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胡也频、冯雪峰、沈从文,本文是沈从文类有关论文范文与丁玲和胡也频和冯雪峰有关论文怎么写.
沈从文论文参考文献：
丁玲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来到北京时,虽未恋爱过,却已曾经沧海.
1924 年下半年,丁玲在一所私人美术学校学习素描,一起学画的左恭与胡也频同住在一个公寓里,左恭又与丁玲的好友曹孟君在恋爱,丁玲和胡也频后来自然就认识了.胡也频是穷苦出身,当过学徒,爱好文学,漂在北京为《京报》编辑副刊,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他们因此成为好友.
胡也频对丁玲产生了好感,开始追求她.可是丁玲此时根本没有恋爱的心情.而且曾经沧海的她也不可能把胡也频这个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丁玲年对骆宾基说：“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那时候我没有恋爱的想法,说老实话,我要想恋爱我就和瞿秋白好了,我那时候年轻得很,没有恋爱那个感情的需要.”心高气傲的丁玲的意思很明显：我连瞿秋白都没有恋爱,会跟你恋爱？！当然,她跟瞿秋白的确切情况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没有恋爱成.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写：“王女士与瞿×× 同居后,丁玲女士似乎也与瞿×× 的一个兄弟,有过一度较亲切的友谊.”瞿×× 是指瞿秋白,他的弟弟指瞿云白.蒋祖林在《丁玲传》中写,他曾在丁玲晚年问过有没有这事,丁玲不加思索否认,而且觉得可笑,她说,“我那时自视很高,怎么会看上瞿云白.他那时只是个替瞿秋白管家的角色,并没有多少趣味.”是的,瞿秋白既为王剑虹得到,丁玲要找也得找个不输给瞿秋白的,否则岂能甘心？如果她跟瞿云白好了,也许符合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愿望,但她自己岂不屈尊？有得不到正品只能拣次品的感觉.有瞿秋白作参照,无论瞿云白还是胡也频,显然都难入她的法眼.
还有,胡也频太年轻太单纯了,而丁玲经历了与瞿王的这一段,已然是一个欲言又止的有故事的人了,正如沈从文在《记丁玲》中所写：“她似乎想忘掉一些不必记忆的印象,故谈及时常常中途而止.” 丁玲1937 年对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说二人“像姐弟一般”.胡也频比丁玲长一岁,这个“姐弟”,不是物理年龄关系,而是心理年龄关系.
丁玲并未进入恋爱状态,但胡也频却不能自拔了.丁玲暑假回了老家,胡也频忽然找来了.“我与母亲同去开门.我们都不得不诧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那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我母亲诧异这是从哪里来的访问者,我也诧异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但使我们更诧异的是这个少年竟是孑然一身,除一套换洗裤褂外便什么也没有,而且连他坐来的人力车钱也是我们代付的.”
此时的丁玲从北京无功而返,仍然是忧伤迷茫的,即便与胡也频似是而非的恋爱也不能使她解脱出来.胡也频却“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满了整个世界一样快乐”.
丁玲本是生米,胡也频却像熟饭,拌到一起,连带着她也夹生了.暑假过完,他们回到北京.“我那时的确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用恋爱或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平.本拟到北平后即分手,但却遭到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丁玲1985 年3 月1 日致白浜裕美信）丁玲的叛逆在跟胡也频同居的问题上也体现出来.她跟胡也频的同居,某种程度上是赌气的结果.
丁玲虽然说自己没有恋爱的需要.“但是我需要朋友,需要一两个人一块奋斗.”可是,她的朋友1925 年都离开北京到南边去了,信也不通了.丁玲没有独自生活过,她跟胡也频住在一起成了势所必然.他们曾租住在西山碧云寺附近的村子里,靠丁玲母亲每月寄来的20 元钱度日.那时的结婚并不严格,同居和结婚没有太大差别,丁玲几十年后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有人解读为个性解放或性解放,实际上不纯是,她年轻时候的客观情况就是这样.她和胡也频是如此,到后来与冯达也是如此.
沈从文写到去看这两人的情形：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想些什么,自然是很明白的.但丁玲和胡也频其实连同居的涵义都不完全,就是两个小孩子过家家——“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沈从文以喜爱的笔调记叙过他们的“过家家”,虽穷,但有兴味,年轻的热情是生活最好的提味剂.
丁玲对胡也频并不那么认可：“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他们当时最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很孩子气,这是一种近乎两小无猜的关系.他能够打动和熔化她的,就是热情与单纯——这年轻的特性.“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 年11 月）丁玲1937 年对海伦·斯诺说：
我想随时离开胡也频,但他希望我们的关系会变得亲密些.有时我们快乐,有时不快乐——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却带了两块饼,跑到山里去在太阳和露天里过这一天.也频对于我们的将来非常悲观,但他非常爱我.他全部的时间都被两件事占去——写诗和恋爱.我要从恋爱脱逃,但不知道怎样个逃法.
冬天来时,我们离开西山,回到城里.我试着想离开胡也频,但是做不到.我并非不喜欢他,但怕他太过爱我.
“我虽然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但寂寞得很,所以才写小说.” 相伴,解决的只是孤单,却解决不了寂寞.胡也频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她内心有一块地方,是他始终进不去的,所以她才诉诸小说.
在这份爱里,她是被动的,不必付出,只要接受就行了.甚至,连亲密关系的义务她都不必尽到：“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丁玲1985 年3 月1 日致白浜裕美信）丁玲晚年对骆宾基也说：“胡也频热情得很,他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要你爱我,只要允许我对你好就行了.我那时就一个人,就跟胡也频两个人住在一块.这些话我不愿意讲,人家不相信,我们两个没发生关系,我们两个说了：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真是解放派呀.” 丁玲所说的“发生夫妻关系”“发生关系”,当然是指发生性关系.
所以,他们实际上连通常所谓“同居”都算不上,就是同住的恋人而已.
丁玲对骆宾基说：也频这个人真是纯洁得很,这样纯洁的人只有一个朱谦之,五四时代的,他没有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他老婆是二九年（笔者注：实际上是1928 年）死的,二四年同居的,五年没有发生关系.
朱谦之和杨没累敬慕的是“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逋,“觉得如林和靖那样才是最富于情而淡于欲的人”.朱谦之说：“我和没累的‘纯洁的爱’（pure love）,我俩对于恋爱所抱的见解,有非常的信念,我们为着我俩的‘爱’的长生,自始至终避免那恋爱的坟墓——性欲的婚媾,在几年中倾心陶醉,同宿同飞,说不出难以形容的热爱,而仍无碍于纯洁的爱.”（黄夏年编《朱谦之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5 月版）
杨没累对丁玲影响很深,她是丁玲创造“莎菲”的原型之一.杨没累信奉“唯爱哲学”,只与丈夫朱谦之发生精神恋爱.朱谦之则说,没累不愿意的事,我就不做.丁玲和胡也频的同居早期复制了杨没累和朱谦之的模式.当时丁玲还不了解杨朱二人的无性婚姻,但可能已经受到杨没累唯爱哲学的影响,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后来,当朱谦之告诉丁玲他与杨没累同居五年没有发生关系时,丁玲表示,“也许旁人不相信他这话,可是我是相信的,还认为很平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讲究精神恋爱了.对爱情太理想.” 丁玲晚年告诉骆宾基她和胡也频早期的无性同居时,也说：人家都不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呀,有这样的事？你是乌托邦,净讲些神话！骆宾基同样表示：“我是理解的,过去育才学校培养的学生也是那样的,男女都在一个房间,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根本没有想过,觉得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这就是五四一代的观念之一种：性是不纯洁的.
不过,他们的唯爱哲学的“纯洁”并非完全排斥身体的亲昵.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写的毓芳和云霖：宇宙间竟会生出这样一对人来,为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们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是不会另外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只好预先防范,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至于那单独在一房时的拥抱和亲嘴,是不会发生危险,所以悄悄表演几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丁玲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还不知道杨朱的禁欲婚姻,却已写到这样的情形,可见,这是她当时朋友圈里并不罕见的观念.毓芳和云霖,也许是她朋友之间的情形,也许是她与胡也频之间的情形.丁玲1985 年说,“当时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恋爱,不发生关系,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是当时比较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些女性的特点；当然她们中也有一些从一而终的思想”.不发生完全的性关系,但不排斥拥抱接吻,这是他们的尺度.因为,性关系在他们看来是低下淫亵的,既不浪漫,又不美丽；而拥抱和亲吻是温柔纯洁甚至崇高的亲密,属于精神恋爱许可的范围.将性视为对爱情的亵渎,将性关系与精神独立对立起来,一旦有了性关系就要从一而终,可见,他们的性心理尚未解放.
施蛰存在《丁玲的“傲气”》中回忆上海大学时的丁玲：她第一是有“女大学生的傲气”,因为那时上海还没有几所男女兼收的大学；另外的“傲气”,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气,她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女青年”.然而,这个充满意识形态上的傲气的女青年,在性方面却并不那么解放.
丁玲其实是矛盾的：一面禁欲,一面嘲笑禁欲；一面胆小矜持着,一面狂野热烈着.这种矛盾在莎菲对凌吉士的态度上也体现出来：这种间的大胆,我想只要不厌烦那人,会象把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无疑.但我为什么要给人一些严厉,一些端庄呢？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从没有过理智,是受另一种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
唉！无论他的思想怎样坏,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是曾有过而无疑,那我为什么不承认我是爱上了他咧？并且,我敢断定,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他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地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
我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一个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会爱他,这不会爱,很容易说明,就是在他丰仪的里面是躲着一个何等卑丑的灵魂！可是我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拢来,密密的,那我的身体就从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愿意.其实,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
丁玲一面与胡也频禁欲,一面想象出凌吉士这样的性诱惑者,想象出“间的大胆”“ 肉体融化了的感到快乐”“ 癫狂的动情”“完全癫狂于男人仪表上的女人的心理”.单看《莎菲女士的日记》,难以想象写出这样狂野大胆的的丁玲,现实中却在禁欲着.这女性心理的成熟,除了经历,可能也是受《包法利夫人》影响的虚构,沈从文说那是她当时最为熟稔和迷恋的一本书.
