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的公共角色构想私人生活和未来选择,该文是构想类有关论文范文和公职人员和私人生活和构想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理查德·C.博克斯（1957—）,男,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奥马哈分校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政府管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摘 要〕传统的“制度”观点认为公职人员的角色是执行当选官员所做出的决策；另一种“公共”的观点则认为公职人员的知识和培训使得他们能够履行“专家市民”的角色,来构想公众的私人生活以及未来可能比现在更好的前景.文章在描述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评估了公众参与的情况以及对治理的看法；最后展示了公职人员如何帮助公众塑造一个理想的未来,即使是公众没有直接参与政策项目的制定与实施.
〔关 键 词〕公职人员；公众参与；建设性改革；公共治理
〔中图分类号〕D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5-0021-08
一、制度与公共角色
公共行政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公职人员是应该为建设性的改革做贡献,还是应该作为当选官员所做决策的中立执行者？对改革的贡献可能包括改变公共服务提供的惯例,向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以及推动公众参与决策过程.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对于公职人员以及他们所服务对象的生活和工作来说也非常重要.它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教科书、专业杂志和学术期刊的文章中,例如“政治—行政关系”“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合法性”“公共服务”以及“公众参与/加入”等.从广义上讲,这是关于公职人员对状况和公共治理结果负有多大程度责任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观点是,公职人员的适当角色是执行当选官员的决定,并尽可能少地解释或个人主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这种“中立性”的观点往往受到那些喜欢政治（决什么的过程）与行政（执行这些决定）明确分开的人的青睐.另一种观点认为,公职人员与当选官员、公众个人和利益集团都是公共决策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观点承认公职人员拥有其他参与者可能不具备的实用知识和培训,而且他们经常密切参与提供有关当前情况的信息并建议行动方案的过程.虽然当选官员通常被认为是政府的代表,以感知人民的需求和偏好,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公职人员参与了公众的生活和关注,他们拥有重要的知识,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些观点位于一个整体的两端,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发现某一特定的公职人员根据当时的需要以不同的比例使用它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公职人员支持政府的政治和官僚机构,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机构的公共服务角色；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他们帮助他人确定和实施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涉及到作为“专家市民”,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公众的公共服务角色.
机构的角色可以作为参照.这是民众通常期望的公职人员,而且历史悠久,因此不需要过多的解释.相反,公共的角色会使人们感到不安,引发争议,许多公职人员即使在日常工作中以某种方式使用它,也会感到不舒服.公共的角色是下文讨论的焦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公职人员参与了公共政策和决策的过程,因此了解他们如何为建设性的改革做贡献很重要.
长期以来,促进公众参与一直是公职人员公共角色中一个重要且常常引发争议的部分.以下四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概述了政府机构为与公众分享决策所做的努力.有时这很困难,因为民众的冷漠和对改革的强烈抵制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第二部分从精英视角、视角和效率视角等三个角度考察了公共治理的概念.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转向创造建设性变革的公职人员所使用的技术.通过这些部分的叙述我们认识到,虽然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可能在社会中受到重视,但并不总是可行或可取的,这意味着公职人员可能有时需要承担一些理解公共需要和利益的责任.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讨论了创造建设性改革的公职人员所使用的技术.由此我们认识到,虽然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可能在社会中受到重视,但它并非总是可行或可取的,这意味着可能有时公职人员需要承担一些了解公众需求和利益的责任.“构想私人生活”提出了一种利用现状知识的方法,这在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尤其有用,而“构想未来选择”则描述了一个设想未来不完全受过去约束的过程.这些技术并不新鲜或不寻常,许多人会在日常工作中以某种形式应用到它们——这里的目的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并鼓励他们使用.这一讨论并不主张特定的规范性目的（例如,社会公平或环境可持续性）,而是将其交由每个公职人员来判断.
