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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创造的文本世界,是具有情理逻辑的世界,文本世界永远比现实世界更清朗——哪怕小说描摹了异常复杂的人物内心及他所处的外部世界,它都因需要意义、价值指向,而没有生活本身庞杂.正因为小说描述的一切需要意义、价值指向,所以,它更具张力.小说的散漫只是表面,内里则由意义和价值构成张力.那么,价值如何在小说中诞生？本文对二O-七年的一部分短篇小说进行的梳理,主要围绕以上想法和问题进行.悖论夹缝内所展开的侦测
悖论,指的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两个相互有好感的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到底能证明什么？宝塔是一个人的信仰,*宝塔的人却被证明,他心中有不倒的宝塔.一群人自认为自由稀薄,快乐很少,他们强行索取,能否得到自由和快乐？福斯特说：“小说中的虚构成分,并不在故事,而在由思想发展成人物外在行为的方法.”小说的虚构,是将思想从概念中赎出,变成人物行为的一种潜在动力.作家张翎、朱辉、三三,通过虚构,在悖论中侦测人性发现情感的困局,在悖论中侦测时现价值观的乱局.
张翎的《都市猫语》虚构的是一个都市情感故事.男女主人公各自收养一只猫,各自珍藏着爱.两只猫相见不愿再分开,他们却分开了——不是因为没有相互给予温暖的心思,而是她希望把最干净的感情留给他.他们合租,意外的是他发现了她在家招嫖.他们曾彼此留意过对方,相互之间充满善意.幽微的人性温暖、道德洁癖,让他们关系微妙.女青年对男青年有好感,或许正是因为他对她的行为提出了异议,而她的高尚与卑微,让她并不敢接近他.美好的东西在道德悖论、人性悖论的夹缝中时十分脆弱,他们不敢碰触和深入.他们之间没有再发生任何故事,但留给对方的关切,看起来平常,却发自肺腑.
在作家朱辉的短篇《七层宝塔》中,新农村的唐老爹精神世界的构架中有传统*,有神明和禁忌.城市化进程中农耕时代的生活格局被打乱,唐老爹身处新城镇,怀念过去.年轻人阿虎则活在当下,必须为生存展开行动,他参与*宝塔.唐老爹和阿虎的关系,由情感、情势、价值判断交织而成.宝塔在老人心中是最后的精神据守点,宝塔拆除对于唐老爹而言惊天动地,也将唐老爹和阿虎的矛盾推向高位.人物的冲突,最终是观念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作品中的人物就是某个观念的纯然化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唐老爹夜晚病危,在阿虎救他的那辆车上挣扎,不肯坐车.作品以冷静、调侃的笔墨,试图描摹出人性、生活、时代的鲜活、混沌与复杂.
三三的《白塔》虚构了一群以倡导自由为口号的劫匪,他们以暴力的形式挟持民众,对持异见者,当场斩下手掌；一位治病救人的医生面对病人恳切的报答之心,说“我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他希望获得的报答是“我要你们从今以后活得快乐”,然而结果事与愿违.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应该建立在不伤害他人,不破坏或消极影响社会,不损害国家及民族的前提之下.快乐是内心满足带来的情感流露,在无法缓释的压力下无从谈起.以威胁和索要为出发点,会让人与自由、快乐,背道而驰.作者以生动的故事,丰富的思辨,在分寸感颇强的叙写中,完成了一篇佯谬色彩的寓言.
切斯特顿说：“真实世界必然比虚构世界更陌生,因为虚构是人脑的创造,当然与人志趣相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无论是虚构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作为背景的都市、城镇乃至世界,都带有开掘价值的诉求,虚构是小说写作一种开掘价值的途径.虚构的悖论两面,代表着不同的价值立场,而在悖论夹缝中展开的侦测将价值取舍不容回避地推至读者面前.对有意味的变化进行发掘
小说写作也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哪怕是小说的虚构,哪怕是展开想象,也无可避免地会动用现实生活的切片,动用普通人真挚的情感体验.小说家开掘小说价值的另一种方式便是：从真实生活中提取“价值生活”.福斯特曾说：“不管哪种生活,其实都由两种生活构成,即：时间生活和价值生活……故事叙述时间生活,但小说——如果是好小说,则要同时包含价值生活.”在生活中,一件事情的转折,一个情绪的变化,或许并不体现价值,但在小说中,变化多半潜伏着某些价值的对撞或更迭.
艾伟的《在科尔沁草原》中,含纳着一系列富有意味的变化：情境的变化,情感变化,人物行为的变化.外部情节的变化带来转折的诧异,一个经受挫折的老板,带着的庸俗愿望,带着年轻女人来到草原,却突然放弃原本的计划；一起来到草原的几个人,各自做出了人生的新选择.变化,体现人物的内在诉求——作为书写的一种主观取舍,它传达小说家对价值的判断,对生活的态度.一个人到底需要什么？这一需求将被他人猜度,或许被高估,抑或被贬低.《在科尔沁草原》践行“冰山理论”,省略了许多故事,即：省略了大量的“时间生活”.省略的故事,依旧可以从人物对话以及携带的情感中读出来——因为,小说中人物的情感具有延续性,它在推进中继而发生变化.
