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和近代中国的激变,本文是书院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激变和书院和中国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书院论文参考文献：
芸阁书香
中国书院名家名迹考
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清代后期,一批新兴的省会书院相继创建,其创建的初衷是以经史之学去挽救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事业,实现重振世道人心的目的.创建者着意推古求新,繁荣学术,培养人才,潜移默化之间,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所书院是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上海龙门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武昌经心书院、长沙校经堂、成都尊经书院.在这些新兴省会书院中,只有成都尊经书院僻处西南一隅,远离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地区,然而,在其创办的28 年间,成材甚众,名人辈出,不仅成为四川地区新旧交割的重要一环,而且折射出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轨迹.一些重要的近现代人物,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虞、张澜、吴玉章等,都曾在这所书院肄业,同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维新变法、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也有这所书院的师生们组织和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尊经书院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动荡的同光政局与尊经书院的创建
历时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战乱,不仅给晚清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开启了一番新世局.在朝廷,辛酉政变打破了统治集团的政治格局,内政外交重新调整,权力利益重新分配.一些与肃顺过从甚密的人物受到政治牵连,被扣上“肃顺奸党”的罪名,仕途中断,返回原籍.其中就包括后来尊经书院的两位著名山长王闿运和伍肇龄.在地方,湘军、淮军的实力派人物受到倚重,独当一面,成为推动经世之学兴起的重要媒介.从地域学术的消长来看,人文鼎盛的江浙一带惨遭兵燹,元气大伤,不少世家望族的后裔流寓内地,为偏远的四川地区注入了一股江浙学术的新风.另一方面,不少川籍将领在战乱中立下军功,他们凭借这些军事、政治上的资本,为川省换来大量的学额.随着学额激增,人才培养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客观上要求创办高水平的学校,扭转士林风气,提升川省的文教质量.这些新的动向为尊经书院的创建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同治十三年（1874）四月,兴文县（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在籍侍郎薛焕代表全省士绅投牒于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以通经学古教育蜀士.薛焕出身蜀中望族,历任苏州知府、江苏巡抚.咸同之际,因在上海组织洋队镇压太平天国和*通商事务,他与李鸿章交往密切,并结为姻亲,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的两个儿子.
薛焕以自己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倡议修建书院,立即得到四川总督和学政的积极响应.他们联名上奏,请建书院,最后得到朝廷许可.书院于光绪元年（1875）春正式落成,院址设在成都文庙西街石犀寺西面.书院最初拟名“受经书院”, 用西汉文翁派遣蜀士张叔等18 人至长安受“七经”的典故,表达了创建者意图效法文翁兴学,重振蜀学的愿望.这一愿望也就是张之洞在《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中归纳的“绍先哲,起蜀学”六字建院宗旨.不久,因为有人指出受经应该在京师,外省不可用“受经”字样,于是更名为“尊经书院”.
尊经书院创建伊始,即向当时一些学术名流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希望他们前来出任山长或主讲.这些名流包括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王闿运等,但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未能成行.在此期间,学政张之洞为尊经书院的创建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为书院制订学规章程、购置图书、开设书局,还编写了著名的学术入门书籍《书目答问》和《輶轩语》.此外,他还慧眼识英才,选拔杨锐、廖平、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等青年才俊就读尊经书院,号称“尊经五少年”.张之洞之于尊经书院,虽无山长之名,却有山长之实,而且他以学政的身份入川兴学,被誉为“文翁再世”也不为过.
尊经书院实际的首任山长是薛焕,但是,他在山长任上的时间非常短暂.尊经书院建成的当年八月,他就离任赴云南协助亲家李瀚章处理“马嘉理事件”去了.“马嘉理事件”以次年七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告终.按照《烟台条约》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开辟印藏交通,这对于川藏地区的边疆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光绪二年（1876）九月,湘军大员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准备经营西藏,应对英、法、俄等列强的侵犯.为此,丁宝桢特地从湖南请来了精通“帝王之学”和“纵横之术”的王闿运为其出谋划策.“强收豪杰作才人”的王闿运自视甚高,不愿屈居幕府,于是丁宝桢重金聘请王闿运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以此作为权宜的安置.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长达七年,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产生了一大批四川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使蜀学名声大噪.尊经院生张祥龄论近代蜀学的兴起,认为：“吾蜀学术思想,实启于南皮（张之洞）,成于湘潭（王闿运）.”
尊经学术与尊经学人
尊经书院的创建,在理念上以“文翁兴学”为指向,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则模仿诂经精舍、学海堂的章程、制度,在学术倾向上也偏重乾嘉汉学.这种倾向从尊经书院最初向江浙一带的俞樾、张文虎、李慈铭等人发出邀请就已反映出来.俞樾等人因故未至,继而又聘浙江海宁钱保塘和嘉兴钱宝宣为主讲.二钱都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尤其是钱宝宣,乃浙江名士钱仪吉之子,因太平天国之乱举家流寓蜀中.正是二钱将尊经书院早期的学风引上了江浙派的路数,光绪四年（1878）尊经书院刊刻的第一本课艺集《蜀秀集》,“所刊皆二钱之教,识者称为江浙派”.
