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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景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走出去战略新相关本科论文范文

主题:改革背景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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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战略,力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同时2015年也是国家“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关键之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流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各行业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等方式实现了自身由低端产业链向高端产业链的提升,这表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有效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因此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的“走出去”战略具有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内涵

(一)新时代背景下的新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腾飞所依赖的根本动力就是投资、消费、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具有先天的劳动力优势、自然资源优势、贸易地理优势等便利条件,充分利用成本优势进行初级产品的加工制造,以此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求,这一模式几乎贯穿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三十年,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市场陷入了长期的低迷状态,面对国内国外双重市场需求降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程度降到最低.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弊端也不可避免的显露出来,以往注重扩大内需、增加投资,通过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定阶段内是有效的,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不可持续的.如今的经济环境已经突显出了物价上涨、劳动力成本激增、环境污染严重、产业链高端产品供应不足、中低端产品库存严重等一系列新的问题.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不但要稳定消费和投资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要集中力量实现供给侧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经济工作会议在2014年首次系统阐释了中国经济处于具有鲜明阶段性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2015年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目标.这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对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从根本解决供需矛盾的重大改革,必须要求多个产业联动,多种方式并举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结构性的根本变革.

(二)理论内涵

现阶段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特别是供给侧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侧日益发展的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的要求,并且出现了供给扭曲的现象.面对以供给侧为主的新型供需矛盾,首先需要明确这将是一个结构性的漫长过程,不会像刺激需求一样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显著效果.需要充分结合宏观调控政策、发挥市场机制、协调资源配置,多种手段多种形式并举,供给过剩的低端产业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供给不足的中高端产业加大投入鼓励创新做加法,从产业结构的深层次进行调整和改革.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产品制造的供给、劳动力供给、资本供给、服务供给以及政策制度供给,并且是各行业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在改革进行的不同阶段,根据具体宏观目标而有所侧重,在现阶段“三去、一降、一补”目标的要求下,应该以制造业为改革龙头集中资源革新传统行业,以金融和互联网为抓手激励新兴产业,其他行业稳步推进.同时,还应注意到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健康合理的市场需求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如何管理、引导市场需求不会因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推进而被忽略,相反,对需求侧的管理应贯穿供给侧改革的始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必要打破传统产业格局,改变固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会呈现动力不足甚至出现下滑的情况,在改革的阵痛阶段,通过适当的需求管理和引导可以实现市场情绪的稳定,有利于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随着供给侧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必然会促进需求水平进一步提升,最终使得供给和需求同步达到更高的水平.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研究方向大多集中在国内市场的角度,包括如何提高国内市场效率、优化国内市场结构、完善国内市场制度等方面.因此,适时跳出国内市场范畴,结合国家“走出去”战略从全球市场的角度进行延伸思考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明确了“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点方向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迅猛,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方式,并且理论界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显著影响的.因此,“走出去”战略应该成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推动力,实施的重点方向更加明确,使低端产业和中高端产业分别通过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一)低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中国供给侧低端产业基本以产品加工制造业、采矿等行业为主,普遍存在着产品附加值低、依赖廉价劳动力、国际贸易壁垒严重等问题.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存在着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里不同的市场上这一周期会有所差异,也就意味着存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必要性.日本学者小岛清进一步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早期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明确地提出了某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应该已经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投资东道国的选择应该是该产业相对更具备比较优势,或存在更多发展潜力的国家,从而将母国已处于“边际”的产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至国外,进而推进母国和东道国同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达到双赢的效果.

中国目前的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相对比较严重,然而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地区存在大量东道国相对中国而言更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因此这类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走出去”,以“绿地投资”等形式在更具比较优势的东道国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化解国内资源的浪费.

