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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精神分析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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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颐倩

【摘 要】萨特撰写《存在与虚无》时即开始勾勒一种有别于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法文原文为“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字面意为“存在的精神分析”.《存在与虚无》的中译本译为“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其他有关著述和论文采用过“存在精神分析法”、“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和“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等译法.本文采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出于两种考虑:凸显精神分析法与萨特存在主义的必然联系;借鉴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的中文译法.],运用这种方法创作了《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等4部传记作品.萨特通过对人物生平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传达一种基本的人生观:生命不是随波逐流,命运永远由个人主动选择造就.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为传记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

[Résumé]Lors de la rédaction de L’être et le Néant, Jean-Paul Sartre se mettait &agre; formuler une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qu’il a nommée la 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 pour la différencier de la psychanalyse freudienne. En appliquant cette méthode, Sartre a rédigé quatre ouvrages biographiques, par lesquels il voulait démontrer son opinion exprimée dans Baudelaire?: ? le choix libre que l’homme fait de soi-même s’identifie ec sa destinée. ? La 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 constitue aussi une nouvelle théorie pour la création de biographies ainsi que pour la critique littéraire.

【关键词】萨特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 传记

萨特一生创作了4部传记作品.除了他的自传体小说《词语》(Les Mots)(又译作《文字生涯》),还有《波德莱尔》(Baudelaire)、《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以下简称《圣热内》,以法国现代作家让·热内为研究对象)、《家中的低能儿》(L’Idiot de la famille)(以福楼拜为研究对象),其中后两部尚无中文译本.这几部作品的描述对象都是作家,均使用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这一点可从法国自传研究专家菲利浦·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的《自传契约》中找到佐证[ [法]菲利浦·勒热纳:《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3页.].上述4部作品在当时肯定具有创新意义,每一部的出版当时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是伴随着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人的方法.萨特最早在《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一书中提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方法问题》(Question de méthode)和《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则深入讨论并完善了该理论.理解这一方法的前提是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论断,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对此做了解释:“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如果人在存在主义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是说不上的.他所以说的上是往后的事,那时候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页.].这段话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的核心理念,同时也是理解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起点.其核心思想是:人的存在先于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精神本质.萨特以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为工具,努力向世人证明“人对他自己所做的自由选择,与所谓的命运绝对等同”[ [法]萨特:《波德莱尔》,施康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9页.].所谓命运实则是人的自我造就.《圣热内》向人们展示了热内是如何从小偷转变为作家的.萨特鄙夷将所有的写作动机都被归结于“崇高的雄心和不可遏制的力量”[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676页.]的观点,他以自己的方式揭开命运的真相.

一、原则、目标与方法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原则是整体地理解人的存在.他这样说:“这种精神分析法的原则是,人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集合;因此,他在他的行为的最没有意义和最表面的东西中都完整地表现出来——换言之,没有任何一种人的爱好、习癖和活动是不具有揭示性的”(萨特,2007:688).萨特认为,作为自为存在的自由是人类行动的首要条件,从整体的视角把握人的存在就必须把理解人的自由作为起点.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的目标是探寻人的“原始谋划”(projet originel).萨特认为,找到主体的“原始谋划”才是对之进行整体理解的关键.这时,主体各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这里的“原始”是指不可还原的最初选择,即人的一生中有无数选择和谋划,最初那个决定其命运走向的谋划才是“原始谋划”.《圣热内》一书就是要找到促使热内走上写作之路的“原始谋划”.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渐进-逆退法”(méthode progressive-régressive).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第4卷第1章陈述“自由是行动的首要条件”时,首次提出用“溯逆的”[ 《存在与虚无》中译本把“régressive”一词译为“溯逆的”,本文对“méthode progressive-régressive”这一术语统一采用林骧华等翻译的《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译法,即“渐进-逆退法”.]方法还原人的原始谋划的设想:“这种溯逆的辩证法被许多人本能地实践,人们甚至可以指出,在认识自身或在认识他人时,一种自发的领会是由阐明的层次中给出的”(萨特,2007:556).萨特进一步提出,“理解是在两种相反的意义上形成的:人们借助于溯逆或精神分析法重新回到上述活动,一直到我的最后可能一一人们通过一种综合渐进,从这种最高的可能一直重降到面对的活动,并在整体的形式下把握住它的整合作用”(萨特,2007:559).只有在“溯逆”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完成整体化的最终目标.

