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昭君怨到和亲赞元代昭君文学作品主题的流变与其成因,本文是关于文学作品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昭君怨和和亲赞和文学作品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文学作品论文参考文献：
○ 王前程杨剑兵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摘 要］文学艺术作品是时代生活尤其是时代政治生活的风向标.元初昭君文学创作以抒写“昭君怨”为中心内容,中后期则一反“昭君怨”格调而大唱“和亲赞”的新声.这与元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而中后期统治者大力施行开明政策从而使民族隔阂逐渐消减多民族逐渐走向融合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由“昭君怨”到“和亲赞”创作主题格调的流变,反映了元代昭君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也曲折地反映了有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元代昭君文学；主题流变；昭君怨；和亲赞；政治生态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3-0066-08
doi:10.3969/j.issn.1672-8610.2017.03.008
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昭君和亲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妨称之为“昭君文学作品”.从目前学术界搜集整理的资料看,元代昭君文学作品约有140首（部）,其中,诗、词、散曲约有130余首,戏曲作品4部（今仅存马致远《汉宫秋》）.在作品主题和情感格调上,元代昭君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元初以抒写“昭君怨”为中心内容,中后期则一反“昭君怨”格调而大唱“和亲赞”的新声.这种文学主题和情感格调的变化同当时政治生态息息相关,侧面反映了元代多民族从隔阂对抗逐渐走向融合的客观现实.
一
西汉王昭君远嫁匈奴,无疑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自东汉以来昭君文学创作绵绵不绝,但这些作品所歌颂的昭君故事大都早已远离史实,不过是文人作家们“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而已.元初从事昭君文学创作的作者大都是金宋遗民,如元好问、汪元亮、方夔、王元节、艾性夫、马致远等等.在金元、宋元国家破灭、民族沦亡之际,文人作家们沉重的迷惘与伤感之情可想而知,传统昭君文学创作中的“昭君怨”故事自然会引起他们心中强烈的共鸣.于是,在宋末元初遗民作家的笔下,昭君故事和昭君形象几乎无不显现出悲怨哀伤愤恨的悲剧色调.这些作品的主题不外乎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深切同情昭君的不幸命运
宋末元初昭君文学作品大多浓墨重彩地抒写昭君远嫁大漠的凄凉和悲愁,如：
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
琵琶肠断塞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
深宫桃李无人问,旧爱玉颜今自恨.
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颦不尽.（元好问《玉楼春》）①
汉使年年去复来,长安不见低烟雾.
寒沙击面雁飞秋,手抱琵琶泪暗流.
上弦泠泠写妾苦,下弦切切写汉羞.（方夔《明妃曲》）
妾身只有愁可必,万里今从汉宫出.……
飞鸿不解琵琶语,只带离愁归故乡.（刘因《明妃曲》）
一朝结束嫁荒陲,一马导前五马随.
老奚并辔相笑语,双袖自抱琵琶啼.
边风吹碎心如梦,云长只有孤鸿送.（艾性夫《昭君出塞图》）
风沙满宫衣,惨淡余香歇.
