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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方面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跟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重要性、策略构想和政策建议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主题:一带一路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8

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重要性、策略构想和政策建议,该文是一带一路方面有关开题报告范文与政策建议和经贸合作和中印类毕业论文怎么写.

一带一路论文参考文献:

一带一路论文参考文献 经贸实践杂志社中国经贸导刊论文背景经贸实践杂志

金瑞庭

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模拟了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选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印度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首都辖区推进经贸合作的具体策略.新时期,建议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快“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对接,强化重点领域合作,打造经贸合作升级版,促进旅游、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印经贸合作“季风计划”合作升级版

作者简介:金瑞庭,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为东亚和南亚最大的国家,我国和印度都经历了比较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且都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从近些年来看,中印两国各自经济的高度增长并没有带来双边经贸合作水平的显著提升,2016年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仅为701亿美元,明显低于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盟国家.截至2016年6月底,我国对印直接投资存量也仅有40.9亿美元,虽高于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等南亚小国,但却显著低于印尼等东盟国家,甚至低于老挝等东盟小国,这与两国经济规模和发展地位极不相称.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谋求与沿线国家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具体举措,也是促进与沿线国家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禀赋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印度作为我国重要邻邦,是“一带一路”重要沿线枢纽国家之一,其在南亚次大陆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目前尚没有国家可以与之匹敌.中印两国国情相似、发展任务相近、理念目标具有较多契合点,且都长期处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之下,“求富”“求强”“求变”心理一致.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既源于大国合作共赢的内生力量驱动,也来自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理解和把握,已远超越双边经贸合作范畴,更是一项具有全局考量和远见卓识的战略谋划.

一、“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深化与印度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但周边新秩序塑造仍面临着严重掣肘,部分国家甚至试图“喧宾夺主”,深化中印经贸合作有利于突破现有“安全困境”,并有效增强地区秩序话语权

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我国周边外交战略定位、实施目标和“亲、诚、惠、容”理念的战略方针,标志着我国周边外交迎来了积极作为、战略运筹、精耕细作的历史新阶段.但是,由于狭隘利益心态作祟,目前周边部分国家至今不愿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个别国家甚至希望美国能够在亚太发挥主导作用,并以此来对我国实施全面制衡.

从东向来看,近年来朝鲜一意孤行,举全国之力发展,不断挑衅我国的耐心和底线,意在获取区域博弈的谈判筹码并提升其政治生存的延展空间.日本方面,安倍政府上台以来,通过新安保法案、重新解释宪法以及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手段,构建了“制衡中国”的一整套战略体系.韩国正式部署由美国直接控制的“萨德系统”(即“末端高空防御体系统”),直接损害了我国战略安全利益,并在较大程度上对我国东北亚战略形成了严重制约.从南向来看,近年来越南、菲律宾和我国在南海领土方面的争端日趋激烈,随着美日印的相继插手,南海领域问题呈现日益国际化、复杂化的态势,对我国核心利益造成了严峻挑战.从西向来看,2014年印日建立的“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凸显的正是对“牵制中国”的考量.从北向来看,蒙古和中亚国家所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战略更多考虑的是眼前的经济收益,对于我国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充满疑虑.此外,近年来美澳军事战略同盟步伐不断加快,对我国提升南太平洋影响力形成了较大制约.

“周边不靖,国无宁日”.印度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海陆交汇处国家,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关系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方针中,四个方面都有涉及,虽然目前与印度的经贸合作深度远不及邻国巴基斯坦,但其所拥有的区域影响力对于我国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作用.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短期内难以建立的前提下,深化经贸合作是必然之举,对于我国主动经营大国关系、周边围堵、重塑周边新秩序、谋划周边外交大棋局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一带一路”战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中,与印度直接相关的就有“三廊六路多国多港”,未来实现与政局相对稳定的南亚国家互联互通无法绕开印度,深化中印经贸合作有利于弱化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偏见,并推动实现双边合作关系升级优化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当前我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总体框架,主要包括“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巴”和“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等六大路网,以及若干支点国家和重要港口.对于印度来说,直接参与的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而“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推进则与印度所经营的“传统势力范围”紧密相关.由于与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存在领土争端并担忧瓜达尔港成为我军出入印度洋的战略支点,2015年以来印度政府多次公开表示“不接受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近年来,在“莫迪主义”引领下,印度不断加快“东进”步伐,试图将原先“称雄印度洋”战略提升至打造“两洋强国”战略,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经贸和军事等领域合作全力拉拢越南、缅甸及新加坡等东盟诸国,故当前在东盟国家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将与印度产生较多利益交集,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酿成抵抗行为.从“六路”来看,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布局铁路、公路、空路、水路、管路和信息高速公路互联互通时,印度都是无法绕过的重点“关切国家”.此外,瓜达尔港项目和科伦坡港项目均被印度政府解读为我国“珍珠链战略”的重要棋子,印度相关媒体和智库甚至一厢情愿夸大两大港口的“军事功能”,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削弱我国在印度洋沿岸的经济和军事存在.

