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四川烟草和地域社会经济初论,本文是关于社会经济相关论文范文检索和民国四川烟草和地域社会经济和烟草方面毕业论文模板范文.
社会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杨新刚,杨光华
（西南大学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重庆北碚400715）
摘 要：烟草作为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于明末清初传入四川,并于清代烟草种植已遍布全川.烟草最初以其药用价值而被民间引进种植,烟草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并由此产生相关的衍生业.自然地理单元使得地区烟草生产具有鲜明特色,四川特殊的地域环境与社会特性催生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烟草产业.清末民国以来,四川地区规模化的烟草行业,使其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作物.烟草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药用、民用、商用最后乃至国用的过程,烟草的种植、生产、区域销售与出口,对四川地域经济产生了相对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国；四川；烟草业；地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1332(2016)01-0001-08
烟草是当今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烟草本身具有的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自明代以来其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如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清人汪昂《本草备要》、董含《三冈识略》、陆耀《烟谱》等文献对烟草均有较为详尽的记述.民国现代学者对烟草的研究成果更是不胜枚举,如冯和法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实业部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余学熙《我国烟草之地理分布》、《我国烟草对外贸易之可能性》、《黄花烟草研究之介绍》、张宗成的《中国烟草事业》、楼山的《烟草之种植与制造》、霍席卿的《我国烟草事业之概述及战后应有措施之擬议》等,都对我国烟草的种植、制造等方面进行了不少研究.四川烟草自明末传人后经历了清代大量种植、民国时期达到高峰的阶段.四川成为当时我国的烟草种植和生产大省,在抗战时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主要研究四川烟草业与川省地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期理清烟草业对川省社会经济的贡献和作用,并对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一、消费需求与烟草业的兴起
烟草自传入我国开始,一直发挥重要作用.从最初的药用、到后来演变为日常消费品,逐渐扩大的市场需求是烟草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一)消费需求兴起之原因
1、药用功能.明代名医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详细记载了烟草的药理性,“吸时须开喉长吸咽下,令其直达下焦.其气上行则能温心肺,下行则能温肝脾肾.服后能使通身温暖微汗,元阳陡壮.善逐一切阴邪寒毒、山岚瘴气、风湿邪闭腠理、筋骨疼痛,诚顷刻取效之神剂也.”张景岳从医理的角度确认了烟草所具有药理性,客观上对烟草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代西南地区乃是瘴气横溢、气候潮湿之地,斯民多因此患病.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烟草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可以通过吸食烟草来达到除瘴除湿的目的.由于烟草的药理性和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内独特的自然条件,烟草在这一地区普及推广比较顺利.
2、烟草为人们所带来的愉悦享受.“烟草,其气入口,不循常度,顷刻而周一身,令人通体俱快,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饥能使饱,饱能使饥,令人以之代酒、代茗、终身不厌.”此外,烟草还是一种待客和赠送之物.董含《三冈识略》：“近日宾主相见,以此鸣敬.”[15]383陆耀《烟谱》记载：“酒食可缺也,而烟决不可缺,宾主酬酢,先以此物为敬.”[16]可见,随着烟草在国内的传播,逐渐具备了更多功能.烟草由最初具有的药理性功能逐渐演变为日常消费品,供人享受、待客和赠送,其多功能性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
3、自然原因.巨大的消费需求是促进烟草整个行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四川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政策支持以及各种有利的契机,使其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种烟、产烟及销烟大省.西南地区对于烟草这种特殊药草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首先,四川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宜烟草生长.全年温暖湿润的气候,肥沃的紫土,充足的水源,为烟草提供了生长所必须的环境.其次,西南之地,自古以来就是瘴气横溢的地方,吸食烟草可以除瘴避湿,这就为烟草的消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4、社会原因.大量外来人口入川,导致人口增加,消费需求加大.18世纪前半期,清朝社会发展稳定,政府推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极大的刺激了人口的增加.抗战爆发后,大批难民和机构组织迁入四川,四川的人口大量增长,烟草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随着吸烟人群的不断壮大以及吸烟者对烟草的依赖,烟草需求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烟草的种植和生产.
5、政策原因.烟草本身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为种植者与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农民通过种植烟草能获得比种植粮食更高的经济收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种烟者纷纷投入.烟草税为政府带来巨大的收入,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运输各个环节,政府都收益颇丰,地方政府对其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不仅给烟农散发烟草种子,还对其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在烟草加工方面,给予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烟农种烟积极性甚高.下表列出抗战爆发前后四川各产烟县的烟叶产量,其中以民国二十五年及二十六两年之产量代表战前,二十七年后之产量代表战时.
