色彩鲜明.其后的《三国辩》一文也不忘其商业宣传:“本堂以请名公批评圈点,校正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堂为记.” 〔3 〕 (P5 )

书末大尾页设有刻有堂号、书坊主名号的牌记.《批评三国志传》书末左侧为“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之二十大尾”字样,中间为牌记.牌记整体呈长方形,上为荷叶下覆造型,下为莲花座造型,中间刻有“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堂”字样.《水浒志传评林》书末大尾页与《批评三国志传》格式相同,牌记造型也相同,中间为“万历甲午季秋月书林堂余文台梓”字样.余象斗所刻印书籍多有牌记,且造型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同,牌记边框为四周双边,中间文字分两行,刻时间、堂号、梓行人.当时之牌记应该是作为书坊所刊印书籍的版权象征,相当于今天出版社所出版书籍之版权页.同时,牌记也具有品牌商标的作用,以作为余象斗所经营之书坊与其他书坊区别开来的标记.

总之,书坊主身份所带来的商业气息渗透在余象斗所刻印书籍的方方面面,而《三国演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明代万历年间,在以余象斗为代表的书坊主的引领之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以书坊主通俗小说商业模式开启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二、余象斗评本的文人气息

余象斗初以举业为重,后因屡试不中而弃儒刻书.因此,他不是一位仅以牟利为目的书坊主,而是一位亦儒亦商的文化商人.早年的读书生涯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使他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也培养了他作为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刻印他的第一本评林小说《批评三国志传》.作为书坊主,在操刀刻书的同时,他亲自撰写序跋,对小说进行评点.谋求利润之外,作为一名读书士子,余象斗此举应该有更高的个人追求在其中.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叔孙豹认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唐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德、功、言三者解释道:“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定可传”. 〔7 〕 (P669 )对于一般文人来说,“三不朽”中,“立德”令人仰望却高不可及,“立功”需考取功名、跻身官场,惟有“立言”为不朽之通途.诚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自传于后.” 〔8 〕 (P13 )

“(万历十九年)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 〔9 〕 (P198 )据此推算,余象斗弃儒从商时大约已经四十三岁.大半生的读书应举生活已将传统文人的文化自觉和生命追求渗透进其骨血中.第二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即刻印《三国演义》.作为书坊主,借助这一文化载体和传播途径,通过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史外纪事之要书”以立言传世,这应是余象斗作为读书人的应有之意.

1. 谨遵道统,劝惩教化

《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余象斗所撰《题全像评林三国志传叙》曰:

“大上尚德,其次尚智,不得已而勇尚焉.……若昭烈,当流离困苦,信义愈明,郡民从之如归市.孔明当出师讨贼,秋毫无犯,百姓安堵,庶几王者师矣.以地言之,曹魏据北十之七;东吴据江,奄有东南;汉抚巴蜀,偏安一隅.然以素王《春秋》推之,紫阳氏《纲目》论之,昭烈当承正统,魏晋孙吴,汉之贼也,德无足论矣.以言乎智,稽流马按八阵图,上智也.若奸伪窃据,私智也.以勇言之,起黄忠释严颜,义勇也.若掩袭退守,妇勇也.读是志者,详审其智勇,辨别其人品.上智者,优之;大勇者,取之.至于私智、妇勇,劣而鄙之.则识见日扩,智勇日充.古人,吾其肩轨轶驾矣.先儒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而曰三国志者,史外纪事之要书也.予是为之序.” 〔3 〕 (P3-5 )

余象斗所论远依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近据理学大儒朱熹.孔子著《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以一字寓褒贬,阐发其微言大义,即儒家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正如唐朝韩愈《读荀》曰:“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 〔10 〕 (P143 )

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理学化史学的典型著作,其中所表现的正统观、夷夏观等思想受到后世儒生的推崇.至明代,开国之初程朱理学就被定为官学,“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与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课士,宁独取其该洽?良以二千年来是非褒贬折衷于是书,不可废也”. 〔11 〕 (P207 )明宪宗更是亲自主持《资治通鉴纲目》的修订工作,并作序曰:“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 〔12 〕 (P193 )在民间,随着明代刻书业的繁荣,朱熹的著述《四书集注》、《资治通鉴纲目》等被私人书坊多次刻印,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与建阳渊源深厚.他少年时居住在建州崇安(今属福建),晚年回福建后,在考亭(今福建建阳县西南)建立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从事私人教学.为宣传理学思想,朱熹在建阳刻印了许多书籍,如《论孟精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游氏妙旨》、《庭闻稿录》等.因此,建阳所在地闽北是理学的发祥地.余象斗作为一名科举士子,受朱子之学浸淫多年,深受理学思想影响,是一位谨遵儒家道统、胸怀仁义道德的正统文人.