哀弦湿丝泪,泪尽弦亦绝.（周权《明妃曲》）
西风塞上胡笳,月明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凌台下,淡烟衰草黄沙.（马致远《天净沙》）
……
元好问,金朝著名诗人,元灭金后隐居不仕；刘因,元初著名诗人,元灭南宋后,屡作哀宋之文；方夔、艾性夫、马致远、周权等亦为金元、宋元易代之际浪迹江湖、隐居山林的遗民作家.在这群民族失落感强烈的遗民作家笔下,昭君远嫁大漠,孤苦伶仃,黄沙茫茫,西风猎猎,玉颜花面泪长流,琵琶声断心如碎,年年望断南飞雁,思归故乡不可得.这是何等的凄苦不堪,令人伤悲！还有一些宋末遗民将昭君悲剧与现实悲剧联系在一起,如汪元量《昭君墓》云：“一昔王昭君,远嫁单于去.上马出宫门,琵琶语如诉.昔作汉宫妃,今作胡虏妇.别来岁月深,竟入泉下路.还知身后名,青草覆孤坟.”汪元量,南宋宫廷琴师和爱国诗人,曾亲历“德祐之变”：宋恭帝（瀛国公）德祐二年,即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统帅伯颜率部进攻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文天祥以右丞相入元营谈判,被扣留.不久,伯颜攻克临安,虏南宋全太后、恭帝赵显及大批北归.作为宫廷琴师,汪元量一同被虏北去,在历经颠沛流离之苦、目睹大批被迫远离家乡之后,诗人联想起历史上远嫁大漠的昭君,不禁感慨万千.“昔作汉宫妃,今作胡虏妇”,既是昭君不幸命运的写照,更是南宋被虏北上的嫔妃们悲惨遭遇的写照,当年昭君奉诏远嫁虽属不幸,但尚能留下青冢之名,而今大宋皇太后、被掳入异邦,蒙羞受辱,她们只怕连尸骨葬于何处也无人知晓,岂不令人伤悲.
(二)抨击屈辱的和亲政策,讥嘲无能的文臣武将
宋元易代之际,面对风云变幻的残酷现实,无数文人士大夫反思民族历史,认为错误的媾和政策和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是国家民族败亡的祸根,虽然宋朝并无女子和亲之策,但君臣上下腐败享乐,对外长期推行进贡与割让土地的卖国政策,终致民族沦亡.元初大量昭君文学作品正是借昭君和亲悲剧来揭露抨击宋王朝的失策和昏庸无能,以宣泄心中的愤懑.如：
女色自矜还自误,画史欺君君莫怒.
甘向匈奴作妇翁,而翁首祸羞千古. （艾性夫《昭君出塞图》）
寄语汉飞将：此计诚太拙.
蛾眉岂长好,不久为枯骨！（周权《明妃曲》）
黄沙堆雪暗龙庭,马上琵琶掩泪听.
汉室御戎无上策,错教红粉怨丹青.（王思廉《昭君出塞图》）
低拨琵琶怨思长,不禁尘染汉衣裳.
君王岂是无奇策,闲却将军用女郎.（陈宜甫《昭君出塞图为姚承旨赋》）
草色又能白变青,怪渠妍丑一毫争.
自缘谋国无长策,枉使毛生受恶名.（尹廷高《昭君》）
汉家天子昏庸无能,想不出治国安天下的良策,只得用*和亲这样拙劣的方法来应付匈奴的侵凌,甘心情愿做含羞忍耻的妇翁,以维持边境暂时的安宁,殊不知“蛾眉岂长好,不久为枯骨”,美色和亲岂能满足外敌无穷的贪欲而招致亡国之祸？批评汉朝和亲计拙无疑是宣泄对宋朝推行妥协投降政策的不满之情.
汉君昏庸,汉朝文臣武将亦无能.许多元初昭君文学作品把批判矛头直指汉臣汉将的无能,如王元节《青冢》：“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山秋.汉家多少征西将,泉下相逢也合羞.”汉家多少大将,无力捍卫汉朝疆土,却让一个孤弱女子嫁到异域和亲以求苟安一时,如果与死去的昭君在地下相逢,岂能不感到羞愧！耶律楚材《过青冢次贾搏霄韵》其二中有“穹庐自恨嫔戎主,泉壤相逢愧汉臣”之句,与王元节诗意相近.赵秉文《昭君出塞图》和杨奂《酬昭君怨》等诗则对汉将的腐败卑劣予以辛辣的讥嘲.赵秉文《昭君出塞图》：“无情汉月解随人,羞向天涯照妾身.闻道将军侯万户,已将功业上麒麟.”杨奂《酬昭君怨》：“玉貌辞金阙,貂裘拥绣鞍.将军休出战,塞上雪偏寒.”塞上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将军何苦要出征边关受此辛劳？牺牲一个女子不仅能息兵罢战,还能使自己封万户侯,功名悬挂麒麟之阁呢！不言而喻,汉臣汉将腐败卑劣的形象,正是南宋投降派人物丑恶嘴脸的写照.