二、公众参与的现状
公众参与可能被认为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对公共赋权的关注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70年代在各级政府的民众意识和应用方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增长,并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派保守主义统治时期开始趋于平静.然而,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政府与政治的关系一样古老,在美国则始于殖民地时代.在关于宪法批准的辩论中尤为突出,因为反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党人想把权力和财富从各州和普通民众手中转移到联邦政府和精英阶层身上[1].（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公众参与或参加被定义为居民参与诸如规划或公园委员会等传统机构之外的公共决策过程.）
19世纪期间,的财产资格被取消,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的在国家层面上摆脱了政府由富人和智者操作的观念,在地方政府中各种各样的结构和做法使人们能够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行政监督[2].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两个相关的趋势开始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是旨在加强领导力的改革,以便政府更有效率,例如引进强势的市长、委员会以及市政府的理事会——经理形式.这一趋势与19世纪的化冲动背道而驰,尽管可以说它有助于把从城市机器的腐败中拯救出来.另一种趋势是进步时代人们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在城市里,社区中心运动体现了这一愿望,人们聚集在一起,经常在校舍讨论和辩论当前的重要问题[3].
除了一些地方的惯例之外,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民众参与公共治理的冲动失去了活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20年代,进步时代的社会改革愿望已经消退.大萧条、二战和战后初期是政府发展并变得专业化、官僚体制和效率最大化而不是直接的时代.
这让我们回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一些联邦政府的项目包括公众参与的任务,但在19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其中的许多项目都被中止了,理由是它们是“自由议程”的一部分[4].与此同时,州和地方的公众参与项目在这一期间有所增加,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今天继续发展和繁荣.始于1973年的俄勒冈州的土地利用规划系统是全州范围内公众参与地方政府项目的一个例子①,一些地方政府有相对非正式的公众参与程序,工作人员和当选官员可以定期与居民就项目、预算或当地问题进行互动.还有一些由当地政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项目,其中,居民成为决策的持续合作伙伴,比如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优先委员会②.一些城市,如西雅图市,在地方政府结构中强调社区的重要性③,除其他措施外,西雅图市还创建了“服务中心”以便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市政部门.一些公众参与倡议强调特定的政府职能,如计划、预算[5]和绩效评估[6].
如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方面有意义的参与很简单,那么很有可能是很多人都想参加.然而,在大多数地方和多数情况下并不容易,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这仅仅是因为是混乱和复杂的,所以人们必须通过收集信息和理解问题,倾听和欣赏他人的想法和兴趣以及制定解决方案来工作.然而,通常参与并不容易,因为存在一些障碍,例如复杂的法律要求,官僚体系使特殊利益占据主导地位,设计糟糕的参与项目,利用政府来推动其经济利益的有钱有势的人的影响,以及发现民众参与是破坏性或低效的公职人员[7][8][9].据称,参与式过程反而可能成为管理机构向公众通报他们已经决定事项,或者是居民、团体、公共机构工作人员或有特殊利益的私人企业影响决策的机会.一个非常冷漠的市民可能会呆在家里,不了解这些问题,忙于其他事情,或者认为他们的投入没有什么区别.
冷漠、玩世不恭以及对政府不信任并不新鲜[10].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公共部门知之甚少,对此也并不在意,一些人知道这一点,但对个人参与却不感兴趣,还有一些人因为腐败、无能、特殊利益控制或其他功能障碍而不喜欢它.这使得一些最直接受政府行动影响的人和一小部分普通市民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并监督其实施.
除了一直存在的冷漠和玩世不恭之外,当代的社会环境还包括一系列的压力和干扰,这可能会使有意义的公众参与比以前更加困难和不可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11][12],电子阅览和通讯（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加上经济状况使得人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与谋生直接相关的活动上.通过参与公共事务（除了行为之外）来促进社会的福祉不是许多人的优先选项,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不大可能改变.（这是在2008年的选举季后不久写的,当时人们对美国公共事务的兴趣急剧增加.这是否会转化为公众意识的长期变化和参与治理的愿望,值得商榷,但应当指出的是人们确实对政治状况和公共部门的行为做出了反应.）
三、公共治理的三个视角
在关于公众应该有机会影响公共政策及其实施的观点上,存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精英视角、视角和效率视角.每个视角都可以追溯到时间,每个视角都可以在今天人们的态度和实践中找到.
1.精英视角
美国人是否能够而且应该参与公共治理,而不只是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的这个当代问题,似乎呼应了1780年代末反联邦党人和联邦党人就批准宪法而进行的辩论.由于担心公众是混乱和潜在财富再分配的平衡力量,联邦党人试图建立一个从日常政治和普通民众中分离出来的联邦政府.这个联邦政府将由“全国最优秀的人”[13]来管理,一个有时间和文化的精英做出的理性决定将被“过滤”,从中剔除掉群众的[13].
