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归乡言说鲁迅《故乡》和张承志《黑骏马》的比较阅读,该文是鲁迅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张承志和《黑骏马》和穿越时空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鲁迅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归乡”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一直延亘于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五四时期,鲁迅在《故乡》中开“归乡”言说之新境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承志的《黑骏马》则是对传统“归乡”母题的呼应与延伸,但两位作家笔下归乡者的形象、归乡模式及归乡结局均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旨在以《故乡》和《黑骏马》的比照性阅读为研究基础,探讨当代作家张承志与现代大师鲁迅在“归乡”主题上的精神联结和文脉渊源.
关键词：鲁迅；张承志；归乡；比较阅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6-0117-03
故乡对于人的普遍意义,在于它承载了个人懵懂时期的生命体验,代表着依偎和庇护,具有持久的诱惑力.因此“归乡”也成为文学创作中历久弥新的叙事母题.西方文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建构了奥德修斯返乡的传奇,中国文学史上的“近乡情怯”“远望当归”也可窥得“归乡”言说的豹之一斑.
五四时期,鲁迅在《故乡》一文中开了归乡言说的新境界.在启蒙视域下,“归乡”不再是单纯的情感寻根,而对故乡风物多了一份理性观照,这与鲁迅的成长体验分不开.鲁迅诞生在绍兴府会稽县,周氏一族是当地大族,虽家道渐衰,但生计无虞.自家屋后的百草园、绍兴的民间戏剧……美好的童年记忆与对故乡风物的忆写交融,是鲁迅笔下难得的温暖文字.祖父因贿考案入狱后,祖父因贿考案入狱后,鲁迅成了可怜的“乞食者”.寄人篱下的生活使“故乡”成为鲁迅心中屈辱的隐痛.因此,“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成了鲁迅决绝的选择.①
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方兴未艾,以韩少功、张承志为代表的返城知青也纷纷以其插队的生活体验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一大批后来被称“知青小说”“寻根文学”的作品.1982年,张承志的《黑骏马》一文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张承志曾坦言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黑骏马》也与《故乡》在叙述主体、故事结构、文章主旨上形成了时空对话.但张承志的“归乡”言说并非是对鲁迅模式的简单模仿,通过两篇文章“归乡者”的异同分析,我们可以窥得两位作家的文脉渊源和不同的“归乡”思考.
一、“归乡”模式的差异分析
（一）归乡心境差异：“悲”与“愧”
《故乡》的开端从游子归乡将至写起,阔别故乡二十余年的“我”在深冬回到乡村,却不见记忆中的故土：“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二十余年,两千余里,游子归来却不见记忆中的故土,只能以“这次回乡,本就没有什么好心续”聊以.故乡晦暗的色调透露出作者“臧否不知所云”的悲凉心境,也暗示出“归乡”后“永别”的结局.在忆及童年玩伴闰土时,“我”一扫怅惘悲哀之情：“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然而,当瑟缩灰黄的闰土站在我面前,恭敬地叫出“老爷”的时候,我也从喜悦的顶峰跌落谷底.那“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使昔日的玩伴成了“木偶”,也使故乡带给“我”更大的悲戚.
在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中,归乡者的心理则以愧疚为主.面对草原生活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青年白音宝力格渴望接受新的知识,他憧憬着“带着魁梧的身量和铁块一样的肌肉,还有一身本领回到草原”.当心爱的姑娘索米亚被黄毛希拉亵渎却接受厄运时,白音宝力格无法接受而离乡.他选择了“更文明”的新途,也断送了爱情.可是现代文明留给他的只是“刻板枯燥的公文：无休无止的会议：数不清的人与人的摩擦”和“一步步逼人就范的关系门路”.处在文化断层的白音宝力格成了“零余者”,只能在悔恨与愧疚中重返故乡.
