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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磨剑室论文参考文献：
韦力
光绪三十二年,柳亚子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来他又做到了国民党监委.他的这些履历讲的都是他的从政经历,而后世更多者则把他看成一位文人,而我在此所聊者,则是他的藏书事迹.
柳亚子是学者型的藏书家,他的所藏跟他的治学方向基本一致.整体而言,柳亚子的藏书分两大门类：一者是他也跟别的藏书家一样,将乡邦文献作为自己的藏书专题之一；二者是他因为研究南明史,为了能够得到详实可靠的资料,柳亚子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南明文献.对于前者的*,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亚子先生黎里藏书札记》一文中写到：“一是乡邦文献,凡是黎里人的著作,从古到今,不论精粗,一律*,后来扩大到吴江,又扩大到苏州地区.内容众多,有诗词、有文章、有书信、有笔记,也有小说,甚至连医药种植之书也尽加收集.为让乡邦文献流传后世,亚子先生可谓煞费苦心,千方百计.他知道家谱、族谱不仅可以研究家族变迁、人口繁衍,同时可以发现很多艺文资料,于是就向家乡邻里友好借阅谱籍,从中辑录了不少吴江文献.”看来,他为了收集乡邦文献确实下了大工夫.
而柳亚子的工作不仅如此,他除了自己*这些乡邦文献外,更为难得者,他还组织了一些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一并来收集和研究,李海珉在该文中写到：“1918年冬,亚子先生聚集了有志于保存乡里文献的同志,成立了‘松陵文献保存会’.凡保存会的同志,大家互通有无,积极交流.亚子先生在吴江地区藏书家中选定了12位佼佼者,拟定了12个字,‘文献流传,后生之责,维桑与梓’,一人取一字作为代号.具体的代号和姓名如下：‘文（柳亚子）献（黄伯缘）流（沈颖若）传（金眼初）,后（薛公侠）生（范烟桥）之（叶叩濂）责（沈丹忱）,维（周嘉林）桑（陆赓南）与（顾悼秋）梓（黄病蝶）’,根据这12个代号再编订一份《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这本书目共计收入吴江人著作740余种,亚子先生‘文’字号的款目多达650余种,是各家之冠,不愧是吴江的藏书大家.”
古人刊刻大藏经,基本是以《千字文》来编顺序号,这是为了便于查找和排序,不知柳亚子是否借鉴了这种排序方式,他竟然将吴江地区十二位藏书家每人分一个字,他的这种做法没有听说其他藏书家也这么做过.
柳亚子除了组织这些藏书家共同收集之外,他还动用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来帮自己抄书,《知无涯草庐诗》跋语中有这样的话：“此册原稿藏梦琴后人祥叔处,余未得见,见陆赓南所写副本,因命儿子无忌重录一遍,并志缘起如右云.……分湖柳弃疾记.无忌敬书,时年十二龄.”当时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年仅12岁就开始帮助父亲抄书,这种做法也确实太过稀见.
为了收集乡邦文献,柳亚子花了大笔的钱,李海珉在其文中写到：“在亚子先生的印章中,有一颗闲章文曰‘散尽黄金万卷书’,一点也没有夸张,亚子先生从1898年起到1927年离开黎里止,其间光为搜罗吴江乡邦文献就花去了一万多块钱,有时为了买下淘得的旧书,不惜举债.在乡邦文献上,大多钤有‘柳亚子藏书’的印章,妥加保存,对那些珍贵的版本、孤本、善本,亚子先生甚至连印都舍不得钤,生怕污损了珍品.因此,吴江老乡说亚子先生‘爱书如命’,这是中肯之论,一点也不夸张.凡是亚子先生研读过的书籍,都钤有‘亚子过目’、‘曾经柳亚子披览’或‘曾经分湖柳弃疾过眼’的印章.”
除了乡邦文献,柳亚子的另一大*则为南明文献.柳亚子收集这些文献的原因,则跟他的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关系.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有《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该文中这样叙述了柳亚子年轻时的所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才十六岁的柳亚子已经读遍了家乡大量藏书,其中也包括当时风行的《新民丛报》和留学生所主编鼓吹革命的刊物等.同年,他就在黎里家乡,创办了《新黎里》（月刊）,编写数万言的《中国灭亡小史》.这时他很欣赏龚自珍、梁启超的诗和论述,但更敬仰明末张煌言、夏完淳等志士的为人,就此在日本出版的《江苏》刊物上发表《郑成功传》和《磨剑室读书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为郑成功作传鼓吹的人.”