无论是因为联邦党人对联邦政府的设计,还是它现在的规模,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在这一层面上对事件几乎没有影响力.联邦与州的关系是建国初期的一个重大问题,反联邦党人想要保护州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宪法的辩论中没有争议,因为它被认为是每个州的创造,而不是联邦宪法的问题,但是反联邦党人想要保留社区中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和直接联系.今天,许多的公众参与活动发生在地方层面,反映了大规模现代社会的现实和反联邦党人的担忧.
民众参与治理的精英视角在联邦党人对民众的态度中显而易见.1774年,古弗尼尔·莫里斯用这种语言将普通人描述成“暴民”：我站在阳台上,右手边放着所有人的财产,有一些可怜的家属,还有一些商人,等等.谁认为这值得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离开他们的日常劳动……暴民们开始思考和争论.可怜的爬行动物！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他们正在努力摆脱冬天的泥沼.他们沐浴在阳光下,在正午时分,他们会撕咬,相互依偎[13].
尽管这看起来很残酷,但它在一个世纪后的伍德罗·威尔逊1887年的著名文章《政府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呼应.这篇文章通常被分配给公共管理课程的学生,以说明早期对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兴趣有所不同,并从党派政治中脱离出来.经常被忽视的是威尔逊对公众的看法；他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僵硬不灵光的”,所以“一个真理不仅要变得简单,而且还要变得普遍,才能被那些一大早就去上班的人看到”[14].
威尔逊认为,当公众参与批评政府的日常管理时,它是“一台质朴的处理精巧的机器”[14].因为清早上班的人可能会,公共舆论会影响公共政策,所以威尔逊认为最好是当选的领导人塑造公众舆论,说服人们“想要他想要的特别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领导人将“煽动”民众去“寻找意见,然后设法以正确的方式表达意见”[15].
今天,精英阶层对公众参与地方事务的看法反映在这一信念上,即政策制定应该留给当选的领导人,或者公众参与必然意味着少数人的不当影响.在支持富人和权贵利益的当选领导人的行动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这个故事在州,尤其是联邦层面上是不同的；在那里,联邦党人希望将民众个人与治理分开的想法更容易实现.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竞争型利益与精英的舞台上,几乎没有人期待有意义的个人影响.广泛的公共运动可能会影响政治事务的进程,人们可以通过全国性组织的会员身份来参与,但直接的个人参与往往局限于为候选人和利益集团做贡献,并进行.
2.视角
应该允许公共自治的想法通常是建立在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例子的基础上[15].只有一小部分的雅典人被授予了公民身份,包括符合一定标准并被同辈认定是适当的本地出生的男性.公元前5世纪,在25万的总人口中,大约有4万名公民,其中包括至少10万名奴隶.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言,大会经常开会讨论各种问题,包括选举领导人,并由出席的大多数人作出决定[15].虽然雅典人没有阐明的本质,但拉科夫[15]认为他们的观点可能如下：
由于所有的人都被定义有理性的能力,因而那些有证据证明自己能够实际运用自己才能的人,应该单独和集体地管理自己.并不是说大多数的人是受他们的所驱使,需要有理性的人坐在他们身上,在柏拉图的形象中,作为一匹马的骑手,党人会认为理性帮助所有人满足他们的,无论这些是哲学家对综合知识的渴求,还是普通人对实践智慧和其他幸福的渴望.
因此,对相对较少的雅典人来说,直接参与公共决策是常态,而不是当选领导人做出公开决定的代议制.（鉴于雅典公民身份的有限性,应谨慎对待,这说明了排斥和歧视的可能性.）
美国思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简·亚当斯、玛丽·帕克·福莱特和杜威等人,所有这些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人们提供知识和获得公共决策的机会以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公共部门的治理.托马斯·杰佛逊想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三部曲中增加第四级.这是“病房共和国”,该县的一个分区,其中大约有一百名公民将就影响病房以及与上级政府有关的事项进行讨论和表决,将他们的意见传递给县级政府,并将这些意见汇总到州一级,等等.