另一方面,从南亚8国的地理位置来看,印度和南亚其他7国都交接或相邻,而南亚其他7国之间却都不接壤,这一天然的地缘优势大大提升了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地位.同时,莫迪政府推行“邻国优先”策略,通过印度版的“互联互通”和扩大经贸投资等措施,大大拉紧了除巴基斯坦外南亚所有国家的“心理距离”.就目前南亚的局势来看,凡印度反对的事情,多数国家都会有所顾忌;凡是印度支持的事情,多数国家都会选择跟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深化中印经贸合作并争取印度尽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当务之急.

(三)印度扼守印度洋并影响世界,在现有世界贸易格局和能源版图下,“马六甲困局”短期内或难以,扩大中印经济利益汇合点有利于保障我国贸易和能源通道安全,进而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营造安全可靠的外部环境

2016年我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升至65.4%,在我国经济增速企稳回升的大背景下,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7%.从运输通道来看,我国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进口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一旦马六甲海峡封锁,我国80%以上的原油进口将受阻,将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印度洋扼守马六甲“黄金水道”,是亚欧航线的必经之地,也是当前世界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而印度占据印度洋战略要冲位置,扮演南亚次大陆核心国角色.深化中印经贸合作能够从根本上密切中印关系,并可在“马六甲困局”源头上减少能源资源运输的不确定性,进而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

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深化中印经贸合作的策略构想

(一)政策模拟与初步研判

从印度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公开表态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模拟出未来印度政府的政策选项.一是印度积极参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结果将对三大经济走廊建设产生重要推动力,并可在区域贸易制度安排、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合作机制深化等方面实现共同发展.对于印度来说,虽然短期内可能将屈居附属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必将分享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红利.二是印度明确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公开与我国对抗,这将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带来巨大掣肘,并将使得相关经济走廊建设面临挑战,而印度并不可能获取到其期望的战略收益,相反,极有可能恶化中印双边经贸关系,造成两败俱伤,美国和日本等国顺理成章获取战略主动,这对追求“大国梦想”的中印两国无异于“釜底抽薪”.三是印度采取“且行且看”的策略,即走一步看一步,但不明确表态,这与印度务实主义外交政策吻合,虽然有利于印度谋求更多战略空间并增大未来与我国谈判筹码,但结果则将丧失“一带一路”战略的最优加入时间.对于我国来说,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暧昧”态度在短期内或对我国影响较小,但从中长期来看,将对我国经济走廊重点项目推进以及与南亚国家开展深度合作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见表1).

本研究认为,目前印度已加入亚投行并参与共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可认为印度“一只脚”已踏入了“一带一路”门槛.若在南亚国家纷纷加入的情况下,印度固执地在南亚维持“孑然一身”的“门槛”状态,显然违背其战略利益和现实诉求.综合判断,短期内印度明确表态拒绝“一带一路”战略是小概率事件,随着中印两国战略焦虑化解并不断找到合适的利益汇合点,中长期印度与我国积极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是大概率事件.

积极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对我国有利,能够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实施短期内或将屈居附属地位,但中长期将获得“一带一路”巨大的外溢效应

恶性竞争,拒绝参与“一带一路”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造成较大掣肘部分符合印度战略利益,但将恶化中印双边关系

平行发展,对“一带一路”且行且看短期内对我国影响有限,但长期将造成负面影响符合印度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但不利于中印深度合作

(二)基于邦、属地、辖区视角深化中印经贸合作的策略构想

研究建立了包含4大主要因素、9个分析因子和9个量化指标的评价体系,深入分析了与印度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首都辖区推进经贸合作的具体策略(见表2).