因为他借助了这么多反清复明之士的文献,使得他有了对南明系统研究的想法,故而该文中又写到：“在此期间,尚未弱冠的柳亚子,在开始猎寻南明史乘的同时,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他在自传中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诸如凡借得孤本必亲自缮写或雇人抄录,自己校勘,有的还斥资重刊.现已辟为柳亚子纪念馆的当年吴江黎里周赐福堂的第五进楼上,栉次鳞比排列着书橱书箱,内贮各种书籍,它被称为‘藏书楼’.少年柳亚子藏书有条不紊,蔚为一家.”
以上所言,只是讲述的他的收集过程,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该文中又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柳亚子困居上海法租界,居家简出,自题寓所为‘活埋庵’.他愤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偏安一角,不以丧失大好河山为痛惜,先后选择、编撰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吴易、夏允彝、夏完淳等人物传记及亡明痛史,但是由于吴江早为日寇侵占,无法利用家乡所藏有关明清史料.他通过与上海藏书家相识相知,借用图书,主要是阿英（钱杏邨）、胡朴安、朱希祖.”
柳亚子收集了那么多南明文献,可惜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的家乡沦陷了,而他的南明史料又带不出来,于是他就通过一些藏书家来借阅相关史料,遇到有价值的材料时,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复印机,所以他只能通过抄写来拥有.
对于他抄书的情况,陈燮君、盛巽昌的文章中说到：“他还向隐名蛰居的郑振铎借阅善本《南疆逸史》（温睿临）,且用了26天,将全书五十六卷全部誊抄完毕,然后著述了《南明史纲》四卷（翌年重订为六卷）、《南明后妃宗藩志》、《南明记事史稿》等多篇.后在香港期间,虽然生活不甚稳定,但仍把《南明史纲》继续扩充到八卷,且辑补了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56件的大书也靠抄写,并且他只用了26天,如此推算起来,他每天抄两卷书,这个工作量足够大,当时他抄书的地点在上海的租界.到了1941年11月,柳亚子写了篇《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发表在了当月的《大风月刊》上.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就.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柳亚子来到了香港,他所收集的南明文献也带到了这里,而后他在这里仍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香港,柳亚子躲到了澳门,因为走得匆忙,他所藏的南明文献以及他的研究著述手稿都未能带走,王謇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谈到柳亚子藏书的归宿时称：“家藏清初禁书集部綦多,近闻已携赴首都寓邸.而所著《怀旧集》中著录所藏明季遗书一大宗,几与《禁书总目》相埒者,则抗战时失于香港之变,杳不可踪迹矣.”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全部没了踪影.
这些书去了哪里呢？柳亚子曾写过一篇《还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其在该文中说：“太平洋战事爆发,我仓皇渡海,一本书都没有带走.后来,港九沦陷,听说敌人占领了我的羿楼,作为他们什么报道部之类.又听说,把我的一切书籍和文件都烧掉了.”
看来,柳亚子也不清楚他的藏书最终的归宿.他用“听说”二字来解释他的书和文件都被日本人烧掉了,因为他在香港的居所成为了日本人的报道部.而后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这样的说法,比如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该书中说：“可惜这些字字心血声声泪的手稿,连同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和向胡朴安等借用的书籍,在日本攻陷香港时,为战火漫及付丙了.”
柳亚子所藏的南明文献在香港全部被日本人烧掉了,这样的说法流传了三十余年.到了1982年,这件事突然有了转机.这年的5月9日,香港的《大公报》上刊登了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所写《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一文,该文首先叙述了社会的普遍认定：“关怀先父柳亚子的朋友,与研究南明史的学人,都知道他在九龙羿楼（用后羿射日典故）所*的好几百种南明史料,以及他所撰的南明史稿,都已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遗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劫灰’.”同时还引用了柳亚子本人的说法,而后柳无忌在该文中又称：“其实,柳亚子所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在1942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他的南明书籍,非但未成灰烬,而且大部分还好好的保藏着,甚至美观地装潢在几套夹板中间,上面分别摹刻着他自己所题的书名.这可说是奇闻,却千真万确,有文章为证.”
