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和政治参和模式的转型,本文是政治类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和政治参与模式和交往理性和转型方面硕士论文范文.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徐芳(1987-),女,河南驻马店人,政治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政
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摘 要]近*性激发了个人权利意识,并提出了政治参与的要求.但在20世纪,为代议制提供支撑的个人理性受到金钱和权力的扭曲而被工具化,以个人权利意识为内核的竞争型政治参与暴露出了诸多弊害,政治由此陷入了参与危机.对此,哈贝马斯对近*性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交往理性的观念.交往理性的公共性本质试图避免以权力和金钱为沟通媒介的行为所导致的私人利益之争和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交往理性观念为走出竞争型政治参与危机,并实现向合作型参与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它所内含的私人向公众的身份转换、开放性的话语沟通、基于公共性的相互合作与共识寻求等观念则为合作型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打开了可行的思路.
[关键词）交往理性,政治参与,竞争选举,合作商谈
[中图分类号lD09
[文献标识码lA
[文章编号l1671-7155(2018)01-0038-06
近*性激发了以个人权利为内核的主体性意识.为了追求和保障个人权利,公民社会提出了参与政治决策的要求.政治参与可以说是政治现代化中对抗权力专制的显著性进步.但在20世纪,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近*性异化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致使公民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政治参与行为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左右,从而使公民在政治决策中丧失了独立、自由思考的能力.为此,20世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通过对近*性的反思和批判,为走出政治参与危机提供了出路.哈贝马斯对近*性反思的结果就是建构了“交往理陛”.在‘交往理陛”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又发展出了一种以话语的沟通和共识为实践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为的实践贡献了一套‘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正是这套程序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由‘竞争型”向‘合作型”的转变.
由此,我们需要探讨哈贝马斯是在何种社会制度实践场域中建构交往理性观念的？交往理性具有哪些公共性特征？代议制之下的竞争型政治参与模式隐含了哪些危机？交往理陛又是如何以其独特的观念为走出竞争型参与危机打开思路,并为实现政治参与模式的转型提供思想资源的？本文试图对这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思考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念对于现代政治参与模式转型的特有实践价值.
一、现代交往理性及其公共性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交往理性是由哈贝马斯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来改变人们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在理论上,哈贝马斯成功地完成了理性主义范式的转换.那么,哈贝马斯为什么要对理性主义的范式进行转换,或者说哈贝马斯是在怎样的场域下萌生“交往理性”这一观念的？与工具理陛相较而言,交往理性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1．现代交往理性观念的萌生场域
现代交往理性观念是在特定的社会实践场域中形成的.工具理陛对政治造成的严重后果,即权力对社会的排挤所带来的个人自由的丧失以及个人权益的过分强调所导致的公民之间的利益之争,正是哈贝马斯建构交往理性的起点.
近*性确切地来说是一种个人理陛,它促进了个人权利意识尤其是财产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个人对传统政治忽略甚至牺牲个人利益的做法提出了.彰显了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近*性,要求个人在人格尊严上平等、独立.正是这样的个人主义*观念,奠定了制度的基础.然而,近*性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与实证主义结合起来.自然科学领域中实证主义的认识方式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科学理性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组织方式固定下来.对此,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神学和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亚系统,在18世纪末获得了长足的制度化,以致于科学发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样板制度.”这个立足于科学的国家和社会的‘样板制度”就是现代化的科层官僚制.科层官僚制在对传统政治的除魅中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科学实证主义的发展,近*性逐渐剔除了‘‘反思”的成分蜕变为工具理性,官僚制反而成为了束缚个人自由的桎梏,这引起了政治发展的倒退.因为,工具理陛是在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通过把理性与科学和技术等同而置换出来的.这种理性的话语之下所表达的意义和观念发生了变化,通过传统理性论证和表达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个人自由被科学的组织所规制,道德价值屈从于利益与实现利益的技术.被科学的技术模式去除了价值判断的理性不再倡导个人的尊严,而是鼓励人们的功利算计.‘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变成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因此,通过官僚制而展示出来的工具理性‘成为贬损人的价值、压抑人的自由的新的异化力量”.
