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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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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表面上大学带给人们的直观印象一直是平稳发展的,事实上大学的生命基因中一直隐含着危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更快捷的知识生产方式和更具预测功能的知识的追求,更是拉大了大学之间的差距,也使得不少大学陷入了新一轮的危机之中.大学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危机,这种危机既来自于传统的知识理念、生产方式,也来自外部社会不同的知识价值观.今天的大学所面临的危机更为复杂,因为网络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知识格局,这使得大学所存在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今天仍有不少大学能够克服困境逆流而上,凭借的不是一流大学的声誉,而是追求卓越的知识精神和与时俱进的适应方式.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唯有卓越的知识系统,才能造就超一流的卓越大学.

关键词:大学;知识危机;知识格局;卓越大学

一直以来,大学被认为是知识的殿堂,因为知识的功能而屹立于世.的确,现代人通过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本源是高深知识.在传统媒介的作用下,大学的神圣很大部分程度来自其生产的知识使世人感到安全,让人们在认知方式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所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才这样说道:“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宇宙好奇,也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以及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的.”[ ]用这个逻辑推理,今天的人们对一流大学的推崇无外乎就是对更加安全、更能满足需求的知识的追求.反过来看,正是由于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高深知识对未知的探索刺激了人们的进一步膨胀.但是本身就意味着不安定与风险.在的驱使下,人们热衷于那些可以被快速生产的、数据化的、具有预测功能的知识.所以大学也必须生产这些知识才能被定义为一流.这使得所谓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变为了一个对一切人的兴趣、行为和喜好的预测时代.当所谓的数据比我们自己都更了解自己时,事实上我们却发现自己实际上被赤身*地暴露在数据构成的二维空间中.故而贝克(Ulrich Beck)早就讽刺道:“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作为一种目标出现了.”[ ]56这样一来,技术会带来声誉,于是今天的大学所面临的似乎都是能否实现一流的“声誉危机”.对精细化、可预测数据知识的推崇让人们看到了重新分配资源的必要,似乎社会的运行可以由数据预测功能所制定的计划来实现.如是之故,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和智识生活的开展都必须要放在计划序列中才显得有合法性.大学所生产的知识如果不能带有这种数据预测功能,便不能被称为具有价值.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知识发生结构化变迁,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让大学在知识储量上和生产速度上已经落后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于是我们不得不哀叹:今天的大学处于一个知识繁荣的时代,但这又是一个知识与思想及其贫瘠的时代.知识的贫瘠造成了真理的匮乏,也使得大学面临着巨大的知识危机.大学为何会有知识危机?知识危机究竟来自于知识组织内部还是外部?这一切是否体现了对大学的信任危机?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过程仍然是处在无知中的.

一、大学为何会有知识危机

在世人的观念里,大学一直都是充满超稳定性的机构,其变迁历程平稳而安全,似乎没有人将危机与大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大学也代表着全社会在知识上的权威,更不可能产生知识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学的演变进程中,知识危机一直伴随其始终,甚至一度造成了大学在中世纪后期遭遇大批关闭的“冰河时期”.实际上,知识危机是大学在历史中遭遇的最大危机.正如布鲁姆(Allan Bloom)所言:“假如大学确实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它在现代中的有形体现,假如启蒙运动是一项旨在改变智慧与权力、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古老特点的政治工程,那就可以猜想,已经被政治所利用的知识危机——即大学的危机——和社会——即依靠知识的政治程序——的危机,对启蒙运动促成的新关系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 ]在知识危机的时代里,大学要么被摧毁,要么被迫变革,不得不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面临着种种生死存亡的挑战.而时代越发展,大学面临的此类挑战就越多,当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正在发生变革时,那些反应过慢的学科或大学最终就会被知识生产的黑洞所吞噬.实际上今天的大学已经难以带给人们灵魂的慰藉,其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在被斥之以“无用”的标签时,每个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都会感到心头升起的惶恐.究竟什么才是大学的知识危机?这些危机又从何而来?这些困惑也就成为每个人最大的疑问.