病房共和国的概念体现了“希腊政治和公民观念”[16]的影响,以及杰斐逊对美国原住民所使用的治理制度的兴趣[16].杰斐逊在1816年2月2日写给约瑟夫·C.卡贝尔的信中写道,病房会给每个人一个直接参与自治的机会,因此,每个人都是在他的病房共和国方向上的一个分享者,或者是一些更高的人,并认为他是政府事务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在一年中的某一天,而是每一天；当一个国家中无论大小,没有一个人不是某一委员会的成员时,他会让心从他的身体中被撕裂出来,而不是他的权力被凯撒或波拿巴从他的手中夺走[17].
病房共和国并没有成为政府体制的正式组成部分,但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社区组织中找到它们的概要[18].电子社区时代,在一个愤世嫉俗或冷漠的公众以及复杂、大规模的城市社会中,自治似乎已经过时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至少在地方层面上,可以包括公众直接参与政策制定.雅典人认为,参与公共治理是一种充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认为公众参与将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期望政府在没有民众持续关注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工作.然而,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人们可以在治理方面有直接的发言权,这一点很重要.
3.效率视角
受市场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共部门中的经济主义思想开始增加,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放松管制、私有化、外包、权力下放,以及诸如“政府是问题,不是解决办法”,“重塑政府”和“像企业那样经营政府”等口号成为今天的秩序[19].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效率的追求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免疫的,我们也不期望它是.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经济学是否应该成为公众行动的主要原因,或者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并成为执行其他原因而制定的政策的有用工具”[20].当前将经济思想渗透到公共部门中的社会现象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的“自由主义”部分“指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的自由主义”[21],因此是指自由市场,有限的政治学.新自由主义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产生治理标准……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其结果是治理话语越来越成为市场话语……”[21]
在公共行政中,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理性的强调已经形成于“新公共管理”和相关概念之中,同时伴随着对量化绩效以及衡量任何可衡量事物的压力.在“网络”和“新治理”的概念中,可以发现一个最近扩展的政府去中心化的观点.宾汉姆、娜芭齐和欧尼尔[22]将其描述为包括“公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的横向网络……而不是等级化的组织决策”,以及“公众—工具制造商和工具使用者—以及他们参与政府工作的过程”.
新治理可以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一部分,削弱了政府限制私人部门过度行为的能力,并缓和由这种过度行为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和环境影响.或者,它可能被认为是的影响力,是民众对抵制外界意见的政策制定者和官僚机构产生影响的一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都有理由质疑新的治理在多大程度上是新的或真实的,以及它可能适用于公共部门的哪些部分.
当然,外包和非营利部门的增长意味着行政惯例和决策的变化,利益集团的增长和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使更多的人有可能间接地参与到治理的各个方面.然而,契约、分布式决策中心、公众参与和利益集团都不是什么新现象.特别是对那些专注于地方政府的公职人员和学者来说,这些都是几十年来日常实践和研究的特点[20].在民众参与的领域,这一点对于从事多年实践和研究的人尤为明显[23][9][24][25].
因此,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突然变成了不同的东西,而是公职人员如何回应对经济效率和决策的高度关注,这涉及多个群体和公众.效率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当它成为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时可能会很麻烦,取代了对其他重要思想的考虑,比如“宪政和法律,民众自治,公职人员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26].在某种程度上,公职人员通过把重点放在降低成本和衡量以排除这些更广泛的问题上以应对多种需求,公共治理失去了建设性改革的重要声音.
在多年的研究生公共行政课程的教学中（其中大多数已经是政府和非营利部门中的专业人员）,笔者发现,即使不是大多数,也有许多人对民众可能参与之外的公共决策或他们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公共问题持怀疑态度.对一些学生来说,这种怀疑是基于这样一种经验,即人们在有机会时不参与社区对话,或者那些参与的人推动他们自身的利益来排斥其他人,或者民众参与的过程需要花费大于其价值的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他一些学生从未接触过参与式的思想；他们只知道选举产生决策的官员的代表性模型,他们无法想象有什么不同.当向这些学生展示一个参与式模型时,例如在一个大城市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公众的积极问题识别、优先次序和目标设定,他们惊讶地发现不仅仅意味着.考虑到知名民众参与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机构中的应用,因而由公共行政研究人员表现出来的这种缺乏意识是显著的.