工具理性致使传统的道德统治转向了技术统治,它把政治矛盾转向了公民之间的利益之争.它抛弃价值拒绝反思,致力于技术上的形式计算,这对政治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统治脱离了道德,政治沦落为依赖于技术的统治工具,传统的道德政治由此让位于技术统治.对此,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统治已经‘不是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道德的彻底排除.道德统治通过道德欺骗来获得集体的臣服,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而技术统治只能通过满足个体的利益需求才能获得群众的忠诚.如此一来,政治问题被转化为公民内部的利益之争.当政治出现危机时,人们不再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寻求问题的原因,不再审慎地反思统治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而是从技术人手分析造成问题和危机的根源并通过技术的完善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例如,罗尔斯就曾把政治危机归结为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并通过公平分配原则赋予制度以正义,巧妙的转嫁了矛盾.
在启蒙运动中凸现出来的个人理性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导致个体独立思考意识的丧失.而这一现象直接阻碍和破坏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为了解决官僚制带来的危机,促进制度的合理运行,西方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的观念.交往理性以主体间性取代了工具理性的主体陛,由此规避主体陛意识丧失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2．交往理性的公共性特征
哈贝马斯运用“交往理性’的观念来取代工具理性观念,并寄希望于此来改善现实的政治状况.他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善良意愿,是因为他赋予了‘交往理性”以公共性的特征.哈贝马斯通过对交往理性主体及公众的来源、公众的公共性立场以及交往实践的公开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规范,彰显了交往理陛的公共性特征.
第一,交往理陛的去权力性,要求其主体只能来源于普通公众.交往理性不承认交往主体以权力身份出现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交往主体只能是公共权力之外的社会领域中的公众,而不能是掌握或者执行权力的政府官员.对此,哈贝马斯在对公共领域思想的分析中指出,‘理性体现在有教养的人共同使用知性合理交往过程当中,由于任何一种统治关系都对它构成威胁,因此它本身也需要保护,以防表面化.只要公众在王公贵族的当中有着一席之地,理性就不能直接显示出来”.这也就表明,防止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被权力操纵、对抗权力思维方式的主要办法,就是把交往理陛的主体与权力主体分开,交往理性的主体只能是社会公众,而不能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
第二,作为交往主体的公众,要祛除其作为个体的私人性质,将其私人立场转向公共立场.哈贝马斯指出,在公共生活中,以交往理陛来规范社会行为的公众,是“从私人生活中走出来的”.私人领域的个体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意识,以私人利益为行为导向.因此,他主张只有祛除私人性质,将私人立场转向公共性立场,主体性的个体才能转变为具有公共立场的公众.以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逻辑取代主体性的行为逻辑,确保公众的公共性立场,正是交往理l生公共陛的体现.
第三,交往理陛的话语沟通与共识,要求在公开与平等的环境下进行.话语共识强调人们通过语言来进行沟通,力求在社会生活中消除分歧和达成共识.哈贝马斯把语言交流而非金钱、权力作为沟通的媒介,由此规避了权力以及市场的交换行为对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权力、金钱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在选择时注重对“外在事实的有效控制”.以语言为行为媒介的交往行为则通过对共同权益的认可即是共识的达成来完成.共识的达成是社会公众‘相互信服”的结果,而相互信服只有在公开与平等的环境下才能得以实现.例如,当把交往理性应用于具体的政治决策时,参与决策的主体必须是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决策者才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对公共问题在公开的场合进行反复讨论,同时接受其他主体的批判,避免了政治选择成为“‘领袖’任意做出的决定”情况的发生,由此做出的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决策,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遵守.
二、代议制下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及问题分析
哈贝马斯所诊断出来的现代性危机,实际上涉及到了政治参与危机,即政治参与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代议制之下的公民政治参与,属于一种基于个别利益的竞争型参与模式.在竞争参与过程中,若干个别利益主体（包括个人、利益集团）通过各自的诉求表达参与利益竞争.由竞争参与产生的决定的结果则是,强势群体或多数人的个别利益成为合法利益.然而,这样表达出来的合法利益并不一定等于公共利益.这种模式的政治参与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问题.