柳无忌所提到的文章乃是王瑞丰所写《柳亚子南明史稿*记》,该文发表于1944年9月16日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该文的作者详细讲述了自己偶然得到南明史稿及藏书的过程.如此说来,柳亚子的这些藏书并没有被烧掉,而是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人的手中.
可是,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44年,为什么过了38年柳亚子的儿子才得知这个消息？对此,柳无忌在该文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王瑞丰这篇文章,刊于上海出版的《古今半月刊》第55期,1944年9月16日,正值汪伪政权时代,未为学者注意,此后亦无人提及.所以,关于这件事情,家父及他的友人都不知悉,总以为他旧藏的南明史料早在日军占领港九时成为劫灰.现在,根据王氏所述,至少在1944年时,这些书稿尚大部分安全无恙,至于以后的情形如何,有无特殊的事情发生,却无从知道.”
柳无忌说,1944年的上海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时期,所以这篇文章发出来后并未引起他人的注意,所以也就没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柳亚子,而柳亚子去世于1958年,直到其离世,他仍然认定自己的南明藏书变为了劫灰.其一生精力所聚之一,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想来柳先生至死都会是个遗憾,但没想到在他去世几十年后,这个旧藏又有了柳暗花明的结果.
王瑞丰的这篇文章写的不短,约有几千字之多,他是如何意外得到柳亚子这些藏书的呢？王瑞丰在该文中详述了事情的本末,他首先讲到民政部情报班的班长叫黑木青行,从名字可知这是个日本人,此人从台湾来到了香港.这位黑木因为受某少将之托,到香港后他打问《大公报》张季鸾的下落,其实张在此前一年已经去世,而黑木在打听的过程中认识了王瑞丰的同乡,于是王也就成为了黑木的朋友.
某天,黑木请一些朋友到其住处兼办公地吃饭,王瑞丰在其客厅旁的一个小屋内看到了一个玻璃书橱,同时他还看到了何香凝画的一幅梅花,这幅画的下面有柳亚子的题诗,为此王瑞丰意识到,情报班所占的房屋很可能是柳亚子的书斋.此前,王瑞丰早就听闻过柳亚子致力于*和研究南明史料,于是他意识到这个书橱内很可能藏的就是这些珍宝,他很想上前翻看,可是又碍于他觉得自己跟黑木没有深交,不便于太过唐突.好在当时有一位叫信子的女士从书橱内拿了一本柳亚子《自撰年谱》送给了王瑞丰,于是他觉得黑木似乎对这些藏书并不在意,所以他小心地提出可否借阅这些书,没想到黑木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结果让王瑞丰大为高兴,于是他就从书橱中挑选了几本.王究竟拿了哪些书？他在文中写到：“吴易传初稿1册全（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吴日生传1册（文言体29年8月写成的）；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1册全（修订本）；吴易传1册全（文言体）；江左少年夏完淳传1册全（1940年10月29日夜分脱稿）,该传的特色,是以语体文写成的,记得柳氏主修上海县志,也是采用白话体,这是在旧传统中,别开生面的一点；周之藩传1册全（修订本）；南明杂传1册全,中有夏氏父子传、杨娥传、赵夫人传、孙璋传、徐弘基传、吴潘合传、王戴合传、吴志葵传,共有7册.”
可能是初次相见的原因,王瑞丰不敢多拿,他仅从橱中挑选了七册.看来这位王想细水长流,先跟黑木搞好关系,而后慢慢地从这里拿书.可惜的是,黑木不久就辞官离去了,而这所房子则由黑木的亲戚八木田来看守,住在此处的人还有八木的女友张莉莉.这位张莉莉在香港也是著名的交际花,她常常招很多人到住处来,这种做法让八木田很不满,二人为此还吵过架,同时这位张莉莉还把房中的东西随手拿来送人,而八木田又管不住她,于是他就前往王瑞丰家劝王把想要的书赶快都拿走.
看来,王瑞丰未曾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于是王事不迟疑,他立即跟八木田来到柳亚子旧居,虽然张莉莉怒目以视,但他还是从书橱中挑选出了跟南明史料有关的书籍带走了.
王瑞丰在文中详细列出了他所带回之书,从排列的顺序看,我感觉这位王瑞丰对版本颇为在行.他首先列出了柳亚子藏书中的自抄本：
南明史料书目稿本1册（有29年6月9日后记2册）；补遗第1册（附编目四种,关于华延年室题跋所载者）；补遗第2册（关于图书馆及私家所藏者）；补遗第3册（关于丛刊及丛书本者）；残明大统历,残明宰辅年表合订本1册全（大兴傅以礼遗著,有29年7月23日首记,又后记二则）.以上均为柳氏手抄本.