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是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他身上打着若干惊世骇俗的烙印:小偷、同性恋和男妓.热内前半生声名狼藉,直至1943年其第一部小说《鲜花圣母》(Notre-Dame-des-Fleurs)问世,他的文学天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其命运才得到转机.法国诗人和小说家让·科克多(Jean Cocteau)最先发现这个文坛奇才,热内曾在他的庇护之下少受一次囹圄之苦;萨特作为热内的另一位伯乐,则为他文学生涯的延伸提供了不少机遇.

萨特为热内作传并非事出偶然.两人多次深谈之后,1952年萨特决定为热内的作品全集做序.此序言就是最后以单行本出版的《圣热内》.这部近七百页的著作不但是一部对热内进行萨特式精神分析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对传统道德观的反思和拷问.萨特像做一场复杂的戏剧赏析,他用渐进—逆退法按照时间顺序回顾热内的人生进程,并把几次身份转变作为研究的几个节点,通过细致解读热内本人及其作品,最后向大家揭晓谜底,“热内是如何成为诗人的,即便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指向小偷这样一个身份”[ Sartre, Jean-Paul.“Sartre par Sartre” Situation IX, Paris: Gallimard, 1976, p. 101 et p. 102.].

萨特出于驳斥环境决定论的需要,决定选择热内作为他的分析对象.他要找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和同时代其他人一样经历了历史大事件考验的人.这个人,“他被历史的洪流挟裹着身不由己,但他依然保留说不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够像一个完全入世的人一般去面对战后的各种复杂状况,有足够的决心重新能够接受处境并将之承担起来”[ Ibid., p. 101 et p. 102.].热内十分符合萨特的这一标准.

此外,萨特认定《圣热内》是他所有作品中对自由观的阐述最为充分的一部,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撰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所在:

证明经验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局限性,只有自由观才能从总体上解释一个人.个人即使受尽宿命的折磨,依然会因为对自由的向往咬紧牙关把痛苦自我消化掉,与命运抗争.我要证明所谓天赋并非上天赐予的,而是在各种逆境中自我创造出来的.我要在他的写作题材和文字风格里,乃至他的个人形象和特殊爱好里寻找蛛丝马迹,重塑他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观,以及他选择要做的那个自己.我要再现这样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这就是我想做的,读者会证明我是否做到了.[ Sartre, Jean-Paul. Saint Genet, comédien et martyr.Paris: Gallimard, 2006, p. 65.]

二、羞耻引发的“原始谋划”

萨特认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原始危机”(crise originelle),原始危机是原始谋划的导火索.热内人生的原始危机是他的第一次偷窃行为被养父母发现时产生的.热内是私生子,出生才七个月即被母亲抛弃,继而由当地一对农民夫妇收养.热内人生中第一次偷盗行为发生在七岁[ 也有说是十岁,这里采用萨特在《圣热内,喜剧演员和殉道者》中所提供的数字.],此事恰好被其养父母撞见.萨特确定这一事件就是热内人生当中的“原始危机”.萨特认为,儿童原始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态度.在儿童的认知体系中,成年人尤其是父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母的言谈如同神谕.萨特在《波德莱尔》中表述过这个观点,他这样写道:“孩子视父母若神明.父母的行为和判断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体现普遍理性,法,世界的意义和目的”[ [法]萨特:《波德莱尔》,施康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2页.].

