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分析,本文是社会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中产阶级和社会属性分析和英国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在反贵族和反平民的进程中形成了阶层认同.中产阶级在反对贵族道德的过程中,保留了一些贵族要素,与贵族之间形成了阶层妥协与融合；在防范平民的同时,也以理性精神和知识技能促进社会发展,并以家长式的公共责任感在慈善和教育等方面帮助平民,承担起教化社会的文明使命.他们在宗教、个人职业价值观等方面展示的绅士风范为各阶层民众所认可和模仿.此外,英国中产阶级的特性赋予英国社会明显的阶级性和保守性特点,表现为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保守主义.
关键词：英国中产阶级绅士公共责任社会不平等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JYC810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裴亚琴（19？？-）,女,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张宇（19？？-）,男,……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地缘政治关系.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差别的逐渐显现,“中产阶级”成为热门话题.然而,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说些什么？是否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等同于收入达到某个标准即可被归入的有钱人群体？为了更好地了解中产阶级的本质,有必要将目光投向19世纪的英国.不同于18世纪贵族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绝对主导,也不同于20世纪的时代,经过工业革命和议会改革,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了获得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权.这是英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时期,也是中产阶级“在场感”最强的时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中产阶级进行考察,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该群体微妙的阶层标准和丰富的阶层特征：它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越了财产持有的多寡.同时,中产阶级价值观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因此对该阶层社会史的关注有助于管窥现代精神的源头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当前的社会处境.
一、财产占有是中产阶级的必要前提
中产阶级的产生是近代以后的事,它伴随着产业革命和城市的兴起而出现,区别于传统社会中的贵族和农民阶级,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中产阶级来说,地位和财富密不可分,金钱象征着权力,该阶层的首要属性就是财产占有.19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庞大的帝国事业造就了拥有巨额财富的新兴中产阶级,包括工业家、金融家、律师、医生和公职人员.与1800年相比,1900年大量的中产阶级财富已经与贵族财产相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1].他们的财富占有使其与贫穷的劳工阶层相对.
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在传统英国社会存在着许许多多“小的职业或商业家庭”,具有一种显著的商业品质.“从拥有大量商业财富并控制着首都的城市老板,到相距甚远的小零售商或工匠”,他们都属于“中等的一类人”,英国也因此被称为“店主之国”[2].换句话说,人们对于各种职业（特别是商业）抱有无偏见态度.此种商业品质促使人们特别重视财富的获取,19世纪英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基础就是来各种行业的商业性财富.由于民众中普遍存在从商和赚钱心理,从整个社会来看,19世纪的英国阶层划分细密,存在着延绵不间断的“中间阶层”.一位托利党人如此评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几乎就是无知的劳工阶层和穷困而放荡的贵族之间的空白：……而在我们,耕者和贵族之间的空间被一圈接一圈地填满,以最令人钦佩的方式一层接一层地连贯,前后首尾相接,使整个社会完美地呈现了团结、力量和美.”[3]这是一种漫长且分层细密的等级制,从公爵到绅士到自由民到贫民再到流浪汉,据称布莱克斯通数了不少于40个阶层[3].阶层间关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国范围内两个主要阶级间的彼此仇恨,相反,虽然人们确知彼此间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但十分明了自己在等级制中的具体位置,阶层相邻的人们之间具有一种尽管不平等却密切、亲厚而非仇视的关系.
除了广泛存在的从商动机之外,英国中产阶级的构成和该阶层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很多中产阶级成员与贵族阶级之间的亲缘关系.为了土地不分散,以便确保自己强大的财产权和相应的庇荫权,英国贵族的土地和爵位由长子继承,次子们则被送出以谋取自己的生活.同时,贵族把土地当作一种可投资的商业资源,从而在工业革命需要土地资源的时候,富有商业精神和自由气质的贵族们愿意合作,从中赚取经济利润.因此,英国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反而是密切融合的.贵族家族的次子们自然成为上层中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家族的人脉与背景,尽管不占有贵族头衔和土地,却在军界、商界和职业界拥有比普通人更优越的条件,能够更有效地获取成功和财富.上等阶层的融合进一步巩固了财产的重要地位.