(二)中高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

英国学者坎特维尔提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学习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创新,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了一套以动态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理论.邓宁在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基础上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性资产动机说”,从战略资产的角度评价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是利用自身优势的过程更是构建新的战略优势的过程,企业可以获得技术等关键资产,相比自身逐渐积累形成的技术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更加有效,并且对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引入外商投资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初期发展阶段,并且经过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技术研发能力.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中国的中高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多考虑的是提高效率获得技术能力的提升,是在“学习经验“的基础之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往往是具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且以企业并购为主要形式.例如,吉利控股集团18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汽车100%股权,掌握了汽车制造技术、品牌管理等多方面的先进经验;美的集团要约收购了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公司之一的德国库卡,这一并购将用西方先进的工业制造技术使中国的电器制造水平达到全新的高度.

三、西方供给经济理论和对外投资经验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经济领导小组,在当今特定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及发展趋势,经过系统研究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主线.不能简单地根据其强调“供给”字眼就溯源为西方“供给学派”,但是在处理中国的经济政策同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时应时刻保持辩证的客观态度.在比较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萨伊定律”“供给学派”等相似概念的时候,既不能片面地将其等同起来,也不能带有偏见地将其完全割裂开来.相反,既要尊重西方经济理论在其特定历史背景下存在的价值、借鉴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又要明晰其存在的理论弊端,吸取其在实践中产生负面效果的经验教训.

(一)西方供给经济理论

“萨伊定律”在19世纪初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依提出,是强调供给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经过李嘉图和穆勒的总结和发展,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表述为“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并且强调了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认为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社会的总供给会创造与自己相符的总需求,使得供需达到平衡状态,即使局部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也只是暂时的,市场将会自动调节这种不平衡.

在19世纪当时的西方世界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尚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因此萨伊等经济学家通过理论研究从供给的角度鼓励不断扩大生产、激励创造和创新,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该理论依然在某些角度具有借鉴意义.例如,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等新兴领域,可以说正是由于供给侧技术的飞速发展创造引领了市场的广泛需求.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萨伊定律”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由于其过分夸大了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忽略了对需求的管理,弱化了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大萧条时期更是受到了广泛的批判,典型代表就是凯恩斯从经济总量的视角进行的解读.

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危机发生之前,西方经济指导思想一直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强调“有效需求”管理,这一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经济在短期内的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匮乏,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味关注需求忽视供给造成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恶果,因此供给侧重新受到重视,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并产生了比“萨伊定律”更加丰富的理论体系——“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张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单纯的需求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而只会增加货币供应,造成物价上涨,政府不应该过多的干预经济发展,应该着眼于供给.“供给学派”主张大范围降低税收,包括投资、储蓄、个人所得等各个方面,同时还主张削减政府开支、简化政府规章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以美国为首的经济体确实逐渐走出了经济低迷的困境,实现了经济复兴.美国里根总统在1981年上任初期就坚持推行“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依据“供给学派”的经济思想而制定,主张削减财政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鼓励市场机制进行自我调节,大规模降低税收增加私人储蓄,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减少针对企业的规章制度,控制货币供应量,降低通货膨胀率.这一系列举措被后人称为“里根经济学”,它将美国经济带出了增长缓慢的困境,并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是“供给学派”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不但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经验

根据《美国历史统计》资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开始将低端初级产品制造大规模转移到全球经济不发达的区域,将节约出的资源发展新兴产业.1929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75. 28亿美元,跃居全球首位,投资区域集中在其临近的拉丁美洲和加拿大,46. 5%投向了制造业、17%投向石油行业,实现了边际产业对外转移,使产业结构得到了升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末-60年代末,美国经济和技术在世界市场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因此在美国国内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向西欧各国和日本转移,大大促进了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战后经济恢复.后来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美国便逐渐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执行出口导向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地区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产业转移的扶持下,钢铁、电力、机械和石油化学等基础工业迅速发展,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自1965年起,日本对外贸易基本保持顺差,并呈稳定增长趋势,日本开始向亚非拉国家输出产业资本.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并逐步扩展到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需求及自身经济增长放缓等内外部因素影响,日本不得不再次调整产业结构,将粗放的重化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国内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20世纪80年始是西方发达国家供给经济理论盛行的年代,除了上述美国“里根经济学”以外还有英国“撒切尔主义”,日本也采取了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由于政府干预大幅减少、税收大幅下降,使得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情也逐渐高涨.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从132亿美元上涨至1990年的31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三倍;日本从49亿美元增长至500亿美元,增长了近十倍.仅以中国为例,由于80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发展阶段,积极引进外资是当时的重要举措之一,西方发达国家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遇.通过对华投资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得以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其能够集中资源将产业结构向技术研发、产品设计、营销管理等产业链高端环节优化.