(一)知识分类造就认知隔阂

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化的现象,由于知识的社会效应有着诸多差异,这使得不同知识群体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矛盾.知识本身有普通和高阶之别,从生产方式上来说,普通知识的生产是由社会群体的风俗、文化和专业技艺来实现.高深知识通常由专门而独立的智识生活产出,不仅如此,这种生活方式被组织化与制度化之后,成为了决定社会资源的一种形式.在古代社会中,相对于风俗、文化以及技艺类的知识生产形式来说,高深知识的生产不论在稳定性、时效性还是在社会影响力方面,都具有更大的优势,特别是大学的产生更强化了这种优势.正如凯里(Kevin Carey)所言:“大学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可以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决定供求关系.随着欧洲逐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和智慧成为人们更为珍惜和宝贵的资源,而要想获得它们,只能听大师们讲课或读纸质书.大学中书籍众多,大师荟萃,而且大学常常坐落于作为交通和商贸中心的城市里.这样的大学凤毛麟角,拥有智力资本的人有能力决定谁能入学以及入学的条件.”[ ]不论是普通知识还是高深知识的生产,实际上都代表了人们对于更多社会资源和权力的需求.由于不同类型的知识代表了不一样的认知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这就使得人被知识进行了分类.在古代西方的传统中,只有学习哲学才能克制动物本能保持理性,为此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如果爱利和爱胜的遵循知识和推理的引导,只选择和追求智慧所指向的快乐,那么它们所得到的快乐就会是它们所能得到的快乐中最真的快乐;并且,由于受到真所引导,因而也是它们自己固有的快乐,如果任何事物的最善都可以被说成最是自己的话.”[ ]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知识就有社会地位的划分和界定,治理城邦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在社会地位上要更高,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我们可以说,在今世以及上代,一切以善德为尚的诚笃的贤者,他们的生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 ]相反,对那些掌握普通知识和技艺的人来说,亚里士多德甚至不要求给予他们城邦公民的身份.在通过知识来界定社会地位上面,古代社会产生了知识供给的不平衡.遗憾的是,知识上的优越感并没有为智识生活换来安全感,当古希腊城邦走向终途,那些辉煌一时的知识体系随着历史的变迁很快就被淹没其中.

(二)高深知识演化过程中的价值分裂

正是由于这种隔阂,由知识导致的认知差异左右着大学的轨迹.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在知识上的裂痕其实一直并未得到弥合.更确切地说,高深知识在普通社会获得的认同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一个由那些常识、风俗和习惯知识构成的环境中,高深知识的生产是及其不稳定的.换句话说,精英化教育时代的高深知识创造需要的社会环境更加特殊,“只有在普通的哲学家与*学家的作用已经得到发展的传统社会中,自然哲学作为一种受逻辑规律限制的智力职业才得以幸存,这样的传统社会为数不多.近两千年来,在欧洲和近东,亚里士多德是这种角色的典范和杰出的代表人物.”[ ]遗憾的是,这种孕育精英高深知识的特殊社会在当时的世界并不多.如果就精英高深知识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来看,大学的产生无疑是最著名的创举.但倘若将大学放入作为整体的知识海洋中我们就会发现,精英高深知识这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涟漪掀翻的危险.因为知识从来不能被某个机构所垄断.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并不能获得所有人的尊重.在欧洲,各方势力对于大学的态度千差万别,教会渴望利用神学巩固自身权力的合法性,世俗王权希望借助学者与教会对抗,而城市市民则在警惕学者行会可能切割自身利益.更进一步说,知识危机是作为大学制度的一部分在一开始就出现的,“大学作为制造现代知识和培育现代知识人的建制,一直是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或人文学)既携手又冲突的制度性场所: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携手消除神学—形而上学对知识原则的规导权,同时,各自又在谁该占有这个空出的知识王权位置的问题上争斗不休.”[ ]正是因为如此,科学也是在重重的矛盾下演进的,而人们所认可的自然科学是属于一个现代概念而产生的,诱发大学与外部社会的知识矛盾的不是别的,恰恰来自于科学自身.“科学既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也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它的起源不仅依赖于观念,同时也依赖于实践.政治、科学、经济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知识性质的分裂造成的精英与普通、理想和现实、理智跟情感的分裂这类的危机基因在一开始就被注入到大学的机体中.