由上表可看出,四川各产烟县份的烟叶产量基本上都是逐年增加,并且战时的产量要明显高于战前,其中民国1940年各县烟叶产量基本达到最高.除去市场消费需求的因素外,战争爆发伴随的人口西迁也对烟叶生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消费人群扩大、消费需求增加、烟草种植面积扩大、烟草加工作坊增加,以及附加产业兴起.在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直接刺激了各地种烟、产烟、售烟等各个行业的发展.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各种外因和内因共同促进了四川地区的整个烟草业发展.
(二)消费需求扩大之表现
随着烟草的广泛传播和种植,烟草使用由药用转向生活化,并逐渐形成烟草文化,烟草吸食和喜好人群不断壮大.沈李龙《食物本草汇纂》载：“好饮烟者无分贵贱,无分男妇,用以代茗代酒.”[17]烟草消费人群遍布各个阶层,不分男女老幼,皆可吸食.董含在《三冈识略》中提及：“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儿习立,他处百无一二也.始则城市服之,已而及乡村矣.始犹男子服之,即则偏闺阁矣.”[18]75清康熙年间陈元龙《爱日堂诗集》记：“烟草出吕宋国,名淡巴菰,明季始人中土,今日无人不用之矣.本草尔正皆不载,然驱寒宣气辟瘴除瘟,功不在茶酒之下.”[19]99清代前期,烟草在民间种植已经相对普及了.
我国烟草制作的种类主要分为晒烟和烤烟,晒烟用来制作水烟和旱烟,也可（亦称索子烟）作土雪茄,烤烟用来做纸烟.烟草制作技术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民国时期,我国烟草消费量巨大,每年自产烟约一千万担,平均入超烟叶约四十五万担,纸烟成品约计三十万担,计合烟叶约四十五万担,共计全年消费约一千万零九十万担.以当时4.5亿人口来计算,人均每年消费烟叶约二斤半.西南地区,每年约消费纸烟二十一万箱,四川省每年消费纸烟约六万箱.烟草已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消费品,消费量逐年增加.[o] 1936年,中国烟草产量已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50亿磅的10%. 1946年全国总产量为1300万市担,合11.8亿磅,是1936年的2.4倍,从1936年到1946年,中国处于战争时期,但中国烟草却呈现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二、区域经济与烟草业布局
西南地区对外交通较为不便,这对该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极大影响.四川地处西南内地,四周群山环绕,对外交通极不方便,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只能依靠蜿蜒曲折的山路,交通工具也只是依靠人力和畜力.内部主要依靠水路,大江河流较多,但通过长江与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很少.清朝外务部认为：“川省物产丰盈,必达陆运转,销路始畅.惟其间山峡崎岖,滩流冲突,水路转运,皆有节节阻滞之虞,非修铁路以利传输,恐商务难期畅旺.”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共同制约着四川工商业的发展.尽管四川对外陆路交通相对不便,但盆地内部却比较发达,且盆地内部气候温和湿润,物产丰富,足够满足该地区人民的生活需求,正是这种盆地现象造就了四川居民守土重迁的心理,使四川的经济独立性极强,具有很大的内向性.[24]78- 91
成都和重庆是四川省最为重要的两个中心城市.成都位于川西平原,重庆位于川东丘陵地带.以这两个城市为核心,四川省范围内形成了川西和川东两个经济区域,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内向型的经济环境,使重庆的经济地位一直低于成都.成都地处广阔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灌溉水源充足,是四川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历史时期成都一直为四川省的行政中心,政治地位也要高于重庆；而重庆地处于丘陵地带,没有成都平原那样发达的农业,虽然位于两江交汇处,拥有着内河港口优势,但在清初以前四川与省外其他地区缺乏较大的贸易往来,重庆在长江航运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因此,在清代乾嘉以前,重庆在四川地域经济中的地位一直落后于成都.
随着清末近代化进程加快及重庆开埠,重庆港的优势和航运能力得以发挥.交汇于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在四川境内有数千公里可以通航,通过长江和嘉陵江基本可以沟通四川全部地区,并与西南大部分地区相联系.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经济腹地更加辽阔,遍及整个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内地贸易之最大集散市场,即滇、黔、甘陕、康邻川省各地之进出口商品,亦多以重庆为转运口岸,故商业之盛,西南各都市中,殆无出其右者”‘25 ]1550.外商评论：“重庆作为四川省贸易的主要市场及分销中心的地位,由于它的特别优越的地理位置,是永远不会受到严重威胁的.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里,商人从偏僻和遥远的城镇,如成都府、保宁府、潼川府、遂宁府、嘉定府、叙州府、绵州、合川及其他重要的地方,有的由陆路,有的由水路来重庆,运来他们的土产,并运回洋货.”1549此时,重庆已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货物中转和集散中心.成都仍限于落后的陆路交通,货物要想出川必须通过重庆,因此经济地位相比重庆有所下降,但两个城市依然是四川最大的两个经济中心.烟草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以这两大城市为中心来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的.四川卷烟销售市场约是在清末民初（1910年前后）形成的.重庆依托便捷的航运成为四川卷烟最早的集散地和主要消费地之一,成都的赵家渡以便利的水路交通也成为四川卷烟市场的又一主要集散地和消费中心.