莎菲之“拯救我自己被一种色的诱惑而堕落”,与丁玲的抵制是一致的,她和胡也频之间的爱与欲、精神与肉体是不一致的.也许,她与胡也频爱与精神的契合度,还达不到欲与肉体跟进的程度；也许,她内心有狂魔,但这狂魔尚不能为胡也频呼之欲出.
丁玲见证了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新婚,肯定是知晓男女之事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性敏感,也足以说明她的性觉醒.比如：
我每夜看到他丝毫得不着高兴地出去,心里总觉得有点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当儿向他说：“原谅我吧,我有病！”他会错了我的意思,以为我同他客气.
“病有什么要紧呢,我是不怕传染的.”后来我仔细一想,也许这话含得有别的意思,我真不敢断定人的所作所为象可以想象出来的那样单纯.
这段文字中,莎菲能由“传染”联想到亲密关系,甚至体液,说明丁玲性心理方面已经成熟.
胡也频可能真是超越的纯洁,所以丁玲说他“纯洁得很”,但她没说自己是不是“纯洁”.沈从文则认为胡也频对男女之事依然懵懂未开蒙.那个年代的“纯洁”,可能是因为来自外界的性启蒙太少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性信息铺天盖地,很难如此“纯洁”了.但是,在古代人也早熟,《红楼梦》里的女孩子都是十几岁就晓事,李香君与侯方域一见钟情暗许终生时也才十五六岁.可见,那种“纯洁”还是跟五四一代人的观念有关.不过,胡也频并非唯爱哲学的信奉者,他只是受丁玲观念的影响,在二人的关系中,丁玲是主导者,他只是尊重她的意愿.
也许从同居开始,他们才真正进入恋爱状态.他们的恋爱之所以能够保持“纯粹”、与性无关,原因有三：一,她对胡也频倾心的程度不够；二、当时新女性的流行思想是柏拉图之爱,如骆宾基所言,以杨没累为例；三,她外出求学时母亲有嘱：“守身如玉”.
丁玲晚年对骆宾基说,“以前我不愿意嘛,我要保持我自己的自由嘛,我觉得要是和你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定了.”可见,她还没有决心与胡也频“定”.在丁玲当时的观念中,性关系就是一道坎儿,一个标志：只要没有性关系,就不是夫妻,就是自由的,彼此没有忠贞的义务；不言而喻,只要有了性关系,那就是“定了”,就要从一而终.她是以性来界定婚姻的,注重的是性与婚姻的统一,而非性与爱的统一.丁玲在当时并非多么解放,甚至可以说保守和传统,现代的女性观念尚未确立起来.这种如中世纪修女一般的近乎洁癖的性观念,也是那一代新女性的“水月镜花”的女性主义.当然,存有这种灵肉分离的单薄脆弱的“解放”意识的,不惟女性,男性亦然,如骆宾基所言,当时育才学校培养的男女学生都认为“做那样的事情是卑鄙的”.丁玲的同学杨没累则把这种“纯洁的爱”的非常信念推到了几年的婚姻实践中去,她和朱谦之为着“‘爱’的长生”“自始至终避免那恋爱的坟墓——性欲的婚媾,在几年中倾心陶醉,同宿同飞,说不出难以形容的热爱,而仍无碍于纯洁的爱.”他们认为,无性的爱是纯洁的爱；那么,不言而喻,性就是不纯洁的了.他们崇敬“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逋那样的“富于情而淡于欲的人”,情与欲,在他们是对立的.尊重爱,因而菲薄性,把性视为纯爱的妨碍因素,是部分五四青年的畸形*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带来人文主义的全面苏醒.
丁玲青春时期的苦闷与愤懑,都凝结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了,那是她青春期情绪的集结性折射,是大我与小我的苦闷、时代与青春的苦闷的叠加.丁玲在纪念胡也频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但是《莎菲女士日记》中最触目惊心的,却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性意识的觉醒.在1920 年代,欧美都还是老派守旧的,离1960 年代的性解放运动尚远,好莱坞电影里还没有出现吻戏,中国女作家丁玲却开始写起以男性为猎物的“”来了,而且写得生猛任性,毫不隐晦.在中国新文人尚未完成旧道德的蝉蜕之时,丁玲身为年轻女性却以毫不含糊的姿态亮相于男性都不敢轻易涉足的性意识领域,这份先锋与前卫,不能不令人侧目.但是,丁玲让莎菲的性止步于心理层面,几未付诸行动.这反映了丁玲本人当时的心态和状态.丁玲虽然深谙莎菲的性心理,但她的着眼点并非性,她只是要不顾一切地反叛,发出苦闷的呐喊.而以女性的性心理这个禁区切入,更能够表达她的反叛意识,更能够表达隐秘而尖锐的女性心理,更能够写出女性的个体性.所以,她那样写了.她那样写,也许是出于一种任性.而正是这种任性,成就了她文学的个性.
1980 年代, 丁玲在一次答问中说：说莎菲是追求*,我觉得可笑得很,我恰恰是说莎菲不要*.她还反驳了把她视为莎菲的说法：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与胡也频生活了两年,我不需要男性,我不需要朋友,这我都有了.我是写那个时代,有那么一种人……1980 年代她还对儿子说：“说莎菲是追求*,那是没有读懂这篇文章.”当然,半个世纪后的说法,未必能够完全代表写作时的想法.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的季札指出了中国人在人性观察方面的不足：大凡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在中国人还不习惯讨论隐秘心灵的时候,丁玲率先彻底地坦白了自我,单这一点,就有革命性意义.须知,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的“两只花蝴蝶”,现在看如儿歌一般,都能够载入文学史的.1920 年代,中国小说也刚刚摆脱情节小说的模式而步入性格小说阶段,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写出了如此成熟的心理小说,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当时的意义”即是“文学史的意义”,何况,《莎菲女士的日记》不单具有开创性,其高度和成熟度也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由此看,19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女作家在丁玲面前,并无甚高明和高傲之处.
现在的人看《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一种偏差,把“解放”夸大了,以为那是一篇关于“女性之性”的小说,进而把小说的性载体符号移植到丁玲身上,视丁玲为性载体符号.那真是误读了丁玲.当时的丁玲还处于一种即便同居也要禁欲的状态呢.那些想当然地理解丁玲的、自以为了解丁玲的,绝对想不到她比你想象的还要匪夷所思.所以,你没有资格鄙视她,即便她把女性纷乱的隐情向世界袒露,她也是干净的、单纯的.
对于丁玲的议论,从她年轻到老,再到死后,其实都没变过.她自己在《不算情书》中对着冯雪峰清楚地说过：好些人都说我.我知道有许多人背地里把我作谈话的资料的时候是这样批评,他们是不会有好的批评的,他们总以为丁玲是一个浪漫（这完全是骂的意思）的人,以为是好用感情（与热情不同）的人,是一个把男女关系看做有趣和随便（是撤烂污意思）的人,然而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因为丁玲被如此符号化,所以,她晚年看到《记胡也频》《记丁玲》时,对沈从文把她写成一个为“肉体与情魔”所俘虏的女人非常反感,认为这是一个误导,为她的被歪曲提供了依据.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分析丁玲与胡也频初识时的感伤乖戾,除了遭际之外,还归因于：在实际上,则另外一件事必更有关系,便是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不过朋友们同她自己,虽明白这分感情由于生活不满而起,却不明白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沈从文对于一个异性这么容易揣测到性苦闷上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的微妙和复杂心理吧？他看她带着性的眼光,就说明他对她不排除性心理.
顺着自己的逻辑,沈从文写到丁胡同居之后他再见到丁玲：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去读诗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会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子一样了.”（《记丁玲》）按沈从文的逻辑,这时候的新妇丁玲,已经解决了性苦闷,所以安静温柔.可是,沈从文写此文时已经知道,丁胡此时根本没有“发生关系”,他却依然这么写,所以,这反映的只是他自己心理的真相.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也写道：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沈从文的注意力那么容易引到“床”上去,即便胡也频告诉他没什么“新鲜事情”,他还是不能移开.沈从文一厢情愿地顺着自己的逻辑,先来设定丁玲的性苦闷,再来留意性苦闷的解决,总之是不脱性的眼光.可是,如果丁玲的苦闷真是因为他所理解的“花痴”,丁胡此时就不会是有爱无性的状况了.沈从文的这种狎昵的趣味,确实暧昧发粘,令人不爽.无怪乎丁玲晚年在此段文字后批注：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沈从文《记丁玲》的相关内容还有：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丁玲直接批注：混蛋！ ——不怪丁玲怒不可遏,怪只怪沈从文那时已经知道这“年青人的身体”并没怎样,却还写得这么暧昧.
后来,丁玲在《不算情书》中剖析自己的感情：
易加说我的那句话有一部分理由,别人爱我,我不会怎样的.蓬子说我冷酷,也是对的.我真的从不尊视别人的感情.我们过去的有许多事我们不必说它,我们只说我和也频的关系.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实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当然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看到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过去我们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绝断,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和也频逐渐对于我的热爱——可怕的男性的热爱.总之,后来不必多说它,虽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总之,我和他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正是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
这个“你”,就是冯雪峰.
虽有胡也频、却仍然苦闷着的丁玲,必然期许另外一位异性的到来.冯雪峰出现了.那是1927 年冬天, 她和胡也频“同居”两年之后.
那时候,丁玲已经在《小说月报》头条位置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写好寄走了.《梦珂》发表使她有了一笔稿费,她想利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冯雪峰就经人介绍来教她学习日语.冯雪峰和胡也频都是1903 年生人,长丁玲一岁.但是,如果说丁玲对胡也频的心理年龄关系像“姐弟”,冯雪峰对丁玲的心理年龄关系则完全像“兄妹”,冯雪峰对胡也频的心理年龄关系也像“兄弟”.
