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芯和笔杆音乐和礼俗民间礼俗文化空间下的河北民间乐社保护,本文是民间类论文范本与笔杆音乐和礼俗和笔芯类论文范文检索.
民间论文参考文献：
■常江涛 王昌
下,在河北乡间社会存在着两类民间乐社组织——音乐会社、音乐班社,两者在我国乡间社会中已经活态遗存数百年之久.那么,是何种因素或方式导致其长期生存于乡间社会之中？民间礼俗对两类器乐组织以及多种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两者又在民间礼俗中扮演何种角色,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与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一、国家礼制与民间礼俗
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主要从外在“法律”和内在“礼制”两个层面维护其自身统治.礼制,因其扩散性强之特点而格外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汉魏以降,先秦之“多礼”在实践中逐渐向“五礼”（吉、嘉、军、宾、凶）靠拢,并在隋唐之际得到定型.“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祗祭祀之事”.（《宋史·礼一》）作为“国之大事”之吉礼,是对天、地、人中各色神灵加以祭拜,其重要目的在于规范国家各级官员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行为,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持,因而历来备受统治者重视.“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说文解字》）“礼”之出现,最初也源于原始宗教祭祀仪式之祈福禳灾活动.
“礼俗”,简言之就是礼仪性的习俗,如祭拜、丧葬、婚姻、交往等.王贵民先生认为,“礼”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融入习俗的成分而获得发展、提高而形成礼俗.礼俗不同于民俗,前者“是对部分民俗加以组织,化为礼仪,构成一定的规范、形态”,后者“是民间无意识的自然习俗”,民俗具有自发性,而礼俗则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规范性.①相对于礼制而言,礼俗更多对应于民间百姓,所谓“礼俗,以驭其民.”（《周礼·天官》）因而,又可将其称为“民间礼俗”.礼俗从精神层面规范着乡民的思想与行为,对其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乡间社会视为“礼治”型的社会形态.②
民间礼俗之形成,深受国家礼制的影响,从而形成其组织性、规范性的特征.自古以来,国家礼制与民间礼俗具有互动性,两者亦可相互转化.例如,隋唐以前的驱傩仪礼乃为国家之军礼,而宋代以后则逐渐成为市井吉礼,并活态遗存于当下.田耀农先生认为：“礼仪来自礼俗,是礼俗的高级形式；礼俗上升为礼仪之后反过来对礼俗产生重大影响,礼俗又是对礼仪的模仿和简化.”③纵观整体,国家礼制对民间礼俗之影响则占据主要方面.项阳先生认为：“民间礼俗其实是国家礼制的一种俗化显现.所谓礼俗即是‘俗礼’——俗化的礼.在民间礼俗这个大平台上,以往国家礼制的多种理念都有具象反映,民间礼俗是国家礼制的一种形而下的积淀.”④在国家礼制转化为部分民间礼俗过程中,雍正禁除乐籍,官属乐人由为“官”转而为“官/民”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民间礼俗接衍国家礼制及用乐的关键.
在民间礼俗中,祭祀（吉礼）是最为重要的.乡间民众这种祈福禳灾祭拜心理,与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具有相同的的文化心理.因而,在相同的文化认同下,民间社会更容易将吉礼仪式应用于自身所崇拜的神灵、祖先祭祀仪式中.古代吉礼仪式有着严格的仪式程序,以明代吉礼小祀“历代帝王”祭仪为例：
正祭.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
典仪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乐.乐止.
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奏乐.执事官各捧帛爵进于神位前.……典仪唱行亚献礼.奏乐.执事官各以爵献于神位前.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
典仪唱送神.奏乐.……典仪唱读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馔、各诣燎位.乐止.赞礼毕.⑤
迎神、敬神、送神,以及敬神中的初献、亚献、终献之“三献礼”是吉礼仪式的重要程序,其仪式各个阶段皆有相应乐章、乐舞相配合.在封建社会时期,三献礼只有官宦人家才有资格使用,普通百姓不得僭越.“今议居丧致祭,只许请服亲、至戚,非士宦之家不得擅用礼主及僭行三献礼,并不得滥用鼓乐,献羊豕,以滋僭越繁费.”⑥ 然而,乐籍制度解体后,原官属乐人将吉礼等国家礼制仪轨程序转而用于民间社会,如此便为民间礼俗接衍礼制创造了条件.吉礼仪轨及用乐理念则普遍被民间礼俗所接衍,成为民间礼俗最重要者.民国三十五年（1946）《洪圣龙王巡游记·迓圣》载：
神到之处,各礼生在前途迎迓.銮舆将过,主祭者呈递手本,神则暂驻,执事者分列两旁.……礼生随之而入,击金鼓,鸣炮三响,以示欢迎.神既就座,然后行三献礼.礼毕,……请神起銮舆.礼生先出门,鹄立道左,俟神去,乃返,谓之送神.⑦
笔者在河北多地采访多场庙会,如霸州胜芳“火神摆会”、沙河辛寨“三皇庙会”等都可见到迎神、敬神（三献礼）、送神之三阶段的仪轨程序.可见,礼制,特别是吉礼对民间礼俗及用乐的巨大影响.