成都平原自清朝以来就是最为重要的产烟区,并在清初就已经形成了成都平原和盆南川江沿岸两个较大的种植区.抗战爆发前(1931 - 1937),川烟年产量已达300多万担（其中1935年为289.4万担）,产量已居全国第一.川烟大宗以树毛、柳叶和折叶三种大叶烟为主,生产中心仍在成都平原.由于靠近产烟区域,成都便逐渐成为四川烟叶贸易的重要交易地.以成都为中心的烟草作坊众多,所生产的大量丝烟行销周围地区.四川丝烟的生产在清末就有很大的发展,到了民国时期,继续发展.1931年,岳池县城有丝烟铺坊35家,年加工销售烟叶60吨；武胜县城乡有14家刨烟作坊,年产丝烟12余吨.1935年,成都市内已有102家加工经营丝烟的店铺.蓬溪刨制烟商109户,洪雅县丝烟作坊发展至12家,从业人员51人,年产丝烟35吨.‘281255此外,成都附近所生产的烟草主要通过陆路和水路两种方式来销售到其它地区.通过陆路主要销售到滇、黔、陕、甘等地区,但随着近代航运业的兴起,这种运销方式落后、耗时、风险较大、投入成本高,因此外销的数量也并不太多.
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重庆商业的兴旺.早在清前期,重庆已“商贾云集,百物荟萃”,“贩至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重庆成为当时长江上游唯一的通商口岸,西南地区随着重庆的开埠逐渐被卷入世界市场,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重庆的开埠,对于四川烟草的外运及销售起了极大的作用,从1895年至1913年近二十年间,四川出口的烟叶增长了57. 48倍,并且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增加迅猛.[30]随着重庆成为战时的陪都,重庆的烟草生产也异军突起,形成了成都与重庆两大烟草生产与销售中心.民国时期,卷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一大批民族卷烟工业和作坊发展起来.国民政府内迁入渝,大批军政人员和避难的人民也随之涌入四川,巨大的人口带动了烟草需求量.不少厂坊和商人看准时机,纷纷开设创办厂坊.1943年前后,重庆的手工卷烟作坊迅速发展起来.据相关资料统计,到1943年4月,重庆的烟厂已发展至72家.1944年,湘桂战争爆发,外地厂坊纷纷内迁,同时西北卷烟市场也需要重庆产品供应,卷烟销量激增,许多小厂纷纷成立,一些手工卷烟作坊也改用机制卷烟,大大提高了卷烟的生产效率.此时重庆的烟厂已发展到127家.重庆的烟草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
成都和重庆两大烟草业中心,是当时四川两个最大的烟草分销中心和集散中心,两地有所相同但又各具特色.首先,两地都大量种植烟草,并都有相应的加工和销售系统.成都平原自清以来就一直大量种植烟草,广阔的土地使其能够生产大量烟草,但限于对外交通的不便,烟草主要通过内河航运和陆路运往省内和周边省份.重庆虽然也大量种植烟草,但规模明显不如成都.其次,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通商港口,重庆沟通着长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往来,腹地和影响范围广阔.成都的烟草要通过河流出川,大部分都须经过重庆的转运才可运销到全国各地.第三,重庆凭借其良好的运航能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把成都与武汉、上海等大城市连接起来,沟通了整个长江及其腹地地区的商品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特别是与下游上海的航运,使四川地区的烟草能更加方便的运销于全国甚至国外.可以说,两大烟草中心各有优势,凭借其特有的优势而屹立于长江上游.
三、烟草业与地域经济
在卷烟进入国内之前,人们主要以吸食丝烟为主,这种烟技术含量低,只需简单的加工制作就可吸食.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卷烟慢慢打进了四川的市场,外国卷烟与传统的丝烟相比,优势巨大.以盒装根状为主,携带方便,很受人们欢迎.随着卷烟的逐渐盛行,当地的一些人意识到生产卷烟有利可图,就创办了一些加工卷烟的作坊,雇佣工人制作卷烟,但这些卷烟都是手工卷制的,产品参差不齐,假冒伪劣产品、假冒商标及偷税漏税现象严重.鉴于混乱的市场局面,国民政府颁布《手工土制卷烟取缔规则》,禁止民间私自生产手工卷烟.