在抨击朝廷懦弱、文臣武将腐败无能方面,马致远创作的昭君戏《汉宫秋》最为深刻.作者依据自己对于现实的深切感受,对昭君和亲史实作了一番艺术加工,描写汉元帝贪恋美色,册封昭君为明妃,但在奸佞小人毛延寿的破坏下遭到匈奴逼婚,懦弱的汉元帝面对匈奴的威逼束手无策,只得将心爱的明妃送去和亲,堂堂一国之君连爱妃也不保,充分显露了汉王朝的虚弱与无能.汉王朝的屈辱源自皇帝贪色享乐和权奸卖国求荣,也与文武百官的自私无能息息相关.作者在抨击权奸误国的同时,将批判矛头直指昏庸无能、畏敌如虎的文武百官：
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哪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
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你们干请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忧.
我道你文臣安社稷,武将定戈矛.你只会文武班头,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顿首.
若如此,久已后也不用文武,只凭佳人平定天下便了.［1］
这些唱词与其说是汉元帝骂百官臣僚,还不如说是马致远借昭君故事在破口大骂宋朝怯懦的文臣武将,“借古喻今,对当代的政事进行抨击”［2］208.
(三)歌颂昭君的民族节操
元初一些昭君文学作品撇开史实,从民间传说中吸取材料,描写昭君自杀身亡,歌颂昭君对于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忠诚.如赵文《昭君词》肯定昭君不从“子妻后母”的胡俗而服药自尽的行为：“胡俗或妻母,何异豺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纲.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诗作的思想情调虽不免于道学气,但作者认为昭君毅然自杀身亡,表现了汉民族弱女子不可羞辱的节操,是一种大忠大义之举,无疑值得世人尊敬.马致远《汉宫秋》更是不顾史实,虚构昭君来到汉匈边界处,纵身投江自尽,义不受辱.这显然是借古讽今,歌颂了王昭君为保全民族国家、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的爱国思想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以与那些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形成鲜明的对照,寄托着作家对被破灭的故国的哀思.
毋庸置疑,宋末元初的昭君文学作品普遍流露出一种感伤情调、一种愤懑情绪,所叙昭君故事大多偏离史实.在换朝易代之际,文人学士们假借昭君远嫁故事来宣泄家国沦亡的失落之感和对异族统治的怨恨之情,实属情理之中.
二
宋末元初昭君文学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昭君怨”,但也偶有别样之音,这就是耶律楚材和王恽创作的昭君诗.耶律楚材,契丹王族,为蒙古灭金统治中原地区建立了卓越功勋,又精通汉文,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推崇汉文化,宽厚爱民.王恽,元初学者、诗人,为官正直,是元初著名谏臣.耶律楚材和王恽所作昭君诗均有五六首之多,尽管他们仍然承袭昭君文学的创作传统,但在抒写昭君悲怨之情的同时亦能表现出新的视角、新的声音.如耶律楚材《过青冢次贾搏霄韵》其一：
当年遗恨叹昭君,玉貌冰肤染塞尘.
边塞未安嫔侮虏,朝廷何事拜功臣？
朝云雁唳天山外,残日猿悲黑水滨.
十里春风青冢道,落花犹似汉宫春.
诗的前六句描写昭君在匈奴武力威胁下被迫远嫁的悲怨、遗恨,后两句却写昭君和亲带来的喜与乐,在诗人看来,昭君辞亲别友远嫁大漠固然是悲剧,但她出塞和亲最终使汉匈边境安宁,是汉朝真正的功臣,死后埋骨青冢,赢得各族人民的敬爱,流芳千古,这是汉宫中那无数湮没无闻的们所无法相比的.作为元初著名文臣,耶律楚材能够从多民族融合的角度看问题,确实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又如王恽《王昭君出塞图》：
绝色当年冠汉宫,谁移尤物使和戎？
流连不重君王欲,延寿丹青似有功.
