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新自南主义批判综述,本文是国内方面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学术界和学术界新和综述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国内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秦志龙（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
意识形态理论与社会思潮；王岩（1964-）,男,江苏徐州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当代社会思潮.
[摘 要]近年来,国内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西方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理论镜鉴,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上,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进行条分缕析、有理有据的批判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和比较明显的成效,表现在：对‘彻底私有化’的批判,使‘‘私有神话,’破产；对“完全市场化’的批判,使“市场迷思’破碎；对“绝对自由化´’的批判,使“自由幻象’破灭.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应当继续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以更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觉,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生义制度自我完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1671-7155(2018)01-0081-06
新自由主义（Ne.-liberali）①作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主流经济学说、理论思潮和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政治纲领、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虚伪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其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全球实践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也给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带去了贫穷困苦.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西方左翼学者②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理论镜鉴,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和‘绝对自由化,’）及其具体政策实践进行了多维度、广视角、有理有据的批判,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有力回击了部分‘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的攻讦和误导,有效维护了我国经济主权、金融安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笔者拟对这些批判性研究成果作一个述要,以清晰呈现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逻辑理路,进一步帮助人们从学理上认清新自由主义及其错谬所在,进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境界.
一、对‘彻底私有化”的批判：“私有神话”破产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主张彻底的私有化.这一观点的哲学基石是‘‘人性自私论,’,理论依据是所谓的‘科斯定理’.国内学者为此主要从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揭露与批驳.
1．哲学层面：揭露“人性自私论,’的历史唯心论本质
古典自由主义的开路先锋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只受利己主义冲动的支配.新自由主义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的‘‘遗训”,大谈特谈人的“自私的基因”,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③当作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逻辑前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人的利己本性中得到解释,并由此推演出‘‘从有制违背人的本性”、“私有化不可避免,’的结论.
对此,周新城教授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这是因为：其一,马克思揭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人的本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其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关系）决定的,在原始公有制社会里,人们就没有自私观念,现代自私观念只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发展才逐渐形成的；其三,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也往往占统治地位,是私有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使得自私观念得以普遍化、经验化.由此,可以看到：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谓自私人（即‘‘理性经济人’’）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不能把自私当作人的本性并以此推断一切经济问题,否则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程恩富教授持类似观点,他对新自由主义鼓吹者张五常所宣扬的“人陛天生、完全、永恒自私论’进行了坚决驳斥,指出是‘社会财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占主导地位的人的社会本性.
2．理论层面：揭示‘‘科斯定理”的伪科学性
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科斯在发表于1.59年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指出：‘权利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其后,他又在《社会成本问题》（1.60年）一文中提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具有相互性,当存在负外部性时,由交易双方进行谈判,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的一系列理论观点被后来的学者概括为‘科斯定理’.其要点包括：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进行谈判,就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所谓‘‘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就是界定到私有”.其基本结论则是：私有经济交易成本比公有经济低,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由是,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私有制的优越论,宣扬“私有制是唯一选择”、“私有化是必由道路’. 为此,国内学者对‘科斯定理’进行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般地分析,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相比较,有力揭示了它的伪科学性.如吴易风教授将科斯的产权理论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进行系统比较“,不仅找到了科斯产权理论语焉不详、概念模糊的学术背景渊源,而且发现了科斯产权理论的内在方法论缺陷：重视案例分析但没有科学抽象力（案例分析的非周延性）、逻辑散漫且不注重历史考察（逻辑与历史的不一致性）、敢于假设却背离现实（假设的非现实性）.他通过对科斯定理源与流的考察指出,‘科斯定理只是提出并试图解决产权理论中的一个问题’（产权清晰与经济效率的关系问题）,远未形成体系,实难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相提并论.而科斯关于产权界定与经济效率关系的命题,即只要私有产权清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有效率的命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证明.科斯自己没有证明,他的追随者没有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也没有证明.究其根源,是因为科斯的理想的有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何秉孟教授则指出,科斯的产权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私有产权理论,其存在两个明显漏洞“：其一,认定私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比公有制经济低,是一种先人为主的主观武断.因为商品交易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和有着诸多中间环节的履约过程,其成本不仅取决于市场规范程度,也取决于交易主体之谈判能力、履约能力,没有丰富可靠的实证数据,不能断定公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大于私有制经济.其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交易成本之高低,还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单个企业内部的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因此,从社会整体来看,其不会带来资源的最优配置.裴小革研究员通过对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进行追问也提出,即使承认产权清晰对经济效率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也并没有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论证,为什么在市场交易中一种商品的产权清晰到一方比另一方更合理,也就是说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合理并没有得到有效证明“.综上可见,科斯定理是一种伪科学,它既经不起逻辑推敲,也经不住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难怪斯蒂格利茨指出：所谓科斯定理,乃是‘科斯谬误’’（The coase Fallac.）,科斯的‘‘产权清晰论,’乃是‘‘产权神语’.
3．制度层面：批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论,’的荒谬性
新自由主义传人我国后,其典型表现为：在政策层面,鼓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论,认为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公有经济,实行彻底的私有化或“民营化,’.对此,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成效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和学理辩证.
