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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发展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和清代云南督抚群体的初步量化探究兼论该群体对云南水利的促进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题:水利发展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0

清代云南督抚群体的初步量化探究兼论该群体对云南水利的促进,本文是水利发展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跟督抚和云南督抚群体和水利发展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水利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水利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水利期刊水利建设和管理期刊水利水电技术期刊水利论文

侯念妤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督抚是清代统辖文武、综制军民的封疆大吏,身系地方稳定与国家安危.云南作为西南藩篱,民族杂处,形势复杂,其最高地方长官的任选与清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及边疆治理的方略息息相关.通过构建云南总督巡抚数据库,对该群体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云南督抚群体民族构成与科举出身的变化趋势和清代官员中汉人比例逐渐增多、科举身份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相吻合,同时受到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需要而出现相应波动,体现了清政府以旗人掌管西南地区军事为主,但又重视选贤任能的政治逻辑.此外,由对该群体在云南经理水利建设的分析,可见清政府在以武力有效维护地方稳定的同时,亦通过督抚的政治经验,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建设,实现了在云南较为有效的统治与开发.

关键词:云南督抚;民族构成;科举身份;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8)02-0069-07

A Primary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n the Governors Group of

Qing Dynasty in Yunnan: and the Theory of Promoting

Water Conservancy Development

HOU Nianyu

(School of Humanitie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The local governor named Du and Fu in Qing Dynasty had all the authority over the parochial affairs, both military and civil. It was their responsibility for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Yunnan was not only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but also was the minority resident region. The governor appointed in Yunnan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rule policy of borderland in Qing Dynasty.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group of governors by establishing a database of Governors in Yunnan was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ethnic composition and the backgrou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is governors group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the Han ethnic proportion in this governors group. The backgrou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ost of governors in the Middle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higher than those governo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sides outbreak of wa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nagement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ppointed people who had good faculties.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and made great progresses in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economy in Yunnan by means of the analysis on two variables, wars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governor of Yunnan;ethnic composition;the backgrou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清代的总督、巡抚制度承袭于明代,集地方行政、军事、司法、监察、教化等权于一身,是权力得以延伸到全国各地的重要的制度,所谓“国家诸务,内则责成部院,外则责成督抚”[1].该制度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63年台湾学者傅宗慰所著《清代总督巡抚制度之研究》便从政治史角度,全面描述了清代督抚制的建制和沿革,探讨了督抚与各的关系等,内容翔实,论述丰富.之后,台湾学者朱沛莲亦对清代的督抚制度作了概述.李霞的《清前期督抚制度研究》、傅宗惫的《清代督抚职权演变之研析》以及赵希鼎、王跃生、刘凤云、王雪华、徐春峰等学者,都对清代督抚从制度、执掌、群体结构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性研究.作为“岩疆要地”的云南,其督抚与清代边疆治理息息相关.邹建达[2]与吴学芬[3]分别对清前期与嘉道时期云南督抚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不同时期云南督抚呈现出不同特征,反映了清王朝对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调整和深化.虽然上述有关督抚乃至云贵督抚的著述颇丰,但大都从传统政治史角度出发,考察静态下云南督抚制度的情况,较少运用统计学相关方法,即使有列表分析也多停留在人数、时长等,缺少较为系统的量化分析.本文以《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4]与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的明清权威人名数据库[5]中所记载的清代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及其履历为基础,并参考《清史稿》《清实录》《清代朱批奏折》等史料建立清代146位云南督抚数据库实际运算数据为167条,因王继文、杨名时、鄂尔泰、张允随、爱必达、刘藻、鄂宁、彰宝、明德、图思德、史致光、伊里布、陈矞采、吴振棫、张亮基、刘嶽昭、岑毓英、崧蕃、魏光焘、丁振铎、李经羲,22人既曾任巡抚,又曾任总督,且总督巡抚职权侧重有所不同,故将同一人不同职位作为两条数据进行计算.,包括其民族、科举出身、旗籍、任职年份等变量,再补以《新纂云南通志》《江南通志》《江苏省通志稿》等地方志书,加入任职期间是是否经理水利建设的变量,作为清政府维持边疆稳定与开发云南、发展地方农业经济的表现,以此对清代云南督抚进行简单量化分析,试图对清代云南督抚的选任及经略云南的政策做出一点有益的探讨.

