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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有关论文范例 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新和中美经贸关系前景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经贸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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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近期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单边行动集中于中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产品和投资,反映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竞争态势加剧,对中美经贸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给双方管控经贸摩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带来新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理念、强硬派主导经贸政策、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戒心以及地缘政治考量是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双方首脑外交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经贸关系互惠互利的基础、美国国内的反对力量以及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机遇等因素都将有助于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及多轮磋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并进一步加强合作.

〔关 键 词〕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中美关系、中美经贸摩擦

〔作者简介〕龚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75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3 期 0094-14

特朗普上任初期,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为双边经贸谈判注入高层动力,为《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中美经贸关系开局良好.然而之后美国在经贸问题上频频对中国发难,包括对多种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展开“双反”调查并征收“双反”税,启动“特别301调查” 等多项贸易救济措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推动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改革,否决中国企业在美国多项投资并购项目及阻碍相关经营,近期更是将矛头指向高科技领域的中国产品和投资.美国的这种政策动向,不仅是“美国第一”政策的体现,也反映美国经贸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多地具有非经济因素的考量.

一、美国对华保护主义政策新动向

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追求“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目标,其反全球化和本土主义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单边行动,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

(一)剑指中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

美国对中国全面提升制造业水平和科技能力的动向颇具疑虑,在 2017年《特别301报告》中将中国列入“优先考察名单”,指责中国在市场准入、研发、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和政策对美国信息通信技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和高科技设备等行业造成负面影响.[1] 在“百日计划”达成早期收获和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举行后,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单边对华发动针对知识产权的“特别 301 调查”[2],剑指“中国政府鼓

励或要求将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企业的法律、政策及实践操作”,调查范围广泛而深入.2018 年 3 月底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宣布依据“特别 301 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涉及商品规模可达600 亿美元.根据 2018 年 4 月初美国发布的建议关税清单,拟对中国出口的1333 种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产品涵盖化学制品、钢铝制品、车辆船舶及零部件、机电产品等,将中国具有潜在竞争力的中高端制造业产品作为打击的重点.

(二)以“国家安全”名义频频启动贸易调查

受美国内钢铁联合会、制铝业联合会等产业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影响,[1]美国围绕调查钢铁和铝产品进口是否威胁 “国家安全”为由发起罕见的“232调查”[2],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受调查影响.尽管美国统计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 2016 年仅为 3.89 亿美元,从中国进口钢铁仅占美国进口钢铁总量的2.6%,远居于多个国家之后,[3] 然而美国却认为中国钢铁、铝等相关企业产量严重过剩并受政府补贴是造成美国相关产业减产甚至倒闭的原因.[4]2018年2月底,美国最终裁定对中国产品征收48.64%~106.09%的畸高反倾销税率和 17.16%~80.97% 的高额反补贴税率,并建议实施多种进口限制措施.

(三)针对中企在美投资并购及经营推动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

美国将中企在美国商业投资并购及经营活动渲染为“武器”,指责中国通过收购和投资美国公司“获取”相关技术,尤其是“利用CFIUS审查空白……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5] 据此美国国会酝酿 CFIUS 改革扩权并试图阻止中企通过投资并购美国科技企业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授权 CFIUS 禁止中国国企收购或以其他方式控制美国企业.[1]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恩尼(John Cornyn)认为中国将对美投资“武器化”作为获得技术优势的战略,[2] 主导推动 CFIUS 改革扩权,在特朗普访华期间正式提出名为《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7,简称FIRRMA)的提案.[3] 该提案意在扩大所谓投资审查的“国家安全”外延、矛头直接指向中国:(1)扩大 CFIUS 管辖范围,包括在军事基地或其他敏感国家安全设施附近的某些合资企业、少数股权投资和房地产交易;(2)更新CFIUS 关于“关键技术”的定义,将新兴技术纳入其中,以维持美国相对于诸如中国等构成威胁的国家的技术优势;(3)在 CFIUS 评估中增加新的国家安全因素等.据称,科恩尼就 FIRRMA 提案与特朗普团队主要成员进行探讨,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国家安全局局长及网络战司令部总司令罗杰斯、商务部长罗斯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均表示支持改革.[4] 同时,美国财政部也称正考虑运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遏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敏感技术领域.