政治环境主要刻画当地的政治稳定性和合作风险,也表示合作可能产生的政治成本,研究用法律健全度来度量,具体指标选用各邦2013年的总认定犯罪数量.

经济环境包括发展潜力、市场环境、投资要素、生产要素以及市场开放等5大因子.其中,各邦的发展潜力通过人口总量来刻画,揭示的是该邦的经济活力和可能达到的经济增长情况;市场环境通过各邦的城镇化率来刻画,揭示的是目前各邦协调发展、产业升级以及现代化改造的情况;投资要素通过各邦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刻画,揭示的是该邦目前投资要素的总量及活跃度情况;生产要素通过各邦2013年劳动力成本来刻画,具体指标选取支付工人工资额情况;而市场开发度则通过各邦的市场准入门槛来刻画,具体指标选取2014年该邦的新注册企业数量.

自然地理环境主要用来描述各邦的产业集聚情况,具体指标选取各邦首府与最近港口的直线距离.印度邦首府设置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一般每个邦都有三个首府,分别是行政首府、立法首府和司法首府,但有三个邦不设立法首府,同时又存在多个邦共用一个首府情况,甚至季节不同首府设置也不同.例如孟买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首府,同时又是果阿邦的首府和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和达曼—第乌两个首都辖区的首府.因此,为了便于比较,研究采用行政首府到最近港口的直接距离来刻画产业的空间集聚度情况,数据通过谷歌(Google)地图测量得到.

社会服务环境包括现有基础设施和教育服务情况.其中,各邦基础设施在本研究采用2013年度高速公路里程数,而教育服务情况则采用2014年各邦的大学数量来刻画.

通过对印度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首都辖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法治健全度来看,特里普拉邦、北阿坎德邦、德里和喀拉拉邦4个邦每万人认定犯罪件数超过50件,分别达290.78件、238.42件、92.72件和61.90件,而同期北方邦仅有0.28件.其中,特里普拉邦属于印度东北部六邦之一,孟加拉人跨国界移民和族际冲突引发利昂人国内非自愿移民共同造成该群族对立,社会问题频出,且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北方邦作为世界第一邦州,有1.9亿人口,农业和旅游业发达且工业比较优势明显(特别是小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同时也是佛教和印度教的发源地,社会秩序良好且投资环境优良.

第二,从经济环境来看,北部的北方邦、比哈尔邦和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人口总量超过1亿,经济可挖掘潜力较大;就市场环境来看,城镇化率在40%以上的有12个邦,其中联邦属地德里和昌迪加尔的城镇化率高达97.5%和97.25%,但德里的城镇化明显带有“过度城镇化”色彩,农村移民大量涌入、基础设施服务发展滞后且存在大量贫民窟,整体城镇化质量较低.就投资要素来看,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1万亿卢比的有8个邦,但只有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超过了3万亿卢比,分别达34492.96亿卢比和32612.53卢比,显示两邦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马哈拉施特拉邦拥有印度最大城市和最大海港的孟买,工业化程度最高,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最大,且拥有化工、机械、冶金、信息、棉纺等完整产业链,是印度国民经济的最重要支柱,也是外国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号称“印度广东”,是印度总理莫迪家乡,拥有发达的制造业和棉纺织业,近年来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吉拉特邦工业化模式”.从生产要素来看,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类似,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和锡金邦占据前三位,分别支付工人工资额1780.27亿卢比、1590.9亿卢比和1131.97亿卢比,表明上述3邦劳动力就业人数最多且参与度较广.从市场开放情况来看,2014年新注册金融、保险、房地产及商业服务企业数量超1000家的有11个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德里和西孟加拉邦位列前三名,分别为8569家、8314家和5269家,表明上述3邦营商环境较好且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

第三,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有18个邦首府距离最近港口低于500公里.其中,果阿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等8个邦距离港口较近,拥有优越的运输条件.

第四,从社会服务环境来看,有10个邦的高速公路里程数超过3000公里、有16个邦的大学数量超过20家,北方邦和拉贾斯坦邦均位居前2位,高速公路里程数分别达7818公里和7180公里,同期大学数量均为61家,表明上述2个邦的整体社会服务能力较强.