(三)知识反叛对大学机构的分离

从根源上说,大学在一开始就没有摆脱知识危机,这源自高深知识在制造与演进过程中带有的反叛性.知识的反叛不同于正常的创新和演变逻辑,其反叛过程常常是无序而突发的.当然,对既有存在的反叛是人类基因中固有的的构成部分,人对自己的反叛构成了知识的反叛.正如戴森(Freeman Dyson)所言:“正如不存在独特的诗歌眼光一样,也不存在独特的科学眼光.科学好比一幅由多种偏颇而又相互冲突的观念所构成的镶嵌画.但是在这些观念中,有一种共同的因素,那就是对本地盛行的文化——视其具体情况,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东方的——所施加约束的反叛.”[ ]然而,知识的反叛却未必都带来积极的效果.不论是早期宗教势力的渗入,还是在现代大学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民族主义思想,知识的反叛让大学存在的动机变得极其复杂.一方面,这种反叛性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否定,人类的认知不可能得到革命性的变化.历次的科学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反叛的基础上,从而实现着知识生产的更新换代.但另一方面,这种反叛的代价却极其残酷,总有知识的存在空间被反叛的过程无限挤压,并最终排除到大学之外.从经院哲学打破完整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到实验科学颠覆自然哲学,由知识格局建立起来的大学机构实际上已经被数次的反叛所分离开来.一旦这种整体的知识体系被肢解了,完整的知识精神就荡然无存了,知识生产只能与外界联手才能获得持续的动力,正如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无奈地说道:“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 ]264当知识的演进被这种价值立场所绑架时,大学的命运也就难以自己掌握了.到中世纪后期,宗教立场就是知识立场,当不同的立场相对立时,作为反叛的知识持有者就会摧毁传统的知识机构,从1600年开始,有许多天主教的大学被查封,最著名的是萨莱诺大学(Salerno University)1811年被查封,意大利南部的安格斯大学(Angus University)1793年被查封,法国的阿维尼翁大学(Avignon University)在1793年也被查封.[ ]正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引发的知识反叛中,表面上看人类经历了辉煌的科学革命,但现实却是有一大批大学持续了几百年的命运走向了终结,大学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冰河时期”.

总之,大学的演进之路并不是一片坦途,而是充满着荆棘与障碍.知识危机并不是现代大学所遭遇的障碍,而是需要从历史的源头就产生了.如同任何社会机构的发展一样,大学在变迁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不同的危机.更为特殊的是,来自知识的危机不仅影响着外界对待大学的视角,更决定着大学的命运.所以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才说:“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 ]15从本源上看,由于大学是完全意义上的知识机构,故而其危机源自各种不同知识间的矛盾与冲突.大学的危机并不是只出现在现代社会中,而是一开始就产生于智识生活过程中与外部社会的知识隔阂里.当知识将人们以精英和大众区分时,知识的生产过程就不可避免的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遭遇波动.事实上,今天的人们所秉持的实用与功利主义知识观在智力生活的历史中都能找到源头.而知识本身又带有反叛的属性,知识演进过程中的反叛现象一面会推动科学革命,提升人们的认知状态.但在另一方面会引发知识间更大的矛盾与纷争,今天的学科分裂、各种知识分子互相鄙视的现象无不源自这种反叛性.故而,现代大学遭遇的危机源自其知识生产的历史,而且已经成为伴随大学生长的“疾病”不时发作影响着大学的机体健康.