光绪初年,朝廷有江浙派和湖湘派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四川总督丁宝桢是湖湘派官员的代表,经常带头与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势力较量.在丁宝桢主政的四川,“江浙派”自然不受欢迎,浙江籍的二钱因此遭到排挤,而尊经书院的学风也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转向了经世致用的“湖湘派”.
王闿运入川执掌尊经书院,是尊经学术的转折点.与江浙派重考据、辞章不同,王闿运继承了湖湘派自嘉道以来“以礼经世”的学风.关于王闿运精通礼学,《世载堂杂忆》有一段有趣的记载：“王壬秋最精《仪礼》之学,平生不谈《仪礼》,人有以《仪礼》问者,王曰：‘未尝学问也.’黄季刚曰：‘王壬老善匿其所长,如拳棒教师,留下最后一手.’”然而,黄侃所言,也不尽然,王闿运的《仪礼》之学在尊经书院的教学中其实有大量的展现,并未留下一手.《湘绮楼日记》中留下不少王闿运与尊经弟子们一起研讨《仪礼》,并操练释奠礼及饮酒礼的记录.由于王闿运对礼学的重视,尊经书院的礼学大盛.如果将王闿运所编的《尊经书院初集》与《蜀秀集》比较,不难发现,尊经初期编撰的《蜀秀集》中,关于三《礼》的课艺题目仅4 道,而《尊经书院初集》则有26 道之多.在王闿运的影响下,尊经院生廖平治《公羊》《榖梁》《小戴礼记》,戴光治《尚书》,胡从简治“三礼”,他们或精于《春秋》,或长于礼制,与诂经精舍、南菁书院、学海堂等推崇训诂考据的治学风格大相径庭.其中,廖平所著的《今古学考》,以礼制区分汉代今、古文经学,与顾炎武发现古音、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并称清代学术的“三大发明”.后来,廖平的学说又直接影响到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在思想文化上,也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大门.
张之洞说过：“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理在学.”学术与政治休戚相关、血脉相连.尊经学术由考据辞章转向经世致用,培养出来的人才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建树十分可观.例如,光绪十一年（1885）,院生孙鸿勋在广东任州判,协助张之洞收降刘永福黑旗军.光绪二十年（1894）,院生宋育仁出使欧洲,任驻英法意比四国使馆参赞.适逢甲午战事起,宋育仁潜谋购英国水师,乘虚直捣日本京都,后因中日和议已成而作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两大政治运动（“维新运动”“保路运动”）的发动者和中坚力量大多出自尊经书院,除了众所周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位居“早期改良主义者”之首的宋育仁,还有邮传部参议、督办川汉铁路事宜的李稷勋,川汉铁路公司总理曾培,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副会长张澜,四川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周凤翔等,皆是尊经书院的学生.他们关心国事、积极参政的意识,与尊经书院的经世学风是分不开的.
尊经书院的裁撤与尊经传统的延续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式教育的兴起,尊经书院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走向衰落.清政府为了兴办新式学堂,需要筹措大量的经费,而旧式书院已无力再继续维持下去.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3 年1 月27 日）,四川总督岑春煊下令裁撤尊经书院.据档案记载,裁撤的原因是创办高等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东洋留学等教育开支耗费巨大,库帑奇绌,“万不得已惟有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将尊经书院裁撤,“以其所有经费概并入高等学堂”.
明治三十七年（1904）,日本人山川早水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习,他在游记《巴蜀》中记录了尊经书院裁撤后的情况：光绪初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为蜀生作了《輶轩语》以及《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以鼓励学习.那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城中还是没有保存有好书.不仅如此,如今连能证明张氏曾经有所提倡学习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不能不感到意外.
然而,山川早水的观察并不准确.尊经书院虽然没有逃过裁撤的厄运,但是尊经的传统仍然在延续.1910 年,尊经院生范溶、陈纬、顾印愚、王兆涵等投牒于四川学政赵启霖,请仿照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存古学堂的成例,在成都建四川存古学堂.在赵启霖的帮助下,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川督赵尔巽的支持,不久学堂建立.其师资大部分来自裁撤的尊经书院主讲和优秀院生,吴之英、伍肇龄等尊经学人都视四川存古学堂为尊经书院的学脉传承.辛亥革命后,四川省政府首创国学院,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并计划整理地方文献,同时以存古学堂为基础成立四川国学学校.1918 年8 月更名为“四川国学专门学校”,这是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的前身,至今四川大学的文史学科仍保留着尊经书院的传统和底蕴.
此外,尊经书院建院28 年间,造就人才无数,他们散布于各地,仅成都一地,民国初年社会声望最高的“五老七贤”中,尊经书院肄业者就占一半以上.其中,尊经院生骆成骧是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四川唯一的状元,随后他以状元的身份留学日本,引介西方思想文化,推动了“新学”在中国的传播.尊经书院建院二十八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不少尊经院生及其后学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师从尊经高材生吕翼文,其激昂的文字和激进的革新思想由此启蒙.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也是尊经院生,师从吴之英和廖平.他把廖平经学中“尊今抑古”的精神转移到社会批判中来,主张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完成了尊经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钱基博认为：“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廖平的另一位弟子蒙文通由经学入史学,实现了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程千帆指出：“他（蒙文通）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尊经学术的终点,其实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尊经书院承载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诸多要素,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象征和典范之一.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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