二、民间礼俗与河北民间乐社
“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礼典》）在古代,凡国家重要礼制仪式场合必须要有相应用乐在场,所谓“礼以行之,乐以成之”.民间礼俗深受国家礼制的影响,也呈现出“礼乐相须”之样态,并且还具有接衍国家规范礼制用乐的情状.在民间多种礼俗场合中,诸如祭祀、丧葬、婚姻、开业、迎宾等,往往都有器乐、戏曲、歌舞等多种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在场.可以说,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是一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民间礼俗活动中,使用最多、与礼俗仪式最为密切的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当属鼓吹乐.历史上,以管子或唢呐领衔的鼓吹乐队组合,乃是、民间、宗教三方使用最为广泛的器乐组合类型.顾炎武《日知录》载：“鼓吹,军中之乐也,非统军之官不用.今则文官用之,士庶用之、僧道用之,金革之气,遍于国中.”⑧鼓吹乐最初用于军旅,并主要作为仪仗警严、赏赐官员使用,随后逐渐扩展至其他礼制场合,尤其自明代鼓吹乐用于吉礼小祀后,便迅速发展为一种全国上下相通、官/民共用的器乐组合形式,被广泛用于礼制与民间礼俗用乐之中.另外,自宋代始,佛道教逐渐接衍礼制用乐之鼓吹乐类型,用于祭祀供养神灵以及超度亡灵,至明代鼓吹乐已成为佛道教主流的音声形式.同时,也为民间社会广泛使用鼓吹乐提供了另一条重要渠道.⑨
当下,河北民间礼俗活动广泛使用两类鼓吹乐乐社,即音乐会社和音乐班社.两者分别传承自佛道用乐体系和用乐体系两种不同渠道.⑩可以说,以两类乐社为代表的鼓吹乐形态是河北民间礼俗活动中需求最广的音声技艺形式之一.
1.音乐会社类型,民间称之为北乐会、音乐会、音乐善会,其演奏者主要由僧道人士和民间信仰者构成,以管子领衔,再加入笙、笛、鼓、铙、钹、小镲、铛子、云锣等乐器.由于其传承自宗教用乐体系,所以该乐社往往依附于某种宗教或信仰,属半职业性组织,奏乐不收钱,曲目传承固定,“为神奏乐”观念强.据所见谱本推断,此类乐社大致萌发于明代中后期,或与配合当时民间教派中大规模宣卷（宝卷）活动有密切联系.
音乐会社,主要参与庙会祭祀、祖先祭拜（吉礼）和丧葬白事（凶礼）两类民间礼俗活动以及配合宣卷音乐活动.由于过去科学知识匮乏以及对自然现象、生老病死之畏惧,使得乡间民众往往通过祭祀供养神灵来达到祈福禳灾之目的.在这种文化心理需求之下,可以说村村都有各种功能不同的庙宇存在,如先医药王庙（疾病）、娘娘庙（生育）、火神庙（防火）、龙王庙（旱涝）以及佛道寺观等.在“礼乐相须”观念下,形成了庞大的祭祀礼俗用乐需求,特别是以笙管为主的鼓吹乐队参与到祭祀仪式之中,将社会主流美好音声供奉给神祇.另外,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终结以及与亲人的永远别离,因而丧葬白事及祖先祭拜,对于个人和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乡间民众一般会请笙管乐队超度亡灵,彰显子孙后代之孝道.除上述两者之外,音乐会社还经常参与宣卷活动,为其韵唱伴奏,助传佛教教义.音乐会社成为宣卷音乐的重要载体,并对其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1993年至199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薛艺兵、张振涛及英籍学者钟思第对北京、天津、冀中地区“音乐会”的系统考察中,我们看到京津冀地区音乐会社主要参与到诸如药王庙、关帝庙、真武庙等各色神庙的祭祀以及丧葬、放焰口、中元节等超度亡灵活动和宣唱宝卷等礼俗活动中.
