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内监督法治化路径探析,本文是法治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党内监督和新时代和法治类论文范文资料.
法治论文参考文献：
许丽英
（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摘 要：党内监督法治化是加强党内监督的必由之路,是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点.新时代党内监督法治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从强化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促进党的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培育与党内监督相协调的法治文化等方面,推进党内监督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党内监督；法规；法治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18）02－0030－03
收稿日期：2017－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079）
作者简介：许丽英（196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决策咨询部教授.
党内监督法治化是加强党内监督的必由之路,是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特别强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是对党内监督法治化的新部署.总书记党内监督法治化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引领和规范作用”,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党内监督是指监督主体依据《党章》和党的纪律在组织内部通过检查、督促、评价、揭露、、处理等方式作用于监督客体,以保证监督客体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党的纪律的一种客观有序活动.笔者认为,党内监督法治化路径应该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1.强化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常言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内监督法治化的实现,有赖于党内各监督主体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强化.《党内监督条例》明确规定,党员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这一规定说明,作为监督主体之一的党员要切实行使监督权利,履行监督责任.然而,党员正确行使这一权利,需要具有较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辨别不出行为的性质,例如,在电商、微商蓬勃发展的时代,开网店、微店已经不足为奇,但党员干部能否实施这样的行为需要用党规党纪去衡量.《中国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这种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由此可见,如果党员干部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无论情节轻重都是违反党纪的行为,然而,目前有的党员干部对此并不所知.还有的党员错误地认为,党内法规着眼于党内成员,规范对象是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而国家法律着眼于全体公民,规范对象是公民行为.存在这种错误认识是由于没有明确掌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性质.其实,国家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绝不可理解为国家法律规范对象只是公民的行为.因为党内成员也是公民的一员,凡是公民对国家法律就必须一体遵守.这就是说,党员干部既要严格遵守党内法规和纪律,又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对党员干部的如此要求在于我们党的先进性.因为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必须比普通公民更加严格.如果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和普通公民一样,甚至不如普通公民严格,乃至触犯法律都不予以追究,既有损于党规的严肃性,降低了党规的权威,也体现不出党的先进性.
按照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在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必须强化党员干部遵守党规党纪的规矩意识、法治意识.
一是提高党内法规的立法质量.从发达的法治国家发展历程看,以加强立法的形式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已成为普遍采用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党内法规不完备,党员干部就没有遵循,就会影响法治意识的形成.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近年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高度重视下,党内法规立法数量巨增,立法质量明显提高.但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有些党内监督法规规定的内容还比较原则,尚需相关解释的跟进.
二是树立党章权威.总书记强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要把宪法和党章高高举起来.
三是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目的是将规矩纪律真正挺在法律的前面.诚然,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固然属于思想建设的范畴,但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法治意识不但与情感、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制度的执行密切相关.法治是以制度形式体现的人类文明.实践证明,通过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能够使党员干部在这种外力的作用下逐渐养成依法依规办事的习惯,促使其法治意识的形成.
2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党内监督制度体系与党内监督体系不同.按照《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党内监督体系包括党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监督.而党内监督制度体系是上述各监督主体制度及相关制度的集合,是政治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制度化、法治化包含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几年前,总书记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进行了明确.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时间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党内监督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在政党治理中的体现.由此可见,党内监督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目前,《党内监督条例》对六大监督主体的监督职权已有明确规定,这是党内监督法治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制度层面看,各监督主体制度本身不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而且各项制度间还缺乏相互衔接与协调,缺少党内监督主体行使监督权具体程序的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对现有的党内监督制度必须予以完善和创新.
一是将“让人民监督权力”落到实处.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修改宪法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现行宪法只规定人大对“一府二院”的监督,而对执政党如何进行监督,尚需深入探讨.
二是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章》明确规定要“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坚持党内谈话制度,认真开展提醒谈话、诫勉谈话.”按照《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提醒谈话针对的对象只是有思想、作风、纪律等方面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诫勉谈话的对象是其行为已经达到轻微违纪的程度.当下,党内谈话制度的主体和对象都已经规范,但是谈话的内容却不明确,甚至有的责任人在谈话时与被谈话者称兄道弟,或者表现出其无奈之举.可见,这样的谈话既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也达不到监督的效果,从而失去谈话的意义.
