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的形成,本文是中国文学毕业论文范文跟媒介环境和中国文学和形成有关毕业论文范文.
中国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晚清是报刊印刷新媒介兴起时期,它为现代中国文学创造了一个新的媒介环境.新媒介环境的形成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传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和办刊,西方传播观念在中国的跨时空嫁接阶段；二是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自我塑型的“本土化”时期.新媒介最终被接受且为我所用,并深刻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繁荣以及变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晚清；现代中国文学；媒介环境；“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8）04-0091-07
晚清时期,被称为第一大众传媒的报刊印刷新媒介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兴起来了,最终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媒介,也成为文学生产的新媒介环境.“新媒介是环境而不是简单的工具,它们能够成为人内心和外表变化的场所.”[1]（P269）包括新型的文学内容和形式变化的场所.而一种主导媒介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运行,被各方充分运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代传媒即报刊印刷媒介作为晚清至民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媒介,是晚清社会各项变革、特别是文学变革中的一个关键部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现代媒介环境.而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媒介环境的研究,不止给我们提供了回到历史现场、了解一个时代文化氛围的绝好机会,同时还会让我们打开思路,重构那个时代的文学场域.面对浩瀚的文学场域,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资料库,让我们清晰地看出在报刊印刷这种特定媒介主导的情况下,现代中国文学的先声——“新小说”是如何产生、发展、兴盛以及如何不断变化着的.
现代报刊印刷媒介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是整个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变革的重要场域和环境.作为传播媒介,它们是物质的；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它们又是精神的,其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报刊印刷媒介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与19世纪西方国家实行的“前全球化”（殖民化）政策有关,更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关系密切.几乎整个19世纪,是现代大众传媒登陆中国并在中国萌芽、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自我塑型的“本土化”时期.西方传教士们来华“传教”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教民、传播西方思想观念,以此影响中国的百姓,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基础,以便实行进一步的殖民化.传教士们借以利用的最有效且先进的手段,就是在中国各地办报刊、设书局、建新式教会学校、开医院（本篇限于篇幅和内容,对“出版”、“学校”、“医院”暂不涉及）.因此,最早用中文出版和最早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现代化报刊,都是传教士的杰作.传教士在办报刊的过程中,将西方的办报理念、报业思想自然地带进中国.报刊印刷媒介经过在中国本土的自觉改造和自我形象的塑型,最终被国人所接受,直至为我所用,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报刊印刷媒介的历史.
传教士宣教和办刊：传播观念的跨时空嫁接
20世纪中国人意识中最重要的变化,当属传播媒介、传播手段和传播形式的激增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一次次冲击,它们令人眼界大开,目不暇接,体会深刻.从报刊印刷媒介到广播影视媒介再到计算机网络媒介,媒介的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媒介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使得人类的视野越来越深广,对事物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中,以致整个世界被大众传播媒介所覆盖,广袤的世界成为真正的“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那么,到底什么是“传播”？它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传播究竟能为人类做些什么？人类又利用传播做了什么？发端于西方的传播观念最初是谁、又是如何跨越时空嫁接到东方来的呢？
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传播”一词最早见于《北史·突厥传》：“传播中外,咸使知闻”,在时间上,至少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2]中国早期的“传播”理念,只限于单向度的“广泛散布”（现代汉语词典）,其涵义显然不同于今日所用之“现代传播”的“传播”之意,与西方的“传播”甚至属于不同的传播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传播活动是受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和禁锢的,直至清朝中晚期之后,也就是西方现代传播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业才开始有所转变.
在西方,“传播”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语的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原意为通讯、传达、交换（意见）、交流、交通等等”[3]（P1）.在西方,“传播”最初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是“传播的传递观”,一是“传播的仪式观”.[4]（P4）“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没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他们的手段’”[3]（P3）.在第一大众传媒——报刊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类的传播空间和传播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信息的移动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货物（或人）所达到的地方也是信息所到之处.[4]（P5）这时,传播的中心意思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息传给他人”,就是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以实现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传播时的速度与效率.[4]（P5）在此,传递和运输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传播的“传递观”的基本含义.在人们思想的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然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4]（P5）.现代传媒——报刊印刷媒介进入中国的过程就是传播的“传递观”的最好诠释.为了“全球化”以及更深远的目的,传教士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中国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实现了空间和地理上的位移.传教士们在传教和发展信徒的同时,还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以期控制和改造中国这“荒蛮”的封建社会,建立和开拓“上帝”的领地,实行一种他们认为的“救赎”行动,这是“传播”一词的精神含义.之后每一种新兴的传播技术都被视为一种征服空间和人类的理想之物,报刊印刷媒介进入中国即是如此.“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那么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4]（P7）仪式观来自一种宗教观,“它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为的是强调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P7）传教士们就是为着实现这两个在当时还有点模糊的观念来华传教的,但是他们的传教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传播基督教义来控制中国人,构建他们自己预想中的文化世界,最终实现支配中国人的一切行为的目的.
