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洲小说家对《浮生六记》的文化误读,本文是浮生六记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浮生六记》和澳洲小说家和误读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浮生六记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是澳大利亚小说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致敬中国文学经典《浮生六记》的一部作品,因其“误读”中国文化而被指责充满了“东方主义话语”.本文以哈罗德·布鲁姆的互文理论为框架,分析《红线》对《浮生六记》的误读和修正过程；讨论跨文化小说的创作技巧、主题意义和跨文化作家的文化立场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小说；尼古拉斯·周思；《红线》；《浮生六记》；文化误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39-08
一、引言
澳大利亚小说《红线》（The Read Thread,2000）以佛教转世轮回思想为依据,利用后现代戏仿手法,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尼古拉斯·周思说,《红线》是他致敬中国古典文学《浮生六记》的一部作品,创作《红线》是为了“偿还”他对沈复的“欠债”.①《红线》出版后受到西方读者的热烈欢迎,却遭到中国读者的强烈批评.②他们认为《红线》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充满了东方主义话语.《红线》在解读中国文学和阐释中国文化方面超出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但若称其为“东方主义”误读又有失公允.第一,东方主义作家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双方永远不会交汇.”③而周思认为“西方与东方实际上一直是有联系的,‘杂交玫瑰’就是这一联系的象征.”④第二,东方主义话语通常是一位男主人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让东方文化归顺西方,而《红线》的女主人公却主动归顺东方,融入中国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红线》中的文化误读呢？批评家艾瑞安娜·达哥尼诺（Arianna Dagnino）的新著《全球流动时代的跨文化作家和跨文化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角.该书针对全球文化流动的现实,关注跨国主义、流动的身份、新游牧主义、新世界主义等文学热点,对跨文化作家的身份、跨文化小说的特点以及移居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讨论.她认为跨文化作家经过海外移居体验,以虚构小说的形式表现文化顺应过程的文学类别可称作“跨文化小说”.⑤周思认为“‘跨文化书写’（transcultural writing）更指向那些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思想和形式的交流,如《红线》虽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浮生六记》,但它是以另一种语言书写的,放置到另一时空下的故事,同时还具备了澳大利亚的文学传统.”⑥从跨文化视角来看,《红线》中的文化误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有意误读”,而《红线》的创作过程可以借助布鲁姆的互文理论得到阐释.
T.S.艾略特在说“稚嫩的诗人依样画葫芦,成熟的诗人偷梁换柱”时已有互文思想的雏形,布鲁姆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法国派的互文理论⑦.布鲁姆把文本的生成置于后辈与前驱的对抗关系中,后辈在作品中以六种“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对前驱文本进行误读,从而象征性地杀死前驱,为自己的想象力开辟空间.布鲁姆结合16世纪犹太神学家卢利亚的创世故事,将误读与修正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限定（Tropes of Limitation）,后辈诗人借助“克里纳门”（Clinamen）和“苔瑟拉”（Tessera）故意偏离前驱文本本意,试图摆脱它的束缚.它意在重新审视,将前辈作品的意义限定在只有他一人看到的范围.第二阶段为替代（The Process of Substitution）,后辈诗人通过“克诺西斯”（Kenosis）和“魔化”（Daemonization）解构前驱文本,期望在碎片中获得新生.它旨在重新估价,拓展前人作品的意义领域.第三阶段为重现（Tropes of Representation）,后辈诗人通过“阿斯克西斯”（Askesis）和“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将前驱文本变成“飞毯上的图案”,完成挪用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超越前驱文本.它旨在重新选择和阐释前驱文本的中心意义.⑧布鲁姆的互文理论探讨的是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文学传播中的“变异”现象提供了合法性.那么它对异质文化之间文学变异也适用吗？周思认为文学没有时空的界限,“一种语言、文化的文学作品的主题、风格和形式能够激发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新型作品.”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可以互通有无的共生关系.本文以布鲁姆的互文理论为框架,从跨文化视角审视《浮生六记》到《红线》的文化误读与文学变异过程,借以探讨跨文化书写中的创作技巧、主题意义和文化立场问题.