一、一体眷遇——云南督抚的民族构成与变化

清王朝作为满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声称“不分满汉,一体眷遇”,但在实际的官吏任选中,却对满汉有所区分,如在官缺上有“满缺”、“汉缺”等分类,始终确保满族乃至旗人享有一定特权.且由于对于旗人的信任程度高于汉人,故旗人相较汉人而言,更易担任位高权重的要职,如康熙、雍正两朝时有规定“西北督抚,权定满缺”[6].

云南的督抚,作为节制一方的封疆大吏,且考虑云南地处边疆、民族复杂等情况,其民族身份必然会成为任选时所被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由表1可知,清代云南督抚中汉人最多,有84人,占总人数50%,满人次之,有57位,占34%,汉军则有24位,占14%,似乎与清代重满抑汉的思想有所不符.

表1云南督抚民族身份统计表

职位民族人数/人比率/%

总督

汉人27346

旗人51654

巡抚

汉人57640

旗人32360

但若将督抚分开统计,并将民族中汉人作为一类,将满人、蒙古和汉军汉军即汉军旗人,主要由辽东地区的汉人与明末归附清军的汉人组成,虽本质上属于汉人,且在官缺的填补上一般也不能用满缺,但是在督抚的任选上,其身份更偏向于满人,故有魏裔介言:“当宏立贤无方之治,不当专用辽左旧人”,载于徐珂《清稗类钞·爵秩类》,“满汉督抚”条.都归为旗人,则如表1所示,巡抚里汉人的比重更高,总督的任选则更偏重旗人.此时,将汉人赋予分数“1”,满人赋予分数“0”,进行总督与巡抚两组民族分数的显著性检验后,T等于380,P等于00001,显示出总督与巡抚在民族上有较显著的差异.此外,将云南督抚的民族分数按授职年份拟合为图1,根据上述分数,取值越低,曲线越下滑,表示该时期旗人任职多.可见清代总督、巡抚民族变化的大致趋势:总督在嘉庆朝之前多以旗人担任,嘉庆之后呈现出向汉人不断倾斜的趋势,巡抚则在清初有个别汉人任职情况,随后很快以旗人居多,到乾隆中期再次出现汉人增加的趋势,晚清时,汉人最终成为督抚的主要人选.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清初,任用汉人为官可缓和矛盾、稳定统治.随着政权逐步得到巩固,旗人的利益再次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任用旗人能加强对各地的控制.乾隆朝时“防珍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 且久而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7],故总督的曲线在1750年展现出了一个低谷.道、咸之后,西方各国的入侵和太平天国战争等一系列动乱,使得清朝势力削弱,地方汉人势力崛起,于是汉人最终得以在督抚中占据很高比例.另一方面,云南当地的政治形势也给督抚的民族身份变化带来一定影响.在图1中加入云南当地的一些主要战争后,可以看到,三藩之乱后,朝廷对汉人的信任程度降低,这种不信任持续到了改土归流,督抚的选任皆偏向于旗人.乾隆三十年(1765)对缅战争爆发后,总督的民族分数出现较明显的波动.此时,正是全国范围内督抚大量任用旗人的时期,“直省督抚满人为多,汉人仕外官者,能游至两司,则已为极品已”[8],但云南巡抚的民族分数,却呈现了趋向于汉人、不断上升的趋势.可见,由于战争的需要,民族因素在总督任选中的影响力受到了一些冲击.