伴随着过去几年中企在美国投资的快速发展,美方将中企在美国投资视

作政府引导下的“重商主义”行为并上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高度,[5] 在此背景下近一年来中资及中企在美商业投资及经营活动屡遭挫折,短期来看中美间正常的贸易投资活动和科技交流将很大程度上受到美方零和思维的显著负面影响乃至阻碍.2017 年 9 月特朗普下达行政令叫停谷桥基金(Canyon Bridge Fund Partners)收购莱迪思半导体的交易.[1]2018 年 1 月,CFIUS叫停蚂蚁金服与美国两大独立汇款公司之一的速汇金(MoneyGram)之间酝酿近一年的并购交易.2 月底,CFIUS 阻止中资基金对美国半导体测试设备商Xcerra 的收购案.同时,华为等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也遭到阻碍,部分国会议员甚至酝酿议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或租用相关厂商的电信设备.近期来看,中企对美投资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CFIUS 叫停更多中企在美参与并购投资(特别是科技领域)越来越成为大概率事件.[2]

二、美国升级单边行动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不仅受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目标的驱使,也反映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执政风格和政治理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戒心和疑虑.

(一)激进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包括捍卫美国贸易政策主权、执行美国贸易法、利用美国经济实力扩大自身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并在解决贸易争端上突出“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等.[3] 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的巨大贸易逆差致使其失去经济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是其推动“让美国再次伟大”执政目标的核心手段.为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回流”,特朗普对内先后颁发多项总统行政令,[1]

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要求以“对等”原则开放市场、宣布税改方案等手段吸引制造业和就业回流以减少贸易逆差.

对华贸易逆差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及就业增长缓慢、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等问题的重要原因.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越来越明显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攻击对象,美国对华实施的非关税壁垒次数和频率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的次数和频率.[2] 近年来,美国基于自身国内法律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履行承诺的评价明显转向负面.与过去 15 年间一直认为中国加入 WTO 给美国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国 WTO 合规报告》相比,2018 年初美国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负面内容大大增多.[3]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意在将中国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靶子”,以转移国内矛盾,打造执政政绩,推动“美国第一”的目标落地.

(二)强硬派主导政策制定

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团队由家族力量(以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为代表)、极端右翼保守力量(以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农和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为代表),以及“商而优则仕”的职业官僚力量(相关内阁成员)等三个小圈子构成.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团队人事震荡不断,伊万卡和库什纳曾经在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节点发挥沟通作用,然而受“通俄门”等事件影响,其作用逐渐降低.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鹰派” 受到特朗普倚重并主导对华政策,影响力超过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幕僚.[1] 莱特希泽是贸易谈判强硬“老手”,并将中国视作“最大威胁”,他公开指责“中国的经济模式让全球贸易体系承受威胁……我们现在和过去相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出现”.[2]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的辞职表明白宫中全球主义派几乎彻底出局,曾在白宫圈子里被“边缘化”的极端保守派纳瓦罗有望出任总统助理一职,预示着又一名贸易鹰派代表有望占据白宫权力中心位置.同时,博尔顿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蓬佩奥出任国务卿,两者作为“中国威胁论”的支持者,皆主张对华强硬并受到重用,相关政策走向不容乐观

(三)对中国国力增长的戒心和疑虑加剧

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速度,美国感到严重焦虑.如竭力推动“301 调查”的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称,“中国正在寻求在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有关的先进行业上的统治地位,美国在信息技术、航空航天、仪器、生命科学和软件等先进行业的技术能力显著下降”.[1] 美国进而将中国提升制造业和科技水平的举措指责为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美方的行为.[2] 类似偏颇的看法在当前内顾和反全球化情绪严重的美国国内颇有市场.美国在“特别 301 调查”报告中指责“‘中国制造 2025’使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超级大国并推动在高科技领域形成诸多中国品牌,影响美方知识产权所有者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从而与中国对美国的承诺和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此外,从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中机电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上升也可见一斑:2017 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是机电产品,占比 49.8%;而同期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也是机电产品,被立案 3 起、涉案金额23 亿美元.[4]

(四)地缘政治考量加重

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5]、《国防战略报告》、2018 年国情咨文讲话[6]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竞争者”(competitor)乃至“对手”(rival),并用较大篇幅描绘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竞争与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经济上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的指责集中在几个方面:中国“窃取”美国价值多达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并对美国(及欧洲)重点投资敏感行业以“获取”敏感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中美市场开放“不平等、不对等”,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挑战地区经济秩序,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影响力,从而获得超过美国的竞争性优势.据此,特朗普政府着眼于提升美国经济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力,其核心是与其盟友及伙伴合作回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践”,限制中国“采购和获取”相关敏感技术,以及加强向全世界(重点是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地)提供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替代”中国的影响.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心态日益复杂,也反映出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特朗普政府最初对中美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展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作为中美“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首批成果之一,美国派代表团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在论坛上表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发展有助于推动经济互联互通,美国愿利用自身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经验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并提出确保项目能满足投资方和项目落地国双方需要的四点建议.[1]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企业也联合成立了“一带一路”工作小组.事实上中美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市场化合作已初见成效,美国在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上拥有经验和优势,通用电气、卡特彼勒等美国企业都从中受益.[2]

然而近段时间以来美方高层表态转为负面.国防部长马蒂斯公开指责“在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应该(以一项倡议)把自己置于发号施令的位置”.[1] 前任国务卿蒂勒森表示要联合印度打造“世纪伙伴关系”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打造替代(“一带一路”)的融资机制.[2]美财政部以拒绝增资为威胁向世界银行施压,要求其“先检查其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向中国发放的贷款”.[3]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讨论美日澳印等在印太地区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4] 尽管其方案“尚处于初期且不成熟”,此问题仍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美的议题之一.[5]

三、中美经贸关系前景

5 月 3—4 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双方在一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并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从目前看,双方解决分歧和争端、进一步加强合作仍需经过多轮磋商和谈判,以下几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进程.