丁玲说冯雪峰：他生得很丑,比胡也频还要穷.冯雪峰吸引丁玲的地方,除了他的内在品质,还有他的身份：员.丁玲1983 年12 月19 日与骆宾基谈话时说,我一听到他是员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时我在北京找不到一个员了,都走了,剩下来的我也不认识.我看到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员都是很好的人,原来我在上海的时候,瞿秋白、施存统他们都是员.因此,我就对冯雪峰很好,冯雪峰那时没有想到我对他那么好的.
丁玲1985 年3 月1 日致白浜裕美的信中也写道：他是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我们很谈得来……
丁玲这两次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他的员的身份而对他格外倾心,这一点可能连冯雪峰都意想不到.
“也频能爱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导.”（丁玲1984 年4 月15 日致徐霞村信）“我比他（指胡也频）革命些,跑到上海,作了李达和陈独秀的学生,成了瞿秋白、施存统的朋友.他过去却是同革命绝缘的.”（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竟如此在意这个革命者的身份！也许,向往革命是年轻人的本能,因为,革命与青春是同样的,革命与光明、新世界、新生活是同源的.不知道后来胡也频参加革命,与丁玲对革命者的这种特殊的好感有没有关系？
虽然丁玲因为怕受束缚而没有入党,但对于员,她还是特别看重的,并以与他们交往为傲,尤其在非党员面前.孙犁说,丁玲三十年代是使万人空巷的,不仅因为她写作,还因为她参加革命.可见,在当时年轻人的心目中,革命,是一件很前卫很新潮的事情,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蓝苹时代的第一次见到唐纳,就骄傲地宣称：我是革命党人！
革命是离经叛道的事情,能够契合反叛的青年人的心理渴求.对于丁玲这样一位时代女性,革命的先锋姿态首先就富有吸引力,这也是她进一步身体力行走向革命实践的前驱力之一.那时的丁玲,还是璞玉一般的女孩子,对于革命充满着年轻人的性情所向.员是革命的化身,就算出于女孩子对于革命的虚荣心而爱慕一位员,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丁玲在成长历程中已经积淀了深厚的革命基础.
在北京“远离政治”的氛围中,“唯我独革”的傲气和自我的苦闷寂寞使丁玲对冯雪峰一见倾心,引为同道和知己,这是很自然的.而对于冯雪峰的感情,反过来也会加深丁玲对于的感情.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丁玲“唯我独革”的傲气在解放初以及平反后的晚年依然存在.
一个男性革命者的身份对于丁玲的吸引力,跟瞿秋白留给她的情意结也不无关系.她的生活中终于出现了一个有望与瞿秋白比肩的人,终于有人填补瞿秋白留下的空白,而使她实现了与一个革命者相爱的愿望.她晚年说,那个时候,我一听到是个员,就觉得不知道得到多少安慰！我还是同一个员做朋友了.（丁玲：《我与雪峰的交往》）丁玲似乎就在等待这么一个人的出现.
丁玲1983 年对骆宾基的谈话中说,“我看到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而1937年对海伦·斯诺说到冯雪峰,强调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对她的吸引：“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一个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之中,这是我第一次爱上的人.”这两种说法似乎有矛盾,容易给人造成前后不一的误解,由此怀疑丁玲的真诚,或得出丁玲晚年看人看事越来越政治化的结论.实际上,这并不矛盾,刚刚认识冯雪峰的时候“还没有读过他的诗”,并不妨碍她在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发现他的文学才华,对他的好感在政治的基础上加深.
爱,是因为他是“这一个”.丁玲爱冯雪峰,爱的是他的整体,是不可拆开来分析的.冯雪峰对丁玲的吸引是多方面的,政治思想与文学才华都包含其中,并不构成抵牾.但她在谈话中不一定每次都面面俱到.在1937 年对海伦·斯诺的谈话中她也说道,“他（指胡也频）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我都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思想简单,没有趣味……”这与她1980 年代的说法并不矛盾.
冯雪峰能引领丁玲,胡也频却不能,当时的胡也频对政治毫无概念.冯雪峰对丁玲的引导既体现在文学、生活、做人方面,也体现在革命和道路选择方面.纵观丁、冯终生的交往,可以说,冯雪峰是对丁玲影响最大的人.当然,她愿意接受他的影响,也是因为爱他,爱得越深,受影响越大.
1937 年在延安,丁玲坦率地对海伦·斯诺说,“接着,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司：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在我一生之中,这是我第一次爱上的人.……我停止写作,只有一个念头——听这个人说‘我爱你’.我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了.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了,我爱上他了’……” 1983 年12 月19 日对骆宾基说的也是：“但是在形式上,心理上,事实上,我和冯雪峰两个人有一种感情,而这种感情是我和胡也频没有的.”
沈从文是这样描写冯雪峰的出现的：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习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在学习爱情了.
最糟的事便是引起问题的女人,不只是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同时还是个熟读法国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爱情,一方面见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见得“无害于事”.因此,倘若机会使这样两个人单独在一处,男的用着老老实实的,也俨然就如一般人所谓乡巴佬的神气,来告给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种种烦乱时,请想想,那个熟读《人心》等书的女子,她将如平常自以为极其贞静的妇人那样,认这种事情为一种罪恶,严厉的申斥男子一番,还是懂事合理一点,想出一种办法来镇静一下那颗乡下人烦乱的心？并且她已明白她应当怎么办合理一点,也许还稍稍带了好奇意味,想更发现一点点分内所许可她发现的东西……
沈从文的缠夹饶舌,真让人不容易明白他想说什么,是说丁玲和冯雪峰的恋情,恰如读多了法国作品的妇人与乡巴佬的遇合吗？那他至少是低估了冯雪峰.事实上,并非冯雪峰巴望丁玲的垂青,而是丁玲敬慕冯雪峰更多一些,但以沈从文对丁玲的复杂感受,可能是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吧？丁玲晚年批注：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丁胡之间并无夫妻之实,丁玲认为自己依然拥有恋爱的自由.因此,冯雪峰虽然“后到”,但和“先来”的胡也频拥有与丁玲恋爱的同等的权力.可是,胡也频不允许,而且是那种幼稚莽撞冲动的不允许.
丁玲想多听一些的事,有一点话想讲,又不能跟胡也频讲,因为他不是员,没有革命的生活,两个人平常不讲那些话.一天晚上冯雪峰走的时候,胡也频在后面一点,丁玲走在前面一点,她就跟冯雪峰说,明天早晨在北海碰头.第二天他们两个人就到了北海,胡也频还没起床.丁玲那时在北京寂寞得很,她跟冯雪峰讲了她的苦闷,然后两个人就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去吃饭,丁玲打电话回去,想找胡也频来一起吃饭.电话是徐霞村接的,他说,可不能告诉胡也频,他正在找你,正在发脾气,你可不要马上回来,待会等他气消了,你再回来吧,现在他正在气头上,到处找你呢！等丁玲冯雪峰下午回来,胡也频一下就扑向丁玲,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拳头打来.等胡也频火气消了,丁玲讲了事情原委,说,你这样没道理,这多不好呀！今天就这样一件事么,闹成这个样子干嘛,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又把冯雪峰请过来,事情才算平息了.
冯雪峰可能觉得太不堪,便离开了北京.固然,冯雪峰原本就打算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但为了丁玲,他已经留在了北京,而在此时离开,显然有走避的意思.1937 年丁玲对海伦·斯诺说,是她让冯离开,冯才离开的.但从冯后来的情感表现来看,即便她不让他离开,他也会离开的.性情决定,在三人的格局中,冯雪峰的走避是一定的.
丁玲已经离不开冯雪峰了,1931 年的《不算情书》中,丁玲坦白：我想过,我想过（我在现在才不愿骗自己说出老实话）同你到上海去,我想过同你到日本去,我做过那样的幻想.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
爱是一种感觉,寻求原因或许是愚蠢的,但有助于别人对于爱的双方的理解.
值得敬重的成熟男性是特别强调道德感和男人脸面的,他们不会像胡也频那样勇往直前不顾一切地追求女性追求爱情.在恋爱的角逐中,如果感觉到自尊受损,他们往往宁愿舍弃爱情,带着尊严退出.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说,尊严比爱情更重要,更值得维护.他们越是退避就越有尊严,女性就会因为爱他们的尊严而越发爱他们.悖谬因此产生.冯雪峰善于克制,包括对于爱情的克制.吸引丁玲的,很大程度上也许就是这种克制.他越是克制,她越是欲罢不能.他的克制增加了二人之间的情感张力.胡也频的问题就在于黏得太紧密太轻易,使二人之间没有缝隙和距离,因而缺乏张力.
冯雪峰来到上海后,从1928 年2 月10 日出版的《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立刻给丁玲写来长信,讲述他的读后感,他说看了小说他哭了,他不是为“莎菲”而哭,也不是为丁玲而哭,他是为这个时代而哭！她晚年在《我与雪峰的交往》中说：“虽说小说感动了他,但他说这篇小说是要不得的,因为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他以一个员,满怀着对世界的光明的希望,他觉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对这封信,我很不高兴.因为人家都说好,他却说不好；尽管他哭了,他还说不好！这一点我印象很深,而且牢牢的.经常要想：是不是《莎菲》有不好的倾向？”在《悼雪峰》中,丁玲很识大体地说：“在一片赞扬声中,在不少的完全同情的来信当中,读到一个真正友人的忠告,我感到特别亲切.”
他对她,虽然有批评,但更多的是肯定和看重.她对他,虽然有不满,因为他打击了她当时被追捧的傲娇；但对他的意见却是最在意的,终生如此.他对她的写作才能评价极高,鼓励她继续写.也许此时,冯因为丁的才华而加深了对她的爱？《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极大反响,丁玲一举成名,备受追捧,但是,有谁的追捧会比冯雪峰的肯定和看重更令她满足呢？此后,冯雪峰就是她写作的重要动力和方向.