大众传播（即报刊印刷媒介）的产生始于十五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机械印刷复制技术,它给人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历史分为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等三个不同的时期.口传文化时期,人的交流是面对面的、在场的、双向互动的,在这种语境中,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而印刷文化时期,印刷复制技术的发明使得信息具有了可复制性,几乎无限地扩大了人类分享信息的能力,信息的交流不再依赖于是否在场,它可以储存在可移动的印刷媒介（如报刊、书籍）中,于是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时代,报刊媒介被称为具有现代性质的“第一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实现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我们今日所接触的现代报刊不是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来自西方,是西方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的主要传播手段和工具.传教士们看中的是报刊印刷媒介的传播功能和作用,因为报刊印刷媒介不仅是信息的增值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传输管道,更是信息所走的道路上权力很大的把关人.它可以对信息进行有效取舍,及时收集大量信息并使之快速增值和极其广泛地传播和利用,在控制和扩散信息的同时使自身能量发生量变,也就吸引到了更多的人的注意力.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印刷媒介在欧洲历史中多次起到了重大的革命性力量,如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印刷媒介的巨大促进作用,其实这个作用是相互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报刊印刷媒介的发展,报刊印刷媒介又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书籍和报纸的作用；还有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都离不开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教科书的复制刊印更是在人民渴求知识的时候,不失时机地配合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事业.报刊印刷媒介的巨大作用不胜枚举.
确切地说,晚清之前的中国并不是西方传教士所认为的“荒蛮”的地域,他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文化的浑厚可以消解任何异域文化.虽然中国的识字人口所占比例不大,也没有廉价的报纸、便捷的交通和先进的机械文字复制用品,但是中国人民和历代王朝有着自己的文化、文明和信息的传播方式,并自得其乐、自给自足地生活着,并一直将自己的国土认为是“王土”“天朝”.所以说,传教士们想把“上帝的福音”和西方的文化、文明传送到自己并不熟悉的“荒蛮”中国,就必须得利用先进的现代的传播工具和手段以及有效的传播策略.实际上,东西方之间在自然地理、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宗教信仰上都存在天壤之别.这种“传递”“运输”“传达”的解决方式,只可用一句笼统的话来说,就是“东西方的沟通”.而在中国非常封闭、排外的时代,传播的“交流”特性很难做到.那么,传教士要做的就是“嫁接”,把西方的文化嫁接到中国的文化基础之上.在嫁接的同时,需要吸收中国文化的养分,这种工作实际上就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艰巨任务.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不信奉上帝的地方,把古老的欧洲文明嫁接到世代鄙视异域文化的国度,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而嫁接所产生的效果也一定不是传教士们所预期的,结果一定是一种不同质的新的文化的出现,而且嫁接后的痕迹更是清晰可辨,需要时日的磨合.要把新的经验在古老的东方“仪式化”并巩固下来,一定要取自东方本土的资源才能完成.东渡的传教士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从一开始就极其细致地、有预谋、有计划地做着本土化的努力.
现代报刊“本土化”形象培植
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对中国贸易的日益增长,英国政府特别想早于其他国家打开中国一直紧闭的大门,以抢占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于是就率先采取了传教、办学、行医以及出版书籍报刊等方法,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期配合日后的经济侵略.“从1815年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创办了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5]（P10）外国人在中国所办报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外文报刊、中文教会报刊及中文商业报刊.外文报刊以殖义者母语出版,主要面向殖义者发行.由于当时懂西文的中国人士较少,所以这类报刊并不掩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和实质,“同样是外国人办的报纸,英文报纸要比中文报纸的侵略性更强、的叫嚣更露骨”[6]（P74-75）.这类报纸尽管办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大量关于中国的新闻,但是从编辑人员、报刊形式等各个方面来看,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本文不作为重点论述）.然而,教会中文报刊和中文商业报刊在创办、发行过程中,虽程度不同但都相当自觉地在追求中国化和本土化.
中国早期的现代报刊不仅仅是传教士用来传教的工具,更是他们企图控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最理想手段.作为大众媒介的报刊,其工具行为比较复杂,因为在中国报刊尚属外来的新生事物,不被政府和民众所接受,这就需要它不断地包装和改变自己的异域形象,以期被中国的受众接受,达到传播的“说服和要求”的目的,即最终达到传播的“控制”目的.所以,这个时期是现代报刊是否能够和如何顺利进入中国,西方的传播思想能否和如何影响国人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报刊及传播活动的是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由于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从事传教及出版活动,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包装报刊等印刷媒介的外表,伪装他们的传播思想和目的,以使传播行为能够顺利进行.