其思想观念从小说评点文字中可见一斑.现存《批评三国志传》有“评断”1297条,每条每行五字,视内容多寡有四到十行不等.“评断”前有标题,格式为“评×××”.余象斗虽自云“评断”,但其中大部分文字是对人物、事件的总结、复述,评断多比较简短.现摘录对曹操、刘备的部分“评断”如下:

评操谋诛卓:曹操投入相府,刺杀董卓,有心哉.汉之天下也.奈计不果,诈为献刀托试一骑,即去东门,意欲杀贼而不为贼害,操之奸谋伪计至此见矣.

评操杀伯奢:既杀其家人,复杀伯奢于驴下,操之立心残恶甚矣.

评袁术访贤:袁术不听关公兄弟之功,即引兵回避,是妨贤之小人也.操乃赐牛酒以慰之,可谓知人矣.

评曹操追卓:曹操因众诸侯惧敌,遂自引兵来追董贼.故于荥阳一伏兵一败,吾知孟德志在除贼,虽败犹荣焉.

评曹操兴兵:曹操兴兵到济北,降者无数,此曹操为威权得以显当时矣.

评曹操得臣将:曹操在山东大得谋臣武将,吾知人心一时之归顺矣.

评操失兖州:曹操兖州十失其九,此乃天所以速玄德而取徐州也.

评操忿立德:曹操见玄德领徐州牧,大怒,欲擒后鞭尸,以雪其冤,是倚强凌弱也.

评玄德敬贤:玄德一见子龙,甚相爱敬,惟贤人能知贤人哉!

评玄德推辞:陶谦置酒大会,再三让位,而糜竺、陈登、文举□赘益坚,此诚天人交与之时也.而玄德其欲自刎愿守小沛,此诚信义大明之人也.

评玄德阻飞:玄德举袭兖州之事以阻张飞之议,诚以德报德之心.

评玄德让州:新得摄州事,而便欲让与人,此其大度不可及.

从上述对于曹操、刘备的评点中,我们可以窥见余象斗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而且其思想与朱熹的正统论一脉相承.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一改之前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的主流三国正统史观而以蜀汉为正统.朱熹以蜀汉为正统,一方面是当时的南宋偏安一隅、饱受北方异族欺凌,他意欲以蜀汉君臣为榜样呼吁统治者奋起反抗.一方面是作为理学家,他意欲借此进一步肯定韩愈所倡导的“道统”说.关于“道统”,唐代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在《原道》一文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13 〕 (P248 )因此,所谓“道”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谱系,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13 〕 (P249 )儒者之“道”的这个传承谱系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这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对于三国时期孰为正统,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作出了理论上的明确阐释,即以道德名分而不是以胜败强弱而论.余象斗认为“昭烈当承正统,魏晋孙吴,汉之贼也”,其依据为素王《春秋》和紫阳氏《纲目》,其标准则是名分和道德.对于身处清明盛世的余象斗来说,他关注更多的不是政治上孰为正统即名分,而是道德、人品,这是他评价人物、事件的终极标准.正如其所谓“大上尚德,其次尚智,不得已而勇尚焉”,并将“智”分为“上智”和“私智”,将“勇”分为“大勇”和“妇勇”,且曰“读是志者,详审其智勇,辨别其人品.” 〔3 〕 (P3 )“评飞鞭督邮:见其贪酷,将缚而重鞭之,乃忠义所发,且有为国为民之心也.”此条评点中,张飞鞭督邮本是小说刻画张飞粗莽性格的浓墨重彩之笔,余象斗却将其视为忠义之举,由此可见其以德为先的评判标准.

从余象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可见其与朱熹同质的济世情怀.元代以来,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就被视为“羽翼六经”的史著、救世教化的经书.儒生们认为其上承《春秋》,“正百王之统”,明天理,正人道,“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④《批评三国志传》作为余象斗主持刊刻的第一部小说,他将“庶民教育”视为己任,借此导愚适俗、劝惩教化,倾注了作为读书士子浓厚的济世情怀.