二、现代大学的格局困境

对比人类历史,今天的大学无疑生活在一个数量最多,体系最庞大的时代,现代大学的辉煌也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时期.事实上,今天的大学却身处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遗憾却是人们陶醉在大学所创造的知识海洋中,却悄然不知海洋也终有一天会发生干涸.正如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说道的:“当今大学的危机是真实存在的,其中的大部分是大学自己造成的.”[ ]3表面上看,今天的大学仍能以最充盈的知识机构自居,但是在新的知识格局的挑战下,我们却发现大学的知识功能在一点点被外界剥离开来.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说,今天的大学只是在授予学位,认可人们的知识身份上还发挥着作用.在推进知识探究,推动科学进步和探究更深奥的真理方面,现代大学正在慢下脚步.当新的知识从大学身边涌现,更便捷的传媒技术和网络连接正在打破传统大学对知识传播的垄断时,可能任何一个身在大学中的人都应该感觉到恐慌.正如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天的大学就在危机的漩涡中,而其原因就是大学难以再像以前那样快速而有效地推进知识的生产.“现代大学遭遇危机的根源在‘知识的终结’,也就是说大学缺乏持续的知识状态.大学所拥有的只是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不少大学担心现代社会市场化导致的知识增殖从而使得传统大学失去其地位.在形式上,现代大学只能通过成为企业或参与学术资本主义活动使得其未来是可见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它的知识生产已经变成了性格表演,失去了推动大学的持续动力.”[ ]由于大学在知识生产上的迟滞,这使得其很快对学生失去了吸引力.人们接受大学教育的身份认可功能超过了被启蒙的功能.当我们发现大学的课堂上已经被手机、笔记本电脑所充斥的时候,当学生的目光已经很难在黑板和讲台上持续时,可能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看到自己被替代的那一天.

(一)技术变革中的知识格局

我们由衷的感慨:今天的大学机体里进行知识创新的基因已经不多了.不论是为了维护精英阶层的特质还是难以在短期进行制度转型,现代大学在推动知识变革上的频率要低于其他组织.尽管人们说大学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创造知识的地方,但在历史和现实层面,知识生产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于学者个体,这种知识创造活动和外界的需求之间一直是充满矛盾的.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知识生产就不再由智识生活来引导,而是由外部需求来控制,正如贝克所言:“在外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应用问题,也就是说,在分类和选择当中,在质疑和重组所提供的解释中,在有意以‘实践知识’(采纳的机会、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接触等等)丰富它们的过程中.因而由科学指导的、对实践的工具理性的控制的终结出现了.科学和实践在对科学依赖的状况下再次分裂了.应用的一方开始通过科学使自身越来越独立于科学.”[2]213特别是在现代企业崛起后,其产品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开发方式可以打破学科和系部学院的形态,突破科层制管理的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的自我创造力.反倒是现代大学在被相关的国家制度和庞大的组织体系的规制中渐渐失去了对知识格局的掌控.传统的以学科为模板的知识生产模式已经失去了光辉,以现代传播技术来构建的新生产模式正在构建起新的知识格局,也对所有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此,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总结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时这样说:“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在这一点上,现代大学的知识危机的根源是格局的变化.

知识格局的改变主要源自于人们对于知识体验作用的需求超过了启蒙作用.于是,更多更快地生产知识、更迅捷地获得知识就成了所有人的追求.线性的知识联结开始变为网络化的知识联结,这使得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就像温伯格(Did Weinberger)所举得例子那样:“知识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和性质.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 ]序言11在网络化的知识结构中,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成本都更低.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人对于知识的各种体验化需求.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知识格局状态中,知识可以不必被人们记忆,因为大量的云端存储技术能够随时随地满足人提取知识的需要,而且这种知识还能够改变并提升人的认知状态,使人体会到知识带来的愉悦感.知识格局的变化意味着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要去适应格局.因为新的格局意味着新的规则,一种以现代工业+互联网式的知识规则占据着统治地位,以网络化的知识格局来控制知识和人已经成为最大的风险,“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2]225这种格局意味着大数据会将人的行为计划化,用统计学来实现行为决断.服从数据规则和统计规则似乎成了一切理性决策的出发点.而更让人畏惧的是,这种知识格局像宇宙一样没有边界,网络时代的知识生产逻辑既不是自下而上也不是自上而下,而是突破一切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是散乱无章的.“互联网能够达到如此大的规模,原因是因为它没有边界,知识因此不必非要挤压才能塞进来.没有边界就意味着没有形状.而没有形状则意味着,网络化的知识,缺少一直以来被我们视为知识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基础.”[17]27看似海量的知识和庞大的数据链实际上在制造着新的无知——技术的无知,一个人可以不接受教育,但不能不掌握网络技术.这种无边界的知识格局正在将人的活动边界越变越小.