1.代议制下的竞争型政治参与
近*性是一种强调主体性的个人理陛,它将个人从政治、宗教等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近*性为思想阵地的启蒙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宗教和封建专制王权,强调个人的行为由个人意志决定,而不是听从上帝安排,彻底击碎宗教神话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统治,同时也打破了传统政治中的人身依附关系.政治的世俗化以及个人主体陛的解放致使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不再凌驾于人民之上.相反,国家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它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循人民的意志,并以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为导向.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代议制.代议制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来完成的.也即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代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人民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对国家的活动进行监督,以防止权力为个别利益服务而背弃民意.代议制下的政治参与事实上是一种竞争型的参与,它的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个人主体性的解放及其意识的增强,突出的表现为个人对自己利益的重视和追求上.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是自私自利的.在自私人性的前提下,人们的行为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最大化个人的利益.然而,利益（或者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们只能通过竞争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反映在政治上,普通民众以公民资格来参与政治进程,通过影响政治决策,从而使决策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由此,公民与掌握政治资源分配权的政府机关形成了博弈的关系.
其二,从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序来看,公民的参与途径主要是选举.选举活动以多数原则来评定决策结果.这种过程实质上是政治参与的某一方势力通过个别利益的聚合以压倒性的力量获取选举的胜利.因而可以说,代议制下的政治参与就是一种竞争型的参与模式.
2．竞争型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
竞争型的公民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臣民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变,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要体现.但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也暴露出了诸多弊端,在公民参与程度、参与后果、参与程序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从参与的程度而言,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积极性下降,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在20世纪,日本学者加藤节一对现代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参与情况做出了判断.他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虽然处处充满着政治气息,“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并且对其他的文化领域迅速进行蚕食”.然而,恰如他所言,在这样一个“政治化,’程度不断扩大化的时代,政治冷淡也即是政治冷漠也出现了常态化,逃避政治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现代政治缘何出现这样一种不合乎人们常识的悖论呢？加藤节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解答.从客观隋况来看,造成政治冷漠的原因是,政治本身日益复杂和膨胀,远远超出了人们可支配的范围；官僚化和合理化的社会组织机构具有非人格化的特征,人们无法了解其与政治总况之间的关系；大众传媒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再者就是现代生活过于繁忙致使人们无暇关心政治.因此,在政治面前人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对政治故而冷漠.从主观方面来看,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现代的‘政治冷淡’并非由政治上的无知所导致,而是人们对于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与利益分配所带来的各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了解的太多的结果”“,即人们无法从政治参与的途径中获取正当利益,导致他们对政治参与出现了消极情绪.
从加藤节的分析不难看出,公民参与政治取决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当公民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不为生计劳心劳力,并且依据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能够预见参与政治竞争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利益时,他们才会积极地参与政治.政治参与程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与公民的阶层地位成正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继而导致了大多数的弱者是无法参与政治的,或者无法在参与中得到期望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以谋生为主要任务的大多数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下降.
第二,公民受市民社会个别利益原则的影响,使其政治参与成为个别利益的竞争途径而偏离了公共利益.传统社会是一个政治上高度统一的社会,它把人的社会生活乃至私人生活置于政治的监控之下.例如,封建社会通过把政治权力神化,给人们灌输一种‘君权神授’的观念,让人们认为权力是来自于全能的神,是不可违背的,从而个人的一切行为都要遵从于神的意志（实际上是统治者自己的意志）.当然,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个人的利益也要服从整体利益,有时甚至要求个人要无偿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市民社会则祛除了传统政治的神秘性质,将政治权力世俗化,将个人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它却走向了与传统社会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市民社会崇尚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尊重个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个人利益.市民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它对个人的重视以及对个人权益的保障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它却容易让个人过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略公共性问题.个人在生活中,不仅仅面临个人问题还有许多公共性问题.比如,在公共资源使用的问题上,就需要公民共同协商.公共资源是有限的,每个人都追求将个人的使用权扩大到极致,势必影响其他个体的使用.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解决,最终会危机公共秩序引发公共问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民社会中,公民对个人自由和独立的热衷使其缺乏公共精神.公民的这种精神气质往往被带进政治生活.因此,政治参与不可避免地就成为了争取个人利益的竞争途径,致使参与的结果易于偏离对公共利益的保障.