接下来,他又列出了柳亚子的批校本：
又南疆逸史8册全：第1册为纪略1至4全,第2至第8册,为列传1至52,附杨跋12首.按他29年9月13日全书校毕记里说：“校勘前后凡14日,合诸抄写时期,共为34日.”观全书不下十数万言.仅以短短的时间,就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并且丹铅校勘,详证异同,这种治学精神,真值得我们钦佩.
而后他又提到了中文打字机的录入本：
夏太史遗稿1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9月17日题记）,玉樊丙戌集上下2册全（从旧钞本迻录,有30年6月28日前记）,上两种为麟飞女士以中文打字机打成.
而后他又详列出柳亚子得到的抄本：
南疆绎史7册（卷首至卷20终）；海东逸史1册全（翁洲老民著,魏如晦先生购赠,等于一部鲁监国实录）；明清纪略1册全（吴江朱不远著,朱字明德,即勾吴外史,饭香抄本,附跋文,胡朴安先生赠）；明季实录1册（胡藏吴县朱氏槐庐校刊本,亭林遗书中之一,胡先生拆开借给的）.我想一本弃失便永无完日,自古名贵典籍,也往往是这样散失的.圣安纪事1册全（即明季稗史中的圣安本纪,与明季实录同）；野史无文共7册（胡先生代觅抄本）,此书现为程演生先生所藏,也是抄本,原题淝水奈邨农夫（即郑达）纂辑；晚明史籍考十本全（国立图书馆28年5月印行,有柳氏眉批）.
在目录的最后部分,王瑞丰又列出了柳亚子已经发表的手稿：
南明史纲散稿一束,1至6编（看上面红笔标的记号,是已经发表过的）；合柳氏自传年谱,及“一年来对于南明史料的工作报告”.看来,柳氏写成的南明史稿及参考各书,大致没有失缺,只是闻随笔1册,不知什么时候被应急需,竟撕去了半本.我也*起来,算是抱守之意吧！
由以上可知,这位王瑞丰所选出之书数量并不大,但却是柳亚子研究南明史收集资料中的精品,可见这位王瑞丰对此是绝对的内行,他得到这些书之后也很珍视,因为他在1942年的春天还花了几十元的军票订做了几套夹板,特意把这些书保护了起来.当他离开香港时,他将这些书寄存在了一位好朋友的家中,此后他们之间在通信过程中,王瑞丰还惦记着这批书,朋友告诉他“请勿为念”,其潜台词则是告诉王：他的这批书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再后来,这批书的下落就没有了消息.
到了1982年,身在美国加州的柳无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就特意写出《寻书》之文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他写此文的目的,柳无忌在该文的最后两段写到：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绝望,我写本文的动机,旧事重提就是想借助于畅销各地的《大公报》盼它的读者,不论在香港、上海、山东,能指示我一条寻书的线索.
我更大的希望,当然是当事者如王瑞丰本人——那位妥为*史料并盼望“原璧归赵”的热心人——他在港的知己朋友,或他们的家属,会看到这篇文字,并告诉我这些南明史稿仍完整保存的大好消息.虽然世变沧桑,但自1942年至1982年亦不过40个年头,谁知道这些宝贵的书稿——在政府与学人正从事整理文史古籍的时候——不会重新出现？我乐观地期待着.
最终,柳无忌找到了他父亲的这批旧藏吗？我未查到结果.为什么这么多的书几十年间变得杳无音信了呢？这会不会是王瑞丰编的一个故事？从柳无忌的《寻书》一文中,能够感觉到王的所言确实并非杜撰,比如柳无忌在文中有如下一个段落印证了王瑞丰的说法：
王瑞丰在文内列举了好几种书稿,内有柳亚子以20日抄写,14日校勘完毕,有十数万言的清初温睿临著的《南疆逸史》（,56卷）.关于此书,柳亚子在《续忆劫灰中的南明史料》文中,这样写着：“56卷本则是我离开上海以前从西谛先生（郑振铎）那儿借来亲自抄写的,还费了我20天废寝忘餐的代价呢.现在,这两个本子（另一部为上海国光书局排印的44卷本）当然都毁灭了.”哪里知道,当柳亚子在桂林写这篇文章时（1942年12月）,这些书都尚安全地存在香港呢！南明史料以外,王瑞丰还获得残余的半本“随笔”（另一半被“应急需”时撕去）,不知是否即是曾在《笔谈》半月刊（茅盾主编,香港出版）上发表的《羿楼日札》？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情.
