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艺术探究,该文是第二类硕士论文范文跟壁画和艺术和探究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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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为西夏时期的洞窟,窟内壁画表现主要以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相结合,风格独特,艺术性强,体现出西夏时期佛教绘画的艺术风格与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本文从艺术表现、文化影响为研究点,对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艺术表型特征做分析,探究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东千佛洞第二窟；西夏；壁画艺术
本文为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SK1411东千佛洞位于甘肃瓜州县85公里处的山谷内,由于位处敦煌莫高窟以东,在地里位置上又与西千佛洞东西相对,因此习惯称为“东千佛洞”.
一、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简介
东千佛洞曾有洞窟23个,现部分洞窟已经坍塌,确认窟内存有壁画的洞窟9个,分别分布于河谷两边的崖面上,其中第二窟位于西边山崖下边,为西夏时期开凿.第二窟坐西向东,石窟前面曾有前室,从残留遗迹来看原为木构建筑,现已坍塌,是东千佛洞现存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洞窟.
东千佛洞第二窟窟内平面呈长方形,有绕道中心柱将洞窟分为前室与后室.前室深9.3米,宽6.9米,天顶为覆斗型.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内容汉藏并举,藏传佛教壁画内容主要分布于前室,汉传佛教壁画内容主要分布于后室.洞窟窟门甬道为拱形,顶部绘有龙凤图案.甬道南北两壁分别画西夏供养人六身,供养人上方为垂幔图案.主室东壁南北两侧分别绘制文殊五尊曼陀罗和三面八臂观音曼陀罗.南北两壁西起分别画释迦如来曼陀罗、观音菩萨救济八难曼陀罗和多罗菩萨救济八难曼陀罗.覆斗型天井绘有金刚界九尊曼陀罗,天顶四披壁画多已脱落,只留存少量壁画,可能是与中心曼陀罗相关的西方曼陀罗.西壁（正壁）中间画跌坐菩萨六身,两侧甬道上部墙壁各画立佛一身、弟子一身.中心柱两侧甬道也为卷拱形,顶部绘有缠枝图案、坐佛形象.甬道南北两壁各绘水月观音一铺,甬道西壁中间为说法图,两侧绘药师佛与弟子.中心柱南北两壁各画树下观音一铺,中心柱后为涅槃图.
二、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的艺术特色
(一)前室壁画
前室壁画除窟门甬道上的壁画为汉中原画风,主室壁画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每铺壁画中依据佛教经典,分别布置主尊与菩萨等形象.画面中主尊形象占画面中心位置,胁侍菩萨以特定的排列方式分布左右.佛像造像明显为藏式风格,并带有印度波罗王朝造像的遗韵.每幅图中胁侍菩萨或立或坐,前后重叠有序,环绕于主尊左右,人物之间摆列紧密,层次分明,相互不留过多空间.众菩萨头顶高束发髻,面部大多为七分面,上眼睑线条变化幅度较大,在眼珠处弯曲下沉,侧面鼻子又直又长,嘴唇一般只在下唇染色.上身基本呈正面,两脚又为正侧面.腰肢纤细修长,高耸,身体扭转呈“S”状,以舞蹈姿势或坐或立于莲花座之上.各菩萨以珠宝装饰,头部有尖顶头冠,手臂上佩三角装饰,上面嵌有各色宝石.壁画中表现的诸位菩萨形象,衣着华丽,装饰繁缛,色彩表现主要以平涂为主,无论从面貌、姿态到配饰都明显体现出印度波罗王朝的造像特征与风格.
(二)后室壁画
后室壁画从中心柱东壁开始,包括甬道两侧,壁画主要以汉传佛教为主,壁画表现形质与汉中原地区佛像造像风格一致.其中说法图、涅槃图是汉传佛教中最为典型的经变画,在东千佛洞第二窟中,这两类经变画虽然画幅不及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大,但在风格表现与人物刻画上与同时期敦煌地区的经变画保持一致.图中佛、弟子从形象到服饰均为汉人特征,尤其在涅槃图中,众弟子举哀直接反映的是当时各级人群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各个阶层、各个性格的不同特性.佛祖的安静祥和,菩萨弟子的恭敬虔诚,以及不同人物所反映出来的各自表情,将每个形象的个性差异与内心世界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出来.甬道南北两壁的水月观音是洞窟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敦煌石窟群中为数不多的水月观音的经典之作.壁画中菩萨倚坐于蒲团之上,身后翠竹郁葱,身边水波翻滚.水面上有帝释天及随从驾云前行,人物衣裾随风飘动,一股仙风道骨.两铺壁画中都绘有唐僧取经图,三藏身穿僧衣,身后悟空呈猴面,着行脚僧行头.玄奘取经的故事在这里的出现,使得这两铺水月观音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自古以来,汉文明讲究衣冠礼仪,在佛教传入汉地不久,佛教形象就变得衣饰谨严,躯体与性别统统隐于衣裾的飘拂之中.因此,与藏传佛教艺术表现形式的不同,汉传佛教艺术中加强对衣纹动态的刻画,造就出所谓“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佛国世界.东千佛洞第二窟的两铺水月观音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特色.
