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体育参和影响因素基于户籍比较的视角,本文是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流动人口和户籍和视角有关论文范文集.
流动人口论文参考文献：
王伶鑫, 周皓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以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以户籍差异为视角,使用CGSS2015数据,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两类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度要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影响要素的作用模式与城市本地户籍居民相类似；对两类户籍流动人口而言,受教育程度提高对体育参与具有促进作用,社会地位评价较低对体育参与有阻碍作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经常使用互联网可以提高体育参与频率,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则通过社会交往促进体育参与.研究结论：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存在户籍差异,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体育参与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反映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户籍比较；户籍差异；城乡二元体制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4001206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Based on Comparis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WANG Lingxin, ZHOU Hao
(Dep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ook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nonagricultural migrant work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residence. The latter participated more actively in sports than the former.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level could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sports. Low selfrated social status had negative impact on participation of sports. The use of internet by the agricultural migrant workers could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Nonagricultural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participation benefited from their social communication. It could be seen that the differences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dual household structure in China.
Key words:
migrant population; sports particip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来塑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健康中国”战略思想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育作为提升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体育锻炼能够集合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对个体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新时期,体育还承担着促进全民生活方式积极转变的惠民使命,改善个体的亚健康状态,促进人的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1].要完成这一使命,关键在于将体育事业落实到个体层面,这就需要增强体育意识、促进体育参与,并对可能存在体育参与缺失的群体给予关注.
流动人口是体育参与人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体育参与对流动人口的工作、生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推进全民健身、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社会现实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其自身各维度的健康水平,降低健康风险,进而使工作质量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体育锻炼提供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交流的机会,通过体育锻炼,能够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进而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促进流入地城市的和谐发展.但现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群体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育权利缺失状况,属于体育参与中较为弱势的群体.本研究从户籍差异的角度入手,分析探究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是否因户籍不同而不同,同时与城市本地居民的体育参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目前还面临哪些阻碍,并提出相关建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18-59岁流动人口为分析对象,并辅之以当前居住城市本地户籍居民作为比较组进行分析.其中,流动人口进一步限定为跨县及县以上区域流动、当前居住在城市并在流入地城市有工作收入的人群.主要研究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情况分别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与当前居住城市本地户籍居民进行比较.
第4期王伶鑫,周皓：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户籍比较的视角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第52卷
1.2研究方法
采用数理统计方法,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数据来源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因变量为是否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自变量包括户籍类别、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健康、社会资本等.经筛选后流动人口案例数为717,其中农业户籍流动人口412人,非农户籍流动人口305人；城市本地户籍人口的案例数为1 968.
变量的具体设置如下：体育参与频率为二分变量,由“过去一年,您是否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体育锻炼”进行测量,将回答中的“每天”、“一周数次”、“一月数次”合并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项,赋值为“1”；将“一年数次或更少”和“从不”合并为“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项,赋值为“0”.流动人口由“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来判断,户口在本乡（镇、街道）和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的标记为本地人口,户口登记地在本区/县/县级市以外的标记为流动人口.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评价；健康状况包括自评健康和BMI指数；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交往和互联网使用.
2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视角,对不同户籍类型的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状况进行分析.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并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乡—城人口流动现象,这一理论随后被广泛地运用到发展中国家被捕人口流动的分析中,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扩展[23].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城乡分割的状态.随着对人口流动的政策放松,伴随着经济改革,越来越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中,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因此可以将流动人口相关问题放置到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
当前针对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研究显示,在宏观上我国流动人口存在着一定的体育权利缺失现象,在个体层面上流动人口存在着体育需求,并且体育参与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积极的体育参与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具有提升作用.一方面,体育锻炼能够成为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切入点,同时也增进了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提升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增强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打造和谐的城市关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能显著提升其幸福感,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交流与互动,增强社会资本的水平,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有效手段.