原始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羞耻”引发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当中论述“为他的存在”时分析了羞耻这一情绪的产生.羞耻“是对某物的羞耻的领会,而这个某物就是我.我对我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因此,羞耻实现了我与我的一种内在关系:我通过羞耻发现了我的存在的一个方式”(萨特,2007:282).羞耻的原始结构是在某人面前的羞耻,某人在场的目光令我感到羞耻,即在他人面前我对自身感到羞耻.他人的在场是至关重要的,他人所引发的羞耻心是促使主体产生原始谋划的最直接诱因.

热内的养父母作为具有至高无上话语权的“他人”,导致了热内极大的羞耻感,并促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物化”[ 萨特将“物化”解释为“企图让自己在其他人眼中和他自己的眼中成为物”.].他被赋予了他所不是的身份——小偷.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反抗这个逻辑推理:偷东西的人就是小偷.养父母鄙夷的目光将他打入地狱,小热内当时已经预感到“小偷”这一可怕的称谓将伴他终生.

萨特随即分析,热内虽然痛苦绝望但也极力维护自由,即面对他人施加在他身上的行为有所行动.小热内面对巨大的内心冲突却毫无反抗能力,他只能接受“小偷”身份,或者说主动选择了这一身份.此后的人生当中,热内却始终坚持这个选择.萨特认为,热内选择做小偷是为了摆脱小偷身份给他带来的耻辱感.这个观点看似荒谬,萨特将之解释为“自欺”(mauvaise foi),这一点我们后面详述.因此萨特认定,选择做小偷正是热内的“原始谋划”.

对于热内来说,仅仅为自己打上坏人的烙印还不足以帮助他自我解脱,写作最后为他打开了一条真正可行的救赎之路.热内跟萨特谈起过促使他写作的契机.一次他被抓进监狱,同牢房的几个年轻人是城里人打扮[ 嫌犯在候审羁押期间可保留自己原来衣着.],而热内却被强制换上了囚服,他因此受到众人耻笑.其中一名嫌犯大声朗诵自己的一首诗作,那些诗句分明庸俗又愚蠢,却倍受狱中其他人赞赏.热内鼓足勇气朗读了他的诗作,然而此举使他成为众人的笑柄.热内在哄笑声中坚持读完了自己的诗作,因为他对嘲笑和负面的评价早已习以为常.

热内的文字生涯始终坎坷,他所遭受的非议从牢房里一直延伸到了监狱外.人们指责他文笔粗俗拖沓、字里行间充满谎言,而实际上指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罪的人无权说话.法国当代作家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甚至认为热内应该永久保持沉默.而萨特为之辩护,他认为热内恰恰因为其独特的语言才应该被称为诗人,作家或诗人雕琢自己的文字从来都不应该只为取悦读者.他说“这就是诗人热内.人们应该清楚这一点,他的诗歌并不是什么艺术品,这是他的自我救赎,这是他的生存方式”(Sartre,2006:312).

萨特考察热内所有作品之后指出,热内创作的动力是自我感动,他的作品不需要读者,因为他没有与他人交流的意愿.热内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之后开始创作小说和随笔.他的小说如《鲜花圣母》和《小偷日记》带有典型的自传特征,同时也具有相当多的虚构成分.随笔是表达观点、坦露心迹以及与读者交流的理想载体,而热内的随笔作品中依然充斥着虚构的情节和虚假的情绪.萨特认为,热内作品中很多大段单调的咏叹,更多是针对他想象中的听众.他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恰如瘾君子与毒品的关系,他的文字创作仅仅只为了体会一种私密的喜悦和满足.因此萨特这样解释热内的创作动机:“他说话是为了听到自己与自己交谈,像和别人那样;而他写作,是为了能够阅读自己写下的东西”(Sartre,2006:474).