(二)知识格局重建对大学的冲击

虽然从表面上看科学知识的生产还掌握在大学手中,但网络化的知识格局正在逐渐打破这种垄断.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已经不是由机构决定知识的生产,而是由知识的格局来决定.传统意义上知识的生产可能需要在团队合作以及固定的研究机构中才能进行,而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还能实现再生产.但是这种知识却毫无情感价值可言,“高科技网络受限所抹去的,正是科技专家(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他们业已转化为现代科技系统大军中严格操作的士兵角色.同样,行政官员们则以成为科层制度中的职员(公务员).循此大势,一批人文知识则转化为技术复制时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制造商.”[ ]22在理论知识之外,还有大量由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化自由连接建立起来的知识形态.也就是说,根据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结论,这种知识突破了时空与技术的限制,是在心灵意向相同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纯粹的理论所代表的知识类型只是人类知识的一小部分,此外,人们在边思考边活动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知识也是存在的,最后,就某些领域而言,当且仅当知识本身就是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行动在各种概念和思想的全部工具都受心灵意向的支配,并且反映这种能动主义取向的意义上,充满了这种心灵意向的时候,知识才会出现.”[ ]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对以大学为代表的学科知识的生产形成了冲击.由网络知识格局是跨学科的,甚至没有学科的划分,所以其知识能够打破传统的以精英知识观所构成的格局.大学原本可以依仗的知识围墙一瞬间被这样的知识格局所打破,原本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在网络化格局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因为在一个无限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强大是云端存储和数据转换机制能够随时满足人们对各类知识的渴望,正如温伯格所言:“既然科学变成了一种网络,知识就不再是被从科学系统中抽出来的产物.超链接的科学不仅将知识链接到它最初的来源,还将知识链接到知识被生产、使用、讨论、产生意义的语境和过程中.网络化科学的最终产物,不再是独立出版物所代表的知识.”[17]244当知识的合法性被网络重新界定时,作为传统的知识生产机构,大学在精神上的权威自然就会被人们所舍弃.

在知识格局重新确立的环境中,现代大学所遭遇的困惑还不止于此.因为大学不仅生产知识,还传授知识,大学文凭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知识性认可.但是这种知识性认可是建立标准化定义下的,这就是说,学生要想获得文凭,则必须要经历一系列标准化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训练和筛选.正像罗斯(Todd Ross)所讽刺的那样:“现有的高校教育体系建立于一个世纪之前,无论它今天信奉的使命是什么——鼓励解决问题、发展批判思维、推翻陈旧观念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人文主义目标——它的设计目的是根据学生在标准化课程中的表现,对学生进行排名和筛选.高中成绩最好的学生能上最好的大学,而大学成绩最好的学生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或进入最好的专业院校深造.它一味地关注学生的排名,迫使每个学生做与普通学生相同的事情.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更好一点而已.”[ ]在传统的工业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是平均化的,但是在网络时代到来时,每个人都能在网络化的知识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定位,需要更为个性化的知识传授机制.这恰恰是传统高等教育所不能对学生承诺的,当可汗学院和大批优质的在线课程活跃在网络上时,其高频次付费知识的更新换代另任何人都刮目相看,学生通过完整的学习还能获得学位.这种形式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大学的独占知识空间正在越来越狭窄.

总之,今天的大学已经逐渐失去了知识上的光环,黯淡的色彩的另一面是大学正在遭遇的知识困境.困境的主要表现是知识生产的速度降低,质量下降.当多种知识创造组织在大学之外崛起的时候,大学生产的知识却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诟病.传统学派对新观念的抵触,知识系统内部分化加剧,正如波普尔(SirKarl Raimund Popper)所言:“自然科学家正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所偏袒,除非他属于不断提出新观念的少数人,否则,十分遗憾,他就常常极端有偏见,以片面和有所偏袒的方式赞成他自己的观念.极为最杰出的当代物理学家甚至建立了学派,形成对新观念的强大的抵抗力.”[ ]这其中最严重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与传授的分离,学科研究与专业教学相分离,这使得今天的大学课堂很难吸引起学生的关注.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的知识创新效率已经远不如从前,另一方面在于知识生产的成本在多元化主体分立的今天已经不高,于是就有诸多的知识主体开始生产那些满足不同人需求的知识.实际上,今天大学所处的知识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网络化的格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大学对知识的垄断.不仅如此,在外部格局发生变化的环境下,大学依然在执行标准化的教育理念,关注批量化的人才培养.这套传统工业社会里的知识观在今天网络化的格局中很难适用.当大学的功能在知识格局变化的环境中被网络一步步替代时,未来大学能否继续存在就成了一个未知的命题.