总体来看,清代云南督抚的任选虽以汉人居多,与传统看法中“重满抑汉”,即偏重满人或旗人的认知相背离.但将督抚分为两组后可看出,总督的主要人选应是旗人,即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专重兵制”[9]的总督,是要由值得朝廷信赖的旗人担任的.正如萧一山所言:“满汉一体,并无歧视,清自开国以来,即以是二语为口头禅,然其处事设心,固未尝不右满而外汉也.朝廷大吏,满汉兼用,汉人则任事而品低,满人则品高而权重.至于外省,抚司以下,间用汉人,总督则历世不多觏”[10].

整个督抚群体民族身份变化的趋势,在前期受到巩固统治的需要,以及云南本身特殊性的影响,会有所变动.对于清政府来说,维持稳定、守境安民是经略云南的首要任务,作为一省最高长官的督抚的民族、出身,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这样的政治需求.但总体趋势,尤其是咸、同之后所选督抚的民族身份变化,与清代的整体趋势大致相同,即“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6]. 表明作为边疆地区的云南,其督抚选任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边疆地区的特殊色彩,但在整体的选任上,仍显示出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态势,体现了清王朝对云南的管理方式,即在承认边疆特殊性的同时尽可能地在重要位置与内地保持着一致性.

二、科举选拔——云南督抚的出身

所谓“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11],教育出身作为衡量人能力的标准,亦在选官中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将云南督抚的出身整理分类后,如表2所示,清代云南督抚中,获得最高“学位”的进士所占比例最高,显示出朝廷倚重科举功名来选取官员的总体态度.

同时,依据科举出身越高,分数越大的原则,将不同的出身如表2所示,赋予对应的分数,且按时间绘出图2所示的清代云南督抚“出身”变化大致趋势,轴的取值越大,则说明教育出身越好.可见虽然总督的品级更高,但巡抚的出身分数除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这段时间外,都略高于总督.这或许与总督巡抚的分工相关.《清代通典》载:“(巡抚)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群吏之治”[12],即所谓“巡抚专重吏治”[9],因此需要更高的学位.

表2云南督抚出身统计表

科举出身分数人数/人比率/%

无08473

其他17414

生员2452663

贡生39533

举人4281657

进士5724260

同时,督抚在民族上的显著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身.将旗人和汉人两个分组的出身分数拟合为图3,可见,相较于汉人,旗人的出身分数相对更低,即旗人的科举出身比汉人低,经过显著性检验,旗人和汉人两组比较的T值为-740,P<000001,亦表示出两组在出身分数上有较大差异.旗人是总督的主要构成者,故总督的出身分数会相对较低.从整个趋势上看,清初云南督抚的出身都不高,但旗人出身分数不断下降,最终在雍正初年达到最低值,随后则显现出较为显著的上升.汉人的拟合曲线从清初开始就相对较高,随后缓慢上升,咸、同时期出现一段轻微下降期,也正是在同治年间,旗人的分数超过了汉人.出现这种旗汉明显差异的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乃是清代对于旗人的优待.根据李国祁先生对清代地方基层官吏的研究,汉人中科举出身者在地方官中“占压倒性的多数”,但旗人则不同,考试出身和非正途的出身者相差无几[13],说明了在出身上汉人官员与旗人官员间存在的差别.另一方面,在图2和图3中加入战争因素,可见出现波动之处,往往出现战乱之时.所示的这种波动体现了以保境安民为目的政策导向下,朝廷在云南最高一级地方长官选任中并没有,而是“酌量形势”“因事设裁”“简任疆臣,毕以用人重寄”[9].

总体来说,虽然督抚有分、旗汉有别,且面临着战乱频发的影响,但云南督抚的出身基本上还是呈现上升的态势,即时间越往后,担任督抚所需的出身越高,且这一原则在乾隆朝之后的旗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这种现象既是清代崇尚科举的表现,也有国家社会发展、制度成熟的影响,但更多的或许是咸、同之后,由于社会动乱,控制力下降,地方汉人督抚势力的鹊起,导致旗人在选官时受到来自汉人压力,之前的优容政策受到冲击,由科举正途入仕者的比例增加了.