收到冯雪峰长信的丁玲,迫不及待去了上海,此时距冯雪峰离开北京只有两星期的时间.丁玲虽然说“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却并没有离开,而此时走得果断.她已经有点不顾一切了.她对冯雪峰的爱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爱情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
1937 年丁玲对海伦·斯诺说,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冯离开北京是为了避开丁和胡,丁来到上海是为了追随冯,胡则是为了追随丁.爱情里面的连环追逐,有点像萨特的《禁闭》当中的情形.
丁玲在《不算情书》中不无幽怨地对冯雪峰说：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丁玲对海伦·斯诺说,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间,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从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中可以知道,在上海的两天,丁胡二人在沈从文的住所闹得非常厉害.
《记胡也频》写得简略：
那个时节在两人之间,似乎为了另外一些属于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处.
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细微处,却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了正当的用途,只是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这两人差不多都使用了……
《记丁玲》写得详细：
两人平时虽极亲密,年青人的个性既强,意见或有小小冲突时,斗气吵闹,大凡青年爱侣不可免的一分任性处,自然也可以在两人生活中存在.设遇一个作出“什么皆不需要”,一个作出“要走你即刻就走”的神气,把局面完全弄僵时,我若在场总极力转圆,希望他们各人节制自己一会儿,直到毫无办法时,我就堵住房门,不让那个要走的能走,也就是省得另外一个另一时节各处坐了汽车去找寻.同时我从他们一刻大吵大闹一刻和好异常的生活上,且明白了少年夫妻自然最容易发生这些事情.我把这事情称作“感情的散步”,就是感情离开固有生活的意思.
情形真糟,两人还只住在我那儿一夜,第二早上就为了一点点小事闹翻了……
我先前还不明白两人争吵的主题何在.后来才明白当真有了那么一个人,凭了一种稀奇的机会,居然把一种带着乡巴佬的朴质有余技巧不足的爱情,穿插到了两人生活中间.
从两人问题上看来,我当时的意见,就只是希望海军学生学得老成一点.只要他老成一点,这事情就容易处置了.
海军学生在当时最缺少的就是理性,若我不见过他那次对于丁玲女士的行为,我还不能相信一个男性在这方面缺少理性时节,灵魂粗暴能到什么样子.同时我却在这方面,另外又多增加了一分知识,便是一个女性固常常需要柔情,但柔性在某一时节,失去它的用处时,非常的粗暴,又似乎更容易征服她的一切.
两人在言语方面质问与责难,海军学生完全失败时,就沉默无言,脸上现出悻悻神气,走过丁玲身边去,用腕臂力量挟持到她,或用拳头威吓到她,我虽然一面劝解一面警告他：“小胡,小胡,你这办法真不高明,你这样欺凌她不配称为男子！”他却不顾一切,总有方便把他要做的那种武艺做完.很古怪,那么说着闹着绝无妥协的丁玲,则每到这种情形下,反而显得异常柔和起来.若我所注意到的并无多少错误,我可以说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的隐密事物,因此一来,她便满足了也安静了.
两人到下午一点钟时,似乎各人皆把理性找回来了些,一同向我道歉,皆以为不应当把我为难,三人便笑着离开了我那住处,同过大马路吃了一顿饭,再过商务印书馆取了几十块钱稿费,还很快乐地看了一次电影,又在一个小馆子吃了晚饭,回我住处谈了一晚各人的计划,第二天一早,两人便过杭州西湖过日子去了.
不可开交的时候, 就用一走来缓冲局面——这是他们的常规做法.这次的走避地点是不远的杭州.
冯雪峰曾是湖畔诗人,杭州是他熟稔的旧地,所以,他早到杭州,租好了西湖葛岭的房子.“冯雪峰替我和胡也频在杭州葛岭找了房子,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晚上.”丁玲还是感到离不开冯雪峰,胡也频当然对他们的密切关系有意见,丁玲就想索性说开.“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有点任性,我跟胡也频说,我们两个人谈谈好不好,我们不要打架,不要老成天在一块,我们试试看好不好,老在一块,你要求的东西我不能满足,我要求的你又不能满足,这样子弄下去不好,你到上海住几天,我在杭州住几天试试看.胡也频高高兴兴地同意了,他就到上海去了.”
《记胡也频》写的是：
两人去西湖后约一个礼拜,某一天晚上,这海军学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告我,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
《记丁玲》写的是：
他们过杭州约六天,某一晚上,这海军学生又形色匆匆地跑到我的住处来了,我问他为什么又单独跑回上海,他却坐在我的床边,凄惨的微笑,告给我他已准备不再回转杭州.我问清楚了丁玲还依然一人住在杭州,他却又是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
这个地方丁玲和沈从文的说法不一：丁玲说胡也频是“高高兴兴地同意”,然后走了；沈从文说胡也频是“孩子气的申诉”“形色匆匆”“凄惨的微笑”“准备不再回转杭州”“在一次流泪赌咒的情形下跑来上海”.
前面是连环追逐,此时是三人同行.结果又有了胡也频的一走,走回上海.因为他受不了丁冯在他身边的相互倾心——这是掩饰不了的.
的确, 这在丁玲“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她爱的是冯,但对胡也不是没有感情；而且,在别人眼里,她和胡既已同居,就已经是夫妻了,如果她舍胡而取冯,承受的压力就要大一些——这也是她为自己当初选择与胡同居时的叛逆和率性所付出的代价.在这场爱情的拔河中,女主角既然是矛盾和为难的,两位男主角的爱的力度就非常重要了.被爱的程度,是决定女主角选择的最大变数.情商极高的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对于女人来说,爱的意思就是被爱.比较而言,冯不及胡爱得强烈和狂热,胡更离不开丁,甚至离开她就可能自杀；而冯要冷静、矜持、克制得多,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秉性使然,并不说明他不爱丁.胡是进取之势,冯是退让之势；一个热情逼人,一个冷峻自持.在两个男人的拔河中,女主角便倒向力度大的一方了.但她其实是希望倒向另一方的.对于胡的表现,丁是烦恼并欣慰着；对于冯的表现,丁则是无奈和失望.
影响结局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性.
丁胡虽已同居两年半,但并未发生性关系,只是形式上的夫妻.转折是从胡也频赌气返回上海时开始的,沈从文在其间起了关键性作用.
《记胡也频》中,沈从文说跟胡也频“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这一夜谈了什么呢？《记丁玲》中说得更清楚：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
沈从文的“新鲜的意见”,跟他在几天前劝解丁胡吵架时观察到的“她先前正缺少些出自男子的隐密事物”,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性.
沈从文很得意于自己的导师角色,《记胡也频》中他写：
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像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记丁玲》中他写：
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
两人住在西湖葛岭一个单独院子里,大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或者因为新增加了那从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内,故两人简直像一对同度蜜月的伴侣……海军学生到后与朋友们谈到西湖时,常用作新郎的风度,以为在西湖所过的日子,回忆时使人觉得甜蜜快乐.
沈从文心知肚明胡也频回杭州后丁胡之间迈过了一道怎样的槛,如新婚夜闹洞房的人那样心知肚明.是他使胡也频做成新郎的,他因此简直也怀了准新郎一样的幸福感.他这一写,也算是立此存照了,丁玲做成新娘,都多亏了他呢.可是,晚年的沈从文跟女助手王亚蓉谈起丁玲时,情形却是这样的：
王：外界问沈先生和丁玲是不是以前有什么恋爱类的关系……
沈：没有,没有.幸好没有这种关系.
沈：后来耶鲁学者说：总是他们两人吵架,沈劝解又劝解,不然胡也频早跑掉了.
王：她跟胡也频时,不也跟冯雪峰吗？
沈：是的.她可以说乱得很, 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萧乾不理,主要是让人给她捧场,讲清楚的.
王：齐光说,那时她在延安使劲追彭德怀.
沈：彭说我不愿意看她.没办法,老太婆啦！
王：我听别人讲她写的东西和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
沈：她整天打牌.她写的文章胡也频怎样子前进,和冯雪峰纯粹是精神上的友谊,那和冯达又是怎么一回事呀！就不提啦.
沈从文完全忘记了,这个“乱得很”的丁玲,当初还是承蒙他对胡也频的“教唆”,才初涉男女之事的.沈从文也完全忘记了,他当初看这“圆脸大眼长眉的女孩子”的眼神,是脉脉而饶有兴味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看待丁玲,虽不是奉为女神,至少也是不乏喜爱的.若不含情,看在眼中的绝不是那个样子,写出来的绝不是那个语气.
可是现在,提起丁玲,字里行间只是透着一个意思：没人要的.听沈从文说的,倒好像丁玲追着胡也频不放似的,与他自己写的都不符.丁玲才三十出头,就被他幸灾乐祸地说成是彭德怀不愿意看的“老太婆啦”.胡也频的“前进”,是沈从文始终无法理解的,但胡也频的牺牲、成为烈士总是事实吧？这难道不是“前进”的结果？丁玲写的不符实吗？丁玲从来没有强调她与冯雪峰只是纯粹的精神友谊,《不算情书》已经公开了一切,1937 年她对海伦·斯诺谈到冯雪峰时也很坦荡.更匪夷所思的是,连“写的东西和她本人一样,只是放荡”这样的话都出来了,完全就是一个长舌妇跟一个小男人议论另一个女人的情形.这是一位男作家,而且是一位所谓伟大的男作家的气度风范吗？你还觉得他有那么高洁纯正地道吗？不看这个语境中的沈从文,你能想象他还有这么真实“可爱”的一面吗？这种小丈夫气,与鲁迅笔下摇嘴鼓舌的小丙君委实有得一拼,除却白眼看鸡虫,难道你还能对他青眼相加吗？
沈从文对于丁玲这种与女性性别有关的特定评判,先就有失君子风度.那无非就是自古以来针对女性的最方便的攻击,男人对女人之恶毒与下作,毕露无疑.就算交恶,一个男人,专在这些地方对女人下手,也见得不是君子.周作人在《书房一角·扪烛脞存》中说：“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周作人所说乃“为文”,沈从文此处是“说话”,而“说话”与“为文”,原出一辙.