第三,公民政治参与的附性程序保障不足,受贿选等不良政治行为影响而扭曲民意.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就是选举.选举程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个别意志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使民意成为决策的依据.但选举程序并不是没有弊端的.选举程序可以被人为控制,以个人意志代替民意从而使其植入选举过程中,由此选举这样一个“公器”成为私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政治生活中,选举实践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在这个弹性空间里,私人意志是无法完全屏蔽掉的,因而它对政治进程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贿选’’,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在基层选举中,被选举人可以动用一些资源（地位或金钱,或许诺选举人一定的好处）贿赂选举人,使其在时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表决.贿选虽然实质上已经丢弃了的精神,但由于它运用的仍然是的那一套程序,在形式上它完全符合的程序标准,所以我们很难从形式上去责备它.从现实政治实践来看,贿选的存在说明了在竞争型选举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刚性程序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政治参与的竞争模式向合作模式转型
以选举为主要实践途径的竞争型政治参与,在推动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减退、对公共利益的忽略以及对民意的偏离等不良后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民参与政治时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利益的竞争让公民忽略了他们对政治生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在共同的政治生活场景中,许多问题所牵涉到的利益人是多元化的.同时,单独的个体能力是有限的,是无法解决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人的问题的.在政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共性的复杂问题越来越突出,这就需要相关人之间进行合作,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这也就是说,政治实践要动公民政治参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转变.事实上,合作性质的参与已经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易申波、肖唐镖通过实践调查,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论证了政治参与发生的一些变化.易申波、肖唐镖认为,“沟通型参与在基本稳定中稍有增长”“”.这类型的参与,在易申波、肖唐镖看来,是通过法律部门、社会媒体力量以及直接向人大代表和领导反映等渠道参与政治进程的.这反映出政治实践中公民与政府部门正在努力通过沟通的合作形式来处理问题.
竞争政治参与的弊端以及现实政治参与发生的变化,致使公民政治参与向合作型的转变成为现实政治发展的一种迫切需求.面对这种政治实践的需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陛恰好为其提供了实践路径.交往理性所具有的公共性特质,对于改变政治权力借助于技术统治而致使政治决策对民意的偏离这种状况,以及促进公民在政治参与之中的竞争关系向公共合作关系的转变,提供了帮助.
1．交往理性要求排除权力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干涉,这使得互相合作成为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
在西方的政治进程中,政党的政治地位是与选票直接挂钩的.政党只有在竞争选举中获得多数的选票,才能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支配权.为此,政党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证在选举中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党采取的手段通常是宣传和规定选民资格.通过宣传,政党把自己的价值偏好植入于公众,从而影响公众的抉择.再者,谁能够参与政治进行选举,在西方社会中,往往是由政党决定的.纵观西方的政治历程,从古希腊起,选民资格就受到了教育、财产基础的影响,只有具有一定教养,拥有一定财产基础的人才能参与政治,甚至有时候参与选举的人员就是官员自身.如此一来,一些弱小者就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当公众在选举中所作出的抉择受到了目的性很强的权力干涉时,选票实质上就不能再代表民意.民意就这样在选举中被政党置换为统治集团的政治意志.
‘‘选票的投入和权力的产出”都成为了政党的策略行为,选举蜕变为一种为政党争取或捍卫权力作掩饰的幌子.选举本来是公众表达自己意志并以此来维护和争取个人权益的主要途径,当公众不能再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取合法利益时,他们就会消极对待选举.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不可避免地就受到了打击.针对政治参与的这种状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要求排除权力对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的干涉,这对激发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起到了助推作用.
如前文所述,交往理性要求参与政治这样一种公共生活的公众,必须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能以官员的身份进入公共生活,从而有助于排斥权力对公共生活的干扰.这对破除阶级、地位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交往理性把所有利益相关人都纳入到公共生活中.也即是说只要是在公共事务中涉及到的主体,都可以参与公共问题的解决或探讨.谁能参与讨论不再是由政治共同体来做出安排,而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参与讨论.这样一来,选举中由于共同偏好所导致的目的性决策就可以避免.