二、限定：重新审视前驱文本意义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体回忆录,讲述的是发生在沈复和芸娘身上的真实故事.周思“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想象,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今天新一代读者欣赏的,与《浮生六记》全然不同的故事.”⑩作者在《红线》的出版信息中特别注明：“书中人名、地名和事件均为作者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后辈作家以前驱文本为蓝本进行创作首先要重新审视前驱文本意义,为自己的故事创造条件.从《浮生六记》到《红线》的文本变异,首先从限定前驱文本意义开始,小说家首先对小说三要素——场景、人物和情节分别做了限定.通过“克里纳门”（Clinamen）重置小说场景,重塑小说人物,又通过“苔瑟拉”（Tessera）补充完整小说情节.周思将《浮生六记》的故事从清朝乾嘉年间（18世纪末）的苏州置换到20世纪末的上海,创造出更适合小说主题的环境,“让旧文本《浮生六记》的魅力打动现代读者.”{11}达哥尼诺用“港口城市”（the harbor city）一词来概括跨文化小说的场景,她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例,说明跨文化小说的故事一般发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是中国最具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特征的城市,是多元文化的调色板,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也聚焦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小说主要人物居无定所,生活空间具有流动性：沈复和芸娘平常寄居亲友家,一有空闲即畅游山川、寺庙、园林.沈复灵和鲁斯平时寄居待拆迁的老宅阁楼,经常去酒吧和旅馆公共空间.
《红线》的主要人物具有中西合璧的杂糅特征,他们是《浮生六记》人物的现代化和本土化改编.鲁斯（Ruth）来自澳大利亚,母亲玛丽（Marie）是法国人,父亲卢克（Luc Garrett）是新喀里多尼亚人.14岁时,父母离异,鲁斯随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在悉尼一所艺术学校读书.4年后玛丽诊断出乳腺癌,很快去世,留下鲁斯一人独自在悉尼生活.鲁斯虽然拥有一张典型的西方面孔,却钟情中国传统文化.她从高中开始学习中文,后来又在夜校继续学习,还请了一位老先生教她中国绘画.鲁斯虽才思敏捷,却患不治之症,老先生建议她去唐人街找中医治疗.而她做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直接飞到了中国上海.{12}作者精心设计小说人物的名字,安排各种“巧合”,不厌其烦地向读者透露鲁斯就是芸娘转世.“鲁斯”（Ruth）与“Rue”有关,英文“rue”意为芸香（the herb of grace）,正应了陈芸的名字.“鲁斯”还呼应了圣经《路得记》{13}主人公的名字.跟路得一样,鲁斯选择归化客居文化,她身着汉服、口诵汉文、学习刺绣,最终皈依佛门.沈复灵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海龟”,父亲是复旦大学教授,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他没有按照父亲的安排从商,而是钟情传统文化艺术,对古董很有鉴赏力,回国后任职于一家跨国艺术品拍卖公司.{14}韩是上海娱乐圈当红歌星,外婆是旧上海有名的白俄,仰慕者众多.韩母是她与其中一位虔诚的仰慕者的私生子,可惜孩子出生后父亲再也没有出现.由于解放前开过妓院,外婆在期间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改造.迫于生计,外婆将女儿嫁给了当地农民的智障儿子,生下了韩.韩的身上既有外祖母遗传给她的美貌和交际花基因,又有苦难环境中磨砺出来的强悍.她身材丰满,为人豪放,浑身散发出一股野性美.她只身从农村来到上海闯荡,挣的钱大多寄给寡居农村的母亲,为了让她能抬起头做人,少受欺凌.{15}