（二）归乡者身份差异：“俯瞰”与“平视”
鲁迅笔下的归乡者是接受了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乡土是麻木、愚昧、闭塞的,处在一种失语状态之中.“我”记忆中那个“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的少年形象越生动越纯朴,如今这个瑟缩灰暗的闰土就越显出病态和愚昧.农民所受的苦难与精神奴役打破了我童年记忆中对故乡温情的想象,于是“我”在与永别故乡时才感叹：“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乡土的病态是“我”依托启蒙主义观念做出的判断.从一开始故乡就是“我”俯瞰的对象,无论是“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还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的中年闰土,均是“我”依托启蒙观念看到的乡土的病态.
在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作为知识分子不再承担道德批判的功能,而是与草原处于平视的地位.面对接受了新科学的知识分子,草原儿女也不是卑躬屈膝的逢迎与附庸,而对归乡者具有了救赎意义.②白音宝力格在现代都市中寻找归宿,却难以找到人生的真谛,重新回到了伯勒根草原.在故乡,他见到了曾经的恋人索米亚.索米亚传承了白发额吉的生存理念,是草原女性的一种具象化符号.一方面,她接受厄运,是落后习俗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她身上也有草原儿女坚韧的秉性.这种宽容与不屈也使得处在两种文明二律背反中的白音宝力格得以从愧疚悔恨走向释然.
（三）归乡结局差异：“离别”与“救赎”
鲁迅的“归乡”常被概括为“离开——归来——再出走”的叙事模式：归乡者怀着浓烈的乡愁与美好想象回到故乡,收到的却是“回不去”的彷徨.人心的隔膜、封建宗法制度的残余往往将鲁迅笔下的归乡母题引向同一个结局：再度离开.《故乡》的思想脉络从失望（故乡的凋敝和老屋的萧索）——希望（童年回忆中闪现出“小英雄”闰土的形象）——更大的失望（杨二嫂的市侩与中年闰土的瑟缩）——更顽强的希望（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③一方面,鲁迅是为明天战斗的作家,他渴望破除“厚壁障”,创造一个新生活.另一方面,水生与宏儿的情谊也可能再次经历我与闰土的轮回,这种消极回归是对“立人”思想的叩问.在“兵、匪、官、绅”的外力倾轧下,百姓的自我发展与人格养成几成奢谈,又该向何处寻孕育张扬生命力的土壤？于是,《故乡》中“我”的离去,正是在“呐喊”与“仿徨”的双声中对绝望的反抗.
《黑骏马》同样讲归乡者面临的时光荏苒与物是人非,但归乡结果却大有不同,白音宝力格与索米亚的爱情悲剧使主人公愧疚不已,但是善良的草原儿女索米娅在与我分别时真诚地请求“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我养大了再还给你.”索米亚的原谅卸下了白音宝力格心中背负已久的沉重愧疚,完成了对归乡者在文明与道德之间的救赎,使他获得了走向新征程的勇气.文章结尾的“天亮了.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我们俩的黎明”使全篇的情感在上扬的尾调中余韵不绝,“归乡”之旅在晨曦寓意的希望中得以圆满.
二、“归乡”模式差异原因探源
在《故乡》与《黑骏马》的归乡模式对比中,我们看到两种迥乎不同的文本走向,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社会背景的变化和作者创作立场的区别.
（一）社会背景的变化
《故乡》与《黑骏马》中的“归乡者”面对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从时间上看,《故乡》中闰土的变化是从历史纵剖面着手,以清朝末年经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为背景.昙花一现的辛亥革命没有挽救劳苦大众,反而加深了农民的悲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贫苦交加.到了“五四”时期,封建宗法制度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在农民的行为规范和心理结构层面依旧顽固存留,于是“破旧”成了时代新主题.思想家们高举启蒙旗帜,从文化的深层向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形态发起全面冲击.鲁迅作为“反封建的斗士”,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一系列著作中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开掘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对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残毒做了清算,从而“破旧立新”.《故乡》中,闰土在“兵,匪,官,绅”的反动统治下“苦成木头人儿”、恭敬地叫“我”老爷、对神祗的迷信,都是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凌迟下,农民物质生活破产和精神萎靡的明证.