三、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的文化影响
西夏（1138——1227年）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主体民族是党项族.境内与汉、吐蕃、回鹘等民族杂居,其疆域在宋、辽、回鹘、吐蕃的中间.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周边国家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西夏文化多民族的色彩特征.西夏境内流行佛教、道教和原始宗教,其中佛教信仰最为广泛.西夏统治者在提倡与推广佛教时,主要吸收中原佛教,同时对吐蕃佛教也采取兼收并蓄、容纳吸收的态度.由此,汉传佛教在西夏地域广为传播的同时,藏传佛教在西夏中、后期也迅速得到传播,由西至东迅速蔓延,地位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从而使西夏佛教形成了多来源、多宗派、多层次的特点.而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也就是在这样的佛教氛围中而产生的艺术典范.
(一)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
西夏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建国前后的三百多年中,西夏统治者不断从中原汲取先进的文化与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表现中,精美细致的龙、凤、缠枝团花等装饰图案,从色彩与造型明显为汉地佛教绘画中的特点.水月观音中的景物描写,与汉中原地区佛教寺院所体现出来的禅意相一致.特别是唐周昉开创的水月观音造像在河西地区有精美表现,也反映出汉地绘画艺术影响力的深远.主室东壁两边的布袋和尚形象,与宋梁楷的泼墨仙人表现手法相近,从中看出汉中原地区文人思想与绘画风格对西夏绘画的绝对影响.中心柱两侧的树下观音,虽然在形象与装饰的造型上体现的是藏密色彩,但菩萨头顶花树摇曳,身后云蒸霞蔚,感受到的又是中原汉画中的意境表达.而玄奘取经图在东千佛洞第二窟的出现,亦可以看到汉文化在西夏绘画艺术中的影响与体现.
(二)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
西夏虽然在建国之前曾受控于吐蕃,但直到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绘画因素的才真正渗入,这也是由于西夏统治者大力倡导藏传佛教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因此,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即使是保有深厚汉系佛教绘画传统的敦煌地区,也难免受到来自藏传佛教绘画因素的影响.统观东千佛洞第二窟前室壁画,其绘画表现较之于汉系佛画的程式,更加强调藏传佛教对佛教艺术品宗教的功能作用.在藏传佛教绘画中,程式要求详细、严格.为明确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的区别,藏传佛教绘画有一系列必须严格遵守的规范,而画工必须依从这些规则.东千佛洞第二窟前室壁画,从尊像的面容、身姿、佩饰、基座到佛画整体的排列组合方式、施色特点,都体现出一种高度规则化的风格印记.因此,在这些受藏传佛教艺术影响下形成的壁画作品,也让我们明显感知到印度、尼泊尔造像特点的保留.
四、结语
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汉藏共融的壁画表现,一方面反映出多种文化在敦煌地区的汇集与交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该地区画工对艺术表现所具有的卓越驾驭能力,并由此衍生出藏传绘画渗入到西夏佛教壁画之后,发展成的一种新的绘画面貌.汉藏并举成为表现主导,并且在艺术表现中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风格明显,让人一目了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在以汉中原佛教绘画方式总体制约下,将藏传佛教文化与佛教绘画因素合理借用、吸收、改革与转化,使其糅合成为一体的二元文化特性.并将这种文化因素互生互荣,既独立存在,又完美结合,呈现出西夏后期佛教艺术多元发展的趋势.同时,又与同时期汉地审美趣味变化相呼应,为藏传佛教艺术风格注入新的风格表现与艺术境界,体现出西夏时期绘画的时代特征.
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的艺术表现,总体上呈现出的是浓郁的中原、西藏风格与韵致,同时又体现出西夏绘画的民族特征.正如敦煌学者段文杰先生指出,这种显密杂呈的风格是汉藏兼具的西夏佛教信仰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也是汉藏两种文化碰撞、交集的结果,使得瓜州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成为体现西夏佛教艺术风格与特色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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