(一)首脑外交和高层互动对双边经贸关系起到战略引领和分歧管控作用

海湖庄园会议期间,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确认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以取得互利互惠的成果.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表示双方将继续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2018 年 2 月美方先后与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政治局委员、办公室主任刘鹤等中方高级别官员会面,双方重申和确认应采取合作思路而不是对抗方式来处理两国经贸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5 月初中方与美财政部长率领的代表团进行磋商和讨论后,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随后,美方宣布刘鹤副总理将率团赴美继续磋商,表达了美方希望就经贸问题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愿望.主席应约与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双方围绕妥善处理好双边经贸问题交换意见.可见,面对不断升温的中美经贸摩擦,中美首脑和高层的互动均展现出管控分歧,争取磋商解决问题的意愿,这将对两国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二)双边经贸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性强

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和服务外包产业最大的发包市场,[1] 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也是美国在北美地区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大豆、棉花、飞机、汽车、集成电路等产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同时中方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对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将是巨大机会,2017 年中国进口增速比美国高出10.4%.[2] 中国市场对美国服务业企业仍有巨大吸引力,2017 年美国在华服务业附属机构销售收入为 2096.2 亿元,是同期中方机构在美销售收入的 3.1倍,表明美国服务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程度更高、获益更大.[3] 相互投资在双边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权重日益加大,并相互成为对方的最大对外投资目的地.中企在美投资行业和地域更趋多元化,在行业上从能源业向服务业和制造业转移,在地域上除原有东西部沿海各州以外,南部和中西部诸州也成为新的目的地.中美经贸互利互惠存在很强的基础的客观事实不以主观意志为改变,这决定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合作性大于对抗性,可以在相向而行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这关键取决于双方如何找到利益结合点和最大公约数.中方在 5 月初的磋商中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与美方充分交换了意见,为下一步对话与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奠定了基础.[1]

(三)美国国内存在反对全面“经贸战”的声音

美国国内反对“打经贸战”声音主要来自农业界、部分制造业界、金融界及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的州的工商界利益群体.针对最具争议性的“特别301 调查”,美国工商界部分力量公开表示反对,例如美中全国贸易委员会呼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经济的重要市场,美国企业继续将其视为全球业务和竞争力的重中之重”.[2] 美国洛杉矶地区商会表示“‘301 调查’将伤害美国经济,并会对依赖于中美贸易的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南加州地区的经济和就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3]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作为特朗普“票仓”的农业州在贸易争端的大背景下承受的冲击上升,相关农业行业组织也担忧农产品出口受损并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提出强烈批评.针对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保护性关税,包括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等在内的工商界群体均表示此举将导致美国国内太阳能行业的失业问题.[4]

(四)中国改革开放新举措为加强双边合作带来新机遇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采取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来处理两国经贸争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两国金融业、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可以做大共同经济利益,进而加强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的格局.

双方在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大有可为.中国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着眼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原则.2017 年以来中国银监会等相关部门发布多个文件,[1] 原则性允许外资法人银行投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增加关于外资法人银行投资设立、入股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许可条件、程序和申请材料等规定,为外资法人银行开展股权投资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 2018 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上,主席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除了上述放宽金融业外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2]

除了金融业开放,中国下一步在制造业开放上也将迈出更大步伐.中国制造业目前已基本开放,当前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现在这些行业已经具备开放基础,下一步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3]“中国制造 2025”是开放的政策指引,相关政策措施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企业,中资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参加,已有多家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国外企业和机构参与了C919飞机等“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项目.[1]

四、结语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方面都有重大利益.两国间的贸易争端有复杂的根源,需要客观认识,逐步解决.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升温,中国已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表示,两国间的贸易问题,只能通过协商谈判,以合作而非对抗方式才能得到双赢的解决.当前的关键是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扩大共同利益.正如主席指出的,“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选择”.在双方综合国力进一步接近的大背景下,避免战略误判并以足够的智慧妥善看待和处理双方的分歧和摩擦,以建设性的态度做大“经济合作蛋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项.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中国梦”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能相互促进而非彼此掣肘.

【完稿日期:2018-4-23】

【责任编辑:姜胤安】

简而言之,此文是关于中美经贸和前景和对华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经贸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经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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