如张宇教授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商品性与非商品性两重属性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能够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实现有机结合,即：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又体现公有制要求,既发挥市场经济长处、也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简新华教授持相同观点,他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机理这个本源人手,系统论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他指出,市场经济需要的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通过转机改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做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产权明晰.这说明公有制企业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有制是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程恩富教授则从学理的视角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科学性.他指出：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讲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讲的是经济如何运行,涉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是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后者是经济运行的政府与市场问题.用资源配置来理解,即是说,前者讲的是资源的产权配置,后者说的是资源的运行配置.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运行配置两个环节,它们之间可以有不同组合.公有制可以与计划经济相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私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可以采用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公有制不但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且如果结合的好的话,可以显现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大的优越性““.
二、对‘‘完全市场化”的批判：“市场迷思”破碎
古典自由主义反对一切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和干预,崇尚通过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理论’,并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发展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危机,古典自由主义解释乏力,‘看不见的手,’和“萨伊定律”遭遇普遍质疑,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市场的有效需求不会自动得到满足,因而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缺陷,即由于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垄断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市场机制很难自发实现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高（高失业、高通胀）一低（低增长）”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此种背景下,经过长期学院雕琢的新自由主义强势归来,以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反思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揭露“政府的失败”,并反向论证市场失灵不是因为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缺陷,而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彻底否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如,针对外部性问题,他们提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并可交易,外部性就能实现内部化；围绕公共物品问题,他们提出‘‘从地悲剧”,暗喻公共物品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更有效率.他们认为,即使市场存在某些缺陷,也不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不仅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政府失灵的危害更大.概括起来,他们主张：市场万能,完全市场化是唯一出路.对此,西方很多学者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批驳.如阿罗建构‘‘干中学’模型指出,外部性问题广泛存在,远不是市场机制能够内部化的““.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进行了批判,并积极探索构建新型的政府——市场关系.
1．理论层面：揭示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立论基础的错谬性
针对因为存在政府失败而彻底否定政府作用、宣扬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杨静研究员从唯物史观出发,从根本上揭露了其错谬所在,指出其理论前提（理论假设）就是错误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失灵理论”（市场决定论）延续了传统市场失灵理论的理论假设,即政府的地位与作用是依附市场而存在的,有赖于其能否弥补市场的失灵.在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中,政府因为能够弥补市场失灵而存在并发挥有限度的作用；在新自由主义市场失灵理论中,政府因自身的失灵,其作用和地位被彻底的否定.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政府并不依附于市场而存在,也不依附于市场而发挥作用”.因为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借助于政府的强制力形成的.譬如,英国政府对圈地运动的支持“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通过立法将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强行赶入资本主义工厂,帮助资产阶级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可以看到,虽然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的政策主张迥异于传统市场失灵理论,但它们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且都是错误的.张宇教授则指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在市场决定论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还在于其缺乏对市场机制固有缺陷的全面认识,即市场机制的主要缺陷除了表现为微观领域的局部功能性障碍外,‘更重要在于它无法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的动态的平衡”,从而论证了政府计划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
2．实践层面：指出金融危机宣告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的彻底破产
国内学者通过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系统分析指出,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的彻底破产.如王伟光教授通过对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的包括金融救助和稳定、货币扩张、财政刺激及产业促进和保护等一系列反危机政策措施的分析指出,美英等西方主要国家已经被迫放弃奉为圭臬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这不仅‘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也“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程恩富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进一步指出,2007年以来的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钲伪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彻底失败,“”.他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再可能完全采取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凯恩斯主义了.因为历史和实践已经一再证明西方主流市场决定理论之缺陷与危害了.
3．超越之路：积极探索构建“双优、双强”型政府——市场关系
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破产促使国内学者更加深入地反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积极探寻超越之路.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背景下,部分学者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有机结合、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主张构建不同于西方‘小政府、大市场”或“弱政府、强市场J´’模式的“双强、双优”或“双高、双强”新型政府市场关系.
如程恩富教授在系统分析市场配置资源方式的制度性缺陷和国家调节方式的功能性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为了发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优越的制度和政策效应,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应采取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功能性结合”的思路,以实现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优势、功能互补,即：‘在层次均衡上微宏观互补；在资源配置上短长期互补；在利益调整上个整体互补；在效益变动上内外部互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补；等等““.杨静研究员持类似观点,她指出,在构建“双强、双优”新型政府市场关系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三个基本原则：其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即,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使之成为为社会主义目标服务的市场经济；其二,“双强、双优,’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即,确保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互补；其二,“双强、双优”协同推进、协调发展,即,在实现政府与市场各自功能与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均衡协调“”.袁恩桢研究员也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强政府、强市坊’的“双强模式”,并指出,政府与市场两方面实际上都还不够强,都有待在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三、对“绝对自由化”的批判：“自由幻象’破灭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绝对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其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等认为：自由是经济效率的前提,只要交由自由市场机制,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与个人自由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们极力推崇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主张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政府干预和国家管控.具体来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的上台执政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化理论主张正式进入西方主流政策实践层面.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出台,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自由化的政策主张①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包括俄罗斯、东南亚等）扩散,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被纲领化、范式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化.从实践效果来看,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及其代言人极力推行与输出的‘经济自由化,’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②,也给发达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带去了贫穷困苦③.对此,国内部分学者长期以来保持足够警惕,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武器,对其进行了有力批判.