朔漠风沙异紫台,琵琶心事欲谁开.
人生正有新知乐,犹胜昭阳赤凤来.
北宋大诗人王安石创作了两首著名的《明妃曲》,一反人们认为昭君远嫁而寡欢的说法,理性地做出一个令世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说匈奴单于敬重善待昭君,昭君远嫁找到了新相知,远比在汉宫中孤寂无欢的生活要幸福.王恽的诗充分暴露其陈腐的女色祸水论调,总的诗格不高,但最后两句却能继承王安石的思想,认为昭君出塞和亲与呼韩邪相亲相爱,远远胜过了那些留在汉宫中得不到人生乐趣而暗中冒死追求不正当欢乐的嫔妃们.
这些不失为一种元初昭君文学创作中的别音,只是这种声音较为稀少.但到了元中后期,昭君文学创作的风向发生了明显改变,文人们笔下的昭君不再是满腹愁肠、一把眼泪、一声长叹的弱女子形象,而是脱去脂粉气与悲怨情调的巾帼英雄形象,表现出了与元初昭君文学作品迥然有别的新声：
其一,昭君深明大义,慷慨和亲.
元中后期昭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词、散曲,这类作品首先充分肯定了昭君为了民族国家利益甘愿舍弃个人幸福的大义精神.如袁桷《昭君》：“鬓影愁添塞雪,花枝羞杀宫春.谁道佳人倾国,解从绝域和亲.”王结《明妃曲》：“琵琶聊写思归意,传与中州能断肠.南北寝兵心自足,托身异域宁辞辱！”张昱《昭君怨》：“沙碛春难度,穹庐梦易惊.傥令天汉重,敢论妾身轻！”卢昭《题昭君出塞图》：“草黄沙白马如云,落日悲笳处处闻.此去妾心终许国,不劳辛苦汉三军.”许有壬《题友人所藏明妃图》：“妾身虽苦免主忧,犹胜专宠亡人国.”均以昭君口吻叙事抒情,传写昭君慷慨出塞、以身许国的巾帼英雄气概：远别亲人,托身异域,塞雪添愁,黄沙惊梦,但我心已许国家,只要和亲能够使汉匈休兵罢战,使汉家人民获得平安,即使再苦再难我岂能畏惧退缩！此外,张可久在散曲《双调·水仙子·怀古》中直接赞颂了昭君“肯为苍生计”的大义精神：“秋风远塞皂雕旗,明月高台金凤杯.红粉肯为苍生计,女妖娆能有几？”
元初昭君文学作品中的昭君形象,是一个被迫出塞和亲、一路悲叹命苦的牺牲品形象.而从班固《汉书》之《元帝纪》《匈奴传》《王莽传》等历史文献记录看,王昭君是在汉强匈奴弱的背景下由西汉王朝选派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和亲的,昭君出塞后在匈奴生儿育女,后来昭君的女儿云、女婿须卜当、外甥大且渠奢、醯椟王以及昭君在汉朝的侄儿王歙、王飒等,多次不辞辛劳奔走于长城内外,为加强汉匈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史实上考察,很难看出昭君出塞时的心境,但至少可以说明昭君平静地接受了远嫁和亲的任务,其子女亲属为巩固汉匈关系而辛勤奔走,亦足以证明了昭君良好的素质与积极影响.可见,元中后期昭君文学作品中的巾帼英雄形象更接近历史事实.
其二,和亲有功于国,有益于民.