房伟的《猎舌师》活现了极端环境下征服者、被征服者、反抗者及无辜者的生活,将人性、思想、文化、爱国主义从抽象的概念中赎出,浸润在人物情感的汁液中,放置在事件、冲突以及诱人的美食之中.日军占领南京,百姓命如草芥,而南京日本领事馆内的人却锦衣美食,这是史实.小说注重书写一名反抗者——中国厨师宁安内心的怯懦、忏悔和思想发展脉络.一个懦弱的厨师,需要获得果敢,还需要放弃作为厨师不在食物中下毒的工作操守,从厨师变成一个“毒师”.宁安需要完成一系列转变,自我救赎、报仇雪恨与中国人应该秉持的民族大义,此时在这一系列转变中合而为一,成为人物转变的系列支撑.
“孤独而漫长的旅行”在作家马拉的《孤独而漫长的旅行》的中,说的或许是人们的生活.生活孤独、漫长,或许在生活中它显得枯燥、平淡,但在作家中捕捉到生活情境中情感和人际关系意味深长的变化——以此来展现.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灵与肉曾无限接近,但终究自己是自己.相爱相杀的那种温暖,彼此珍重,寒凉交加.唯有孤独而漫长的辽阔清寂,能把人推到一起紧紧相拥,又重重推开.不变的永恒的世人的处境,变化的想握住不放的却不可挽留.这样即可意会,每个人都是可怜的,爱是挽救人生的方式,物质并不能将人生从孤独中赎买出来.作品通过接续不断的情变,在悲凉的人生故事中,散布浓郁的悲悯情怀.小说的叙述是朴素的、淡泊的,高度简练,削至骨头.作品局部未设隐喻,字句不夸张,自然而具有说服力,风格明澈,但整体上却颇有诗意,于一种律动的情感节奏中,让人感受得到来自诗的润饰.
因为人的潜意识芜杂、情感微妙、人性复杂,所以人的内心生活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内宇宙.因为人生活在世界上和所有的他人都有可能产生人际关系,构成现时和历时交织的庞杂关联,因而人的外部生活纷纭杂乱.因为种种偶发的机缘、巧合非人力所能控制,所以人的生活无论内心还是外部,和小说文本世界相比,它都更加杂乱无序、漫无边际、逻辑关联含糊.利昂·塞米利安说：“激励作家写作的是现实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生活本身.”那些有意味的变化,体现了价值的变化,一定会被小说家重视.从角度选取出发探求意义
全知视角,写作中从一个人物的视角转换到另一个人物,是作家站在不同人物的视角看待事件的契机；自始至终从某一人物的视角来展开叙事,带有某种片面性,但也是一种立场的确立；始终像摄影一样对准要书写的人物、事件、场景,则是作家为了回避直接表态,尽力呈现描述对象客观的性状,将价值判断隐含在描写中.本文中谈论的角度,包括但不限于叙事视角.众所周知,一个圆柱体垂直竖看是圆环,在远处平视,是正方形.角度决定了我们将看见什么.意在笔先,作家选择看问题的角度,通常是潜意识内写作的第一个动作,它是一件作品书写的开始,这一开始将决定作品最终传达出怎样的内涵.结局在发端之处,往往早已注定.
眼睛在《金刚经》中被分为天眼、佛眼、法眼、慧眼、肉眼,不同的眼睛,眼界不一样.凡胎肉眼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实体世界,而虚幻事件时常激活人们对现实、存在及生命、宇宙的理解.李师江的《鸡鸣寺》将现实生活虚幻化,将虚幻事件实体化,从形制到内容皆暗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即是色”.主人公“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渴望超越,虚心向佛；鸡鸣寺住持,上网交网友,人在空门心忧众生.鸡鸣寺在世俗世界中超脱的禅意,显示澄明之境,乃至平和到了具有日常生活的气息.《鸡鸣寺》中作家以佛眼看世界,刨开虚假现实的矫饰,试图引导人们逾越肉眼世界、凡俗人生的局限.
刘汀的《速记员》分别从公众人物与草根小民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件事情,让读者发现：话语权背后站着的是责任；公众人物和媒体记者的王鼎天、何道光们掌握话语权,自然应该承担对民众负责的使命,然而面对名利和必须接受的追责,他们出现不同程度的退缩,以他们的视角叙事时,读者觉得他们的“退缩”情有可原.作品同时将目光投向速记员,让草民发出声音,读者发现小人物的话语权难得到保障,因而他们退隐到会议的偏僻一角,成为搅局者.作品中的一群小人物,让人想起《铁皮鼓》中的奥斯卡,一个侏儒竟可以用鼓点扰乱一场演奏.速记员成“创作者”,篡改传媒声音,将严肃的话语引向西皮流水.双重视角,道出尴尬时代的尴尬人和事.