在对印度28个邦、6个联邦属地及1个首都辖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初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引入了综合评分法,对法律健全度、发展潜力、市场环境、投资潜力、生产潜力、市场开放度、空间集聚度、基础设施完善度和社会创新水平进行综合打分,结果如表4所示.按照各邦别得分情况,研究分为优先合作邦别、重点合作邦别、一般合作邦别和暂时不考虑合作邦别等4大类,如表5所示.其中,优先合作邦别得分在85分以上,重点合作邦别得分在60~85分,一般合作邦别得分在40~60分,得分在40分以下为可暂时不考虑合作邦别.

为更深入揭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汇合点,研究进一步给出了优先合作邦别和重点合作邦别的可优选城市、主要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如表6和表7所示).

三、“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深化与印度经贸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正视现实,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为深化中印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环境

当前中印关系既不是冷战时期美日的战略伙伴关系,也不是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短期内不宜对双边外交关系改善做过高的期待.应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以中印共同和平崛起为着眼点,谨慎并稳妥处理两国现有分歧.同时,两国政府间要加强对话、及时沟通、增进了解,并充分利用好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二十国集团和中俄印三国外长等合作机制,促进双边关系良性发展.

(二)抓好“牛鼻子”,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季风计划”理念对接,尝试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季风计划”功能对接

一方面,应挖掘“一带一路”倡议和“季风计划”的利益交汇点,将各自的合作需求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项目,当前重点是加快推动与孟中印缅四国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并着力实施能源、交通与通讯等三大网络建设.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中印自贸区谈判,重点就敏感问题进行沟通协调,为两国投资者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开放和可预期的合作环境.

(三)以经促政,强化重点领域合作

首先,结合国家整体对外战略以及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划,推动与印度在港口、公路、铁路和机场等领域合作.目前,重点推进金奈—班加罗尔—迈索尔路段提速项目、德里—那加普尔高速铁路可行性项目以及布巴内什瓦尔、拜亚帕那哈里车站再开发规划项目合作.其次,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合作,以深圳和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为试点,着力破除制约两国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可重点探索采用公私合作(PPP)模式,加快将智慧城市领域合作培育成两国深度合作的新引擎.再次,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合作,逐步扩大金融业务相互开放,继续加强两国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协作,打造区域金融共同体.此外,发挥两国务实合作独特优势,探讨并推进新能源、传统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

(四)多措并举,打造中印经贸合作“升级版”

首先,理性对待目前印中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可通过促进双边投资合作加以解决.目前,应发挥我国技术、管理、资本优势并结合印度金融、法律、语言、人才优势,共同推进示范项目建设并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投资经验.其次,利用两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联合开发研制具有战略性、创新性的高新技术,破除现存合作壁垒,共同建立新的行业技术标准.第三,积极利用印度实施“智慧印度”“数字印度”“十二五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等机遇,鼓励我国企业参与印度工程承包.第四,放眼世界,鼓励双方合作开拓中亚、中东、东盟、拉美等第三国市场,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五)打好“民心合作牌”,促进旅游、科技和文化领域合作

首先,依托《中印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深入推进与印度在文化艺术、体育、文化遗产、大众传媒以及青年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当前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对话,重点办好“中印智库论坛”.其次,创造政策条件,积极推动与印度在生物医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此外,继续推动办好“中印友好合作年”“中印友好交流年”“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以及“国际瑜伽日”等活动,鼓励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以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并促进民心相通.

(六)提高透明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当前,中印两国应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国际反恐以及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作,积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维护发展中印两国共同利益,并着力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均衡、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照顾两国合作舒适度,努力提升双边经贸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不断提高相互依赖水平,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1. 殷永林:《“十二五”中印经贸合作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报》2011年第3期.

2. 陈安、陈辉萍:《中印合作、南南联合自强与国际经济新秩序——聚焦于“多哈回合”中的中印合作》,《国际经济法学刊》2007年第1期.

3. 李艳芳、李波:《次区域合作视角下的孟中印缅经贸关系发展》,《南亚研究》2015年第3期.

4. 温耀庆、戴锦贤:《金砖五国合作机制下中印经贸合作》,《国际贸易》2012年第8期.

5. 张新民:《中印贸易竞争与合作分析》,《人口与经济》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艾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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