元中后期不少文人学士从事功的角度上高度评价了昭君和亲的巨大贡献,如吴师道《昭君出塞图》：“平城围后几和亲,不断边烽与战尘.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从西汉开国之初开始实行和亲政策,但效果总不理想,边关烽火不息,而昭君远嫁大漠却使汉匈两大民族和睦相处,边境平静的局面一直保持到西汉末年,其卓越功勋远胜前人.宋无《昭君曲》：“毡城万里风雪寒,妾行虽危汉室安.……单于世世求和亲,汉塞自此无风尘.”昭君远嫁固然饱受风寒之苦,但她的和亲保障了汉朝的安全,汉家边境从此不见了纷飞的战火,昭君功不可没.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一些诗人直接肯定了息兵安边的和亲政策.如刘仁本《明妃曲》：“和亲诚上计,安用汉将军.粉黛无颜色,丹青有策勋.”刘诜《昭君曲》：“国家和亲四海乐,不怨君王悲命薄.君不见秋风茂陵英雄才,万里江都嫁沙漠.”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以和为贵,和亲能使天下百姓平安和乐,昭君怎么会抱怨朝廷、悲叹命苦呢！汉武帝嫁江都公主和亲,汉元帝嫁昭君和亲,都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以避免两大民族陷入战争灾难,这难道不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上策吗？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和亲诏令曰：“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3］208《汉书·匈奴传》亦记录了此事：“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息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以为便.”［3］2810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匈奴单于主动要求和亲以加强汉匈关系的事件,汉元帝对此颇为重视,诏令朝臣讨论并取得共识,认为和亲有利于朝廷安全和人民的休养生息,特此改年号为“竟宁”,即国境安宁的意思.而此次和亲效果十分明显,呼韩邪单于十分“欢喜”,特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并主动要求替汉朝守护数千里长的边境线,从而使汉匈关系进入蜜月期,“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3］2825.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昭君和亲是由汉王朝经过认真研究讨论而慎重作出的决策,有利于汉匈两大民族的共同发展,并基本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和解,双方和睦相处,在民族关系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所以,元中后期昭君文学作品肯定和亲政策、歌颂昭君和亲之贡献,是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的体现.
其三,昭君幸福,天下和乐.
历来表现“昭君怨”主题的作品中,孤苦伶仃、悲伤哀叹、眼泪汪汪几乎是昭君生活的全部内容.元中后期不少诗人作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昭君和亲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如虞集《题昭君出塞图》：“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咏不休！”认为昭君和亲即使天下太平欢乐,人民免除了战乱之苦,昭君本人也受到了匈奴单于的尊重和宠爱,过着愉快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大好事吗？历代文人们为何总是要妄加猜想去写那些琵琶哀怨、青冢凄凉的诗作呢！又如张翥作《昭君怨》词,专作小序强调云：“昔人赋昭君词,多写其红悲绿怨,作此解之.”表示特意作此词消除旧说.词曰：“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看取蛾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匈奴单于派出豪华的迎亲队伍,迎接昭君出塞,昭君自由自在生活在大漠草原,远比那些久闭长门宫的汉宫美人们幸福；死后被隆重安葬于青冢,留下千载芳名,又有那位女子能相比呢？此外,耶律铸作《明妃》诗云：“散花天上散花人,唯说香名更未闻.薄命换遗仙寿在,不须青冢有愁云.”张可久作《越调·寨儿令·题昭君出塞图》散曲云：“辞凤阁,盼滦河,别离此情将奈何！羽盖峨峨,虎皮驮驮,雁远暮云阔.建旌旗五百沙陀,送琵琶三两宫娥.翠车前白橐驼,雕笼内锦鹦哥.他,强似马嵬坡.”均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和认识.
《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3］2812-2813“阏氏”,类似汉之妃子；“居次”,类似汉之公主,须卜氏和当于氏,均为匈奴贵族豪门.可见昭君及其子女无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礼遇,昭君被匈奴人尊称为“宁胡阏氏”,昭君的儿子被封为王侯,女儿被封为豪贵公主,充分显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通婚.由此推论,历史上昭君出塞和亲并非一路欢歌笑语,但其地位比较尊崇、生活比较美满是毋庸置疑的.元中后期的昭君文学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昭君出塞和亲生活的客观情况,更令人可信.