英国中产阶级占有的巨大财产构成他们与普通劳工阶层或社会底层之间的首要差别.除此之外,二者之间在劳动方式上完全不同：像贵族一样,中产阶级不会为了谋生去从事机械性的重复体力劳动.这是一种绅士传统,如果有绅士开始从事体力工作,就会丧失绅士资格.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可能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但如果他的财富来源是非常勤劳的体力劳动,那么他也不属于中产阶级.在新时代的精英们看来,以抽象推理为业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优于那些依赖纯粹的应用智能的人的——不管后者能对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4]52.因此,尽管中产阶级的首要标志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物质财富,纯粹的财富占有标准却不足以区分平民和中产阶级.
二、工作*是中产阶级的自我修养
在旧制度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贵族阶级支持的是由特权所代表的公然不公正.它在宗教上得到英国国教圣公会的支持,在政治和高等教育领域（特别是牛津和剑桥）排除非国教徒的机会.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则倡导公平、财富的自由赚取和保有,他们反对旧制度针对非国教徒设置的种种障碍.在公平竞争的框架下,英国中产阶级支持的是财富的特权.因此,它注重个人天赋和努力的价值.“对于占有土地的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财产所有权,而对于处在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来说,却是换取,换言之,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动力：工作,持续的投资,资本的必然逻辑.”“中产阶级将自身看作是由理性和道德统治的更新、更好的社会体系的代表.这种世界观将核心角色赋予个体：‘创造你们自己的生活’！”在资产阶级文化里,生命是个体自己攀爬的职业阶梯[5]23.
在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之下,中产阶级形成了与土地贵族的根本差异,二者持有不同的职业观念和等级观念.中产阶级持有一种工作*,认为工作给予中产阶级成员所珍视的财富、地位和自尊.“找到工作的人是有福的,让他不要再祈求其他的恩典.”[4]212中产阶级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融入工作,并因此而获得可观的财富,这使他们截然不同于贵族.他们的人生充满个人奋斗精神,鼓励人们依靠自己取得成功,这种精神必然要求尽可能多的机会平等；贵族阶层则以社会等级的不平等为前提.总的看来,中产阶级节俭而节制,贵族浪费而炫耀.资本主义或新教徒强调自我修养、自立节约、勤奋工作、洁德自律、竞争、机会均等,贵族*是服务于国家、慷慨好客、明确的等级差别、狂妄傲慢的自信、对经济上的附庸及下属的家长式的和以恩人自居的姿态[6].
中产阶级对效率、务实和平等的强调势必导致他们与贵族的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风尚的变化.中产阶级倡导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念、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努力奋斗的价值观,他们重视个体自由,认为自由给予任何人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取得进步的权利,因此他们敌视任何沾染上贵族特权气息的事物,并支持一种最小的守夜人政府.中产阶级成员向等级社会和贵族阶层举起反特权、反的大旗,在知识界掀起启蒙运动；在政治领域支持改革,批评特权导致的腐败和低效率；在经济领域努力争取自由市场经济,推动政府废除《谷物法》.与此相应,中产阶级的崛起带来务实的时代风尚,此前贵族阶层特有的夸张的颜色、绣花外套、花边袖口和假发的逐渐失宠,可谓是中产阶级时代对矫揉造作和自我放纵的拒绝[4]200-201.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工作*得到他们信奉的宗教教义的支持.这一时期英国宗教信仰状况大致如下：首先是英国国教即安立甘教会,16世纪早期由国王亨利八世在英国推行新教改革而确立.安立甘教的主要特点是,尽管与罗马教廷脱离了关系,却并未彻底清除天主教因素.加之它以世俗首领（国王）作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次,非国教派,指的是不支持安立甘国教的新教徒,清教徒都属于这一派别.他们与国教徒持有不同的信仰,也去不同的教堂做礼拜：“教会（church）和小教堂（chapel,即非国教派的礼拜堂）之间的分隔深深地刻进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7]一开始,小教堂的数量、规模和能力远远低于国教徒的教会,不过,19世纪福音主义的复兴使它们大为振兴.而且,非国教派的主要成员是中产阶级,随着工业革命和议会改革,他们逐渐获取了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利,在争取自由贸易的同时争取自由教会,要求与国教徒平等的地位,攻击拥有地产的贵族及其安立甘教会所支持的保守主义.最后,宗教改革之后依然有人信奉天主教,尽管1829年国会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但是中产阶级倡导的这种“宗教宽容”必须放在英国具有的新教传统中来理解,它并不意味着宽容天主教徒.在复杂的宗教信仰版图中,清教和福音主义的影响最大,它们构成新兴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心理原因.