1．实践层面：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自由化”
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内学者对其实质与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基本达成共识.他们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实质还是生产过剩（发生在金融流通领域,根源在生产领域）性质的危机““；其根本原因还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在当展的必然表现和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深刻揭露了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如程恩富教授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仅直接助长了美国国内次贷泡沫的积累,也埋下了金融危机向全球恶性扩散的隐患“‘.何秉孟教授持类似观点,他指出,“真正引发近百年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为圈钱,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主导下构建的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掠夺性金融体制.同时,他还强调,“只要这种集骗（诈骗）、赌（高杠杆操作,将资本、债券市场变为脱离实体经济的大赌场）、毒（泡沫化的有毒金融衍生产品）于一身的制度性、体制性弊端不革除,金融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由此可见,金融自由化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20世纪末、21世纪初‘输入型”金融危机、货币危机①的元凶,也是近百年最严重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的祸首.而此次金融危机反过来,也正在导致那种不受监管的经济自由化走向终结“.
2．理论层面：揭露“金融自由化´’的虚伪性及其实质
国内学者结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分析,还进一步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金融自由之实质,即金融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自由.如何秉孟教授系统分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金融资本起初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其利息收入主要是从实体企业的剩余价值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金融资本再也不满足于服务于生产资本的角色定位而逐渐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圈地,’（办实体经济企业）向直接“圈钱”的演化、异化.而作为美国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及其代言人的美国当局推行的所谓金融自由化,不论是对外的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要求别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外汇交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还是对内的金融运作自由化（取消金融监管和限制）,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本收益,都是为了“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者血汗”“.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论证的经济自由,是为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集团作的必要理论准备；而经济自由的实质则是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垄断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而绝不是普通大众的自由.难怪大卫·哈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那些其收入、闲暇和安全都高枕无忧的人拥有完全的自由,而人民大众只拥有微薄的自由.
3．政策层面：揭示美国推行“经济自由化”的两面派做法及其危害性
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强力推行的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国内学者也旗帜鲜明地揭示了其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大搞双重标准所呈现的‘两面派’及其可能造成的民族国家遭遇新殖义②的严重危害性.如,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丁冰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者所高喊的贸易自由化实际不过是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对手服从于自己贸易需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在金融自由化方面,何秉孟教授指出,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言人,美国当局在推行金融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历来实行双重标准“1：一方面,他们鼓吹的金融自由化只适用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进出他国金融资本市场；另一方面,如果他国金融资本进出美国市场,就会遭遇法律或者种种行政壁垒,受到严格限制、审查甚至被拒….李慎明教授则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商品服务、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单向要求,“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完全实行过这样的政策’,而是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反倾销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榨取超额剩余价值服务的.他们所谓的自由,只能是金融垄断资本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剩余价值之自由,不可能是普通大众个人自由之保障,不仅具有对普通大众的欺骗性,而且具有对主权国家的政策诱导性和实践危害性.
四、结语
新自由主义（首先并且）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思潮③,它诸方面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都建立在核心的经济观点之上.因此,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也应该主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近年来,国内学界抓住新自由主义的主要面相,对其核心观点（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研究,应当说,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和比较显著的效果：一方面,在理论上,对‘彻底私有化,’的批判使‘‘有神话”破产,对‘完全市场化”的批判使“市场迷思”破碎,对‘‘绝对自由化,’的批判使“自由幻象’破灭；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有效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有力维护了我国经济主权、金融安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目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批判研究还存在不足和有待深化之处.
其一,从批判研究的‘长度”来看.目前,国内学界虽有探究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之渊源异同的,但从批判研究的视域来看,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研究鲜有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的.换句话说,不能“只批孩子不批娘’,应当在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历史脉络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在对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系统比较的前提下,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今后应当密切关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动向,并结合实践展开对其的批判研究.
其二,从批判研究的深度来看.目前,国内学界虽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多维度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其观点上的错谬、政治上的图谋、文化上的野心与实践中的危害,但从理论研究的深度和批判研究的效度来看,既有经济学层面的批判研究有待上升到经济哲学层面甚至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研究①.即是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彻底批判研究,一方面应该从经济学切人,另一方面又不应该限于经济学的批判,而应该是奠基于经济学批判之上的意识形态批判②.
其三,从批判研究的‘构度”来看.目前,国内学界虽有提出要积极借鉴吸收新自由主义合理成分的,但总体而言,在批判基础上的建构较少.我们应当看到,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理论体系,其产生有历史必然性,其灭亡需要历史条件.我们应当怀着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的心态,对其进行全面剖析,在辨别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其合理因子.同时,批判的过程也应该是建构的过程.今后,国内学术界在深化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的同时,应当将重心放在建构方面.即是说,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学——经济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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