经济合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参与的学术观点,在一篇名为“公众参与：值得努力吗?”的公共行政评论文章[27]中有说明.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作者挑战了公众参与本身是好的假设,并提出了从业者可以确定在时间和资源上是否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公众参与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公职人员可能在他们运用作者的“各机构考虑何时为公众参与进程分配资源的试金石”[28]之后选择使用的技术.在新自由主义成为公共部门普遍的社会背景之前,我们可能会期望一些公职人员认为,至少在地方层面上,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因而有权按照他们的意愿参与.如果遵循这种规范性测验,公众是否会参与取决于一个有效率意识的管理者能否确定它不会花费太多.
埃尔文和斯坦斯伯里所提出的判断公众参与是否具有成本效益的标准似乎是合理和实用的.作者强调公众参与过程是为一次性需要而创设的,而非永久性地纳入到机构中,但他们关注资源配置的理由是合理的：公众参与并不总是有益的,而公共资源是有限的.然而,可以说,政府的一个中心目标是让公众参与治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效率不是决定决策过程包括民众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而是其中之一.
四、构想私人生活
上面描绘的公共自治图景是混杂的.它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其中公众有很大的机会影响公共政策；它包括在某些地方抵制由强大的精英或管理者操控的公开决策过程,他们不喜欢对他们的活动有感知的侵扰；它包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公众事务相对冷漠的公众.在使用公众参与程序的地方,它们可能是永久性的(如社区团体或咨询机构）,或者它们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存在以满足特定的需求.他们可能与东道国政府分担相当大的决策责任,或者主要是为了促进对话和交流,他们可能得到了来自公共专业人士的大量工作人员的支持,或者自己独立运作.
公众参与很普遍的地方可能会经历开放和共同决策文化的好处,从而产生对公共政策和治理的共同责任感.在公众参与不被普遍使用的政府项目或单位中,通常认为当选的官员会代表公众的利益,寻求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东西（“公共利益”）的近似值.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当选的管理机构是否公平地代表了政府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利益.一些管理机构似乎做得很好,但有些机构似乎不善于处理复杂的公共问题,而其他一些机构似乎主要是为杰出或积极的公众的利益服务.公职人员参与感知公众需求并提出政策选择的过程常常是有价值的,但当这种“政治失败”发生时,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
选择参与建设性改革的公职人员可以从这样的立场来着手：“被雇用为我们中的一员为我们工作的民众；一种专业的民众被指定去做我们在一个复杂的大规模政治共同体中所无法承担的工作”[29].他们可以“想象个人生活”[30],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所知道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制定适合特定目的建议和操作程序.
想象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情况不是一种模糊的情感主义行为,而是通过在日常工作环境中处理项目、问题和条件来积累知识的问题.由于培训和经验,公职人员能够以对其他人来说很困难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这方面的知识.他们所描述的问题和情况可能需要即时关注,例如暴力和街头击事件大幅增加,主航道的污染或公路桥梁的恶化.它们也可以是不那么紧迫但同样重要的东西,例如不能满足老年人和残疾人需求的街道景观设计,林业或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或少数民族的医疗保健或教育不足.
公职人员从事着广泛的专门化职业,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建设性改革有着广泛而多样的规范性偏好.（讨论公职人员所重视的规范性目的,见博克斯[2]、范·沃特[31]）社会工作者、情报官员、土地使用规划者、住房项目部经理等,有特定于他们实践领域的兴趣和关注.他们如何运用他们对改革的偏好,会受到他们工作地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
以公众身份工作的公职人员可以利用想象个人生活的技巧,来帮助他们向居民和当选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他们还可以用它来分析服务交付并做出改变,从而推进他们所重视的规范性目标.这并不意味着违背当选官员和公众对公职人员角色的期望.而是意味着每天关于资源分配和服务交付的决定都可以通过对人们关心事情的意识以及个人行为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来获知.例如,有人可能会问:我们能否通过改变我们的巡逻策略,让居民在街头暴力中感到更安全？我们能否通过关注个人情况而不是规则和流程来提高社会服务客户的成功率？我们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来保护森林土地,以供今天和子孙后代使用和享受？
五、构想未来选择
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确定和实施适当的政策和项目是有挑战性的.费尔德曼和哈德米安[32]描述了公共政策的三个视角：政治、技术和经验,对应于当选领导人、公职人员和民众.作者建议“从不同的角度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欣赏彼此的观点,这将加强政策的设计和实施”[32].