传教士和商人们最初是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南洋等华人聚居地创办中文报刊、书院及印刷所,出版报刊和宣传小册子,然后再伺机进一步把地盘扩展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终深入到中国内陆地区,以深化传教等传播活动.在所办报刊的形式和内容上也是力求本土化,用国人熟悉的形式以便被接受.
中国具有现代性质的报刊印刷媒介（包括报纸和杂志）,一般被认为始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杂志.作为一份以宗教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号召中国学人要勤于考察世俗人道,分辨是非善恶,劝人向善.其所载文章内容大多属宗教之事物,宣传上帝的全德全能.还有天文地理等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的文章,和现代科技常识,有利于中国人了解科学和西方文化,后来又增加了时事政治新闻报道和通俗易懂的插图等.“在宣传策略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处处附会儒学,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相比附”[6]（P45-46）,每期封面都印有《论语》语录,例如：“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等,落款是“博爱者撰”,但刊物的内容与儒学毫不相关.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杂志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类似中国的线装书.[6]（P45-46）1821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1823—1826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模仿续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两种刊物内容、风格、外型形式一致,每月一期,每年一卷,内容为宗教、时事、历史以及杂俎等.1828—1829年,英国教会组织在马六甲又传播了第三份中文月刊《天下新闻》,也是宗教性刊物,由于是商人资助,刊物商业色彩增加,内容以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和宗教为主,宗教色彩相对淡化.与前两种刊物不同的是,《天下新闻》对刊印形式进行了大胆尝试,实行散张,类似今天的新闻纸.
1833年,德国籍汉学家、传教士郭实腊在中国本土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传媒意义的现代期刊.从此,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闯进了中国,也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新的阶段.该刊物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将原来的宗教为主的办刊主旨做了调整,把主要内容调整为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贸易活动、世俗杂谈等,增加新闻以及各国家情况介绍,宗教内容则退居次要地位.在宣传策略上,期刊也注意附会儒学,版式采取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大小相当于现在的32开书籍,刊号则使用当时清政府皇帝的年号纪年,署名“爱汉者”；封面上印有中国传统格言,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多录自《四书》,尽最大可能在表面上与中国文化相吻合.刊物通过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文明及先进科技成果,旨在打破中国人闭关自守的观念,为国人最早认识世界开启了一扇窗户,并对中国现代报刊的诞生在版式、内容、编辑、办刊方针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示范作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现代报刊史、新闻传播史和新闻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刊物在中国境内出版,只有淡化宗教色彩才不致于被清政府查封,从刊物的名字上也可看出其宗教色彩的弱化趋势,“东西洋考”就是介绍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信息资讯等的现代传播的成分.可以看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初步具有了报刊自我定位、自我形象设计、自我推广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虽然略显短视,且其规划也欠连贯,技法也不系统,但是其现代性色彩却显露无疑.1838年,麦都思又在广州创办了《各国消息》月刊,办报方针和内容都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相似,不同的是宗教性内容已不复存在.
早期传教士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办报刊,大都属于宗教性报刊,其目的一是阐发教义、发展教友；二是宣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以便为以后的殖民统治做舆论宣传；三是发布经济信息,重商业利益.在20几年的时间里,传教士们所办报刊,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而政治和经济色彩日益浓厚.办报刊的人大多是传教士,少部分是在华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熟悉中文,熟悉中国的情况,有的就是“中国通”,能在中国许多地方自由地交流和生存.但他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文言古文化还达不到精通,所以他们大多请中国人协助办报刊.这些中国“助手”们成为日后国人报刊的第一大力量,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办报刊的要务,更加熟悉中国的本土状况和国人的文化水准,为现代报刊的本土化埋下伏笔.
虽然西方传教士在华办报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和传播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以殖义立场为西方侵华作准备,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国家自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向外扩张的野心也在膨胀.而清政府为了抵制西方的入侵,采取了一系列闭关自守的政策,中西方文化得不到交流,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从学习.传教士们带来现代传媒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现代文明带进了中国,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矛盾冲突,这是由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截然不同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要地位,它的核心内容是封建的*纲常,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固化的文化心理和观念.中国社会对于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观念是难以平静地接受的,所以冲突不断.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为了避免冲突,消除国人的抗拒心理,传教士们想方设法采取了一些“附会”的手段,把他们自己的目的隐藏或包裹在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里,进行隐蔽式浸入.如早期的报刊,在每期封面上都印有摘自《论语》的句子,报刊的形式如同中国的线装书,采用雕版印刷等等,这是西方现代报刊最初进入中国时的方式方法.