这是1982 年冬天,沈从文与王亚蓉在火车上的聊天,当时丁玲还在世,二人已交恶.沈从文大概也就是随便发泄一下而已,没想到会被发表出来,否则,至少要为自己的形象负一点责,不至于说出来的话变成文字摆在这里,让自己难堪,也让别人鄙视.
王亚蓉可能是爱导师心切,意欲同仇敌忾,为导师贴金和鸣不平,但效果却是适得其反,不自觉地暴露了师徒二人的小肚鸡肠心胸褊狭境界低下,实在有损沈从文的形象.这样热心地帮倒忙,沈从文本人也未必乐意接受吧？
丁玲与沈从文的友谊,首先是由于胡也频的连结.一个是好友的爱人,一个是丈夫的好友,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他们之间的友情已近乎亲情.要知道,29 岁的胡也频是穿着沈从文的海虎绒袍子就义的,这样的“同袍”之谊,哪是寻常可比.丁玲和沈从文之所以交恶,抛却这些零零碎碎无法确证的表面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个性太不相同的两种人,走的是太不相同的两条路.丁玲这样的大女人,对沈从文可能是有点不欣赏的,一开始就不欣赏,但有胡也频在中间连结,还好；后来没了胡也频连结,各自的道路也有了更大的不同,可能就更不欣赏或直接看不上了.沈从文对丁玲,后来也是看不上,他与王亚蓉的对话已充分显示.
丁玲和沈从文晚年生龃龉,是始于 1979年,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送给她两本书：沈从文写的《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是香港某书店据 1939 年的初版本翻印的.不能确定丁玲是否首次知道这两本书,可以确定这是她首次看到.中岛碧女士还有一些疑问,比如,《记丁玲》中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同住”,这意味着什么？这疑问给了丁玲极为不良的刺激.
我查了一下,沈从文自己在三人身上用到“同住”这个词,就一句话：“在几人同住上海的时节”,这句话还是在说别的时顺带提到的.至于这“同住”的可疑内容,是指1929 年三人合办《红黑月刊》时,短期合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住的除了他们三人,还有沈从文的妹妹和母亲、丁玲的母亲,同时兼作办公处.从人员构成和房子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所谓同住,无非是共同租住一套房子而已,三个人不仅住的房间不同,就连楼层都不同,沈从文和妹妹、母亲住三楼,丁玲、胡也频和丁玲母亲住二楼.
当然,三人也在同一个房间住过,那是丁玲和胡也频到上海后、去西湖前的两天,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写：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记丁玲》中写：两人虽在上海住过,这次来上海既不预备久住,故一来就暂且住在我那地方.那时节我住处已经从亭子间改为正楼大房,房中除去一桌一椅一木床外,别无他物.两人因此把被盖摊开,就住在我房中楼板上.
可是,这个时候,丁玲与胡也频都尚未有“同居”之实,再加上一个沈从文又能怎么样呢？丁玲与冯雪峰约出去吃顿饭,胡也频都要怒到动手的,他怎么可能让沈从文生出什么花边！
他们之所以会“同住”,原因有三：一、经济原因,说白了就是穷,图省钱；二、太相熟,太要好, 无隔膜, 连性别都不是那么介意；三、沈从文的温软,引不起胡也频和丁玲的性别戒备,若是一个虎视眈眈的猛男,断不会如此.可是,就是这样因陋就简的“同住”,被看客演绎成了“三人行”“大被同眠”.一说到丁玲,就会有人眉飞色舞会心暧昧地表示：丁玲,那可是个人物.而接下来,证明丁玲是个人物的,就是与各种名人伟人的传说,这些名人伟人的性别,当然是：男.这些传说,又数“三人行”“大被同眠”最为奇葩.这种为坊间所津津乐道的烂俗传说实在令我不耐烦,这也是我要专门拿出笔墨来写写丁玲与沈从文有关的这一切的原因.
“三人行”“大被同眠”的绯闻原本是关涉到三个人的,可是,其中被“污名化”的,只能是女人.对于男人,或许这还是骄傲的资本呢.顾彬的《三访丁玲》中写到,第二次访问（北京,1983 年10 月31 日）：当《当代》杂志的编辑冯先生说遇罗锦是个“堕落的女人”时,丁玲好像突然敏感起来.她想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男人.丁玲的敏感、丁玲为遇罗锦所做的辩驳,几乎等于女性的自卫.同样的事情,性别由“男”置换为“女”,性质与色彩就会完全不同.男女同污而污水不泼男人,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三人行”的格局,注定了作为女性的丁玲的“污名”摆脱不掉.“莎菲”又被拿来佐证了丁玲的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二者互证,使丁玲俨然成了“吃瓜群众”眼中“不疯魔不成活”的新女性代表.但事实正相反,青年丁玲是一个宁静内向的人,她自言“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沈从文对她的观察,也是一个“凝净看百样人生”的女孩子.也许有人是由丁玲复杂的情史来逆推她年轻时的“开放”,但这种逆推是毫无道理的.就算一个女人有N 个男人,你也不能随便牵来一个,说这是她的N ＋ 1 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能想当然.
丁玲被如此符号化,与沈从文《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中的记叙不无关系.这些书应和了大众对于桃色的兴趣,因而影响颇大,成为了解丁玲的“第一手资料”,造成普遍的误导,这是让丁玲大为气恼和无奈的.沈从文并非刻意如此,只是他的趣味主义的濡湿的眼光和缠绕黏腻的文字表述,很容易造成那样的阅读效果.这样的东西本来就“老年不宜”,何况丁玲经过数十年政治文化的改造,已经充分体会到作风问题是何等毁人.她一直是流言的受害者,一大把年纪了再来看对自己的略显绯红的书写,有多么难以忍受是可想而知的.
丁玲在1980 年3 月发表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终于有机会将沈从文痛斥一番.她说《记丁玲》一书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意在告诉读者：不要相信此书的真实性,更不要据此来了解和研究我.丁玲曾有对两书逐条批驳的冲动,后来想想作罢.但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书页上做了127 条眉批和旁注.学者陈漱渝看过丁玲的127 条批语后,著文《干涸的清泉 ——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人物》1990 年第5 期）,记录并分析了丁玲的这些批语.除了上文列举的,这里再举一例：
《记丁玲》第 21 页：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 丁批： 又是胡说！
最让丁玲反感和愤怒的,是这一条：
《记丁玲》第 71 页：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丁批：混蛋！
连“混蛋”都骂出来了,可想而知其暴怒程度！如果沈从文就在眼前,不知她会不会跳起来给他一耳刮子.
沈从文《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的文本空间确实很不干爽,沈从文内心可能确有猛虎,但这两个文本,充分渗出了一个细嗅蔷薇的沈从文.沈从文的软与硬各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这二文的黏腻感是毫无疑问的.沈从文为什么会写得这么黏腻？首先,他看丁玲作为女性的种种,是有情的；正因为有情,丁玲的性别感才那么凸显.遗憾的是,这种年轻时的有情的性别感,在晚年却仿佛成了他认定她“乱得很”的内在支撑,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丁玲之“肉体与情魔”论的证明.其次,沈从文写丁玲时,以为丁玲已死.正如丁玲1985年 6 月 25 日给别人的信中所写：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 时,谣传我已死.认为丁玲已死,他的笔端才更有情；认为丁玲已死,他写时才更放得开.如果意识到有一天要为传主所看见,他会谨慎得多,写《记胡也频》时,有丁玲在,他就写得收敛很多.这可能也是沈从文此后多次见到丁玲,却从未提及这两本书的原因.当年他写得有多放恣,现在她发泄和还击得就有多放恣.
胡也频回到上海,西湖边就只剩下丁玲和冯雪峰了.丁玲1983 年12 月19 日与骆宾基谈话时说,他本来说去三天的,结果一天就回来了.一天,命运留给丁冯的时间太短了.当然,如果冯不是那样的人,一天的时间也许不算短.那一夜是关键.那一夜丁冯是怎么过的呢？“我和冯雪峰两个人留在杭州,晚间我们聊了一会天,完了我就给胡也频写信,写很长一封信,写到很晚.我们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天,天就亮了.我们坐在走廊上聊天的时候,搞了一点什么东西马马虎虎地吃了.胡也频回来了.”丁给胡的信上写的是什么,已经无从知道了.但可以揣测,丁之所以给胡写信,是因为内心不平静,无法入睡；还因为有隐隐的失落,需要隐晦婉曲地释放出来.
那一晚,丁玲是愿意属于冯雪峰的,如果冯有勇气,他们俩就走到一起去了.以她对性与婚姻的观念,只要那一晚他们发生了关系,即便胡也频回来,也是拆不散他们的了.勇气不够,当然意味着热情不够,爱的程度不够.——女性的思维往往是这样的.正当丁从冯那里感受到某种失落的时候,胡回来了,命运降临了.丁玲后来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中写,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可见,即便胡也频回来,她还是在等待冯雪峰下决心的.可冯还是没有决心.丁玲后来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决意私奔,而夏大宝没有勇气.丁玲写贞贞的失望时,应该是有内心资源的,她体验过那种滋味.贞贞因为对夏大宝失望,才要跑去教堂当修女,结果不幸被日本鬼子掳去.这与丁玲不能和冯雪峰走到一起,只好接受冯达,又被软禁的生活走向,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有冯的自持作对比,胡的不顾一切的狂热更能够俘虏丁玲,情感的结局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了.胡也频后来告诉丁玲,他回来看见床上的被子、任何东西都是他走时的样子,非常相信丁玲的话.他还说,如果要不是的话,他就要把丁玲杀了！杀人应该不至于,说说狠话罢了,但胡反正是丁无法摆脱的命运了.