萨特研究热内作品中的主题之后证实了其原始危机的存在.在“流浪”、“贫穷”、“母亲”、“爱”与“死亡”等主题中,“死亡”出现得相当频密.在热内作品中,死亡的体现可以是葬礼,如在《鲜花圣母》和《盛大的葬礼》(Pompes fun&egre;bres)中;也可以是死刑,如《玫瑰奇迹》(Miracle de la rose)中囚犯们的死刑行刑.萨特认为,热内笔下的死亡始终跟他生命的原始危机联系在一起.热内把死亡视为一种象征,象征着他曾经的孩提时代,他宁愿在命运的利刃将他斩杀之前就死于孩提时代.热内偏爱用葬礼的形式来庆祝诞辰,这里面的寓意不言而喻:将过往全部埋葬,一切重新开始.热内在《玫瑰奇迹》中这样描写梅塔耶(Métayer)的死刑:“梅塔耶被执行死刑那天就像过节,那气氛与献祭后的纵情狂欢一般无二.我深觉周围少年们的欢悦心情仿佛醉酒之后的忘乎所以,近乎残忍.”[ Genet, Jean. Miracle de la rose. Paris: Gallimard, folio, 1946, p. 305.]在热内的笔下,死刑丧失了恐怖的气息,少年犯们用狂欢的方式将之演化为献祭后的重生.

三、作恶与自欺

身上打着“窃贼”与“同性恋者”烙印的热内是万夫所指的坏人,然而在这个坏人身上恶与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关联.萨特在他早期的著作《想象心理学》中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阐明了他对美的观点.他指出,“我所称之为美的,正是那些非现实对象的具体化”[ [法]萨特:《想象心理学》,褚塑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87页.].萨特否认自然美和社会美,他认为美是想象的产物.而想象的世界也是对现实的逃避.梅洛-庞蒂对想象或者幻想也有类似的定义,“当主体处在这种存在的绝境中时,与其承认失败或走回头路,还不如砸碎阻碍他前进的客观世界,在幻觉活动中寻找一种象征性满足”[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1页.].萨特认为审美活动本身就是超越和虚无化.

热内在虚拟的舞台上实现了审美.萨特将热内定义为喜剧演员,因为热内始终尽职尽责地扮演窃贼的角色.他依靠戏剧的强大力量进行想象和“自欺”,想象出来的舞台世界帮他逃避了他人的目光.在表演的过程中,热内生平第一次与美相遇.恶与美之间唯一的桥梁正是想象.审美是虚无化的过程,可以偏离正常的*道德标准,是热内实现自由的途径.

他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将现实世界和他本人压缩成为一个想象中的游戏.他会隐藏他的真实意图,他声称自己是美的爱好者:想要愿望得到满足自然要会甜言蜜语.但是审美主义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对美的无节制的热爱,而是源于怨恨.那些被社会抛弃和边缘化的人,青少年、妇女和*性恋者,他们会试图否定这个否定他们的世界.他们之所以会承认价值观至上,那是因为价值观摧毁一切存在(Sartre,2006:15,16).

萨特指出,波德莱尔与热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审美观都是对恶的审美.萨特这样写道:“热内不但遭受痛苦,而且成为折磨自己的行刑者,他这么做是为了让那些好人们感到耻辱;正如波德莱尔自我目的是为了让奥比克夫人(Mme Aupick)[ 波德莱尔的母亲,1828年改嫁奥比克将军,从夫姓.]羞愧”(Sartre,2006:180).波德莱尔与热内对于恶的爱好都是一种对自为存在的要求,努力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可以为他们带来超越自身的快感.热内对“恶”的皈依是自欺行为的一种具体显现.自欺的目的是逃避现实中不能逃避的困境,逃避他人指认的身份.这就是“自欺”中“我是我所不是”和“我不是我所是”的逻辑.热内的作恶行为也具有自欺的属性,它是由身体来执行的指向意识的撒谎行为.自欺的人通过做坏事来欺骗自己,通过意识的自我否定来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只是为了当坏人才作恶.