20世纪80年代,旧的国家机器已经打破,“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兴起.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感染下,张承志的《黑骏马》作为知青小说的代表,也带着明显的文化寻根特征.与《故乡》相比,有着插队体验的张承志勾勒的“归乡者”更平民化,其文化寻根指向了独特的对象——草原文化.作者将白音宝力格置于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律背反之中.他赞美“开满马莲花”的草原是成长的摇篮,也因草原掩埋着他和索米娅的美好的爱情而痛苦不已.白音宝力格经历了现代文明的陶冶,无法接受额吉和索米亚信奉的那种接纳一切厄运甚至“藏污纳垢”的草原文化.但是出走到现代文明中的他也无法融入追名逐利、信仰崩坏的城市文明,成了“文化漫游者”.主人公怀着对恋人的愧疚踏上归乡之旅,以索米亚为代表的草原儿女宽容、坚韧的美德帮助归乡者完成对草原文化的精神皈依和文化自省.美丑对立、瑕瑜互见的草原文化形态在宗教般庄严的黎明中迎来新生,这也是作家试图以文学的神性去抵抗文明异化的尝试.
（二）作者创作立场的区别
如果说鲁迅是以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从外部俯瞰乡村生态并将其纳入启蒙思想体系,那么张承志则是从草原文化内部去反思其生存状态.作为启蒙者,《故乡》的“归乡者”期待的是启蒙者与待开蒙者的沟通,是“走一条新路出来”的希望；而《黑骏马》中的“归乡者”期待的则是亲人的谅解,是故乡对深陷文化冲突的主人公的救赎.
鲁迅的启蒙观强调个体主体性和生命力,“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目的.19世纪末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滥觞给了鲁迅以极大启迪,他从释放青年人“生命力”的角度转化了尼采、伯格森等人的影响,将西方“反理性主义”矛头所向的“理性”置换为针对中国民族现状的,积重难返的封建宗法制度.作为觉悟的智识者,鲁迅希望唤醒在名教的斧钺凿塑下日益萎缩的天性,现实却是民众由于思想禁锢而与启蒙者存在思维的厚屏障.无论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高老夫子的“中国国粹义务论”,都能看到鲁迅对“现代国人的灵魂”飙发凌厉的讽刺.
与鲁迅为“立人”而创作的启蒙者立场不同,张承志的创作是以一位普通人的角度在迷茫中探索归途,这更近于莫言坚持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浪潮下,张承志从北京来到乌珠穆沁大草原,经历了四年与牧民凿冰啮雪,策马相依的知青生活,在思想上经历了质的蜕变.于是张承志笔下辽阔壮美的草原不再是一个被俯瞰的地理概念,它是独立的、有自在生命力的存在,并以自身的独特文化体系反观所谓的现代文明.伯勒根草原上有以黄毛希拉这样的流氓为代表的丑恶面,也有索米亚一样的勤劳坚韧的妇女,用宽容消弭矛盾,带来光明.“归乡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人物,而是在两种价值的冲突中寻找出路,最终在故乡找到情感归宿.作者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真实的草原画卷.
三、结语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着重从社会的角度开掘劳动人民的苦难根源,面对“归乡者”与底层民众间的“厚壁障”,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为以理想主义著称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则一直着意于塑造孑然独行的理想追寻者形象.他以鲜活的笔触展现草原的文化图景,并寻求在文化对话中消释现代文明与草原文化的隔阂.两位作家塑造的归乡模式有一定的差异,呈现出由理性到感性、由启蒙人物到文化漫游者的转变,可以视为对“归乡”母题的开拓与补充.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新旧文化、中外文化相互激荡.我们该如何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适的土壤,使之吐故纳新,亦是“归乡”言说留给我们的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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