三、从湖巘清嘉到蛮烟瘴雾——云南督抚与水利

根据上述原则选拔出来的督抚,不仅具有以武力保境安民,维护清政府在边疆的统治的职责,也肩负进一步经营云南的任务.自康熙朝开始,清政府便确立了积极的治理云南思想:“用是荡涤烦苛,维新庶政,大沛宽和之策,冀臻熙眸之风.于戏!体覆载好生之德,秋肃必继以春温;法帝王更化之模,义正尤期于仁育”[14].这种积极的治理思想,落实在实际中,即变成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促进,以达到开发边疆,巩固清政府统治的目的.传统中国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与其紧密相连的水利建设往往作为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所谓“农政之要,水利为先”[15],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的传统,明清以降更是有大量的国家干预地方水利建设的记载,清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往往都亲自强调水利的重要性:雍正五年下旨“地方水利,关系民生最为紧要.”[16]乾隆时亦有:“水利所关农功綦重,……是水利一事,尤不可不亟讲也.”[15]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地方官吏对水利等工程的兴建也成了考量地方官员政绩、决定升黜的标准之一.李国祁先生在对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的量化研究中曾统计出,清代的地方知府依靠工程建设升迁的比例有13%[12].因此,选用“是否经理水利建设”作为变量,对云南督抚群体在云南农业经济发展上的相关性做一个初步量化分析,以此反映清政府对于云南的开发与经营.

但通过云南督抚群体的民族分数、科举出身分数与是否经理水利建设的相关性分析,并没有得出明显的统计上的关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清政府在云南的*人,即上述治理思想的落实者,云南146位督抚中,有68位曾在发达的江南本文所涉及的江南是根据李伯重先生界定的苏南浙北的地域范围(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0-105、107页),在江南任职的经历的认定,即根据所任官职的管辖范围是否包括该地域范围.地区任过职,占到总人数的46%.例如,王继文曾任浙江布政司参政,高其倬、尹继善、高书麟、富纲、林则徐等曾任两江总督,鄂尔泰、庆保、李湖等曾任江苏布政使,爱必达、爱新觉罗琅玕、伊里布、阮元、吴其濬等曾任浙江巡抚,程矞采、彰宝、明德等曾任江苏巡抚.虽然这一现象不排除与清代官员调动的相关制度有关,但这些在江南地区任职的官员不免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治理经验带到了相对落后的云南.

江南地区河湖密布,又是宋代以来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水利建设作为农业与人口发展重要基础之一,导致在该地区任职的官员大都需要主持相关水利工程的兴修.这些官员到了云南之后,面对云南的高山湍流、密林瘴水,在发展地方农业之时,往往会更加注重水利建设.例如:修复云南省城松华坝及六河闸坝的王继文,担任过浙江布政司参政;在剑川开渠引水灌溉旱地的刘藻,曾任提督江苏学政;主持修建滇池屡丰闸、大修海口堤岸、河道、闸坝,并新开桃源箐子河的伊里布,历任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17].

同时,这些曾在江南地区任职的督抚,还有很多在江南地区便有主持了兴修水利的经验.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担任江苏布政使期间,曾专门上疏言及太湖水利,提出了废除六渡桥闸及七浦闸,以疏浚娄江等水利措施[18].任云贵总督后,虽是以改土归流为首务,但亦关注到云南“水利之未讲,或讲之而未尽其致” [19]的情况,经理了云南府(今昆明地区)、临安府(今建水地区)、阿迷州(今开远地区)曲靖府、澂江府、楚雄府、东川府等地的水利,有效地促进了云南各地的农业发展.经过他主持疏浚滇池海口后,滇池周边地区“涸出田地一万余亩”;临安府的泸水沿岸在他的督促下筑修堤岸,使得当地“禾稻成收”;曲靖府的寻甸州按他的吩咐,开马龙河子河,涸出田地二万余亩;他发银委办澂江府抚仙湖的堤坝修筑工程,使河阳地区“田新涸出三千余亩,旧田遍种,现获得丰收”;他还在建水州的狮子口、郭村、蒙自县等处开凿水渠,引泉水灌溉农田,令“该地田亩皆赖以丰收”[17].除鄂尔泰之外,还有主持开通滇粤河道的尹继善,他曾署理如皋、泰州、兴化、扬州等处河道、堤闸的疏通、修理工程,使得“民灶粮田”均可资以蓄泄灌溉[20].主持大修滇池海口的阮元,亦曾疏浚过杭州城内运河、重浚西湖,以备农田水利[21].