清教徒强调对上帝的虔诚,认为信仰问题全在个人,每个人有权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确立自己的信仰.清教教义在上帝与个人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从而在精神领域支持完全的个人主义.用麦考莱的话来说,在政治领域,清教徒“在主面前低微到尘埃,却把脚踩在国王的脖子上”[8].如此,清教当然不讨世俗政府的喜欢.然而,正因为它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清教在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的构建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清教强调的禁欲精神也极大地影响了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和生活方式.
福音主义源于18世纪中叶的宗教复兴,特别受到约翰·卫斯理布道的影响.19世纪初,福音派在英国人的宗教中占据主导地位[9].“福音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救赎的信心与改造世界的迫切要求相结合的个人精神.”[4]196它反复灌输严格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热情.福音运动的创始人卫斯理告诫人们“不要闲暇无事,不要做无价值的事,不要消磨时光,也不必要在不需要的地方多费功夫和精力.除了邪恶之外,做任何事情皆不可耻.”号召人们“勤劳、正直、节制、有意识地努力工作”[10].这种道德倾向和个人精神使得安立甘教会中的福音派比其他安立甘教徒对自己不信奉国教的同胞们更为亲密[11].尽管它产生于国教内部,却最终成为“非国教派良知”的重要构成部分[7].在清教和福音主义影响之下,相对于贵族,中产阶级强调工作的价值、较高的道德标准（虔敬和严苛的道德准则）、个人主义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总之,作为社会精英群体,中产阶级不同于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贵族,中产阶级硕果累累的辛勤劳动与贵族的无所事事形成对比；同时,与平民的区别也构成其身份认同的重要面向.“对中产阶级生活样式的记录,通常强调它反传统的根本特点,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上层贵族的挑战.要理解早期中产阶级的文化面相,必须重申它对权力的追求其实是同时在两条阵线上展开战斗.”[5]215在财产占有和财产获取,以及在宗教、职业价值观等方面,中产阶级都与贵族和平民截然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
三、保守特质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新兴的中产阶级形成了自身的阶层认同,这一认同来源于非贵族、非平民的否定性确认.在贵族特权的年代,他们团结一致,争取自由和权利；在抵制平民骚乱、激进要求的时刻,也有相对统一的姿态.然而,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他们却是分裂的,从未在政策上达成统一.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也是导致中产阶级分裂的重要因素.马修·阿诺德曾说：“我们的中产阶级是商贸和不同宗教见解的伟大代言人,奉行生意上各行其是、宗教信仰上各行其是的准则.”[12]与英国贵族阶层的凝聚力和高度同质性特点不同,中产阶级构成多样,并未能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如此,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仍然十分明显.
虽然中产阶级极力反对贵族的傲慢和政治特权,刻意展示自己与贵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它却仍然支持基于财产的特权和社会秩序,因此更容易与贵族联合.二者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立与隔阂,彼此的关系呈现为融合、模仿和互惠互利.英国中产阶级努力向贵族靠拢,使自己成为“上等人”,不屑于和劳工阶级为伍.“较低阶层的人们对救赎问题漠不关心.……那些身无分文的家伙在道德上也极度贫穷.”[4]22面对工人运动,中产阶级的选择是与贵族一道,防范平民,对于囊括了所有底层人的极端政治抱有敌视态度,典型代表如麦考莱、密尔、白芝浩和卡莱尔.贵族和中产阶级都与社会底层相对,后者被排除于混合政体的政治体系之外.