但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体育锻炼情况还受到了一些因素的限制,针对流入地农民工体育参与情况的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水平不甚理想,这一现象一方面是由流动人口的内生性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个体层面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体育认知意识较低、工作强度较大以及闲暇时间过少等,制度层面的制约因素包括体育设施的开放性还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壁垒”,农民工无法充分使用体育设施,同时城乡文化差异导致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度不高等[48].还有研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分析了其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体育健身知识的掌握和体育锻炼意识上较为全面,制约其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来源自社会歧视[9].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我国的流动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户籍来源上看,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构成了流动人口的主体部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中乡城流动人口占比最高,为63.30%,而城城流动人口的占比也达到了21.15%[10].因此城城流动人口这一群体也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的重视和关注.
总结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较多地关注农民工群体,也就是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状况,而较少地从流动人口内部的户籍差异入手进行分析.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一方面导致了城乡之间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城乡居民所获得公共服务、福利待遇等有所差别；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导致农业户籍人口和非农户籍人口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因此在流动人口内部,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可以视为具有异质性的两个群体,他们的生活背景、行为意识等有所不同,因此其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可能有所差别.因此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差异化研究可以从户籍的角度切入,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流动人口参与体育锻炼受到了哪些因素的推动和阻碍,特别是流动人口内部是否呈现出了体育参与的异质性,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促进流动人口体育参与、体育意识的建议.
3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户籍差异表现
3.1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户籍差异
图1比较了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频次,从图中可以看出,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度要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将近30%,可以被归为“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也已过半数,这说明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群体中,体育参与仍然没有普及开来.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在“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和“一年数次或更少”选项上的比例均小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并且在较高锻炼次数的分布上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这一结果初步体现了流动人口内部的体育参与程度产生了户籍差异（图1）.
图1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频次分布
3.2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男性的锻炼频率总体上高于女性,并且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锻炼频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低频率上的分布都要小于农业户籍
流动人口,而在较高的锻炼频率上分布要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这进一步说明,虽然流动人口的体育锻炼频率存在着一定的性别差异,但是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水平在总体上还是高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表1）.
表1分性别的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频次
农业户籍非农户籍
男性女性男性女性
从不26.2633.1813.3822.09
一年数次或更少21.7222.4319.0119.63
一月数次19.1919.6322.5420.86
一周数次18.6913.5525.3520.86
每天14.1411.2119.7216.56
N198214142163
3.3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受教育水平差异
表2和表3显示了教育水平和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情况之间的关系.从频次分布表中来看,受教育程度与体育锻炼频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皮尔逊卡方检验均高度显著.从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的角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者中从不或几乎不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较高,这一比例在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教育程度中均超过50%.但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每天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仍达到了27.27%,远高于农业会机流动人口的8%.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总体上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有12.24%每天都进行体育锻炼,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这一比例为16.29%.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中受教育水平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不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比例要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分析.从总体上看,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在各个受教育阶段上都有着较高的体育参与水平.
4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4给出了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并且与全部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进行了比较.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主要从社会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经济地位四个方面展开.
（1）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年龄总体上对体育参与起到了正向作用,也就是年龄越大越有可能经常进行体育锻炼,这一点在城城流动和城市本地模型中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说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价位类似,年龄越大可能健康意识越强,越注重身体健康,因此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
表2分受教育程度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频次
受教育程度
体育锻炼频率（%）
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N
小学及以下53.3316.0013.339.338.0075
初中35.6224.6613.7012.3313.70146
高中19.3524.7327.9612.9015.0593
专科及以上13.2720.4124.4929.5912.2498
总计412
注：Pearsonchi2(12)等于55.7522P等于0.000.
表3分受教育程度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频次
受教育程度
体育锻炼频率（%）
从不一年数次或更少一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N
小学及以下45.459.099.099.0927.2711
初中36.3612.1212.1215.1524.2433
高中22.8926.5114.4618.0718.0783
专科及以上10.6717.9827.5327.5316.29178
总计305
注：Pearsonchi2(12)等于33.8474P等于0.001.
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之间性别的作用显著度较低,仅在0.10水平上正向显著,可以认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的影响在农业和非农户籍模型中并不显著,也就是说不同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都未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但是在全部流动人口在城市本地模型中,与未婚相比,在婚对经常性体育锻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是在婚人群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进而压缩了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
（2）人力资本变量的影响.人力资本变量主要由教育和健康组成,随着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会对体育参与产生促进作用.首先来看教育的影响,在所有模型中受教育年限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不论是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还是城市本地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可能性也越高.