云南督抚中曾经经理过云南水利建设的官员有69%都有在江南地区任职的经历,优势比为287.且通过卡方检验,P等于0018,显示出督抚曾在江南任职和经理云南水利之间有所关联.同时,依照从0到19对应从无品级到正一品,品级越高,分数越高的编码方式,将官员在江南任职时的最高品级量化,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

在第一栏,第五栏和第六栏完整模型中,是否在江南有过任职都显著地影响总督巡抚在云南进行水利建设.第六个完整模型中的系数表明,江南任职经历将提高督抚在云南继续进行水利建设的发生机率(odds)523倍(exp^183-1).在完整模型中,出身、民族,以及江南官职品级都没有显著影响,只有授职年份有显著影响,代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云南有水利建设督抚的比率在下降.

表3清代云南督抚与云南水利建设回归表

项目(1)(2)(3)(4)(5)(6)

在江南任职

1053**1869*1830*

(0458)(0957)(0978)

出身

-0234-01780325

(0429)(0454)(0502)

民族

00372-00744-0189

(0448)(0495)(0505)

所任江南

官职品级

00486*-00594-00601

(00280)(00612)(00625)

授职年

-000946**

(000376)

常数项

-2290***-1558***-1715***-2065***-2139***1450**

(0371)(0318)(0362)(0325)(0505)(6592)

注:*P<01,**P<005,***P<001.

可见在江南任职与经理水利建设之间呈现正相关,即在江南任过职的官员比未任过职的官员,在云南水利的经理上有相对显著的优势.云南督抚群体的政治经历亦作为了一种政治能力,在清代对云南的开发中起到了促进作用,他们将在国家发达地区任官所积累的经验带来边疆,大力支持云南水利建设,使得清政府可以“水务举则农务举”,发展当地农业,从而进一步在更为牢固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巩固对云南的统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清代云南的总督、巡抚在总体的民族构成中以汉人居多,但其中主管军事的总督的选任仍以旗人为主.在教育出身上,则以进士所占比例最大,体现出一种选贤任能的选官思想.同时,云南督抚的民族构成和出生在不同具体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变化趋势大致为:从顺治朝到雍正朝,为了维护稳定,较偏向于选择旗人,出身大都不高,咸丰、同治之后,汉人任职者比重直线上升,出身亦越来越高,与全国整体变化趋势基本同步,且受到战争因素的影响会有所波动.此外,从官员在江南地区任职与经理云南水利建设的相关性分析中,可见在发达地区的经历亦可以对云南的治理起到积极作用.曾在江南做官的人员被调往了云南,通过对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水利建设,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开发和治理云南的目的.因此清政府在云南督抚的任选上,是一种量度形势、选贤任能的态度.这种“因事设裁”的思想有利于清政府维持云南社会稳定,巩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云南的发展进程.

作为在处理民族关系、维护西南边境统治、促进云南开发等方面颇有建树的朝代,清代云南的总督、巡抚制度颇有深意.所谓“盖所以联二省之脉络,即以固极边之藩篱”[22],于今天云南的管理仍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运用更多的研究方法,做出新的的尝试与讨论.本文仅做抛砖引玉之用,关于云南督抚乃至整个云南地区官员的任选、流动以及对清代云南农业开发与发展的诸多影响,亦有待于日后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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