如此说来,王瑞丰的叙述确实有这么回事.虽然至今不能知道这批书的下落,但基本可以肯定这些书仍存在于天壤之间,这个结果不知会让多少爱书人又生出了蠢蠢欲动的贪欲,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
其实柳亚子的本名并非如此,陈锡岳、林基鸿合编《名人与图书馆》中,有《爱国诗人柳亚子与“柳亚子图书馆”》一文,该文的第一段就讲到了这件事：
柳亚子（1887 － 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16岁因崇信天赋人权说,以亚洲卢梭自命,改名人权,字亚卢.18岁,模仿友人陈去病的名字,改名弃疾,以示对宋代爱国诗人辛弃疾的敬慕.在上海健行公学任教时,友人高旭嫌卢字笔画太多,常在诗笺赠答时作亚子,他慢慢地采用了.“五四”以后,为了统一名号,只用“亚子”二字了.
原来,柳亚子之名跟其崇尚卢梭有关.而对于他的藏书,该文中写到：
“五四”以后,柳亚子客居上海,锐意*图书.上海是旧中国文化的中心,大小出版机构不下二、三百家,占全国出版机构的一半以上.柳亚子唯一的嗜好是书,买书不惜工本,尤其是印数较少的“冷门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柳亚子因反对政权,遭到通缉,后化名为唐隐芝携家逃亡日本,但他还念念不忘托人图书.1928年回国,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前面提到柳亚子藏书有两大主题,一是乡邦文献,二是南明史料,其实他的藏书中还有一个版块也是他人未留意者,陈锡岳、林基鸿所编的该书中讲到：“三十年代,柳亚子住在上海裴德路（今复兴中路）柳家大厅和书室时,他*了几十橱图书.1935年,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时,为整理这批图书,请正在编辑上海图书馆史的胡道静来家分类编目,胡道静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编好书目,名为《磨剑室文艺书目》,胡道静趁此编目之机有幸拜读了柳亚子的藏书,胡先生认为‘柳亚子图书馆’的藏书很有特色,他说：‘凡是文学革命的书都收全了.’”原来,柳还有收集红色文献的偏好.
对于柳亚子的这一类*,郑振铎都很羡慕,郑伟章所著《文献家通考》中称：“有《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所著录百三十六种皆系辛亥革命前后鼓吹国民革命之书籍、报刊,是关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目录.郑振铎题识云：‘《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柳亚子藏,阿英钞本,不分卷一册.……余所藏书目,无一关于辛亥革命者,得此足弥一憾.’”
由此可知,柳亚子的藏书视野十分广泛,并且他在每个专题的*上都能做出自己的成就.然而他的藏书之好是由何而来者？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之好有其家传,其在《柳亚子藏红梨社文献考论》一文中,首先从柳亚子的高祖讲起：
柳氏家族是分湖地区典型的文学世家,然而柳氏族人科举不显于世,柳亚子高祖柳树芳仅为秀才.然而这位秀才在柳氏家族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柳亚子尊称其为“大胜柳氏在文坛上的开山祖师”.柳氏家族与红梨社的关系也要从这位“开山祖师”说起.柳树芳,字湄生,晚自号古查,又号粥粥翁.性伉爽直谅,乐善好施,尝刊先辈遗书数种.诗精警明爽,不屑为钩章棘句.著述宏富,有《养馀斋诗初集》四卷、《二集》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卷、《文集》二卷、《胜溪竹枝词》一卷,《分湖小识》六卷,《分湖诗苑》一卷等.