热内的自欺行为从第一次偷窃行为被发现就开始了,他承认自己是窃贼的身份,并暗自承诺将终身做窃贼;后来的男妓、同性恋以及叛徒的身份标签,他一概接纳下来,并且勤勉地履行这些身份属性所要求的行为模式.萨特笔下的热内终其一生都在与所谓的“善”作对.偷窃、同性恋、甚至是文学创作,在热内看来都是他同社会约束以及传统价值观抗争的武器.唯有如此他才能够从童年所经受的物化中脱身出来,才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尊严.既然别人认定他是坏人,那么他的对策就是,他必须做尽坏事以符合别人眼中他的形象.然而他在内心深处将自己判定为圣徒、殉道者,他因此体会到不为他人所知的私密的喜悦.他对恶的追寻是一种病态的执着,与波德莱尔的黑色审美相类似,近乎是对恶的苦修.

笔者以为,这种对恶的审美事实上依然是相对于传统审美和传统价值观而言的.这种审美爱好是热内对他所遭受的那种原始危机的回应.用萨特的话说,热内偷盗是为了做一个合格的小偷,他做坏事是为了当一个合格的恶人,而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属性.萨特这样解释:

为了证明自己是谁而做出的行为,就不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个动作.确切地说,坏人是为了想作恶而作恶,对他们来说作恶是不需要条件的.而热内是为了当坏人而作恶.那么作恶就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作恶只是他用来昭告他的坏人身份的手段.他若是不作恶就不能称得上是坏人:他只是在做一个坏人(Sartre,2006:87,88).

萨特对热内的善恶观进行了解读.在热内的认知里,世界如同博物馆,对待博物馆里的展品只能是*、维护、修缮和复原,唯有如此才是合理合法的.现存的才能作为善的标准,凡是特立独行的注定与善无缘,不按照既定标准行事的人注定不是好人.因此,萨特将热内的善恶观解释为差异性,即他人与我之间的差异性是善恶有别的根源.“坏人就是他人.……对于好人来说,这些‘坏人’有其存在的必要,正如烟花女子之于良家妇女的意义”(Sartre,2006:163).对于热内来说,善的同义词就是趋同与相似;恶就是差异,就是“他人”,而热内恰恰是好人们眼里的“他人”.萨特这一观点并非真理,我们不应将之普遍化绝对化,重要的是这个思路在解释热内的时候是恰如其分的.

四、传记的新思路

笔者研究热内及其作品后注意到,热内与命运相对抗的方式的确是反常规的.他从童年第一次偷窃之后走上歧路,后来偶然被写作吸引,进而回归正途.从表面上看,圣热内一直死要面子,他从未表示自己要痛改前非或者决心向善.而萨特撰书似乎也只是揭示了他的人生秘密、并没有对热内本人及年轻一代循循善诱.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一种肤浅的看法.从圣热内的角度视之,他通过终日写作确实走上了正途,学术界从有关他的传记研究材料中再没有发现他有盗窃等恶行的记录.虽然他不愿公开承认自己从何时开始浪子回头、开始向善实践,但宣泄内心隐晦情绪实乃一种告别过去的方式.热内曾表示《圣热内》一书扒开了他坚硬的铠甲,他为此感到惊慌失措,这足以说明他“内心荏苒”的底线开始崩溃了.热内在致科克多的绝交信中说:“您可能会觉得我忘恩负义.我曾经欠您很多,现在我什么都不欠您了.”[ Dichy, Albert. “Chronologie”, Le Magazine littéraire313 (1993), p. 20.]他表示与曾经的恩人科克多恩怨两清,实际上也表示他与自己的过去、与人们心目中那些恶的形象一刀两断了.1860至1940年间,热内呆过的社会救济院接纳过25万个孩子,其中只有他成为著名作家,这正是他后来悔改和向善实践的成果.萨特写这部近700页的奇特著作并非要给年轻一代树立一个恶的榜样.客观地说,这部书给热内戴上了一道紧箍咒,把他从此置于人们的监督下,也向青年人指出了一条寓意丰富的向善途径.