通过接受公学教育,中产阶级接受了很多贵族主义价值观.公学旨在培育学生的绅士品格,特别强调培养富有公共责任感和独立精神的未来统治者,这是一种相当具有贵族主义色彩的教育取向.19世纪的公学接受了某些中产阶级观念,贵族子弟在这里也有所改造.在阿诺德引领的公学改革中,除了在科目设置中加强古典课程的内容之外,一方面,特别重视以板球为代表的体育运动,强调顽强拼搏、公平竞争、个人奋斗及公共精神等新价值；另一方面,将贵族的田野间运动彻底从拉格比公学中废除,贵族学生再也不能带着他们的马匹、猎犬或来上课[4]293.“中产阶级子弟引导着其他工商阶层子弟,去实践一种净化了的土地贵族的价值观.”[13]而且,中产阶级自身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们“渴望攀上社会高层的迫切愿望.个人飞黄腾达所要迈出的第一步是进入一所好学校,这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公学如此受中产阶级青睐的原因”[4]3.
在大学中,人们认为大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培养经济人才.当19世纪末大学中开始教授自然科学时,其重点也是纯粹理论的而非应用的研究.著名哲学家T.H.格林相信,制造业阶层应该能够从更好的教育中获益；不过,更好的教育应该让人们从制造业转向公共事业服务[14].轻工商重政治之思想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中产阶级对贵族主义价值观的认可：贵族价值从未被特别功利主义的或中产阶级的价值所取代.在生活态度上,中产阶级也表现出亲贵族的一面.取得财富之后,中产阶级对于自身认同的清规戒律、反对贵族式炫耀式的道德观有所背离,表现出享受型消费,并且愿意进入上流社会.
从贵族社会争取了权力之后,中产阶级接受了贵族的某些文化属性和价值观,将权力用于对付劳工阶层,对工人运动持有特别否定的态度.究其本质,中产阶级在保护自身安全以及个人财产上面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4]265.他们是有产者,会出于对自己所拥有财富的安全而深切关心社会秩序.“中产阶级对保守党的一贯支持,部分原因是自由党内部的巨大变化,另外则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一旦工党和它的工会联盟取得政权,等待自己的定会是物质上的巨大损失.”[4]259他们乐于把统治权留给贵族,只要情况过得去,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对不会支持激进主义的工人运动或革命.
1848年革命前夕,下层对中产阶级的不满和挑战日益增多,工人罢工、甚至频繁出现.1848年之后,“普通人”开始进入政治舞台,政治结构从重要人物的体制向大众和阶层政治转变.对旧精英的攻击性挑战曾是中产阶级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但现在,对下层民众防御性的自我疏离成为当务之急[1].中产阶级圈子必须把之前不曾说明的东西说清楚：他们不属于普通人.19世纪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和要求在英国最终归于平静,这与英国统治阶层的十分显著的妥协能力和统治技巧密不可分.然而,有产者和受教育者的圈子与“人民”之间的裂缝在英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外,看似矛盾的是,尽管中产阶级与贵族阶层具有截然不同的工作*和价值观,该阶层中较富裕的成员却在花费金钱和精力效仿那些只知游手好闲的贵族的品位,购买和他们一样的行头.“一个持久的悖论：当中产阶级致力于打造一个较贵族阶级更有用且在道德修养上更胜一筹的自我形象时,它会向在它之上的阶级寻求相关娱乐、品位和举止方面的引导.”[4]3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中产阶级的上层与贵族非常接近,资产阶级和贵族圈子之间通婚和其他形式的混合在19世纪末的英格兰达到空前的高度[1].