正因如此,柳亚子有了收集红梨社文献的举措.而黄建林认为,柳亚子的藏书思想正是基于乡邦文献的收集：“考察柳亚子藏书思想,我们有必要概述一下柳氏家族对于地方文献的态度,这可看作是柳亚子藏书思想的渊源之一.高祖柳树芳在《分湖小识·自序》中言：‘邑中诸镇若同里、盛泽、黄溪、黎里均有人焉,刻其里志以备采访,独分湖无闻焉.生其地者忍听其文献无传,废坠而不知举耶？抑或尚有待于来者,谓此事非我责耶？树芳志在搜罗,阅二十余年矣.家庭多故,岁月少闲,惟兹一事拳拳于寝兴食息之余,而不忍释.’除此而外,柳树芳还为吴江乡史善长刊刻《秋树读书楼诗集》,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对地方文献责任感的高度体现.柳树芳之子柳兆薰著有《<松陵文录>作者姓氏、爵里、著述考》,得以弥补《松陵文录》仅列作者姓名而无人物小传之不足,保存了大量吴江地方人物的传记资料.高祖、曾祖对地方文献之重视必然对柳亚子有潜移默化之影响,亚子《自撰年谱》‘三十三岁’条言：‘狂胪乡邦文献,购书万余卷.资用不足,则举债以继之.’”
柳亚子故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市黎里镇浒泾街.这一天是乘卜若愚先生的车,因为卜兄的朋友叶剑青先生认为卜开车水平太过一般,所以他前来坚持自己来做司机.而卜兄为了让我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他请来了苏扇博物馆的张琦.我等一行四人沿着苏州的三个方向兜了一大圈,其中的一站就是来到了黎里镇.
虽说这里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地,可是在该镇上依然能见到许多老建筑,尤其是镇中心的一条河,虽然河水已经变得污浊,河面上还停泊着一些废弃的水泥船,但我还是觉得有水就有灵气,而南方人的精明肯定也是由这些水的滋润而形成者.
张琦说,前些年她曾来过此地,然而仅仅过了几年,镇上就有了不小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前往柳亚子故居仍然需要打听.在河的两岸能够看到已恢复了一些古建筑,而今这里被改造成了步行街,于是请叶先生把车停在桥头附近的一个空地,我等四人徒步沿着步行街边观赏边寻找.
可能不是旅游旺季的原因,沿路的商户一半都关着门,因为游客少,所以走在这石板路上多了几分从容与悠闲,可以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这让自己的心情也舒缓了下来,心情不同则眼中所见也会随之变化：原本我颇为反感旅游景点太过商业化,尤其不喜那种强迫购物的恶习,可是大多数景点都会设有一条长长的商业街,使得游客必须经过这些商业街才能到达真正要看的景点,这里虽然也是如此,但我却饶有兴趣的一家家地探看着,甚至旅游纪念品的千点一面也会变得不那么可憎,甚至沿途所见的一家“陈小姐私房奶茶铺”,也成为了我等三位大男人调笑的话题.
在这条长长的古街上,柳亚子纪念馆并不显眼,以至于错过了正门几十米后我们才发现,回到正门时,看到纪念馆的门牌号为“中心街75号”.纪念馆不收费,进门即看到了柳亚子的塑像,而后沿着参观路线一直向里走,此处旧居窄而深长,一路参观下来,大约有五进院落.
关于这处旧居为什么不叫“柳亚子故居”而叫“柳亚子纪念馆”？我在一处文献上看到,因为这处旧居乃是柳家租用他人者,并且当时只租了最后两进院落,如此说来,称为“纪念馆”确实更为恰当.
对于此院落的本主,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写到：“寿恩堂共分四进,第二进楼房五开间,有一个匾额,上书‘题红仙馆’.第三进是大厅,匾额上题有‘寿恩堂’三字,是乾隆的御笔,下笔还写着‘赐直录总督臣周元理’.‘磨剑室’就在‘题红仙馆’对面的寿恩堂一侧,共二间,打通后作为柳亚子和他父亲共同的书房.寿恩堂是周元理任直隶总督以前所造,周元理告老回乡后,另建更为高大的新宅.周元理在乾隆年间任工部尚书多年,因此新宅的工艺特别是砖雕门楼代表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新宅落成,乾隆皇帝曾大书九个‘福’字赐予周元理.故新宅称为‘赐福堂’,周元理也以‘周赐福’名噪江南.新宅共六进,真正赐福堂在第三进大厅.”
看来这是乾隆时的一处老宅,到了近现代,柳亚子之名盖过了原房主,反而少有人知这处院落本是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周元理的旧宅.而这处旧宅艺术性最高的地方,则是这里的砖雕,细看有些砖雕虽然已经残损,但却依然能看出当年是何等的精美.
在一间展室内有给柳亚子题诗词的塑像.当前往重庆谈判,柳亚子与毛见面后,柳希望毛能赠给自己一幅墨宝,于是柳就得到了那首极具名气的《沁园春·雪》,而这组雕像正是表现了这个场景.