再来看个体健康的影响.自评健康只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模型中有显著的作用,与评价为不健康的人相比,自评健康为一般的人有更高的可能性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根据流动人口的健康选择理论,越健康的个体越有可能流动,在流动着群体内健康较差的个体更有可能选择返回家乡.据此可以提出一种解释,乡城流动人口中健康评价较差的人群,可能由于年龄的增长、工作强度较大,在流入地经历了健康损耗的过程,因此客观条件上难以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而健康评价为一般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可以通过体育锻炼的形式提升自己的身体健康水平,免于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
健康状况为一般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更有可能进行经常性的体育锻炼,且只存在于乡城流动人口中,从总体上来说这可能与这一群体所从事的工作类别有关,乡城流动人口多从事重体力的工作,这类工作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更高；而城城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与乡城流动人口有所差别,重体力工作的比重下降,对身体健康的选择性并不明显,因此没有呈现出体育参与上的差异性.
基于BMI指数的是否肥胖指标在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模型之间作用不同.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模型中,与体重正常的人相比,体重过轻者更不可能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在非农户籍模型中,则是肥胖者有更低的可能性会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
（3）社会资本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即流动人口的社交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在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模型中,经常性的社会交往显著地增加他们进行经常性体育锻炼的可能性,但这种效应在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中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生活习惯等与城市本地居民更为接近,在进行社会交往时遇到的障碍更少.城市本地人口模型结果显示,与很少社交相比,一般强度和高强度的社交都对经常性体育锻炼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社交是增进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社交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模式与城市本地人口较为接近.社会交往反映了个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社交提供了人际交往的空间和体育交流的平台,进而促进了体育锻炼行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并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信息成为一种新的资源.模型中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一项就是希望从新技术运用的角度对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进行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的提高对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与城市本地人口模型结果相一致.这说明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农村可能由于体育氛围缺乏、体育意识薄弱,没有很好地进行体育锻炼活动,但是通过对互联网新技术的运用,能够从互联网中获得与体育锻炼相关的新闻、知识、技巧等,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逐步接触、感受和融入城市的生活方式,增加了体育锻炼的频率.
（4）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这里包括了个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评价两个变量.社会地位评价的作用在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之间表现出一致性,与评价为和其他人地位差不多相比,社会地位评价较低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经常性体育参与的可能性.这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偏低的流动人口在自我认同、生活信心方面也处在较低的水平,由此会造成参与体育锻炼频率降低,是一项阻碍因素.个体收入在各个模型中没有呈现显著的作用.
表4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
(1)全部流动(2)乡城流动(3)城城流动(4)城市本地
年龄0.0353**(0.0110)0.0301+(0.0160)0.0453**(0.0171)0.0242***(0.0064)
男性0.3250+(0.1679)0.3033(0.2274)0.4832+(0.2660)0.2215*(0.0999)
受教育年限0.1529***(0.0276)0.1336***(0.0390)0.1833***(0.0507)0.1239***(0.0173)
收入对数-0.0421+-0.0327-0.0641+-0.0100
(0.0222)(0.0295)(0.0373)(0.0143)
婚姻状况（0等于未婚）
在婚-0.4983*(0.2239)-0.5897+(0.3148)-0.4658(0.3369)-0.5233**(0.1648)
离婚或丧偶-0.4474(0.4496)-0.8509(0.6212)-0.1569(0.7092)-0.3335(0.2563)
自评健康（0等于不健康）
一般0.8976*(0.3879)1.1009*(0.5058)0.8983(0.6531)0.0974(0.1983)
健康0.3968(0.3451)0.3988(0.4405)0.5096(0.5970)0.2449(0.1815)
肥胖状况（0等于正常）
过轻-0.3159(0.2599)-0.9445*(0.3984)0.2611(0.3903)-0.0021(0.1813)
肥胖-0.5488(0.3697)-0.1929(0.4709)-1.1974*(0.5974)-0.1335(0.1904)
社交频率（0等于很少）
有时0.2368(0.1848)0.2843(0.2468)0.2134(0.2888)0.3938***(0.1113)
经常0.4490*(0.2289)0.1940(0.2979)0.8923*(0.3857)0.6324***(0.1295)
互联网使用频率（0等于低）
一般0.9592*(0.3737)1.0856*(0.4488)0.5052(0.7443)0.5960***(0.1808)
高0.3944(0.2638)0.7119*(0.3390)-0.1342(0.4723)0.5072***(0.1379)
社会地位评价（0等于和其他人差不多）
较高-0.2254(0.4097)-0.1438(0.5722)-0.5110(0.6101)0.4225+(0.2461)
较低-0.5862**(0.1810)-0.5661*(0.2300)-0.6563*(0.3106)-0.2020+(0.1097)
常数项-3.0217***(0.6874)-2.8095**(1.0047)-3.4244**(1.1766)-2.5326***(0.4024)
N7174123051968
chi299.234560.553638.2616196.5744
ll-444.7713-254.9891-182.4534-1228.5159
注：+P<0.10,*P<0.05,**P<0.01,***P<0.001.
