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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论文范文检索 跟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动力写在交大双甲子校庆之际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主题:大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01

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动力写在交大双甲子校庆之际,本文是大学开题报告范文与甲子校庆和世界一流大学和交大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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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非

2015年11月以来,社会各界乃至国际舆论十分关注中国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2016年,始建于1896年的交通大学迎来120岁生日.坐落于海峡两岸的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与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将首度共同举办校庆活动.这一意向,源自2015年10月3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一届交通大学校友联谊大会,由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张懋中提出设想,得到在场大陆四所交通大学领导的积极响应.同年10月17日,在西南交通大学召开的交通大学120周年校庆工作会上,大陆四所交大提出邀请新竹交通大学联合举办120周年校庆的建议;12月18日,在北京交通大学举行的第二次校庆工作会上,新竹交通大学正式加入.为纪念共同的120周年,五所交大将举办12个“共同项目”,贯穿2016年全年.两岸五所交通大学同根同源,同办120周年校庆,可谓百年人文盛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当代中国学人魂牵梦绕的伟大目标.五所交通大学,不仅在校园内都建有交通大学标志性建筑“饮水思源”碑,而且也都有一个“世界一流”的梦想.我们相信,在五所交通大学120年的历史财富中,必蕴藏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法宝.为此,本刊特邀海峡两岸五所交大校史专家联手撰文,特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克非教授撰写主题文稿,以此敬献广大读者,敬献正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人们——

今年4月,本是同根生的上海、西安、西南、北京和台湾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都将庆贺自己120年的华诞.对正以争创世界一流为目标的中国大学来说,需要也能够从这五所名校的发展历程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1896年,正是甲午丧师、马关签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的第二年,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怆和屈辱之中,洋务派大员盛宣怀由天津海关道调任设于上海的铁路总公司督办,继上年在天津创办近代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之后,他又随即着手奏请在沪开办南洋公学,并以“中国欲兴商务必从学堂始”为由,让他所控制的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每年捐款10万两白银,作为办学经费.这不仅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经费保证,也开创了利用商资办学的先河.张謇曾说:“中国公学之兴,自南洋始.”(文中资料多采自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各卷,恕不一一注明)

与此同时,出于铁路建设的需要,清政府在北京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北洋铁路总局创办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后几经演变,到民国初年这三所学校分别成为交通部所属的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铁路管理学校.

1920年12月,交通总长叶恭绰以“交通要政极需专材”为由,提交国务会议议决,将这四所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1922年7月,交通大学又被分解为交通部南洋大学、唐山大学.1927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决定将两校分别改为第一、第二“交通大学”.次年10月,学校改隶铁道部,将交通大学设在上海、唐山、北平的三处学院,统称“铁道部交通大学”.

1937年8月,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随即有了抗战期间的颠沛流离、各自经历.“淞沪会战”开始后,交大沪校迁至上海法租界继续办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校改以“私立南洋大学”名义艰难维持.

交大的唐山、北平两校则被迫向后方迁徙,先分别到湘潭、汉口;随着日军进犯湘鄂,又辗转迁往广西的桂林、柳州和贵州平越(今福泉),改称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后又被迫迁往重庆璧山.

1940年,教育部又在大后方设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抗战胜利后,交通大学渝校学生2000余人,分四批返沪.唐山学校迁回后独立,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北平学校复校后,独立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后,三所学校分别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

1955年4月,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整体迁往古城西安,并在次年正式开始迁校工作.1957年9月,经国务院、高教部批准交大分设西安、上海两地.1959年7月,国务院批准分别成立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并且同时进入党确定的全国首批16所重点大学行列.

1949年7月,原国立唐山工学院、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建中国交通大学,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任校长.一年后,学校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下设唐山工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52年,北方交通大学撤销,两学院分别独立为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归铁道部管辖.1964年,国务院决定将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至四川省峨眉县.1971年底,学校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1970年,北京铁道学院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恢复“北方交通大学”校名.2003年,学校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大陆的四所交通大学在“”后相继划归教育部直属管理.

在1958年,迁至台湾的交通大学部分校友,发起成立了位于新竹的台湾交通大学.

两岸这五所交通大学系出同源,经过民国时期的分合坎坷及后来各自的峥嵘历程,它们都书写了不寻常的历史并共同走向辉煌,为中国现代交通和新兴工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培育出无数英才,创造出中华民族许许多多个“第一”.大陆的许多理工科高校,也都是从它们的母体中分蘖而出的.现在,大陆的四所交大都已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还进入了“985”高校行列.它们都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新竹的交大也后来居上,已成为台湾地区最好的大学之一,并跻身亚洲百所名校前列.

可以说,它们都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历尽艰辛曲折,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见证,也是中国理工科教育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缩影,堪称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积累了许多厚重的精神财富、宝贵经验.