从“昭君怨”到“和亲赞”的更变,反映了元代昭君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前后两个时期所呈现的主题格调的差异性极为分明.
三
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生活,尤其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正如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文论家们所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141“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5］817“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6］220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主流的文学艺术活动是不可能脱离特定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时代生活尤其是时代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相较而言,元代中后期的昭君文学作品更真实地反映了昭君和亲的原貌,而元初文人笔下的昭君故事与昭君形象大多与史实相差甚远,但我们不能因此认定元初昭君文学创作脱离了生活实际,相反应该看到这类创作恰恰是元初这个特定时代的必然产物,文人作家们以曲笔的方式,假借传说中的昭君和亲故事来书写其苦涩的心灵,这正是特定时代生活曲折而真实的反映.
元初文人作家们有意回避昭君和亲史实而极力描写“昭君怨”,与元初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压迫歧视政策息息相关：一是杀戮过重.元蒙统治者在灭金、灭宋战争中,动辄屠城,杀人如麻,中原地区尤为惨烈：“凡破金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7］817“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8］76二是摧残汉文化.元蒙军队所到之地,除烧杀掳掠外,还常常挖坟掘墓,连宋朝皇陵亦未幸免于难,使尊祖崇宗的汉人蒙受奇耻大辱.对于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更是不屑一顾,随意摧残.早在成吉思汗时,别迭等近臣就曾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9］2301尽管因为耶律楚材的劝阻而未被采纳,但由此看出元蒙贵族对于汉文化的蔑视和破坏.三是推行民族等级制.元蒙统治者将国民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区别对待,对于低级的汉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这在宋元野史笔记和元人杂剧中多有记录与演述.
这种严酷的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中原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的尊严,“这是整整一个民族的心灵震颤,是整个民族‘自我’位置的失落.”［10］260由此不难理解元初杂剧、散曲、诗文等文学艺术作品为什么多发哀泣声和怒骂声了.元初昭君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自然也离不开元初政治生活的深刻影响,凄悲、愤恨、失落的情绪常常溢于言表,“骄虏”、“胡虏”、“胡尘”、“汉羞”、“心惊”、“泪尽”、“离愁”、“孤鸿”、“孤愤”、“遗恨”、“肠断”之类的字眼常常见于字里行间.
然而到了元中后期,民族隔阂和矛盾逐渐淡化和消减,多民族逐渐走向融合,元王朝的政治生态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这种民族隔阂逐渐淡化局面的形成,与元王朝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不无关系,与元蒙开明统治者实行开明政策更是分不开的：
第一,放弃野蛮的屠城策略.
战后进行屠城是元军常常采取的策略,但元蒙统治者中亦不乏开明和有远见者.如元太宗窝阔台围攻金都汴梁,手下大将建议屠城,耶律楚材极力劝阻,终使汴梁147万人存活下来.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南宋战争中,基本放弃了屠城之策,并完全保留了汉人的生产方式,正如《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所述：“13世纪经历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其各种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军队在中国北方的破坏性作用所造成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对中国南方的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个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中国并已习惯于中国的方式的元政权进行的.忽必烈有种种理由努力使中国南方尽可能完好无损,并使其生产基础不招致毁灭.”［11］38放弃野蛮的杀戮政策至少可以消减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人民的仇恨和敌意.
第二,采用汉法,弘扬汉文化.