鉴于在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巨大影响力和示范效应,中产阶级的保守气息使整个社会带上了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很多底层人而言,社会地位的改变和阶层流动只限于上等人,即贵族和中产阶级.社会流动较为困难,这与贵族的相对开放性以及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的融合并不矛盾.在英国,中产阶级能够成为贵族的前提条件是财产持有.对底层人来说,社会顶层有钱有权,而他们自己一无所有,负担不起融入贵族的必要条件,即公学教育.看似程序公平的文官考试,也是需要之前接受了良好教育的上流阶层子女才能通过的.因通婚而达成的阶层间流动与交融,一般而言仅限于原本就属于贵族或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家庭之间.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顶层或许堪称完美,然而对于底层而言,上升渠道十分狭小,稳定而先进的体制有可能成为无形的牢笼.毕竟,中产阶级支持和平等、致力于慈善和改善民众境遇的努力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以及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其优越地位的展示,他们并无意于改变既定社会秩序：在派和慈善家之前,他们首先是希望保护自己财产和地位的自利行为者.
总体而言,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大部分贵族接受了现代世界,接纳了中产阶级文化要素；中产阶级则向右转.面对来自下层的挑战,处于顶层的人更在意的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经历,而非彼此之间的分歧.古老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与融合,形成某种混合精英,这就是英国的“绅士”阶层.
四、文化使命是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
尽管中产阶级持有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救赎精神反映了一种不同于贵族主义的家长式作风,然而,面对劳工阶层,中产阶级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公共精神.与劳工阶层的关系中,一方面,中产阶级持有一种顽固而傲慢的阶级偏见和对政治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努力为前者提供一种家长式的慈善和教育.也就是说,尽管中产阶级不乐于和穷人平起平坐,更不能容忍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他们与平民间并非冷漠而敌对的隔绝关系,对于穷人的苦难并非无动于衷.从历史角度看,英国民族主义显然是一种代表商业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但是它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多少兼顾了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在现代化过程中,使国家政权与人民的经济利益能在民族的理念中联合起来,并促进了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5].中产阶级与贵族和劳工阶层的关系可以归结为“我变成他,你变成我”,即,自己努力向上层靠拢,同时帮助下层,使其变成与自己一样的文明人,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文明使命.
就“绅士”这一身份的本意而言,它表达的含义是“一个凭借他的品格和职位站在普通大众之上的人”[4]134,绅士风范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效仿各种美德和高贵的行为”[4]41.成为绅士需要把自己的才能运用到公共利益上,仅仅依靠财富本身无法造就绅士.那些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多余的资金投入其城市的道德和物质发展的成功商业人士们在思想上是有着家长式作风的乡绅的继承人.以格林为代表的“责任哲学”也认为,成熟的基督徒根本不关心教义,而应该特别注意行使其对共同体和对他人的责任[14].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信奉的宗教和道德行为准则的流行,使得社会冷漠不复存在；弱者和穷人未被孤立或被社会抛下任其自生自灭[4]219-220.对于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而言,很少有问题像穷人的状况那样重要.一位激进派议员在1868年的竞选中声称,他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尽我所能让工人阶级变成文明人”,“希望将工人阶级变成像我一样的人”[16].这种文化使命感在中产阶级成员之间十分显著.中产阶级对劳工阶层的责任感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产阶级成员对于由政府推动的《新济贫法》的“威慑性救济”提出了严厉批评,积极倡导个人慈善；其次,他们付出努力,推动大众教育,以提高民众素质.