自战争至18世纪60年代末期,是西方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传播业开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国门被打开,由于有了“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办报行踪几乎遍及全中国.这一时期办报刊的目的比之前有所变化,办报不仅仅是为宗教、文化目的,更多是商业目的,而且政治侵略目的更加明显.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办的外文报刊,由于读者都是外国人,对他们的扩张野心和罪恶的侵略行径毫不隐瞒,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它们很重视“文字播道”,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方言繁杂,办医院、学校等都不如印报刊宣传来得广博、迅速,而且中国的文字是统一的,有利于报刊的刊播.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书报印刷传播的快捷、高效、廉价效果,以期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控制国人的精神和思想的目的.用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话来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5]（P19）,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刊,“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1860年外国教会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32家,比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而之后发展的更快,到1890年发展到76家,比1860年又增加了一倍.”[5]（P19）18世纪中期,香港首先成为报刊特别是中文商业报刊的崛起之地,各国在这个经济、交通要地创办商业报刊.到18世纪末,上海成为全国最繁荣的报业中心.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中文报刊的创办者都是外国传教士,报刊的性质虽然属于宗教性报刊,但内容不再仅限于宗教教义,而是综合性期刊.如1853年,麦都思在香港办的《遐迩贯珍》,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办的《六合丛谈》,都增加了文学内容.特别是1868年林乐知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它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改名之后,宗教色彩淡化,政治色彩渐浓,其出版时间之长（直至世纪末）,影响之大（从教徒到社会各界）,成为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重要传播工具.重要的是《万国公报》还参与到中国的政治改革,“企图引导清廷当局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改良,……企图由外国人和他们所培养的买办知识分子掌握中国的宣传大权.”[6]（P60-61）比较著名的教会报刊还有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办的《格致汇编》,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889年办的《成童画报》,后来改名《福幼报》,是中国最早的儿童刊物之一；1891年林乐知办的《中西教会报》等.还有法国教会办的中文报刊,如《益闻录》《圣心报》,办报时间长,且影响较大.
由于中外贸易的需要,外商在上海创办了大量的中文商业性报刊,并很快成为上海报业的主流,其中问世最早的是1861年的《上海新报》,影响最大的有1872年的《申报》、1882年的《字林沪报》和1893年的《新闻报》等.经营的最成功的是《申报》,创办人是英国商人美查.《申报》的办报目的是纯商业的,所以对报纸质量极其重视,主笔一直是中国人,以期为中国读者喜欢.《申报》在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地域性等方面做得很好,并向各方征求文学稿件,宣布对送刊的稿件“概不取值”,并向作者赠送报纸数张,以示酬谢.这对一直是自己掏钱刊印作品的文人来说是一个大喜讯,对创作也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中国日后兴起的稿酬制打下基础.
到了19世纪中期,报刊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读者群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读者,外报还以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来迎合中国读者习惯.申报馆可谓这方面的先驱,《申报》的主要读者群为旧式文人,为满足这一群体的阅读兴趣与爱好,《申报》向社会征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6]（P64）,刊登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申报馆在征收了过多的文学稿件后,特别刊印了文学期刊《瀛寰琐记》,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瀛寰琐记》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刊物.《字林沪报》则通过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及《花团锦簇楼诗》等旧的文学样式来扩大发行面.[6]（P69）
《申报》业务史上最大的创举是开辟专门刊登文艺类作品的版面,成为以后报纸副刊的先驱.后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都效仿《申报》开辟了副刊,专门刊登文艺类作品.申报馆在《申报》创刊不久的1872年11月11日,又创刊发行了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刊有诗词、骈文、散文、小说、翻译作品,以及时事政论、史料、知识小品等.[6]（P69）连载的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日本名著《江户繁昌记》为后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小说连载新形式的昌盛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1876年,申报馆刊发的《民报》,将读者群体直接指向文化程度较低的下层社会,以使之扩大见闻、增长知识.《民报》是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开使用白话和标点符号办报刊之先河.申报馆还兼营出版业务,创办书局出版社,如点石斋印书局、上海图书集成局等,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等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大部丛书,对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卓有贡献.《申报》在发行、广告等报业经营业务上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6]（P67）《申报》是我国商业性报纸成功的典范,它的创办和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带动了上海商业性报刊出现繁荣局面.