交往理性通过商谈的实践,为消除竞争型选举的弊端提供了有益措施.哈贝马斯的政治商谈主张把所有相关的利益人都纳入到政治决策过程中,避免了偏好的集聚,从而有利于做出客观公正的决策.客观上改变了传统的上传下达的政治决策模式,即由上级做出决定和指示、下级贯彻执行的模式.在商谈中参与者是平等的关系,任何人都不得影响或者干预他人的言论,参与者根据自我对问题的充分理解来参与谈论.在哈贝马斯看来商谈是以理解为前提的.“自我理解性商谈可以更广泛、更明确地进行,集体认同和对需要之诠释可以得到强制性更少的阐述”.这种理解性的商谈本身也是一种合作,它通过交往主体的相互合作而得以实现.在商谈中,主体之间不再是竞争关系,他们之间只有相互配合、相互理解才能达成共识.因此可以看出,免于强制性的合理商谈改变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规避了单一政治意志对政治决策的作用.同时,这对于调动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起到了有效作用,使得“互相合作”取代了“竞争”而成为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
2．交往理性使个体的立场由私人转向公众,公众的公共立场为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交往理性要求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必须以公众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作为私人的个体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不涉及公共利益.然而,在私人的社会生活中,个体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个体存在着来往,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脱了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是无法避免公共问题（即涉及共同生活中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根本利益的问题）的出现的.由于公共问题所关涉的范围不是某个个人,因而个人是没有能力来处理和解决其他人的问题的.如此一来,私人只有‘集合成公众’,共同参与公共问题的解决,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
当个体的私人立场转换为公众的公共性立场时,他们所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公共性立场要求公众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而必须以公共利益为行为宗旨.例如,在公共资源的利用上,当个体出于私心,不断扩大化自己的资源利用率时,其他个体对资源使用就会受到排挤.个体之间就会在公共资源的使用上出现紧张的竞争关系.而当个体认识到公共资源的使用具有公共性质,其他个体也有使用权时,就会合理安排自己的使用,必要时个体之间可以通过交流沟通,达成对公共资源的共同合理使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共的悲剧恰恰就是由于个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一种情况造成的.公众的公共陛立场,让个体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共同利益上来,要求公众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实践来保障自己的合理权益.由此可见,公共立场对于改善共同社会生活中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3．交往理性以开放性的话语沟通与共识为实践形式,这为政治参与的程序提供了借鉴,能够有效避免选举程序中的暗箱操作
代议制是通过竞争选举的形式来实践的.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选举程序存在着明显漏洞,它可以被人为操纵.西方大选以及我国的基层选举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向我们展示了选举这样一个“公器”是如何成为谋取私利的形式工具的.以开放性的话语沟通与共识为实践形式的交往理性,能够有效避免选举中的暗箱操作行为,保障公民在政治参与中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志来行使选举权利.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建构中,交往理陛等于是通过话语的沟通以及共识的达成这样的行为也即是交往行为得以实践的.而交往行为的作用恰如哈贝马斯所言,是在“意志的形成和政治立法的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陛及交往行为思想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套以话语论证为实践过程、以共识的达成为目标的商谈程序.哈贝马斯的商谈程序,相对于罗尔斯的正义程序而言,有较强的防伪功能.在商谈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具体到对交流用语的规范,要求主体在交流时要保证所说话语的真诚性、真实性和正确性,力求主体之间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由于这样一个交流过程是公开的,每一个主体所说的话是否遵循了交流语言的有效性要求,都是置于其他主体监督之下的,因此,那些伪话语能够被及时识破,这对于选举的局限是—个突破,也是对选举程序的有益补充.
哈贝马斯从人类的理性人手,来寻求一种合理的社会生活.在这一寻求过程中,他客观上推动了政治参与模式的转变,可以说,‘锂性对于合理性的诉求,是通过行为主体在社会现实的和意识建构来得以实现的”““.因此,从我们的分析不难看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陛思想为政治生活中的决策提供了一种较竞争选举更为合理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实践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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