1834年,政府颁布了《新济贫法》,它克服了旧济贫法滥施救济、管理不善等弊端,废除了“院外救济”,即贫民只有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食物救济.《新济贫法》倡导的是“更少合意”原则和“济贫院实验”：前者规定,接受救济者的状况“并不真的或明显地比最低阶层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为惬意”,从而确保有效的威慑；后一原则使该政策成为一种需求测验,认为只有真正的穷人才会选择颇具威慑力的条款.该法案旨在让贫民感到自己像“不受欢迎的客人”,并不为穷人提供正确的道德引导[16].因此,所谓的济贫院实际上是劳动院,工作繁重,待遇低下,食宿很差；且接受救济者按年龄性别分居,造成贫困者家庭骨肉分离,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4]214.这样,穷人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会来申请救济了.可以说,《新济贫法》的通过使中产阶级的工作理念被列为法规,穷人几乎得不到救济,只能加入在合同条款上不利于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很多中产阶级人士对该法案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活该的（deserving）和迫不得已的（culpable）贫困之间的区分十分重要：区分个人性格的程序不能像1834法案建议的那样简化为一种对贫穷程度的冷冰冰的测验.同时,慈善原本应该是个人自发自愿的产物,而《新济贫法》空前的集权性质是对自治的威胁.很多英国人——尤其是1832年改革确认其新地位的城市中产阶级——认为慈善是个人间相互支持的行为,这与新济贫法的物质主义偏好和官僚倾向截然相对.19世纪,有记录的个人慈善的款项超过了国家在济贫法上的花费[16].
除了通过慈善活动改善工人阶层物质处境和道德风貌之外,中产阶级主张通过积极的教育提高民众素质.教育对于贵族而言是展示和装饰,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意味着上位和实用.随着选举权的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提高民众素质的必要性：教育不仅能够塑造统治阶级,教育也能够培育选民.前者由公学实现,后者则有赖于大众教育.
在议会改革的年代,支持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的辉格党人认为,随着社会进步,满足参政条件——拥有财产和教育——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些人的观点应该在国家政治中得以体现.相应地,当扩大选举权实现了之后,选民的教育必须大幅度提高.1867年,时任英国教育部长的罗伯特·洛在爱丁堡做了一场题为《在时代要对教育做些什么》的讲话.洛提倡建立由国家赞助的世俗化教育系统,旨在教育“我们未来的主人”.如果英国人想要保证普选权的效率,就必须让那些将要获得选举权的选民做好准备,其途径就是教育,为更多工人阶级的儿童提供学习机会.马修·阿诺德在1885年7月30日于达维奇学院的演讲中也指出,“未来的最重视的,将是底层阶级的教育,因为这些亟待教育的人们将会通过不断扩大的选举改革成为领导未来英国的主人.我们必须认识到,正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存在,英国才不至于在君主立宪制度的包裹下让贵族腐败的统治越走越远.而无论他们是否能够作为人民的代表,创造出这样一群能够被代表的、合格的人民来仍然是中产阶级推动底层教育改革的深刻思想动机.”[11]当然,中产阶级的慈善和人道主义改革方案,旨在缓解而非彻底改变工业社会的恶.
结语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所有公民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在他看来,中庸是最好的品德,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相应地,以中产阶级占据多数的城邦最为稳定,“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18]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代表了古代世界对中产阶级十分正面的评价.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取得了政治参与权并在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占据主导,在此期间,英国的确堪称超稳定政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密切关联.
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开创了机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现代世界,促生了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及其团体：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实证主义；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阿诺德父子肩负文明使命的自由博雅的教育理念；麦考莱和白芝浩用辉格派历史书写方法对英国史和英国宪政的书写；格林对中产阶级之社会责任的强调,以及狄更斯和主要在英国写作的马克思等人对社会不平等的严厉批判.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人们的思想有诸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对,但总体而言他们都展现了对理性和进步的信任与乐观态度,而且这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都有着典型的中产阶级出身和背景.他们开放而自由,富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说,中产阶级的成长大大促进了知识创新、丰富了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的带领下,倡导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的绅士风范成为社会各阶层努力遵循的标准,人们的生活更加精致而高尚.同时,中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的既开放自由又保守傲慢的特点一脉相承,合力使19世纪的英国呈现进步和保守共存的性格.