萨特认定所有的人生奇迹均非偶然,并力图用他的方法来揭示偶然中包含的必然.他从探寻热内的童年经历入手,发现了热内人生的原始危机跟他第一次盗窃行为密切相关,并通过逐步深入的分析最终综合归纳出热内的原始谋划就是要做他人眼中的自己,即一个与“恶”为伍的人.而写作对于热内来说与偷窃具有同一性质,是自我救赎和宣泄的途径.至此,热内离经叛道的人生经历与他天才的写作能力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终于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笔者认为,萨特开辟的这条特殊的传记创作之路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方法上既是继承也是颠覆.

在西方文学史上,“传记”这一体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希腊语中,“传记”一词意为“书写人生”.史学家和作家为哲学家与政客们撰写人生记录.如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us)的《希腊罗马名人传》(Vies parall&egre;les des hommes illustres),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C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所著的《罗马十二帝王传》(Vie des douze Césars).

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圣徒传,其中较为出名的是意大利热那亚第八代总主教雅各·德·佛拉金(Jacobus de Voragine)所著的殉教者列传《黄金传说》(La Légende dorée),这类圣徒传记为宣扬和传播基督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延续普鲁塔克的风格,记录的对象依然是著名的政客、圣徒、艺术家和学者.这些作品是对名人的礼赞,同时具有教化作用.

从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支持人们寻找在世的幸福,因此真实的世俗人群开始成为传记书写的对象.苏格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写出了英语传记的巅峰之作《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在法国,作家们尝试描写一些非主流的异类或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如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所著的《朗塞传》(Vie de Rancé)描绘了一位尝试进行宗教改革的神父.法国宗教史学家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撰写的《耶稣传》(Vie de Jésus)则把耶稣描绘成一个人而非一位神.到了18世纪下半叶,自传作为传记的一个分支类型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同时出现.19世纪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共同影响下,法国的传记文学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另辟蹊径,在呈现世间百态的同时描画典型人物形象的一生.19世纪的传记创作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向批评化转向.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主张通过复述作家人生进而解释和理解其作品.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对圣伯夫的驳斥一度使法国乃至欧洲文坛对于传记创作兴趣大减.

20世纪的传记创作显现出新的特征,即精神分析与心理学首次与传记文学结合起来,以1910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发表的《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Un souvenir d’enfance de Léonard de Vinci)为代表.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极大地拓宽了传记文学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为数众多,其中法国精神分析学者拉福格(René Laforgue)著有《波德莱尔的失败》(L’échec de Baudelaire),但是该著作因其过于侧重病理分析在当时评论界饱受批判;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作为弗洛伊德的友人,深受其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先后创作了《玛丽·安托瓦奈特》(Marie Antoinette)及《玛丽·斯图亚特》(Marie Stuart)等具有浓厚精神分析色彩的传记作品.20世纪的50至70年代之间,精神分析类型的传记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心理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纷纷加入进来.英国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撰写了第一部弗洛伊德的传记;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著有《少年路德:精神分析和历史的研究》(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英国作家派因特尔(George D. Painter)运用精神分析法写出了普鲁斯特、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和夏多布里昂等人的传记;北美传记作家利昂·艾德尔(JosephLeonEdel)的经典之作《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系列也是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成果.