丁玲晚年对骆宾基说,“我是比较明朗的,比较大气的,我不喜欢小里小气、偷偷摸摸的,我说,我们两个人分开嘛,我也可以跟冯雪峰同居,我也可以不跟他同居,结果他回来解决了.哎呀,我心里想这个有点苦闷！”丁玲等于在胡也频回上海前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所以,关于胡,她已经做了心理上的区隔,同时做好了跟冯雪峰开始的心理准备.当一个女人说自己与一个男人可以同居、也可以不同居的时候,当然是愿意同居了.冯雪峰知道丁胡并没有发生过关系吗？我想他可能知道,丁玲会暗示给他.也许,正因为知道了,他才更不好意思“捷足先登”,以不失君子之风.冯雪峰是不明白丁与胡已经说清楚,丁已做好内心准备？还是自己内心没有准备好？还是太绅士太君子不愿意那么急迫呢？不得而知了.可能是二人沟通不够,也可能是冯的性格使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跟丁玲走到一起,冯雪峰也许需要更多时间,但命运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天.“他本来说去三天的,结果一天就回来了”,原因是沈从文给胡也频支招了.这丁玲也知道,1983 年12月19 日她跟骆宾基谈过：他（指沈从文）说,你怎么这么一个蠢人呢,你一定要回去,你现在这样,不就是空了吗？哪里有什么精神恋爱了？你们两个人住了这么久了,还不是夫妻呢,怎么这样傻呢！结果他（指胡也频）就回来了.
我在梳理冯雪峰和丁玲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曾是湖畔诗人.他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风花雪月的气质,沈从文和丁玲都觉得他像乡下人.尤其他那些革命品质,几乎与诗人不搭.而他也不是一个革命诗人.但在与博古发生争执、赌气请假还乡这件事上,还能看出他的诗人气.诗人往往是青春期和孩子气的,而冯雪峰也许是一个太男人的诗人了,而且是那种很儒家的男人.
是抱怨胡那么快回来？还是抱怨冯没有抓住那一夜？丁玲自己可能都说不清楚了,总之,对这个结果她是“苦闷”的,说不出的“苦闷”.那是决定性的一夜.关于这一夜,丁对冯是有一些幽怨的.但是,必须看到,她的失落和幽怨都是结局出现后,伴随着怅惘回头逆推的结果,而在当时,她也不知道这一夜是决定命运的.她的失落和幽怨是1931 年发出的,那时她更爱他了,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她与他终于成为真正的情人,而结合的希望却更渺茫了,她不能不怀着憾恨追溯到1928 年的那一夜,好比说：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她的幽怨是一个“如果”句式,是一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逻辑.
胡也频回来,冯雪峰就回上海了.
即便在冯离去之后,丁也还在期待着他的,他们仍有结合的可能.在1931 年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中,她写道：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我觉得每天在一早醒来,那些伴着鸟声来到我心中的你的影子,是使我几多觉得幸福的事.每每当我不得不因为也频而将你的信烧去时,我心中填满的也还是满足.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是有生活的勇气,是有生下去的必要的.……“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他,只要一分钟就够了.”这种念头常常抓住我,唉,XX ！为什么你不来一趟！……然而你,你没有勇气和热情,你没来,没有在我想你的时候来……
丁还在挣扎,还在思念冯,期待冯.可是冯没有来,他们之间只是写信.丁玲晚年对骆宾基说,雪峰就回上海去了,后来他给我来了封信.我脑子里想了一下,说,要么不管胡也频了,要么就是不管冯雪峰了,就得有一个人不管,现在两个人都管,作朋友,看来只是想象里面的事情,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可能的.由此推测,冯雪峰的信,有让丁玲做出选择的意思.很有可能,即便在这样的信里,冯雪峰也没有太热烈的表示.丁玲甚至有过三人行的打算,“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饶是这样,两个男人的优点便加到一起了,更能够满足丁玲对于爱情的幻想.女孩子对关系总是有许多天真的幻想,在给冯雪峰的《不算情书》中,丁玲多次使用“幻想”“梦幻”“幻影”“梦想”这样的词汇.
冯没给丁信心,胡却那么热情.而且,胡也频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在给丁玲的信中写道：“呵,我的隐痛,如深谷之黑暗,永不见光明来抚摩；倘若我公布了这衷情,当使那灿烂之朝霞,变成初死之女的乳白之颜色,为悲悼我的命运之表征.但我终是弱者,不敢仰天狂呼,说出我的损失之重大,我只能悄悄的哀恳：恳求你,我的爱,赐我以恩典,表现你心之趋向,好使我成一个幸福的歌者或不幸的流落之穷徒！”丁玲不能无视胡也频的痛苦.她终于放弃爱的挣扎,选择了胡也频.1985 年3月1 日致白浜裕美信中她说,“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仍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一九二八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断绝了之前保持自由的幻想”.她晚年对骆宾基也说,“我心里想,跟胡也频住了两年半了,二五年认识的,我从来就没有说同意两个人结婚,可我也没有拒绝人家对我的感情哪”.
虽然胡也频已经有了沈从文的教导,但丁玲与胡也频真正发生夫妻关系,应该是在杨没累病逝前后.丁有感于杨没累的遗憾,终于与胡成为真正的夫妻.
在杨没累1928 年4 月死于肺病之后,朱谦之对丁玲说,我这个简直是反人性的.杨没累死时只有31 岁,很可惜.不能说杨没累的死与这种“反人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反人性”对她其实是无益的.朱谦之那样说,是有失悔之意.丁玲被触动了.更大的触动可能还在于丁玲目睹和亲历的事实.1928年在杭州时,丁玲常去看他们,杨没累那时已经生病了,丁玲“看出没累的理想没有实现”.朱谦之在四十年后回忆说：“没累逝世时,她和也频适在杭州西湖,曾助理丧事……”这个过程中,丁玲可能已经意识到杨没累的悲剧性.丁与胡不发生关系不纯是因为唯爱哲学,但杨没累的确是丁玲的一面精神旗帜,现在,这面旗帜所代表的精神倒下了,给了她一个反向的证明,使她明白了那种实践的不可行.
经过杨没累之病与死的刺激,“这样我下决心了,我这一辈子不能离开胡也频了,我要是丢开他,就对不起他了,我这样才和他发生关系的”.三人的关系终成定局,“我就写信给雪峰,说完了.那当然他就找老婆了.他回去怎么找老婆我也不清楚.这是第一次.我自己的理性不要拖拖拉拉的”.
丁玲晚年还对骆宾基说,雪峰给我写信说：我注视着你的创作.冯雪峰这封信有可能是在丁玲的抉择信之后,因为这句话包含着结束一种关系、开启另一种关系的意味.
在与胡也频成为真正的夫妻之前,丁玲还因思念冯而在跟胡的相处中感到一些不满足：“我也痛苦过,这里面不缺少矛盾,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丁与冯虽然没有彻底的性关系,但显然是有过“睡在你怀里”的亲密接触的,这是恋人之间的亲密.丁玲对冯的思念和痛苦也是恋人之间的,甜蜜与苦涩都是空灵的.等到与胡成为真正的夫妻之后,她不再空灵,她是一个幸福的新妇.
沈从文关于丁玲与胡也频所写的,不乏丁玲性苦闷的暗示,包括丁玲在胡也频武力征服下的驯顺,这些未必全真,但并非毫无.无论如何,现在,骚动停息了,身心归于平静.
之所以要考证性的因素,是因为,对于女人来说,与某个男人有没有身体关系,感情和感觉绝对不一样的,投入程度也不一样.女人的心是跟着身体走的,没有深入过女人的身体,便等于没有深入过她的内心.如果没有身体关系,女人不会把自己全部交给这个男人,她总有所保留,在跟男人的关系中,她依旧可以空灵和超然.因为发生身体亲密关系的并非冯雪峰,而是胡也频,所以,在与更爱的冯雪峰分手之后,丁玲依然可以对胡也频写出那么情意绵绵的信,仅次于《不算情书》.同样,如果与冯雪峰一直保持着柏拉图的情感关系,丁玲可能也写不出《不算情书》这种至情至性的信.
爱的是冯,却与胡结了婚,对此,丁玲给出过一些解释.1937 年5 月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中,丁玲强调的是她无法拒绝胡也频火一样炽烈的热情,以及他们已经同居的现实：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已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1983年与骆宾基谈话中她说,“我们不是夫妻,但是形式上,人家看我们是夫妻呀.胡也频当然认为不管怎么样,我是定的嘛,他是定的嘛.那我就只能讲人情上,讲道理只能丢雪峰”.“我从来就没有说同意两个人结婚,可我也没有拒绝人家（指胡也频,作者注）对我的感情哪.”1985 年3 月1 日致白浜裕美的信中说,“我同情他（指胡也频）,便与雪峰中断了一时的友谊,后来雪峰结婚了……”
根据丁玲本人的说法,促使她选择胡的原因有三：一、无法拒绝胡的“可怕的男性的热爱”；二、同居的事实造成了形式上的婚姻,若离开胡,对胡和外人都说不过去；三,对胡的同情.
其实,最深层最内在的原因她没讲,那就是冯雪峰的不够热烈、勇敢和主动.这样的原因,讲出来会使女人没面子,她不讲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在情书中对冯雪峰讲了.这样的问题,也只能对着当事人自己讲.在《不算情书》中,她承认自己选择胡也频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的,她懊悔自己的选择,她认为1928 年他们结束恋爱关系,冯雪峰是该“负一大部分责任的”.看起来,决定是丁玲做出的,但丁玲之所以会做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雪峰使然.