三是适当时机建立党内监督仲裁制度.国外党内监督经验表明,建立党内监督仲裁机构,是实现党内监督法治化的有力保障.西方社会党的监督机构一般与党的权力执行机构相互平行,监督机构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保障了监督机构能够有效监督同级权力执行机构.比如,在法国社会党内部,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理事会和仲裁委员会,理事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执行权,而仲裁委员会行使监督权,仲裁委员会只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法国社会党党章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机构”.上述这些规定使得监督主体能够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不受党章和仲裁条例以外的任何指令约束.诚然,我国与上述国家国体、政体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的党内监督不可能照搬他国,但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党内监督仲裁机构的相关做法为我所用.
3促进党的工作部门职责清单制度的实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政府行为置于法治轨道,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权力清单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规范,但目前在党内法规中也进行了规定.2015年12月25日,《中国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施行.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应当建立职责清单制度,明确常委会及其成员职责,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实践证明,包括责任清单制度在内的权力清单制度的现代治理方式,对各级党委、党支部书记及其他基层组织的监督是可行的,有的监督效果还非常好.例如,重庆奉节县草堂镇桂兴村推出“权力清单”之后,很快有长安土家族自治乡川前村村民称,村支部书记在低保评定、扶贫资金使用等方面,存在不、不公开等情况.奉节县经过调查,发现该村低保发放确实存在问题.该村支部书记被罢免了职务,县纪委已立案调查.村民们说：“现在群众手里有县纪委、县委组织部以及乡镇的电话,就像是把‘尚方宝剑’,村干部再也不敢乱伸手了.”由此可见,在党的工作部门推行职责清单制度,有利于推进党内监督法治化进程.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推行党建工作职责清单制度需要明确以下问题：
一是明晰职责清单制定的依据.概括而言,党的工作部门职责清单制定应遵循相应规范,但在庞大的党内法规体系中,究竟是以何种规范作为职责清单的依据需要明确.笔者认为,各级党建工作部门职责清单具有法的属性,当然离不开法治规范的适用原则.其中,《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是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党的全部活动的总章程,任何地方、任何部门职责清单的制定都必须首先以此为依据.
二是明确责任性质和追责情形.目前,尽管有的地方党的部门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已经制定,“上下联动抓、书记亲自抓、坚持经常抓”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也已经构建,但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其党建工作责任清单的责任性质和追责情形不具体.一些清单中只概括地规定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却缺少承担责任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支撑,只不过是一种好看不好用的“花瓶清单”、有空子可钻的“漏洞清单”.因此,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党的工作部门所制定的责任清单应该以列举的方式对追责情形予以明确,以实现职责清单制定的宗旨.
三是构建责任清单运行的监督保障机制.职责清单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但是管理方式的改革,而且是观念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但这种变革很难自发实现.为促使党建工作部门制定的责任清单内容落到实处,当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亟须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督保障体制.如有的地方实践中探索实行的“销号制”,即各级党组织紧盯年度、季度、月份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未完成的任务将不能“销号”,以确保责任清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另外,有的建立了强化督察考核制度,适时掌握责任清单完成情况,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跟进整改,不断提升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发展的水平.实践证明,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为责任清单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4培育与党内监督制度相协调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党内监督离不开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而法治是制度、机制和文化的有机统一.良好的制度需要机制、文化做保障.过去在一些人眼中“法律从来都严于纪律,违纪不一定违法,但违法一定违纪”.确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早已成为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没有人怀疑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在推进党内监督法治化进程中,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既是新时期加强党内监督的新理念,也是党内监督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由过去的“盯违法”转向“盯违纪”,将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才能有效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培育与党内监督相协调的法治文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在全体党员中通过采取线上线下等方式强化党内监督法规制度的学习,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是加大党内监督法治化的理论研究工作.常言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只有理论入脑信念驻心,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高度的定力.在实践中,有的党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既有自身学习不够的原因,也与党内监督法治化理论研究不足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党内监督制度开始恢复,党内监督法治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界仍缺乏对党内监督法治化的专门研究,致使在实践中缺乏理论指导.
三是试行领导干部任前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测试制度,培育法治文化.党内监督法治文化的培育,离不开切实可行的措施,否则讲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接受各种党内监督的言辞,就会成为一种入眼不入心的承诺,人们遵从党内监督制度就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责任编辑：梁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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