2. 史外纪事,增广见识

余象斗所刊刻的历史小说,除《批评三国志传》、《三国志传评林》外,还有《水浒志传评林》、《全像列国志传》等.“羽翼信史”是余象斗对于历史小说功能价值的认识.《列国志传序》中,他认为十七史之作,“其序事也,或出幻渺;其意义也,或至幽晦”,因此“世无信史”,需要由历史演义来“统而纪之,序而理之”,“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并将被正统文人所不屑的历史小说称为“诸史之司南”. 〔14 〕 (P3 )作为一名书商,余象斗此说固然有故意抬高历史小说地位之意,但亦是其当时所持历史小说观念所致.

《批评三国志传》卷首,余象斗撰有《全汉歌》,为七言韵文,共32句,从“一从混沌分天地,清浊剖开阴阳气”至“刘曹孙号蜀魏吴,万古流传三国志”,将“三国”之前的历史梳理一番,为小说正文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做铺垫.

之后为“按史鉴后汉三国志传目录”,二十卷,每卷十二段,共二百四十段.⑤除第二卷“刘备北海解围”直呼其名外,目录称呼刘备均为“刘先主”、“刘玄德”,而称呼曹操则为“曹操”、“曹孟德”,且多为曹操.

之后为“按史鉴后汉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首列“东汉二帝”,分别为“孝灵皇帝讳宏”“孝献皇帝讳协”.后为“后汉二帝”,分别为“昭烈皇帝名备”“后主皇帝名禅”,后为“后纪”“先主生三男”“后主生七男”“臣纪”“别传”“附传”.其中,“别传”列刘焉、刘璋,“附传”列诸葛乔、诸葛瞻、董厥、张松、马谡、周仓等人.

汉之后为魏.“魏国帝纪”分列“武帝姓曹名操”“文帝名丕”“明帝名睿”等共五主.后为“后妃纪”“臣纪”“武帝二十五男”“文帝九男”“别传”.其中,“别传”列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吕布、张邈等人.“别传”之后有“附传”,曰“已上皆有本传,惟通俗演义中或有事载不到,故表之附传”,列有韩皓、史涣、曹纯、曹肇、曹爽、曹义、曹彦、曹训、何晏以及丁原、陈宫、陈珪、公孙渊、陈登等人.

魏之后为吴.“吴国帝纪”分列“武烈皇帝姓孙名坚”“长河桓王名策”“太皇帝名权”“会稽王名亮”“景帝名休”“乌程侯名皓”.后为“后妃列传”“宗室”“臣纪”“吴国附传”.

从以上余象斗对三国史实不厌其烦的爬梳可见其小说观与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一致,皆为史家小说观,即将《三国演义》视为“羽翼信史”之通俗史书.而这也是其小说评点缺少小说美学、小说理论等理论价值的主要原因.

作为长篇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在海内流传极广,于是文士、书商竞相模仿,各种历史演义小说纷纷问世.据史演义是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方法.当时很多小说打出“按鉴”旗号,即指依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编写而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属于编年体,其结构体制是分卷叙述,先举其纲,后原其详.同时有一部《通鉴目录》与之配套,以便读者按目检索《通鉴》每卷所记历年发生的重大史事.朱熹病于《资治通鉴》“虽有《目录》,亦难寻检”,于是将《资治通鉴》与《通鉴目录》合二为一,形成了一种简易明了的“纲目体”.这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影响巨大.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等小说都是“按鉴”编著而成.对于当时的演义小说家而言,他们担心的并非被指责抄袭史书,而是其作品被人误以为是虚构小说而遭受歪曲史鉴之类的指摘,所以他们多以“按鉴演义”、“补正史之未载”等作为招牌.