在《不算情书》中,丁玲写道：“假使不是也频我一定走了.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励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丁玲对冯雪峰,是怀着一份幽怨的.
对于胡也频的爱,有道德*方面的考虑.对于冯雪峰的爱,才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有足够的情感动力,丁玲不是一个为道德*所拘的人,她完全可能以来战胜*.但冯雪峰没有给她这样的动力.
时过境迁,这种悔恨虽然并非完全客观和可信,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心的真相.她之所以舍冯而取胡,是因为跟胡更容易,情势上容易,这个人也容易；跟冯不容易,情势上不容易,这个人也不容易.胡是爱情的勇士,冯是绅士.相比之下,胡积极,冯消极；胡主动,冯被动.在冯的相对消极和被动面前,她的热情是尴尬和受挫的,她还能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冯雪峰为什么会这样？是对她的爱不够炽热吗？丁玲几乎总是坦白承认对冯雪峰的刻骨铭心的爱,冯雪峰则从未在公开的文字和言谈中涉及对丁玲的爱.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冯雪峰爱丁玲不及丁玲爱冯雪峰,冯雪峰爱丁玲究竟有几分,这需要打个问号.固然,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向他人证明,但是,当这两个人成为他人的研究对象时,这种爱的证明就在被考证的范畴之内了.冯雪峰对丁玲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旁证呢？
丁玲1937 年对海伦·斯诺说：他又喜又惊地发现一个“摩登姑娘”会跟这样一个村夫恋爱.她对他格外倾心的原因,他更是想不到：因为他的员的身份.所以丁玲说,冯雪峰那时没有想到我对他那么好的.冯雪峰原本打算去上海寻找党组织的,此时居然肯为丁玲留下来,对于他这样一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这是何等不易,这说明了他当时对她的狂热.
1983 年12 月19 日骆宾基走访丁玲时提到：1939 年3 月他到冯雪峰的家乡——浙江义乌神坛村看望冯雪峰时,长谈了三夜,其中一夜,雪峰专门讲到自己对丁玲一见钟情.骆宾基说：“我印象当中,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就钟情的样子.”丁玲听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
按照冯雪峰对骆宾基的表述,他对丁玲的爱已经达到不顾一切的程度.可是,丁玲的感觉并非如此.不能说冯的表达不真实,只能说,他的不顾一切只能到那个程度了,对他来说,那就算不顾一切了.毕竟,在丁胡维持着形式婚姻的状况下,他介入到两者之间,也算冒大不韪,他也是有道德上的压力的.不同男性的“不顾一切”是不能比的,冯雪峰的“不顾一切”肯定跟胡也频不在一个量级上,胡也频是可以拼命的,是爱到要杀人和活不下去的.冯雪峰只能和自己比,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一生中的确没做过什么更加不顾一切的事,除了因为对王明路线不满,与博古发生争执、赌气请假还乡一事.所以,不能说他对丁玲的爱不够,只能说,他对于爱的表达不够,没有给丁玲足够的信心和满足.男人的爱通常是没有表达的,越“男人”的人越不表达,仿佛那不表达就是“男人”的证明.用语言来表达爱是女人所长,所以才会有丁玲的《不算情书》及其“姊妹篇”.
冯雪峰回到上海之后,由党组织安排回故乡开展地下工作,想必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和情感纠葛了.他没有在丁依然挣扎依然思念和期待他的时候来,是否也出于这一原因呢？男人和女人在爱情中的状态经常是不对等的,女人可以一直沉浸在爱的状态,可以把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可以把爱当作活着的唯一和全部；男人则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爱的状态,不会把爱放在生活的第一位,更不会把爱当作活着的唯一和全部.
已经决定与胡也频白首到老的丁玲居然仍未停止幻想,可能走不出“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这一魔咒吧？丁玲后来在《不算情书》中对冯雪峰坦白,“我仍旧不变,我对你取着绝对的相信,我还是想你,忍着一切,多少次只想再给你一封信,多少次只想我们再相见,可是忍耐过去了.我总以为你还是爱我的,我永远是爱着你,依靠着你,我想着你爱我,不断地,你一定关心我的厉害,我就更高兴,更想向上,更感觉得不孤单,更感觉得充实而愿意好好做人下去”.她的人是跟胡也频在一起,但她的心,却是跟冯雪峰在一起.而且,她还固执地相信着：冯雪峰的心也是跟她在一起的.她单方面认定双方的心在一起,并由此获得着精神力量.爱常常是分裂的,婚姻和爱情常常是错位的,因为现实是无奈的,爱也是无奈的.
除了介意丁玲的选择,以及“不愉快的陈迹”,雪峰对丁玲淡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忙大事.雪峰是负有大任的人,他无法把儿女情长置于革命事业之上,从这个角度讲,他和丁玲的矛盾,也可以理解为“革命与私情”的矛盾.在那一代男革命者与新女性的恋爱中,经常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瞿秋白和王剑虹亦然.“革命加恋爱”的小说风潮之所以在那个时期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依据.革命者忙于革命事业,无暇顾及所爱的女人,而那些新女性总是不“懂事”,恋爱至上,不顾全大局,矛盾由此产生了.
丁玲写道,从这里起,我们形式上一天一天地远了.你难过我,你又愿意忘记我,你同另外的女人好了.
看来,这个时期二人真的是没什么联系了,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这份爱也许就如丁玲所言,成为一段永远保留心底的爱了.
丁玲这个时期是真爱也频的,是妻子对丈夫的那种爱.她在《不算情书》中说,我自己也是一天一天对他好起来.丁玲1928 年9 月为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写的跋里,对于“我的频”的爱是一览无余的.在《红黑》上为胡也频小说写的推介文章也是爱的证明.她为也频委屈似的力挺着他,不愿意别人看得也频不如她.
丁玲是对得起也频的,在他生前,她努力去爱他了,爱得并不勉强.她说,“我自己的理性不要拖拖拉拉的”,便真的跟雪峰不再拖拖拉拉；她说,“一九二八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便真的朝白首终生的目标去相爱和生活了.
丁玲既爱雪峰,又爱也频,这可能吗？完全有可能,因为,那是不一样的爱.丁玲后来向雪峰坦白：“我实在曾经骗过自己,骗过自己可怕的感情,我勉强把自己骗过来了,或是我不承认这结果在我是合算.”爱,是做不得假的.虽然不“合算”,但到底,她把自己骗过来了.她用对也频的实在的爱压过了对雪峰的深沉的爱,只要有也频在,对雪峰的那份爱就不会浮上来.婚姻是婚姻,爱情是爱情,婚姻内的爱是融合了亲情的,婚姻外的爱则是纯粹的爱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1928 年7 月,丁玲与胡也频回到上海.也是在７月,冯雪峰从上海回到家乡义乌,任城区支部书记.1928 年11 月,冯雪峰从义乌到上海.1929 年3 月,与何爱玉结婚.
从1928 年丁玲选择与胡也频在一起,到1930 年5 月丁玲与胡也频一起加入“左联”,丁玲与冯雪峰之间都没有交往.丁玲除了写作,还与胡也频、沈从文创办《红黑》.1930 年2月,《红黑》倒闭.为了偿还《红黑》所欠的债务,也为了生活,胡也频到济南去教书.他们过的还是捉襟见肘的日子,但需要钱的时候,胡也频宁愿自己去张罗,也要让丁玲安心写作.2 月22 日清早,丁玲把胡也频送走,回到家就开始给刚刚启程的胡也频写信,断断续续写到晚上11 点,把当天的一切都写进去.她说要把原本打算用来写稿子的两本稿纸,“一本写文章,一本写信（专给你写信）,看到底还是谁先完,总之是每天都得写文章,也得写信”.女人天生是写情书的好手,女作家更是需要“两本稿纸”的——一本写文章,一本写情书.胡也频也是爱得急切,乘船一到青岛就写信来了.丁玲收到信后又回信说,“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丁玲对也频有许多爱称,第一封信的称呼是“我爱的频”,第二封是“美美”,第三封是“爱人”,此外信中还称也频为“爱”.她说,写下“美美”这名字时,就“不觉涌起一种甜蜜的美感.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春天来了,“若是没有爱人的人,春天真只是愁人的春天”,她“觉得有说不尽的抑郁”.可见二人何等缠绵亲昵.
1930 年3 月,“左联”成立,冯雪峰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此时只有丁玲一人在上海,姚篷子受托邀请丁玲参加左联,她没有同意.姚篷子是不是受冯雪峰之托不知道,但丁玲不欲参加,是为了避免与冯雪峰接触.因为,她还爱着他.
丁玲1937 年对海伦·斯诺说：“1930 年2月,鲁迅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我要加入但并没成为会员,因为我从前的爱人是个会员,我怕和他再见面.那时我在矛盾中,我非常不快乐.我以为凡是进步作家应该参加鲁迅的政治团体.但我自己的生活非常浪漫,我的情感在冲突之中.”这段时间,丁玲确实很克制很理性,很照顾胡也频的感受.
丁玲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差,尤其过惯了跟胡也频形影不离的日子之后.胡也频去了济南,她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了,屡次为了“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而忍不住大哭起来”.
姚篷子住地和丁玲家“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他经常给丁玲带来一些左联的消息,“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这些消息,可能很多是关于冯雪峰的.在她去济南找胡也频的前一个晚上,与姚篷子彻夜长谈,终于坦白了与冯雪峰的感情.1933年丁玲失踪后,姚篷子以为丁玲已成为“死去的战士”,故写作纪念丁玲的长文——《我们的朋友》,除介绍他跟丁玲、 沈从文、胡也频之间的友谊,还披露了丁玲对冯雪峰的备受煎熬的情感.
也频走后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我和丁玲是天天都见面的.常常在夜里一盏套着一个大的磁灯罩的电灯底下,两个人靠近炉边,对着红红的炉火,什么都谈,谈不完的谈不厌的谈下去.我抽着烟,不久这小小房间里便被白雾所塞住了.在这烟雾中丁玲似乎感到窒闷,站起身来去打开窗户了.