“苔瑟拉”意为“续完”和“对偶”,即后辈诗人用对偶的方式续写前人的文本.《红线》对《浮生六记》的续写包括补充完整的情节、扩充必要的细节和发挥文学的想象.《浮生六记》只有四卷存世：卷一闺房记乐,卷二闲情记趣,卷三坎坷记愁,卷四浪游记快.小说《红线》也包括6个章节：婚礼记乐、生活记趣、坎坷记愁、轮回记悲、镯断记悟和梦碎记散,组成了浮生一世的6个篇章.{16}前3章沿用林语堂译《浮生六记》的章节标题,而后3章的标题是周思自己的补创,让残缺的故事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除了考虑到结构完整性以外,作者还增补了不少细节.《浮生六记》中的洞房花烛夜,沈复轻描淡写、几笔带过,但《红线》中沈复和芸娘的洞房花烛夜被周思刻画得非常详细.他让后世人物也出现在前世故事中,参加婚礼的宾客中有媒人刘嫂,耄耋老道翁（Weng）,画师孙达（Sun Da）,婚礼由寺庙的大师主持,还增加了新人喝交杯酒的仪式,让人读来啼笑皆非.{17}当读者开始质疑叙述的真伪时,听到沈复灵与鲁斯在床上的对话：“对不起,”沈脸红了：“我梦到……”鲁斯回答：“也许我们在梦中还在读着他们的故事.”{18}作者故意模糊梦境与现实,将自己的修正合法化.遗失的两卷给周思的创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他根据前四卷埋下的伏笔,不仅创作出沈复灵和鲁斯的爱情故事,而且对沈复和芸娘的命运也做了大胆的改写.让它既有东方《聊斋》的风格,又有西方《人鬼情未了》的痕迹.芸娘死后,憨园悔过遁入空门,她虔诚的修行感动了观音菩萨,芸娘死而复生,与沈复幸福地生活了多年.某日,沈复携芸娘游历田州著名的黄柏寺,在观音殿偶遇在此修行的憨园.芸憨见面,芸娘灵魂复归灵界.多年后,沈复重游黄柏寺,听寺庙主持讲述了憨园的故事；于是在寺庙写下最后两卷《浮生六记》寄存黄柏寺.两百年后,破门和尚给沈复灵和鲁斯讲述黄柏寺历史及老主持冒死保护佛教遗产的故事.在被保护的遗产中,他们发现了沈复后两卷的《浮生六记》和芸娘的绣花鞋.{19}
通过“克里纳门”和“苔瑟拉”两个修正比,小说的三要素（场景、人物和情节）均创作完毕,一个完整的故事诞生了.如果作者只停留在此阶段,《红线》只是山寨版的《浮生六记》而已.作家还需要第二阶段的再加工,让他的故事凸显澳大利亚性,超越单一的中国故事.
三、替代：重新估价拓展意义领域
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修正还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和续写,那么进入第二个阶段,作家开始大刀阔斧地打破重组.“克诺西斯”（Kenosis）原为一种搅碎它物的器械,布鲁姆借用这一术语,旨在打破与前驱文本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实现文本的碎片化.在《红线》的创作中,作者首先打破前驱文本的叙事结构,通过叙述切换和文本拼贴等手法进行了文本的重构和创新.《浮生六记》的每一卷都围绕一个主题,以第一人称视角娓娓道来,坦诚地讲述传主的平凡故事.而《红线》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频繁切换,通过转世的沈复灵和鲁斯一起阅读古本《浮生六记》将两条叙事线索交织并置.例如《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讲述了沈复与芸娘相识相恋过程及婚姻生活中的苦乐哀愁,是一个完整的叙述.《红线》第一卷“婚礼记乐”将前驱文本“碎片化”为5个片段,为沈复灵和鲁斯的故事作铺垫.作者有意将《浮生六记》开篇沈复的自我介绍与主人公沈复灵的自我介绍以读者和作者对话的形式并置一处.
“余生乾隆癸未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沈想,作者叫沈复,我叫沈复灵,我和你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我在美国学习期间,随扮演詹姆斯·邦德的演员取名肖恩.