在当今中国语境下谈论中产阶级的认同和责任时,与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的背景截然不同,比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否定性（非贵族、非平民）的身份认同：首先,“贵族”在当下中国就是时代错乱的语汇；其次,中国的中产阶级一般而言出身于平民,与劳动人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属纽带.因此,它的身份认同仅在财产一项.若用财产标准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是否进入中产阶级,那么当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显然已经非常庞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魅力和影响力恰恰不在于其财产持有和自私自利,而在于其理性精神、文化示范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责任.若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够在财产赚取和持有之外更多地担负起特定的文明使命、展现出更先进更理性的文化力量,并因其与乡村、与普通劳动人民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更多地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那么中产者人数在中国的不断增长势必为我们带来进步、文明和秩序.
注释：
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各大教派中做礼拜的人数为：英国国教5,292,551人；非国教派4,536,265人；天主教383,630人.这次普查让非国教教徒认为自己有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参见哈维、马修：《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九世纪英国》,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第121-2页.
参考文献：
[1]Kocka.TheMiddleClassesinEurope[J].TheJournalofModernHistory,1995,67(4):783-806.
[2]兰福德.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八世纪英国[M].刘意青,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90.
[3]H.J.Perkin.TheSocialCausesoftheBritishIndustrialRevolution[J].TransactionsoftheRoyalHistoricalSociety,196818()123-143.
[4]詹姆斯.中产阶级史[M].李春玲,杨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5]洛夫格伦.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赵丙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6]斯通.贵族的危机[M].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7]JohnF.Glaser.EnglishNonconformityandtheDeclineofLiberali[J].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63,No.2(Jan.,1958),pp.352-363:p.353.
[8]JosephHamburger,MacaulayandtheWhigTradition,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6,p.12.
[9]戴雪.公共舆论的力量——19世纪英国的法律与公共舆论,戴鹏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8.
[10]张晓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休闲文化形成的宗教原因”,《黑龙江史志》2009-6,pp.51-52.
[11]J.DouglasHolladay,EnglishEvangelicali,1820-1850:DiversityandUnityin"VitalReligion",HistoricalMagazineoftheProtestantEpiscopalChurch,Vol.51,No.2,(June,1982),pp.147-157:p.152.
[12]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12:41.
[13]哈维,马修.日不落帝国兴衰史——十九世纪英国[M].韩敏中,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79.
[14]CraigJenks.T.H.Green,TheOxfordPhilosophyofDutyandtheEnglishMiddleClass.The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Vol.28,No.4(Dec.,1977),pp.481-497:p.494.
[15]陈晓律.第一个工业化民族的民族主义.1500年以来的英国与世界,80-104.
[16]LaurenM.E.Goodlad,"´MakingtheWorkingManlikeMe´:Charity,Pastorship,andMiddle-ClassIdentityinNineteenth-CenturyBritain",VictorianStudies,Vol.43,No.4(Summer,2001),pp.591-617:p.592.
[17]李阳.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参与初等教育改革的心态分析[J].英国研究,2014(6).
[1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206.
责任编辑：宇辉
总结,此文为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产阶级和社会属性分析和英国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社会本科毕业论文社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19世纪探险队的迷航之旅
●萨拉·休伊特在荒凉的比奇岛海滩上,迎着冰冷的雨雾,我艰难地找到了那几座坟墓的石碑 灰色的岩石、灰色的群山、灰色的雨雾,这是一个孤寂的长眠之所,甚至没有绿色植被带来些许慰藉 在这里长眠的.
19世纪浪漫派德国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的特征分析
姚 远 （浙江音乐学院 310024）摘要19世纪的欧洲不仅是文学浪漫主义兴盛阶段,也是音乐浪漫,在19世纪浪漫派兴盛阶段,德国出现了很多音乐大家,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艺术歌曲,这些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有着.
从饮食角度评析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阶级认同
摘要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发展的黄金时期,英国从传统的农业大国迈向了发达的工业强国,这一时期英国的中产阶级同样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中产阶级也逐渐形成了本阶级的阶级认同 .
西方首饰，19世纪的华美绽放
文雨田 图本刊资料库 （除署名外）在西方珠宝首饰的发展史中,19世纪无疑是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东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加上受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艺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