早在1965年交大美洲校友总会成立时,其成员已分别来自原来多所交通大学.1980年4月,时任会长的交大1940届校友、著名电脑专家王安应邀回国参加84周年校庆活动时,提出“五所交大是一家”,希望内地四所交大都能派代表参加8月在美举行的交大美洲校友总会联谊会.两岸五所交大积极响应,都派出代表如期赴美聚首,真正实现了全球交大校友的大团圆,并成为惯例.1984年4月8日,在交通大学建校88周年之际,内地四所交大联袂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此后,各校都更加注重彼此的交流、协作,体现“饮水思源、五校一家”的纪念碑也成为各校团结的精神象征.

建校120年的交通大学雄辩地证明,正是这些最早的理工科高校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专业教育带到了近代中国.它们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也是先进文化、精神文明的集中传承和创造者.几代交通大学师生为国家的富强崛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他们中有许多献身科技和铁路、航运、机电、电讯等事业的功臣,如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就有钱学森等6位交大校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的吴文俊、徐光宪、王振义等,中国“大型桥梁之父”茅以升,以及在中国两院院士里的200多位交大校友.

交大师生还创造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和产业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最早自主设计施工的铁路、内燃机、电机、中文打字机等,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核潜艇,自主设计的第一代战斗机、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和公认地质条件最复杂、工程难度最大的成昆铁路、青藏铁路,世界首辆载人高温超导磁悬浮试验车,全国所有城市地铁的设计与建设,高速铁路、机车等的设计制造、建设运营……这些里程碑式的工程,无不凝聚着交大师生和校友的心血智慧.

与此同时,交通大学师生中还有像蔡元培、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蔡锷、王宠惠、蒋梦麟、邹韬奋、翁文灏、马寅初、陆定一等许多著名的政治、文化、教育界名人.

近代的“政治革命”与新式教育、科学发现和思想启蒙为主体的文化突破是紧密相连、并行不悖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言,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抗日战争,还是中国领导的新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在于其主要领导、发动者及思想理论,都是接受了近代新型教育和文化,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新思想影响的结果,从而使近代的“政治革命”具有了不同于传统农民起义的全新性质和社会追求.

但在过去很长时间所通行的价值评判却认为,近代只有“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才是真正彻底,也最为有效的救国途径,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则与“实业救国”一样,不过是缓不济急的“改良”之举,是知识分子软弱性及其阶级属性的表现,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种轻视、贬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重要性及其贡献,割裂它们与政治革命的内在联系,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偏见,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复杂原因,也直接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对整个科技、教育界的评价,尤其是在十年“”中的“教育黑线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迫害知识分子、停办大学等,更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同志在1975年复出后,首先以科技、教育领域的“整顿”为突破口.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文选》第2卷,第32、34页)1977年他再次复出即掷地有声地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上,第40、41页)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党和国家重新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重要战略,从而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直到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时仍然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都与科技、教育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有直接关系.在经历了无数挫折、教训之后,中国的政治家和亿万民众终于接受、认可了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这也为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从事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活动提供了可能.

由此也彰显出在一百多年前,盛宣怀等先驱者不畏艰险,克服各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创办近代新式学堂、高等教育的历史功绩.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有不可低估的重要贡献.而对此估计不足或视而不见,对国家而言是危险的.

以铁路为标志的近代交通,是工业文明、市场体系的先驱和象征.在近代中国,铁路更是代表着国之主权和命脉,受到无数爱国志士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清末的收回路矿利权、保路运动牵动了无数人的心,甚至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最终颠覆了清王朝执政的合法性.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方略和实业计划中,兴筑铁路、发展交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也因此,中国近*工科教育的兴起,都与铁路、交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注定了交通大学的重要地位,使之呈现出官办、国立的基本特征,肩负着国家意志、政府目标和民族追求,得到清末、民国和共和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尤其是理工科大学颇具特色的一种兴办方式,并在经费保证、师生待遇、选派留学、学生就业等方面,都有了不同于民办大学、教会大学以及地方性官办大学的办学优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及其交通部、铁道部等,都尽可能为交通大学提供支持,叶恭绰、蔡元培、孙科等民国政要先后亲兼校长,加上凌鸿勋、黎照寰等校长的苦心经营,使交大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办学条件,进入了新中国成立前自身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步建立起一支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主体的“名师”队伍,形成理工管结合的学科设置和“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特色,校园环境和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已享有“东方MIT(麻省理工)”的美誉,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

交通大学隶属于政府部门,同时拥有相对自主空间的办学格局,既使学校的成长、发展、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实际需要紧密相连,可以更加直接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为铁路、交通、国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比较好地解决了学生就业、科技成果应用等问题,也有利于学校遵循办学规律,获得充足资源,凝聚和培养人才,形成自身特色,实现快速、持续发展.这也为办好理工科院校做出有益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所以,当1937年8月,国民政府将交大转归教育部统一管辖时,一度受到校方和师生们的抵制.