此外,手工制作卷烟的效率远远低于机器制造卷烟,这些小作坊资本实力弱,生产设备落后,管理落后,随着外国卷烟厂和本地资本较强的卷烟厂的竞争和排挤,这些小作坊纷纷倒闭.小作坊要想继续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更新设备,实行机器化生产,方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因此,外国卷烟厂的竞争客观上促进了机制卷烟取代手工制作卷烟这种生产方式,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现代化.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客观上为四川地区卷烟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国民政府内迁,大批工矿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也随之从南京迁至重庆,大批的技术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对烟草品质的提升有了突破性的改变.据统计,迁渝人口占重庆总人口一半以上,新增人口大部为军政人员、科研人员、商人等较高素质的人口.抗战前夕重庆市区人口为33.9万人,1938年人口达到53万人,到1946年增加到125万人,增长了3. 67倍,10年内人口净增90万.大批商人和资本的涌入,一方面创造了更多的劳动就业机会,此外充足的资金为机制卷烟代替手工卷烟提供了机会.同时带来了丰厚的烟草税收,民国时期我国的烟草税受制于不平等条约,但依然在我国税收中占据较大比重.国民政府通过实施烟草专卖制度及其制品中来增加财政收入.自1942年实行专卖制度后,当年就征得烟税近1亿元,第二年已达10亿元,第三年更是达到19亿元.烟草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缓解了使得正处于抗战中极度缺乏军费的国民政府的窘境,因而当局从政策和经济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四川烟草业的发展巨大动因.
民国时期,卷烟进入我国之后,由于卷烟生产基本都被美英等国家控制,国民政府在烟草税收方面受到极大的经济损失.国民政府必须发展自己的烟草业,才可以挽回流失的资金,增加财政收入.193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四川设立烟草示范场.一方面训练烟农培植常识、烤烟技能,一方面对员工实行奖励机制,从事育种、育苗、施肥防害熏烤储藏以及配料卷制等研究,此外还有改良土壤病虫害防治,专门设立技术股来进行管理.设立推广股,主要为烟农发散种子,组织其合作并指导生产.[33]此外,政府还为烟农提供贷款来购买农具、建造烤房等.“美种烤烟栽培,所需基金甚巨,并非烟农自理所能承担,四川烟叶示范场,乃请金融机构,从事贷款,计此项贷款,共分三种：生产贷款,转为烟农购买肥料雇佣人工购买小型农具之用；烤房建筑贷款,专为烟农建筑烤房时之用；加工贷款,转为烟农购买煤炭以及烤烟时之人工伙食之用.”[34]
由于烤烟是战时才引进四川的新品种,当地烟农对烤烟的种植栽培加工等技术缺乏经验,因此示范场专门从河南、山东等地聘请专业技工在美烟栽培方面如育苗、移植、中耕、施肥、摘心、病虫害防治等进行生产指导工作,在加工方面,如烤房建设,烟叶烘烤、分级、包装等给予技术指导.[35]下表为财政部在四川各县建设的烤房数量统计表.
国民政府对烟草事业在各方面的扶持,使得烟草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国民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财政税收.其中1940年各合作社共售出烤烟一千八百五千五百余市担,税收总额达五十九万四千余元.1941售出烤烟四千余市担,连同三十一年度烤烟生产量二千九百余市担,合计有烤烟六千余市担,以当时烟价及税率计算,估计税收已达二百万元左右.[36]
四川地区凭借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的重要机遇使烟草业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烟草技术得到极大提升,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烟草农业科技人才,使四川烟草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与此同时,整个烟草业的发展为税源紧张的国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税收,支持了国军的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国民政府对烟草事业在政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指导,规范了烟草种植、生产及销售等环节的秩序,使四川地区烟草的品质和烟草技术实现了巨大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烟草业的发展.
四、小结
烟草作为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于明末清初传人四川,最初以其药用价值而被民间引进种植,随后产生了与烟草种植密切相关的衍生行业.烟草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药用、民用、商用最后乃至国用的过程.四川特殊的地域环境与社会特性催生了具有特色的烟草生产业.清末民国以来,四川地区产生了规模化的烟草种植与相对成熟的产品附加行业,加之四川地区本身的经济格局使得以成都为核心的川西农业经济带,以及重庆为核心的川东航运经济带成为近代四川烟草发展的重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抗战爆发而起的移动,扩大了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的烟草市场,加之国民政府在战争条件下对烟草税的强烈需求,使烟草成为四川地区国民经济中相当重要的经济作物,烟草的种植、生产、区域销售与出口,对四川地域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烟草种植与烟草成品生产客观上促进了国民政府烟草税的增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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