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的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而是逐渐更多地采用发达国家之间以资本寻求、技术获取为动机的直接投资,实现母国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国在1990年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投资占到投资总额的70%以上.日本对外投资的这一特点就更为明显,日本80年代仅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就占到全部投资规模的40%以上,涉及产业涵盖制造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多个领域,且以兼并收购为主要形式.通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既规避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又实现了技术、资本、自然资源等多方面的结构优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目前中国经济经历了自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社会由高速到中高速发展的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三期叠加”到经济“新常态”的转变,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现状对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具有显著的区别和特征.因此,充分研究中西方经济发展进程差异、研究中西方经济理论差异、借鉴先进经验的成功之处、警惕失败教训的不足之处,对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进一步完善“走出去”战略内涵的路径思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对任何已有的经济理论的照搬或简单运用,而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的客观基础之上,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生产率而制定的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政策.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展特点,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走出去”战略的内涵,更好地发挥“走出去”战略的引领作用,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统筹资源配置.

(一)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目前国内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煤炭、钢铁、建筑等行业存在成本激增、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但这些产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尚不明显.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线65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会涌现出众多既能满足中国产业转移、结构调整需要又能满足东道国基础建设需要的,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上拥有更大的空间.

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极大地便利了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但由于沿线国家政治、宗教、法律、社会环境等因素都较为复杂,目前大多数投资项目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政府行为,应该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民间资本激励政策的制定,加强对沿线国家投资需求、风险特征的宣导工作,加快推进同沿线国家自贸区合作并在当地建立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园区,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真正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中去.特别是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也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内容,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涵盖了钢铁、建材、有色、通信、汽车等多个行业,也是目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二)加快构建中国主导的跨境产业链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也是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提升现有参与国际分工方式、参与构建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于仅依赖贸易和引进外资时期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已经由被动参与国际分工开始转为主动,由国际分工的参与者转变为引领者和主导者.

在大批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应该鼓励重点行业中的重点企业加快成长为在全球具备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特别是需要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合作,使企业尽快利用对外投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发展我国新兴产业,补产业发展的短板、补技术水平的短板、补品牌价值的短板.只有中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建立起品牌优势、建立成熟的经营网络才能使中国的产业链条在世界处于主导地位,才能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并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规则制定者,避免作为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从而实现国内产业同国际产业的互动互促,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中国企业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摆脱国内的“低端锁定”.

(三)加强企业“走出去”风险管控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增速明显,中国2015年对外资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质量参差不齐,投后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境外投资盈利能力较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均有不少项目属于在未充分识别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盲目投资、跟风投资.

企业层面应加强对外投资项目管理水平的提升,加强内部管控的能力.在内部设立完整的境外投资管理体系;加强境外投资组织结构的完整性;建立优秀的经验丰富的境外投资团队,加强人才储备;建立专业的风险评估部门,并建立完善的境外资产投资决策程序,及境外投资风险因子和风险表现的连续监测和追踪程序.只有在充分加强内部管控的基础上才能在面对合适的投资项目时准确把握投资时机.

(四)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指导

政府层面应在优化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流程的同时,适度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宏观指导.例如,可以参考引入外资方面现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形式,该目录明确列出了国务院要求的鼓励引入外商投资的349个行业细分产业,同时列明了38个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应该尽快出台“中国对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根据中国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制定产业目录,以具体改革目标为依据实时更新目录,在目录中列明鼓励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以及目前应限制对外投资的行业,并配套相关的激励政策.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责任编辑:刘建昌)

本文结束语,上文是一篇关于新思考和走出去和供给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改革背景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改革背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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