有研究指出,教育与个体健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城乡差异和阶段性[11],因此进一步将受教育年限拆分成受教育阶段,回归结果见表5.以初中作为参照组,教育对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在较高教育水平上作用明显,并且在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之间的作用模式不同.对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而言,与初中教育水平相比,小学及以下水平对增强体育锻炼没有作用,在高中和专科及以上水平上显示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在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中,只有专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对流动人口的经常性体育锻炼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与之相比,城市本地人口每提升一个教育阶段,都会对经常性体育锻炼起到促进作用.教育关系到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进而影响到体育锻炼意识.虽然个体的教育程度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很少再发生改变,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提升流动人口的体育相关知识,增加他们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热情,并让体育锻炼意识落地,转变为体育参与行为.
表5教育阶段对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
logistic回归系数
logistic回归系数
全部流动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城市本地
参照组＝初中
小学及以下-0.2974
(0.2982)-0.1776
(0.3405)-0.3013
(0.7520)-0.6030**
(0.2151)
高中0.4347+
(0.2317)0.6377*
(0.2935)0.1032
(0.4592)0.3231*
(0.1336)
专科及以上1.1892***
(0.2338)1.0453**
(0.3222)1.2539**
(0.4638)0.7849***
(0.1461)
其他变量（略）
N7174123051968
chi2100.516461.490941.4761191.8469
ll-444.1303-254.5205-180.8462-1230.8796
注：+P<0.10,*P<0.05,**P<0.01,***P<0.001.
5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频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在体育参与频率上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影响农业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要素也不尽相同.从总体上来看,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与城市本地人口较为接近,可能是因为文化背景、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一直程度较高；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既有促进因素也有阻碍因素,两类流动人口体育参与的差异体现了城乡二元体制社会背景的影响.
从影响因素上来看,流动人口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社会交往、互联网使用以及社会地位评价都会对体育参与产生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加大体育知识的宣传和覆盖面,通过知识的普及培养流动人口的体育锻炼意识,有助于流动人口切实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本研究的一个新发现是社会交往和互联网的使用会提高流动人口体育参与水平.体育参与与社会交往是一个相互的过程,积极的社会交往可以带动流动人口进行体育锻炼；在体育锻炼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因此扩展了自己的社交范围,有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互联网的使用使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参与到经常性体育锻炼中来,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新媒体成为给流动人口群体获取信息、展示自我的新平台.特别是对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而言,互联网带来了更多更新的信息,为他们打开了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平台.将互联网与体育发展联系起来,可以成为流动人口体育参与建设的新思路之一.
个人是嵌入在社会中的,流动人口经历了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其生活习惯、文化观念、行为态度等也逐步受到流入地城市的影响.将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发展进程联系起来,有利于流动人口体育权利的保障,进一步实现个体的城市化,促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的和谐发展.既然不同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体育参与状况有所不同,那就要有针对性地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体育服务,推进流动人口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拓宽全民健身的推广路径,促进流动人口的体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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