尽管先进的汉文化受到诸多蒙古贵族重臣的蔑视,但元蒙最高统治者从未离开中原儒士的辅佐,对儒士的建议也从未采取一概拒绝的态度.精通汉文化的耶律楚材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产生过良好影响,为保存和发展汉文化习俗做出了贡献.窝阔台执政后,耶律楚材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于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国朝之用文臣,盖自公发之.”［12］76在耶律楚材和窝阔台的努力下,汉文化在元蒙统治阶层中逐渐产生深刻的影响力.在接受和弘扬汉文化过程中,忽必烈做出了巨大贡献.自童年时代起,忽必烈就受汉文化濡染,仰慕和认同儒家文化.成年后“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9］39,其周围笼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幕僚,大部分为汉族儒士,如刘秉忠、姚枢、赵璧、王鹗、张德辉、许衡等等,这些儒士对于后来忽必烈大力弘扬汉文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忽必烈执掌政权之后,推行了两大深具影响的举措：一是建国号“大元”,宣扬“天下一家”的思想.忽必烈曾下诏令云：“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事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9］44这种“天下一家”思想对于缓和民族矛盾、促进多民族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采用汉法治理天下.《元史·许衡传》记载许衡上疏建议：“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9］2478忽必烈对此大加赞赏,开始着手推行汉法,使用汉族典章制度,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类似宋朝官制的权力机构.在人事安排上,忽必烈破除民族等级观念,放手重用汉人,如任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遭到蒙古族大臣反对时,忽必烈训斥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9］2683甚至任命宋朝皇室后裔、著名画家兼诗人赵孟頫为兵部郎中.忽必烈还带头穿汉服,以示对于汉民族文化习俗的尊重.这些措施有力地缓和了元代社会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融合.元中后期昭君文学作品中出现“天下为家百不忧”、“国家和亲四海乐”、“只今芳草满天涯”、“今日八方同一宇”之类的诗句,显然与忽必烈等元蒙最高统治者推行汉法、宣扬“天下一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三,恢复传统教育模式.
宋末元初,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数十年,但随着元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和汉文化的深入人心,传统儒家思想教育模式逐步得到恢复.窝阔台曾敕修孔庙,还诏令孔子后人衍圣公孔元措进京,整理教习儒家礼乐.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设置国子学,在蒙古贵族勋臣的子弟中选拔一些俊秀者入学；至元二十四年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9］201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等儒家经典翻译成蒙文以便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正式恢复科举考试制,诏令天下郡县俊秀贤能者“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9］379.而会试的标准即是儒家经典.虽然科考选拔的人数十分有限,每次不超过一百人,但其意义非同凡响,“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11］524诚然,传统儒家教育模式的恢复对于汉族知识分子阶层至少是一种精神慰藉,使他们隐约看到了希望.
总之,在一些开明统治者的努力下,元代民族隔阂和矛盾逐步得到缓和,尤其是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大力弘扬,加强了整个社会对于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中华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精神纽带,在后来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前所述,文学艺术的创作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现实,政治环境的改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加强,正是元中后期昭君文学创作风向发生重大改变的根本原因.由“昭君怨”到“和亲赞”创作主题格调的流变,反映了有元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折射出元代社会政治生态的现状与变化.
【 注 释 】
①本文所引歌咏昭君的诗词曲,皆引自可咏雪、戴其芳、余国钦、李世馨、武高明编注《历代吟咏昭君诗词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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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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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目前的形势和任务［C］//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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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因.静修先生文集［M］.中华书局,1985.
［9］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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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姚景安点校本.中华书局,1996.
From “Lament of Zhaojun” to “Praise of Alliance”
——The Evolution and Causes of the Theme of Zhaojun Literary Works in the Yuan Dynasty
Wang QianchengYang Jianbing
(Sanxia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Abstract: The art of literary works are the vane of the times,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tim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Zhaojun literary creation regarded writing the “lament of Zhaojun” as the center, but in the latter, forsaking the fore Zhaojun style, instead asserting “praise of alliance”, which is viewed as new sound of that time. Thi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a policy of national oppressi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rulers of the early Yuan Dynasty, while the ruler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dynasties vigorously implemented the liberal policy, thus gradually reducing the national estrangement and gradually integrating the multi-ethnic political ecology.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me style from “lament of Zhaojun” to “praise of alliance” reflects the basic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Zhaojun litera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also reflects the mental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a zigzag way.
Key words: Zhaojun literature in the Yuan Dynasty;theme evolution,lament of Zhaojun,praise of alliance,politic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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