2.音乐班社类型,民间称之为南乐会、吹打班、吹歌会,其演奏者俗呼吹鼓手、王八,主要为官属乐籍群体后裔以及普通民众向其学习者,以唢呐领衔,再辅以笙、鼓、小镲、大锣等乐器.该器乐组织传承自官府用乐体系,属职业性组织,奏乐收钱,曲目传承与时俱进,“为人奏乐”观念强.该类乐社组织,自雍正除籍（1723年）,官属乐人由为“官”转为“民”服务后,为了生存而开始大量出现在民间多种礼俗场合之中,有偿进行职业性演奏.
音乐班社广泛参与祭祀、丧葬以及婚姻、开业、庆典、上梁等多种民俗活动.历史上,有众多关于河北音乐班社参与礼制与民间礼俗活动的记载.《永清县志》载：“三月,二十六日,俗称为本县‘城隍生日’,相率赛会,奉神像,导以鼓乐、旗幡,迎于街,及庙而止.”《正定县志》云：“十二月,自二十四日至是,民间竞相婚娶,鼓吹不绝,相塞于途.”当下,河北音乐班社组织分布于全省,数量众多,仅冀中地区吹打班、吹歌会就有七百多个,乐人五千多名.庞大的乐班、乐人数量反映出民间礼俗用乐的强大需求性.2014年正月,笔者在冀中南调查的井陉县北秀林村“马火会“（祭祀马神）和赵县范庄村“龙牌会”（祭祀龙王）两个大型庙会,所承担庙会祭祀用乐的就是音乐班社组织.据参加“马火会”的吹打班班头吴銮琴介绍,井陉地区吹打班大约有五十余个,主要参与庙会祭祀、红白喜事等礼俗活动.另外,有些地方的商铺开张、商业促销等经济活动,也常邀请吹打班表演造势,反映出其不断与时俱进,扩展业务应酬范围的职业性特点.
从上可见,河北两类民间乐社与多种民间礼俗活动,特别是祭祀、丧葬礼仪联系密切.对于民间礼俗对两类乐社组织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有如下三点：其一,民间礼俗赋予两类乐社功能性为用的特性.正是因为民众有多种礼俗需求才使得两类乐社有“用武之地”,而这种功能性使用的特征,也是确保其能长期在乡间社会活态遗存上百年的重要原因.其二,民间礼俗为两类乐社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民间鼓吹艺人通过礼俗平台演示其传承上百年的曲牌以及高超的演奏技艺,以达到“娱人娱神”的效果.其三,民间礼俗为两类乐社赋予了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传承自佛道音声体系的音乐会社组织,一般只参与祭祀、白事两种礼俗场合,在“为神奏乐”的理念下,演奏风格较为肃穆典雅；而传承自官属乐人体系的音乐班社组织,除祭祀、白事外,还大量参与喜事、开业、祝寿等多种人际交往的礼俗活动,从而造就了其演奏风格较为活泼喜庆.并且,音乐班社演奏技艺也要高于音乐会社,惟妙惟肖、技艺高超的“咔戏”就是音乐班社组织所普遍掌握的一门独特生存技法.
三、河北民间乐社保护思考
作为“礼治”型的中国乡土社会,民间礼俗是乡间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乡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各种人生经历、情感表达的重任,此为乡间社会所共有的文化认同.礼俗,乃俗化的国家礼制.在“礼乐相须以为用”理念下,我们看到诸多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尤其是两类民间乐社承载的鼓吹乐,常常在河北民间礼俗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民间乐社等文艺组织所承载的各类传统音声技艺形式丰富了民间礼俗活动,使其生动鲜活起来；民间礼俗则赋予了河北民间乐社社会功能特性,为其提供了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传统文化空间.所以,传统音声技艺与民间礼俗文化空间是一种依附与共生的关系.文化认同——礼俗场合——功能为用——音声技艺,四者相辅相成、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文化生态空间.