我们的谈话,终于在某一夜里,谈到丁玲久已要告诉我的而终于隐忍下去的话上了.这话,仿佛一团长久塞在她心头的淤血,现在才一口气吐出来了.虽然是感到剧痛的烦乱的心.她是那么孤傲的一个人,有勇气去蔑视别人的一切尊重和好意,此刻是低着头,垂下眼睛,幽幽的带点颤抖的诉述着.虽然映着红红的炉火,仍旧可以看出她的脸色有着一种不常见的奇怪的惨白,一种说不出的悲伤的紧张和兴奋.她的眼光望着地板,不敢抬起头来看我.有时会说到半路上又突然停住了,跑去倒在床上,低低的,可是伤心的哭泣着.
她告诉我的是,和我那朋友,虽然后来决心写信和他决绝了,但她是不能忘记的.这二年中,因为想到他而瞒着也频独自伤心着的事情是有的.想给他一封信,而终于忍下去了,或者正在开始写着而又终于毁去了的事情也有过.刮着风的奇冷的冬夜,偷偷的跑到他住着的那房子的周围,徘徊着,希望能够偶然见他一面的事情也有过.……她说她是不能忘记的,然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这秘密地受着苦的心.丁玲自己的《不算情书》写“只有蓬子知道我不扯谎,我过去同他说到这上面”,也证明了姚蓬子所言非虚.
可能她心里涨得太满了,需要向人倾吐.她之所以离开上海去济南找胡也频,除了不适应独自生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上海,冯雪峰近在咫尺,而胡也频又不在,她太纠结了！她后悔没有和也频一道走,“我还是应该不离开你”“不写文章也算了,借点钱跑到济南去吧”.胡也频2 月底才离开,3 月,丁玲就到济南去找他了.这时候她已经怀孕.是什么时候发现怀孕的？是不是发现怀孕了才去找也频？没有记载,但有这种可能.一个女人得知怀孕了,会更加思念丈夫.因为不堪对胡也频的思念,也因为对于冯雪峰的纠结,她选择了去济南.她之离开,一是为了不给自己机会,二是为了借助丈夫的力量来抵抗另一份情感的吸引.总之,她担心自己自控力不够.
难以想象,丁玲一面给胡也频写着那么缠绵的情信,一面却那么痛苦隐忍地爱着冯雪峰.但,这就是女人,这就是爱,没有那么明白如话单纯如一的.丁玲对胡也频的爱是“比较级”,对冯雪峰的爱是“最高级”.胡也频热烈勇猛有余,沉稳厚重不足,没有可以降住丁玲的内在力量.丁玲对胡也频的爱是将就了他对她的爱,她感动和感叹于胡也频的热情,却没有真正为他怦然心动过；虽然她也投入了热情,但到底是太轻易的爱,没有沉重,没有痛苦,也不会刻骨铭心.越贴上来,越使她逆反；对她清高一些,反而把她抓住了.爱的态势经常就是这样.她这一生,都喜欢主动选择的爱,不喜欢被动接受的爱；不喜欢太容易的爱,挑战难度的爱才对她有诱惑力.所以,她更珍视与冯雪峰的爱情.
丁玲到济南与胡也频团聚,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丁玲在二人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丁玲去济南后,发现胡也频那么受学生拥戴,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成为学校的一个核心人物.此时丁玲可能对他有点欣喜的仰视了.胡也频的活动受到当局关注,面临被通缉的危险,5 月份又与丁玲匆匆离开济南.
“我直等到5 月胡也频从山东回上海的时候,于是我们两个一同参加左联.”跟胡也频一起与冯雪峰发生联系,她才感觉是安心的.自此,胡开始与冯接触.丁玲1985 年说,“他们一起开会,碰上了,冯雪峰和胡也频一起到我们家.”她又见到了冯雪峰,但也只是见到.
丁玲晚年对骆宾基说,但是有一点,他和胡也频两个人的关系没有坏的,后来我们从山东一回来,他就来找胡也频去教课,说,你最近教了一些课,比较有经验,再去讲讲吧.那时胡也频和他有来往,我和他没有来往.我同自己说,不要来往,来往了,这个生活就会麻烦了.
丁玲晚年纪念雪峰的文章里提到：
到上海后,不记得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冯雪峰来看我们了,他请胡也频在左联办的暑期补习班里讲无产阶级文学、马列主义文艺思想.
一九三○年夏天,他（指冯雪峰）参加主办上海暑期社会科学、文学讲习班（大约是这个名字）时,来找胡也频教课,我们才开始恢复联系.
她还说过,“有一次我那从前的爱人来看我,想要讨论各种个人问题,但我们装作仅是同志而已.但我心里知道我并没从他那里取还我的爱情,虽然我依然非常理智而平静.然而那个罗曼史在我是结束了”.想要讨论什么个人问题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丁玲在《不算情书》中写道：“后来我们又遇着了.自然,我们终会碰在一块儿,我们的确永远都要在一块的,你没有理我.每次我们的遇见,你都在我的心上投下了一块巨石,使我有几天不安,而且不仅是遇见,每次当也频出去,预知了他又要见着你时,我仿佛也就不安地又站在你的面前了.”就算不来往又怎么样呢？她终究会因为一次不理不睬的相见而在心里投下巨石,几天都不安；她终究会因为也频要见到雪峰,而雪峰必然会从也频身上看见她的影子,而感到不安地站在他面前了.那样的时刻,她的心其实已经跟着也频出门了,她变成了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站在爱人面前,渴望又不安地看着他,她的不安使她把自己放得那么低.
我不愿扰乱你,也不愿扰乱也频,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我还是愿意我一人吃苦.所以在这一期间是没有人可以看到我的心境的.
这时候,冯雪峰和胡也频见面是怎样的感受呢？我想,情感之事,对于男人的困扰会比女人小得多,何况他们当时又在做着一种叫“革命”的大事.还有,他们的生活都已步入新的轨道：1930 年10 月,冯雪峰有了一个女儿,比丁玲的儿子大一个月.虽然在场的是两个男人,但更受困扰的,其实是那个不在场的女人.
胡也频除了参加革命活动,还在写作普罗文学作品《光明在我们前面》等.一旦皈依革命,胡也频进步神速.在晚年的答问录中,丁玲说胡也频：他是个学生出身,在外面流浪了很多年,只要革命队伍要他,他就愿当马前卒.什么事都可以干,干什么危险的事他都不怕,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不起.丁玲以前认为,“也频能爱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导”.现在,这个遗憾得到一些弥补,她对海伦·斯诺说,“他比以前活动得多,我对他的爱情因此大增……胡也频的浪漫主义也成过去,他就从不再写情诗.”1930 年10 月,胡也频加入中国.
《冯雪峰评传》写：冯雪峰与丁玲、胡也频的这段交往,意义决不只限于理论家与作家之间所建立的私人友谊,应该说,它对丁玲、胡也频以后成长为员、无产阶级作家,是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在文艺问题上,冯雪峰也能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循循善诱地把作家引上正确的途径.
1930 年11 月8 日,胡也频和丁玲的儿子蒋祖林出生.为人父母的全新体验以及政治上的新生使他们更加恩爱,欣欣向荣的一切似乎正要在眼前展开.
1931 年1 月17 日,胡也频被捕,丁玲殚精竭虑地奔走营救.她把孩子放在李达家,自己没日没夜,不知饥寒,明知无望也无法停止奔走.这个时候,他对胡也频的感情和需要是最强烈的,她痛切地感到：孩子不能没有爸爸,自己不能没有丈夫.她比任何时候都害怕失去胡也频.但她还是失去了.胡也频2 月7 日遇难,成为“左联五烈士”之一,年仅28 岁.而丁玲只有27 岁,刚刚做了母亲,便成为寡妇.
在纪念胡也频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丁玲写自己读到胡也频牺牲当天写给她的信时,“疯狂地痛哭”.她对安慰她的李达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我十分理解丁玲痛苦中的五味杂陈.
直到去世,胡也频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没有来得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或者,诗人性格决定了他的永远年青.丁玲写过三篇文章来纪念胡也频：《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胡也频》《也频与革命》.
不能说丁玲不爱胡也频,但那是与对冯雪峰不一样的爱.她对冯的爱,蕴涵着敬畏和仰视,以及因得不到而产生出来的憧憬.而对胡的爱,有亲情的成分,那是真正对丈夫的感情；有青梅竹马般的熟悉与亲昵,只是由于毫无距离,而缺少一点所谓“爱情即战争”的张力,感觉略显平易.
无论丁玲此后的情感道路怎样,她的历史中都抹不去烈士遗孀的身份——为了革命,她失去了一个丈夫,她的儿子失去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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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频、尿急怎么办？（等3则）
这几天,我常常感到尿频、尿急、漏尿、尿痛,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泌尿系统感染 请问专家,我为什么会患上这个病我应该怎么办四川张女士答引发泌尿系统感染的原因有很多,并且女性更容易发生泌尿系统感染 其中,.
丁玲土地革命书写的马鞍形轨迹
关键词丁玲；土地革命书写；叙事伦理；演变轨迹；个人境况 摘要考察丁玲1931至1948年的土地革命书写可以发现,它们在叙事伦理及艺术处理上有明显差异,有一个马鞍形演变轨迹 早期的田家冲与母亲从个体生.
陈明眼中的丁玲
很早我就知道,有位赣东北鄱阳县籍戏剧家叫陈明,也晓得他与享有盛誉的现代女作家丁玲夫妻相伴 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得知,陈老的一位亲戚也算是我的亲戚,于是心生寻机接触他的念头 谁想十年后,我竟接连获机会.
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有署名陈徒手的长文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以下简称在北大荒的日子） 1999年初,作者曾将这篇文章的初稿送我看过,并征求我的意见 1999年1月15日和19日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