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1592)刊印《批评三国志传》时在标题和封面均题有“按鉴”字样,并在序跋中称《三国演义》为“史外纪事之要书”,应是出于与时人相同的认识.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随后余象斗在重新刻印《三国演义》即《三国志传评林》本时,并未直接参阅自己的《批评三国志传》本,而是参阅了周曰校本.他把《批评三国志传》卷首的“三国志君臣姓氏附录”改换为周曰校本的“三国志宗寮”,并将《批评三国志传》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文字大量删去而加入了周曰校本的一部分音注、义注、地名注等注释文字,分【释义】【音释】【考证】【补遗】【事实】【补注】【断论】,与之前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本一脉相承.《批评三国志传》中,批评文字没有一条注释,全部为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这是作为文人的余象斗将自己小说阅读过程中的直观感受、个人评断付诸笔端,并借助于书坊主身份将其与小说文本一同呈现于读者案头,以启发阅读、交流切磋.而作为商人,这种偏于主观和感性的评断与当时社会普遍持有的史家小说观不符,也与自己打出的“史外纪事之要书”的招牌抵牾.于是,在再次刻印时,他选择了当时流行的以注释为主的评点方式.

三、余象斗小说评点之再评价

对于余象斗的小说评点,之前的研究者多有微词.有观点认为:“小说的评点始于书商,如余象斗评点的《水浒志传评林》、《批评三国志传》等,理论价值不大.” 〔15 〕 (P353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认为:“若从理论价值的角度看,余氏的评点只是开风气而已,其他就谈不上了.余氏之后,世德堂等出版商也纷纷以评点为促销手段,出版了一系列附有‘题评’或‘批评’的通俗小说,为小说理论的走向繁荣搭建了形式上的平台.” 〔16 〕 (P50 )

以上两种观点是从小说美学、小说艺术的角度来批评余象斗在理论建构方面的不足,而这确实是余象斗在小说评点中很少涉及的领域.但这主要与余象斗当时所持小说观密切相关.余象斗在刊刻《批评三国志传》《全像列国志传》等历史小说时,不管是在标题中还是封面识语、序跋中,多次注明并强调其小说是“按史鉴”创作而成;在《批评三国志传》卷首对汉末三国的史实进行爬梳整理;在刊刻《三国志传评林》时删除自己之前对《三国演义》所作批评而参阅插入周曰校本的注释文字.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发现,从嘉靖壬午年(1522)《三国演义》的首个刊本至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的堂本,评点者、刊刻者、序跋者所持小说观没有太大变化,仍旧为史家小说观.他们认为历史小说与史部小说类中的杂史、杂传一样,都可与正史参行,具有史料价值.于是,不管是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还是刊刻评点过程中,他们都要把历史小说打造成补史之阙的通俗史书.据史演义、“按鉴演义”、“补正史之未载”既是此类小说的招牌,也是作者付诸实践的写作方法.在《批评三国志传》的评点中,余象斗只字不提小说叙事描写的艺术、人物塑造的方法等艺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用更多的笔墨来概述事件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曲折命运和扣人心弦的战争等,并就事论事发表简单评论.史实与虚构,于他而言,应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因此,以小说美学、小说艺术等理论价值来要求余象斗的《三国演义》评点无异于缘木求鱼.

“书坊集团评点,囿于坊主中等之文化水平,的确欠缺文艺理论研究价值,然其中‘导愚适俗’的五伦纲常,却较接近庶流思想,与大众阅读心理相互呼应,乃普世价值的具体实践.此亦即中产及新兴市民读者,所以能接受的原因之一.” 〔17 〕 (P9 )作为一名落第举子、下层文人,余象斗既非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亦不具如椽大笔,仅中等之资.同时,作为明中叶之后通俗小说盛行于世的一位书坊主,出于其书商身份和商业利益的主观动机,其“批评”一方面表现为图文并茂、解疑释惑,以辅助阅读、导愚适俗;一方面其小说评点较一般读者会弱化其个人性而强化其公众性,其价值观表现出更多与普世价值的一致性,而鲜少背离.因此,余象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是较为贴近普罗大众的来自明代后期的历史回声.

余象斗亦商亦儒的书坊主身份,使他在刊刻评点《三国演义》时兼具商业目的和文人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使其刻本尤其是《批评三国志传》兼具商业气息和文人情怀.而两者的结合使他的评点更接近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心理和价值观.

〔注释〕

①其上栏为《三国辩》.

②《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万卷楼刊本影印.

③按(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此处所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实乃日本建仁寺所藏万历二十年(1592)《批评三国志传》扉页,而非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国志传评林》.

④《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参见《四库全书》第689册,第30-34页.

⑤目录结尾曰“首尾共计二百四十段”,可见余象斗《三国志传》刊本中,卷之下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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