显而易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现当代传记创作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萨特曾学习过弗洛伊德的经验式精神分析法,他首先承认该理论的合理性,特别是肯定童年经历对人生的重大影响.但是他对这套理论体系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弊端在于性驱动力即性本能的理论使得一切人类情感都有了统一的解释.他指责道:“经验心理学,在以人的来定义人时,仍然是实体的幻觉的牺牲品.它以为是作为人的意识的‘内容’在人之中,并且相信的意义固有地在本身之中.于是它避免了一切可能引起一个超越性的观念的东西”(萨特,2007:676).萨特认为这种重视性本能和无意识的机械解释学理论并没有达到普遍解释的目的,反而扼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萨特希望找到一条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所谓命运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

人们对于内容真实性的质疑不单针对自传作品,所有类型的传记都需要面对有关真实性的诘问.在萨特看来,各种史料与数据堆砌出来的人生不等同于真相,那些根据表象所做的主观臆想更不靠谱.有些传记的作者发掘人物的各种珍闻轶事,人物因此被塑造得生动逼真,然而这样的传记非但不能披露真相,反而有混淆视听的嫌疑.真相究竟何在,萨特认为需要有切实可行并且科学的方法,弗洛伊德的方法也被他摒弃,他要创作的是叫做“真实小说”(roman vrai)的传记作品.对于如何填补人生中不曾被记录的时间空白,萨特认为虚构不失为一种恰当的方式.评论家或者传记作家可以通过想象重新构造人物的一生,尝试探究人物秘而不宣的灵魂世界.而这一点恰恰弥补了一般传记所缺乏的“真实性”.由于虚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所以萨特将他的传记作品称作“真实小说”.

1971年萨特接受访谈时第一次提到“真实小说”这一概念.他说:“我愿意人们把我的研究著作当成一部小说来读,因为它的确讲了一个人的修业故事,他的学业导致他终生的失败.同时我希望人们在读它的时候想到这些都是真的,这是部真实的小说”[ 沈志明主编《萨特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3页.].萨特在《圣热内》以及其他3部传记作品中,通过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解释作家们的人生以及他们与写作的关系.萨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是童年时代经历的原始危机引发了原始选择,即终其一生寻找挣出樊笼的途径.最终他们与写作相遇,通过写作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并因此获得他们想要的自由.

结语

萨特的“真实小说”并非完美,包括《圣热内》在内的4部传记作品从问世就饱受非议.人们质疑书中使用的各种文献资料的真实程度,并对其中不计其数的谬误以及萨特杜撰出来的情节表示愤慨,甚至认为作品缺乏严肃性.萨特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坚持认为,人不是日常事件堆砌而成的集合体,每一个细小事件或者人生细节都隐约折射出个人命运的走向,只有运用“渐进-逆退”的方法才能够实现对所谓命运的整体化理解.因此他认定,这几部作品的主人公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通过自我选择才走上写作之路的.

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不但可以作为传记创作的新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文学批评方法.传统精神分析法已经广泛应用于文本和作家批评,如弗洛伊德本人分析过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Hamlet)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Léon Tolsto?)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情结;琼斯撰写了《俄狄浦斯情结:对哈姆雷特秘密的解释》(Hamlet et OEdipe);弗洛伊德的友人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对艾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研究,她通过文本分析来挖掘作家童年经历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如何投射到作品里.20世纪30年始出现新精神分析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Lacan)、美籍德裔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Fromm)和美国文学评论家霍兰德(Norman Holland)先后向传统精神分析发起挑战.传统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的作用,而新精神分析批评与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理论相结合.在国外的精神分析研究领域,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因其与萨特哲学体系的联系被称为萨特的精神分析法,从未被纳入新精神分析流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方法特征方面看,存在主义确实是一种新的精神分析方法.

此外,笔者认为了解作家与了解其作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研究作家的时候可以把作品纳入材料范围,而作家的人生轨迹又可以体现在作品中.在对热内的研究上,一些学者通过考察作家本人及其作品,认为热内对于“恶”的爱好源于其对社会规范的抗争,但是浪子如何由犯罪者蜕变为著名作家,上述研究却没能揭开其中的心理根源.萨特将作家的原始危机与其后来的人生轨迹联系在一起,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分析解释,帮助读者既理解其人亦明白其文.从这个层面来说,萨特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途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责任编辑: 许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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