然而,随着乡村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现代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乡间传统礼俗活动的需求大量减少,音乐文化生态空间遭到破坏,这对河北民间乐社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在近几年田野调查中,笔者看到大多数民间乐社成员都面临老龄化问题,两类乐社组织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于民间乐社失去了民间礼俗下的功能性为用,而民间传统礼俗的缺失主要在于当下乡间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缺少对传统礼俗文化的认同感：其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很多年轻人一般选择外出进城打工,乡村人口流动较大,从而难以形成对传统农耕社会形成的民间礼俗的亲切感；其二,在当下多媒体爆炸时代,大量现代外来文化通过电视电影、网络等媒介方式传输到乡间社会,在被这些外来文化包围下,使得乡间民众更容易将其接纳,从而忽视传统礼俗文化.乡民对传统礼俗文化认同感的普遍缺失,造成民间礼俗活动需求的减少；而民间礼俗文化空间的缩小甚至消解,则又进一步影响到河北民间乐社的功能性使用,使其陷入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严重影响到其生存发展.
另外,当下政府门在制定相关非遗保护计划的时候,往往只关注保护对象本身,而缺乏综合考虑乡间民众对传统礼俗的文化认同,以及民间礼俗空间对河北民间乐社及其他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依附与共生的关系.正如项阳先生所言：“政府只愿意由上级相关部门出资保护这里的‘音乐会社’所传承的音乐作品,只愿意看到在其辖区之内能够有国家级、省级、地区乃至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不去考虑这些音声技艺类的遗产在民间的生存样式.他们更愿意保护铅笔的笔芯,却不想将维系笔芯能够正常使用的‘木质部’或者其他材料一并保护.”对此,他进一步强调：“具有某种明确指向性的民间礼俗作为承载多种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平台,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许多音声技艺形式之所以消亡,恰恰是由于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和土壤.这种生存空间和生存土壤就是指民间礼俗.”
面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在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时,除对具体乐社、传承人提供经济等支持外,还应注意对其依附的民间礼俗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门要注意传统音声技艺形式功能性存在的意义,特别要将民间乐社等传统音声技艺形式与民间礼俗仪式相结合,而不应为打造旅游文化而仅关注其审美功能,将其单独抽离放置于舞台上进行现代化“表演”.政府门应主要扮演传统文化引导者,注重各种礼俗仪式的功能性特征.同时,还要注意培养乡间民众对传统礼俗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礼俗仪式功能性的认知.例如,可从当地经济入手,提供更多的当地就业岗位,减少人口流动性；还可加强当地中小学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让民间乐社及其他传统音声技艺形式走进校园,从小培养青少年对传统音乐及其所依附的传统礼俗文化的感性认知.如果将当地传统音乐文化与旅游经济相结合,则应尽量选择让其在活态中展现,避免单纯的舞台化表演.我想当乡间民众对传统礼俗形成广泛文化认同,河北民间乐社在礼俗文化空间中功能性为用的活态生存,那么其必然会不断在燕赵大地开枝散叶、茁壮成长.如此,河北乃至全国民间乐社的保护或许将不再是难题.
①王贵民《礼俗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8—65页.
③ 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④ 项阳《河北安新圈头药王会祭祀仪式与用乐传统》,2008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社会学系主办的“中国地方社会仪式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⑤ 《礼部志稿》卷二十九“祠祭司职掌?群祀?历代帝王”,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⑥ 丁世良、赵放主编《洪洞县志》（九卷·清同治十一年补刻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69页.
⑦ 卢子俊《潮连乡志》卷七《洪圣龙王巡游记?迓圣》民国三十五年（1946）,引自[日]田仲一成《中国祭祀戏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⑧ [明]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五·木铎,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⑨ 孙云《佛教音声为用论——历史流变与五台山活态研究》第五章第三节“五台山佛教音声与明清国家典礼用乐比较”,中国艺术研究院2013届博士论文打印本,第213—232页.
⑩项阳《音乐会社文化内涵》,《天津音乐学乐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11页.
乔建中、薛艺兵、[英]钟思第、张振涛《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1994—199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年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1996年.
《永清县志》（十四卷·清光绪元年刻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正定县志》（四十六卷?清光绪元年刻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王杰主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上册,ISBN中心1997年,第43—64页.
此理论观点,可参见项阳《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以及田耀农《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等相关文章.
项阳《民间礼俗——传统音声技艺形式的文化生存空间》,《中国音乐》2008年第3期,第7—8页.
同,第5页.
[本文为2016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课题“京畿地区宣卷（宝卷）音乐研究”（项目批准号：HB16YS039）成果之一.]
常江涛 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王昌 河北大学艺术学201*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晓倩）
概括总结，上文是关于民间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笔杆音乐和礼俗和笔芯相关民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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