三、重建卓越的知识系统

从历史上来看,大学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的尊重,其本质在于大学是创造和传播高深知识的机构.知识的高深性质使得大学有别于其他的知识组织而成为最高等级的智力机构.而随着时间的流变,知识的高深气质逐渐被类型分化的大学机构所溶解,人们转而追求更有应用价值,更能满足人类的知识.随着大学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其知识也就很难被人们区分出“高深”与“平庸”来,不论是越来越像企业的大学还是越来越像大学的企业,人们很难从知识上辨识出大学的辉煌.“创业型大学正在采用越来越多的工业研发的方式来进行知识生产,而且有许多项目组就直接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并从中获得股息收益.随着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接近,使得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创新方式的差异变得更加难以厘清.”[ ]虽然高深知识的痕迹已经逐渐淡漠,但人们对于拥有卓越声誉大学的向往依然是趋之若鹜的,特别是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学,我国更是启动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如果说过去的大学能够为其成员进行高深知识的洗礼,从而将其与世俗公民相区别的话,今天的大学则是以其一流的身份再造社会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更加重视知识的质量,以知识生产的质量和教育的质量相挂钩来评价一所大学的声誉,“随着更多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在国际贸易竞争加剧,出现了需要年轻人具备更高级别的资格与满足新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反过来,这将需要大学和学院给毕业生传授更多的适当的知识和技能.因此,教育质量保证成为一个重要的机制,以确保毕业生获得相关的素质教育以满足雇主的需求.”[ ]事实上,人们对一流大学的需要从本质上反映的是对一流教育质量的需求.但一流本身只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反应,这一切的背后需要有一套卓越的知识系统来提供动力,仅仅提倡一流在事实上是意义不大的,所有的大学唯有朝向卓越才能避免被历史所遗忘.

(一)大学的精神跃迁:从一流到卓越

本质上,大学遭遇知识危机并非是其难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而是大学在疲于应付外界种种需求的过程中失去了独属于自我的灵魂.今天我们都在追求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一流本身并不具有现实的意义.一流只是外界对大学的一种声誉认可,这种声誉来自行政规划、市场影响等很琐碎的因素,但卓越却是独属于作为知识机构的大学的.事实上,大学曾经的辉煌决不是由于其是一流的社会机构,而是其足够卓越.一流大学只是一种个体化的现象,是属于一个时期的产物.而卓越却并非是每个大学都具有的基因,是穿越时代的产物.卓越的大学必然在理性与理想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卓越的大学不仅是生产知识的机构,而且还在以知识的理念塑造人才,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教育可能意味着,学生被教导一项特定的职业技能,教育的内容大体上是由被认为是什么重要的知识而组成的.在这种教育中,知识的重要性是由社会职业的地位所带来的.然而教育也可以有自己的目的,可以教给学生具体的学科知识,以使其以一种研究而不是职业训练的态度进行学习.当我们谈论这种教育时,它的价值独立于劳动力市场之外.它实际上是一种比普通职业更加有用的知识准备.”[ ]正是由于大学承担着培育人才的职能,这使得其在遭遇危机时的应对策略是完全不同的.企业遭遇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市场策略,转而更加迎合消费者溶解危机.政府在遇到危机可以改进执政方式,通过提升治理策略而消除危机的话.大学面临知识危机时的做法不是向外的,而是需要向内.因为大学知识危机的解决方式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不是凭借生产满足外界应时需求的知识就能实现的,关键是看大学的根基是否被触动.正如克里斯坦森所说的那样:“只有被真正的知识探求激发的活动以及希望最终有利于学生和社会的活动,其学术收益才会高于那些成本.确实,一方面,一项特定的研究可能不会即刻产生实践目的;另一方面,研究受营利性企业资助.但学者的目标必须是知识进步,而不能是为了增加终身教职的本钱或向大学报销间接费用.”[14]317人们只认为超越是一种不断向前的,属于单向时间序列的动作.但对于大学来说,真正的超越还可以是朝向其历史的,用知识探究所执守的精神家园去超越当下不断浮躁的世界.