一路参观下去,直到第四进院落才看到了“柳亚子先生故居”的匾额,看来这里才是他当年真正使用之地.而今这里布置成了展室的模样,里面用很多展板介绍着柳亚子的生平事迹,同时还摆放着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物品,而我等四人最感兴趣者则是他的几方印章.从印章的用石以及材质看,这些印章应该都是复制者,这对有藏书之好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印章,怎么都觉得是个遗憾.
老宅的最后一个院落则是柳亚子的居所和藏书处,这里有他的藏书室——磨剑室的介绍,而磨剑室也成为了柳亚子最为人所熟知的堂号.其实柳亚子的堂号有近20个之多,而每一个堂号都是根据其思想的变化与其不同的境遇所起者,李海珉在《柳亚子书斋名考释》一文中说到：“有砥砺自身决心为国为民贡献才华的（磨剑室）,有追随孙中山崇尚马列主义的（拜孙悼李楼）,有陷于苦闷惚惚如狂愤世嫉俗的（活埋庵）,有抗日救国时的擂鼓呐喊（羿楼、射日斋）,有金瓯不全一家难圆时的苦苦企盼（鸥梦圆移）,也有抒发胸中浩然的气概（上天下地之庐）.”
这些堂号中最具革命性者乃是“拜孙悼李楼”,关于此堂号的含义,我做出了本能地猜测：“拜孙”当然指的是崇拜孙中山,而“悼李”,我则想到了李大钊,可是,柳亚子的这个堂号使用于1924到1925年之间,而李大钊则是去世于1927年,显然这个“李”跟李大钊没关系.而当我读到李海珉的这篇文章时,我方得知这个“李”乃是指列宁,因为在早期列宁曾被翻译成“李宁”.而在李海珉的《考释》一文中又说到柳亚子曾请人刻了一方印章,其印文为“亲炙中山,私淑列宁”,这里又成了“列宁”,不知当时这两种称呼方式是否同时在使用.
对于柳亚子藏书的数量及其归宿,郑伟章在《文献家通考》中说：“解放后,所藏共七万余册,三百箱,一九五三年捐上海文管会,转入上图.其革命文库之书归、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七万册的数量足够大,这应该是柳亚子藏书的总量,然而李海珉在《藏书大家遗泽后世》一文中则说出了与之相差较大的一个数字：“黎里的藏书多达44000余册,在1950年冬,分装成300多箱,亚子先生把它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黎里的书都是亚子先生1927年以前所藏,此后还有沪寓藏书、香港藏书和北京北长街89号的藏书,亚子先生也都分别捐献给了国家各级图书馆.”
李海珉说在黎里旧居的藏书数量是“四万四千多册”,这跟《文献家通考》中所说的“七万多册”差距较大,而捐赠的时间也差了三年,可是这两个说法在箱数上却很相近,郑伟章说是“三百箱”,李海珉说是“三百多箱”.如果把“七万多册”视之为柳亚子藏书的总量,而“四万四千多册”视之为仅是故居藏的这一部分,倒是可以解释通的一种理解方式.
但两者在箱数上却又如此的相近,真不知哪种说法更接近事实,陈燮君、盛巽昌主编的《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中《柳亚子：藏书全都捐献给国家》一文中称：“建国后,柳亚子于1950年9月由北京饭店迁居北长街新居后,在度过国庆节后就兴冲冲南返上海.他毅然决定将上海复兴中路旧宅的藏书和黎里老家的44000余册藏书,包括期刊、信札、手记等,共有四、五百箱,全数捐献给国家.1951年春天,上海文管会派版本学家陈乃乾负责清理造册,这些书籍,信札等,尔后就全部交与上海图书馆典藏；与此同时,柳亚子也将北京新居‘上天下地之庐’存藏的南明史料、南社文库和其它书刊、信札,全数捐献与北京图书馆.”如此说来,这“四万四千多册”指的仅为此处旧居所藏者,余外的那近三万册,应该是柳亚子藏在别处的书.
如今柳亚子的藏书之处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根据介绍牌上的所言,这处藏书楼的后面还有一进院落,里面展放着柳家所刻的碑石,可惜这进院落被封闭了起来,看不到后面的情形,于是我站在这座U形的楼前,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把斑驳的影子投在楼体之上,那份安宁能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世间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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