《申报》还不断拓宽新闻的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本土化的新闻来吸引读者.1874—1877年,用3年时间连续报道杨乃武被诬事件的整个过程,在中国影响非常大,使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大新闻.[6]（P66）有些报纸甚至用方言来写作,比如福建出版的《教会使者报》《厦门新报》《漳泉公会报》均用闽方言写作,广东汕头出版的《潮惠会报》,则用潮汕方言编写.适当运用方言,追求的是新闻的进一步本土化,打造报刊的本土特色；增强了报刊的亲近性,适当运用方言,便于方言中心区的方言言说者与非方言言说者沟通,从而消除国人对外人的抵制.[6]（P71-73）
19世纪中后期,办报人的身份、办报目的、办报思想也复杂起来.因为各自的利益,传教士、打着教会旗号的商人、政治掮客等都在积极办报.这时的传教士办报,也不再只是热衷于“阐发教义”“发展教友”,“宗教”不再占主要地位,而时事、政论、事务、消息等新闻资讯类以及文学类内容增多.这也是办报刊者的斡旋之计,一是由于中国基督教精神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二是由于传教士的身份带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印记,中国人对他们一直是冷淡和排斥的,所以他们也只好采取灵活的宣传策略,增加没有宗教色彩的时事、文学等内容.经过调整,传教士们注重了文化传播色彩,这也正暗合了中国人崇尚先进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期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愿望.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教会报刊愈加兴盛,读者也慢慢增多.
直至19世纪末,宗教性质的报刊仍是在华外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90年据美国传教士法罕统计：自1860年至1890年,基督教系统在中国发行的报刊累计已达76种,其中宗教性质的40种,“世俗”的即所谓“文化”性质的36种.1895年,据李提摩太统计,自1815至1894年,全国先后出版的中文近代化报纸共有76种,其中60%为教会方面主办；仍在出版的28种,教会方面主办的有15种,占54%.[6]（P70）全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报刊大多是传教士创办,随着开放口岸和城市的增多,外国人创办的报纸遍及全国各地,他们的努力前后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到19世纪末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传教士或教会组织先后创办了中、外文报刊170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5]（P18）,形成了一个在华外报网络.这些报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影响重大,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在19世纪末,配合着维新改良运动,中国人自办报刊在中国兴盛起来,传播活动空前高涨.报刊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发了梁启超等人之后的办报、办文学期刊、创作“新小说”等一系列“启蒙”“新民”活动.
国人办报热潮兴起：传教士办报时期,西方新闻观念在中国传播最快.传教士们在报刊的“序”“小引”“缘起”“告白”“启”“宗旨”等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文字中,对西方的文化观念、传播学思想、传播理念都有涉及.在力倡办报方面,还专门刊发文章加以论述.如1834年（道光十四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刊登的《新闻纸略论》,介绍了西方报纸的起源,以及各国报纸的出版情况及新闻自由等等,是中国报刊发表的第一篇介绍西方新闻思想、新闻理念的文章.后来在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上,这种内容的文章很多,特别是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后,很注重这方面的宣传和介绍,“当时《申报》把各国的报纸现状,及其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报上反复阐述,促使中国人重视报纸上的报道.此举使《申报》扩大了销路,也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化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7]（P4）此类文章对中外报刊的社会功能、办报方针、办报理念、报刊业务问题、中西方的报业总体状况等都进行了介绍、研究、论述.这些办报实践和理论宣传对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必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最终被国人关注,开始有效地模仿办报刊的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1862年,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系《字林报》或《字林西报》之中文版）面世,1872年全国第一大报《申报》出版.著名改良主义者王韬1871年也在香港购下印刷所,成立中华印务总局,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中国人也开始了自己办现代报刊的历史.
戊戌变法期间,报刊宣传与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变革密切相关,国人掀起办报刊的热潮,报刊在思想启蒙、舆论动员方面,发挥了其他社会组织难以企及的作用,报刊成为政治变革的倍增器.梁启超在1895年和1896年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章炳麟1897年创办《苏报》等.甲午战争后,仅上海一地就有民办日报报馆32家,报纸66种,杂志数十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民间自办的报纸杂志风起云涌,掀起国人办报刊的第一次.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有124种.辛亥革命后,“‘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全国报刊达500家之多.袁世凯上台后,曾封闭查禁,使得新闻界一度萧条冷落.到1919年,据胡适统计,全国有报刊400种；到1921年,全国报刊总数为1104种；而到了1927年,据估计全国共有报刊2000种之多.[8]（P208）
晚清的最后十几年,是现代传媒正式在中国登场并成功塑造出自我形象的时期,到五四时期塑型完成,并得到更大发展.现代传媒参与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兴盛以及变化的整个过程,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内容和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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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
[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6]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冯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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