然而,从这些角度来看,人们可能很难去思考他人的观点,以及未来可能与现在不同的方式.我们可能变得如此习惯于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例如当今的政治、经济和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以至于想象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会令人讨厌甚至威胁.这一现象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例如对战争和国际事务的看法,也可以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例如对城市发展管理的看法.
无论规模如何,都很难认识到有多种方式来思考一个与自己不同的问题.这种困难可以通过媒体、大众舆论和组织教条来加以强化,这通常反映了强者的主流观点并采取行动以限制质疑和批评[33].从最近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层面的例子将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的初期阶段.尽管受潜在的环境影响,当地的例子可能是施加政治压力以促进快速增长和扩张的想法.那些质疑主流观点的人可能会遭遇批评、嘲笑或负面的职业影响,这可能会鼓励其他人通过忽视可能的选择来避免这些后果.
想象可选择的未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它鼓励人们在当前环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思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它给人们提供了有意识地塑造未来环境而不是等待它们发生的机会.这不是一种不寻常或奇特的技术；例如,它可以在情景规划中找到[34],它是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常用工具[35].作为一个可以在许多社区中发现的例子,规划者和当地居民可能会关心住房和商业用地的实际增长率、形式、成本和环境影响.
在地方政府中,有许多技术被用于管理增长和减少负面影响,但任何一个社区的居民和当选领导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留给规划人员和公职人员收集本地增长数据,收集其他地方增长管理实践的信息,并向依赖于可能的政策行动的社区展示几种可选择的未来.可选择的未来可能会显示与交通流量、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空气污染、中心城市的社会状况等相关的预测情况.
策划者可能会与志愿者委员会一起工作,并在开放的社区讨论会中,注意包容性,并避免那些有预定议程的人的过度表现,而不是在“公众听证会”上展示他们的工作,这可能会使关心生活环境的人反对那些认为社区是赚钱的地方的人.这使得许多居民有机会了解当前的现实、他人的观点以及社区可能发展的其他方式.
如果这个过程进展顺利,当它完成时市议会可以依法设立一个持续的志愿者委员会（具有明确的职责,成员资格和专业人员的支持）与现有的规划委员会合作,提供城市发展规划的定期评估.通过这种方式,想象可选择的未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实现成为社区如何看待其物质形式、经济、社会状况、环境可持续性和美学的永久性部分.
通过使用来自其他地方的实践案例和公开讨论不同的未来,社区可以避免不假思索地重复当前情况的现状思维,而不是有意识地选择一个理想的未来.这个例子设定了在公众参与的背景下想象可选择未来的技巧.然而,它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只有专业人士或专业人士和当选领导人评估当前状况和规划未来行动的环境中.
结论
上面的讨论描述了公众参与的复杂经验.有一些成功的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例子,也有一些挑战,包括政府的复杂性,那些遭遇损失的人以及不喜欢被“干涉”的管理者的抵制,有时间限制需要或可能冷漠的公众.虽然这些挑战是重大的,但需要有明智的决策和政府,不仅为强大的利益服务,而且也为广大的民众服务.
由于公职人员拥有其他公共服务人员通常不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们有机会通过提供服务的做法以及向当选官员和公众提供知识和帮助,来推动建设性的改革.有时,这可以通过与公众合作来实现,但通常是在组织内部工作,并向当选官员提供建议.
公职人员可以利用构想中的私人生活以及想象未来的选择,来改善公共服务与公共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并扩大现有方式之外的可能性范围.担任公共的角色并不适合每个人,也不适用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它承担着机构角色所不具备的风险.风险的一个来源是那些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公开讨论威胁的人的不满.另一个来源则是公职人员可能会违背组织同僚、当选官员或民众对公职人员角色的期望.尽管存在着困难和风险,但构想私人生活以及想象未来的选择,对希望为建设性改革作贡献的公职人员来说是有效的工具.
归纳上文,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公职人员和私人生活和构想方面的构想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构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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