(二)大学的变革:从应用格局到价值格局的再造

在传统的格局中,知识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唯一方式,但在变化的格局中,这种连接发生了断裂.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学生对课堂和大学的认同感降低了,学生不再因为知识而对课堂产生归属感,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13]17大学所传授的知识不再朝向生活,而是走向职业和更为功利化的取向.面对这种情形,大学要么创造一个更新的知识格局来改变现状,要么就只能在现有的格局下做出突破性的改革.前者几乎很难实现,因为在技术上大学已经没有先发优势.只有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新的知识格局.大学的变革不像其他机构一样可以通过组织再造来获得新生,对知识机构而言,真正的变革取决于大学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社会发展的整体价值.“大学只对重大需求与机会做出深思熟虑的响应性变革.创业行为也只在固定约束条件下发生,几乎没有像商业或政治领域常常发生的那种革命性的类型.这一稳定性是大学对社会的一个主要价值.”[14]27也就是说,大学虽然不能决定知识的生产格局,但是却可以决定知识的价值格局.实际上,人们所渴望的是大学能够通过知识所维护理性与真理,赋予每个人真正具有理性价值判断的能力.这种优势既来自于大学悠久的传统,而且是网络化知识格局中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在一个经济走向共享的时代中,任何知识生产都难以被绝对垄断.新的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实际上让人们很难区分出何种知识能提升自己的认知,也只有作为知识权威的大学才能帮助人们在一个价值纷乱的时代里竖立起新的理智.实际上,在新的格局中,大学应该找到符合人内心规律的知识生产方式.按照知识发展的序列来看,中世纪欧洲获取知识的公式是知识等于经文×逻辑.科学革命的知识获取公式是知识等于实证数据×数学,但是无法对事实产生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人文主义获取知识的方法是知识等于体验×敏感性,如果要知道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并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们.[11]215-216今天的大学正是需要以接近人的方式去触发全社会对高深知识的体验,利用每个人的敏感性去制造新知识.在这种卓越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知识不再由传统的教师或学者来独立完成,而是由所有对知识体验和具备高度敏感性的人来完成.大学的作用是不断引发人们对真理性知识的价值敏感性,将所有人变为知识的生产者,用理智去感受人性,这才是大学最值得被尊重的地方.

总之,一流大学所具有的意义只是象征层面的,而卓越大学所拥有的才是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知识格局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里,大学已不具备同其他知识机构和整个格局竞争的技术优势.换句话说,不论大学多么竭尽可能地开发新知识,不论其知识具有多么浓烈的科学取向,其意义和速度已经无法同已经网络时代知识生产相匹敌,最关键的是大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传统,从而引发了危机.“将科学研究视为与大学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本已有的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18]234实际上,今天大学所遭遇的知识危机只有极少部分是来自于格局的变化,很大部分还是由于大学偏离了既有的方向,而走向了功利化.区别普通和卓越大学的标准并不是其知识生产的技术多么先进,也不是其声誉波及面有多广.实际上那些卓越的大学就是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超过了一般的学校,对人性和启发人们理智的能力更强.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卓越的大学还在这个时代引领世界前行,因为他们存在的意义不是在于生产多少新知识,而是在于发现了多少新问题,正如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所提出的:“在科学中,重要的不是当时的热门科学问题的解决,而是对世界的理解.在此过程中,人们找出可能成立的解释,以及导致这些解释的问题.科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应该问的问题.”[ ]对今天所有追求一流的大学而言,一流可以是指标上的优秀,可以是排行榜上的突出,但卓越永远是以一种超越既有并保持传统的方式来保持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一流的指标是可以复制的,但卓越的精神确实独一无二的.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追求卓越才是摆脱危机,使世人敬仰的唯一出路.大学生产的知识也不应只是朝向一流,而是想需要永恒地面向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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