王往的《灯火微茫》是在为“人间送小温”.一个悲苦的妇人遇见了一个给她温暖的青年,他们之间是否有男女之情？王往没有从道德的角度进行书写,而是选择了从人性的角度,体现人的美与善.我们时常以为,向弱者伸出援手是给予温暖,是一种付出,殊不知我们同时也在收获温暖,在收获心灵的安宁,收获一条通向“天堂”的坦途——这是王往看待问题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角度.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许多种类,毫无瓜葛的人之间能给予温暖,情人之间也可以给予温暖——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们是温暖过,并且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作品书写黑夜中一盏等待的灯,书写绝境中的关怀和慰藉,足够打动人心.
利昂·塞米利安说：“写作角度不仅仅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技巧或美学问题.在作为叙述方法的写作角度背后,存在着一个道德角度.我们的确应该使用这一术语,以便体现它的双重意义.作家对生活的总的评价,或者说,作家的世界观,他的个人品格,他作为人类一员的价值,都将进入他所描绘的画面之中,在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则更是如此.”在精神的图谱上寻找坐标
如果把焦点从小说写作的内部移开,站在另一个维度,远视小说,判断一篇小说是否具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通常还可以将具体的作家和他的作品,放在小说史、人类文明史、思想史的长河,以及当代社会的思潮,这一纵向和横向的坐标中.米兰·昆德拉便曾说过：“作家位于他的时代、民族和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
乌桐今年二十岁,是地地道道的小说新人,他的《没有下巴的人》是地地道道的新人新作,洋溢着年轻人求新的锐气,也洋溢着一个不倦的思想者的朝气、活力.“没有下巴的人”,是一个象征体,这样的象征体也只有经历过现代思想洗礼,经历过现代派文学濡养的人,才能塑造出来.80后作家主流依旧是延续写实主义传统,而乌桐这样的90后作家目前很大一个分支走了现代派的道路——鲁迅《故事新编》和卡夫卡的写作路径,这几乎可视作新人群体重返“五四”,踏上小说美学的另一条征程.乌桐之外的另一个青年作家徐小雅,她写了《饲鼠》.《饲鼠》描绘的是正常的生活画面,行文精细扎实,却夹杂着舒尔茨小说的味道,气氛怪诞,充满象征和隐喻.
短篇小说《金印汉子之歌》中的人物来源于《水浒传》,作家李黎以原作人物可能的存在困境和精神诉求为基础,进行再创作,而且别开生面.《金印汉子之歌》透露出作者丰厚的学识,深厚的生活经验积淀,以及对人心、人性的深邃洞察力.作品通过人物意识流动进行心理分析,贴着人物的内心进行场景、场面的描写,叙事中保持着冷静,笔调始终带有克制的幽默和轻度的调侃,既不辛辣也不尖刻,而是深具同情与辛酸,含纳清晰的反思,即从《水浒传》的忠孝思想走出来,歌唱“金印汉子”的血性生活.大家知道,《水浒传》是一部以故事性见长的情节小说,而李黎的《金印汉子之歌》是一部以心理分析作为显著特点的短篇小说.《金印汉子之歌》超拔《水浒传》的古典意识空间,建立在现代意识空间内,将梁山好汉和朋克青年进行了对位,展现现代观念的价值.
孟小书的《满月》描绘了嬉皮士的生活,他们脱离主流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不再考虑世俗意义的成功与失败,追求快乐和人的自然状态.嬉皮士拥有超脱世俗抵达逍遥的精神诉求,但也显得颓废,他们吸食,甚至因为长期不洗澡导致身上酸臭.年轻人“我”来自中国,作品以“我”的视角叙述,表达了“我”对嬉皮生活态度的好感和困惑.高考重压下“我”来到潘安岛,成了半个嬉皮士,压力顿然消退,但嬉皮士的快乐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快乐却让“我”心生怀疑.或许一个人可以一直生活在快乐的幻觉中,当“我”与侯诗瑶邂逅,却会用侯诗瑶的眼光打量自己的落拓.孟小书将一个中国当代青年的思想状态放在了世界思想史的坐标内,截取嬉皮士的生活作为背景,让两种生活状态,两种价值取向成为互锥的刺.
利昂·塞米利安说：“没有背景的艺术作品,前景就显得单薄无力和虚无缥缈.”文学创作需要时代、民族、见识和思想作为背景,在一定的背景下孜孜不倦地努力,将作品推到时代思潮的前沿.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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