在庆贺交大建校120周年之际,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全面地认识、总结其历史上不同办学方式的得失利弊,借鉴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促进学校更好更快地向世界一流迈进.既要进一步完善党和政府对学校的领导、支持,也要认真遵循高等教育、理工科大学发展和当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赋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创造精神和参与学校管理的合法权益,加强国际交流与校企合作,更好地调动、发挥上下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整合各方力量,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提高水平.

这一切都需要真正通过进一步深化国家、政府和学校的综合改革,创造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和鼓励、保护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

交通大学120年的风雨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杰出校长和师生,积累了无比宝贵的传统和精神财富.

以上海交大唐文治校长为例,他和五所交大的所有优秀校长都有一个共同的建树,即在各自掌校的年间,为学校留下了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甚至奠定了学校传诸久远的基业、风格、气度和价值追求,创造出熠熠生辉的交大精神和优良传统,泽被一代又一代交大学子.

唐校长作为光绪朝进士,曾亲历戊戌变法和清末外交、商务诸大政,两次赴日本、英美等国考察,认定“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人才之命根也”;“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1907年9月,丁忧在籍的他接受邮传部尚书陈璧邀请,接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直到1920年冬辞职.

长校期间,他确立了崇尚实学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的工程教育体系,加强学生的数理化基础,强调切合实际,重视实验、实践环节,借鉴西方工科教育经验,树立工文并重、工管结合的教育和办学模式,以培养品学兼优的“第一等人才”“领袖人才”为目标,立志将学校办成牛津那样的世界名校,“将来须成为中国第一大学”.

他主张,“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他强调培育科学、实业人才,必以道德品行为先.1910年,他亲自制订了“勤、俭、敬、信”四字校训.1912年在《学生格》中,他明确提出学生须将立诚、尚志、有恒、知耻、取友、爱敬、尊师、公德、勤俭等作为必备的基本品格.1913年他在修改学校章程时,将“极意注重道德,保存国粹,启发民智,振作民气以全校蔚成高尚人格”列入学校的教育宗旨,“无论风气若何,决不变更迁就”.

当时,校园里飘扬着催人奋进的校旗:一只威猛的醒狮前爪按着地球,目光如炬,傲视远方,象征中华民族实业振兴、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和光明未来,呼唤莘莘学子胸怀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振奋人心的校歌也在校园回荡:“五色备,如虹霓,美哉吾国旗.醒狮起,搏大地,壮哉吾校旗.……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光辉吾国徽,便是光辉吾校旗.”这些远大的抱负和志向、品学兼修的优良传统,成为交大在清末民初鼎革扰攘之际,“独历劫不坏,愈震撼而愈巩固”(1917年建校20周年庆典时总统黎元洪书面贺词中所言)的精神支柱.

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在其初创或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够有幸遇到一位出色的教育家担任校长.有了好校长,才可能创办、建设一所好学校.民国时期,正是有了蔡元培、张伯苓、唐文治、黎照寰、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等著名的教育家,才有了北大、南开、交大、清华、浙大、唐山铁院等闻名遐迩的重要高校.

而五六十年代,也同样因为有了江隆基、蒋南翔、彭康、匡亚明等新中国的优秀教育家,才使北大、清华、交大、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能有新的发展和辉煌.好校长是命运女神对一所高校的眷顾与垂青,好校长又会成为一座丰碑和标尺,时时烛照、丈量着所有的后来者.

作为教育家的好校长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贡献,但也有许多不可或缺的共同特点:他们志存高远,都以办学、育才为职志,深谙并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具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办学追求和人格魅力,创造、延续、拓展学校特有的文化与精神传统,具备克服各种困难的决心和能力,能够识拔、尊重和延揽最优秀的教师,为国家培育出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才,不仅能大幅提升学校的实力、地位,确立学校、学科持续发展之优势,而且可奠定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百年大计之基础.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世界一流的校长和教育家,还要精心培育学校自己的优势、特色和传统,这也是交通大学120年光辉历程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

一部大学史,半部近代史.交通大学的120年,浓缩了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文化、教育、人才、观念的交替,饱含无数仁人志士的奋斗、艰辛,记录了中华民族否极泰来,后来居上的坎坷历程.它引人深思,揭示着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它催人奋进,警示我们参悟高等教育的中国故事,为大学争创世界一流洞察、把握和创造中国动力——让中国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成为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成为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为兰州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简而言之:这篇文章为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甲子校庆和世界一流大学和交大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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