在人物对白设计中,作者还让鲁斯开口说出了沈复的话,“小时候,我喜欢观察微小的东西,从中获得一种浪漫的、超凡脱俗的乐趣.夏天,蚊子嗡嗡地飞来飞去,我就把它们想象成一群在空中飞舞的白鹤,这使我感到极大的愉快.”{21}然后当鲁斯和沈在《浮生六记》中读到一样的文字,俩人同时表示诧异,读者也会产生一种神秘怪异的感觉.又如第四章中,作者描写憨之薄情和芸娘之死时,有选择地摘录了林语堂的英译文,故意断章取义,重新编排组合,使得故事顺着作者想象的方向发展{22}.周思借鉴了前文本的主要情节与经典片段,让小说文本与前文本交相辉映,共同创造出复杂的互文隐喻结构.这种突破单一视角的叙述方式也印证了跨文化小说的“多视角叙述”特征.其次,作者通过对人物关系的颠覆性改写,凸显与前文本的差异,达到创新的目的.《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个“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的女性.（林语堂语）.她对于憨园的喜爱,一方面是出于爱美的天性,另一方面也是对丈夫无私的爱,她认定爱人的快乐才是自己的幸福所在.《红线》中的鲁斯是一个双性恋者,她对韩的爱恋甚至超出了对沈复灵的恋情.小说文本中随处可见3人暧昧关系的描述：出游时,他们会尽量同居一室.在马太太的小旅馆,鲁斯和沈居主卧,韩居偏房.但有时晚上鲁斯醒来会害怕韩寂寞,而悄悄钻到隔壁韩的被窝里,而睡梦中韩的手指会爬上她的背.有时候,韩冷了也会跑到主卧里与沈紧紧依偎,相互取暖.{23}在韩离开以后,鲁斯好像丢了魂一样.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辗转反复,难以入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韩,渴望与韩的肌肤之亲.{24}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林语堂所说的那个“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形象了.当然,她不是中国的芸娘,而是澳大利亚的鲁斯.
“逆崇高”（Daemonization）亦称“魔化”,意为有一种在人神之间的力量附在新人身上帮助他,后辈诗人利用某种神秘力量的介入使自己的误读合法化.《红线》借助佛教思想、神话传说以及传统哲学既为自己的误读合法化找帮手,又使小说充满了东方的神秘感.作者在文本中反复强调两世人物生活与爱情之间一种“诡异的相似性”{25}：“好像他们之间的联系早已存在,但是从哪里来的呢？”{26}“她再次看了看那本书,希望书中文字能解释她与眼前这位年轻的中国男人之间的联系”.{27}在洞房花烛夜中,作者增加了画师孙达向新人赠送月老画像的细节.他通过孙达之口向西方读者解释：“这幅画象征着一对新人此生被月老的红线系在了一起.”新郎悄悄对新娘说：“我相信我们不光这一世,下一世也能结缘.”芸娘道：“让我们下一世继续享受这一世未享尽的快乐.”沈复道：“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28}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被月老的“红线”联系在了一起.最后一章《浮》的英文名为“Beautiful Gleanings”,是林语堂对沈复“弃余集赏”的英译.《浮生六记》记载,别人丢弃的东西,芸娘视为珍品.她将收集的破书残画装订成集,名曰“弃余集赏”.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舍得”哲学,小说主人公的结局安排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舍得”哲学.象征文学传统的《浮生六记》被拍卖,沈复灵放下了传统的监护权,获得了12.5%的拍卖佣金.鲁斯和韩放下执念之爱,一个获得了灵魂的归宿,一个获得了物质的财富.
在创作过程中,后辈作家需要“打破容器”,彻底颠覆前驱文本才能获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新生命.替代是修正的中间过渡阶段,《红线》通过“克诺西斯”对前驱文本进行了打破性重组和颠覆性重构,又通过“魔化”让自己的误读合法化.至此,《红线》不再是一个“山寨版”的中国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异域风情的澳大利亚跨文化小说.翻译家李尧称“作者将一个古典的美丽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充满时代精神的人物结合得无懈可击、浑然天成,更显示出他炉火纯青的创作技巧.”{29}
四、重现：重新瞄准作品中心意义
周思在修正的最后一阶段重新瞄准了作品的中心意义,为读者精心编织了一个3层的意义结构.《红线》是作家抛给读者的一颗“红苹果”.“外皮”是穿越时空的浪漫爱情,主人公的爱情感人至深,让人回味无穷,普通读者很难抗拒它的诱惑；“果肉”是一个局外人对中国社会的冷眼观察和辛辣批判,敏感的批评家可以透过表层的糖衣看到无比辛辣的社会批判.这时,跨国恋情也就成了一个文化隐喻,沈复灵代表了传统中国,韩代表了现代中国.鲁斯先被中国传统吸引,而现代中国让她爱恨交加,思虑成疾.穿梭于中西之间的小说家能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一味追求物质利益,漠视文化传统.年轻人放纵物欲,酒吧人满为患,宗教和文学没有生存空间.人情冷淡,当沈回家为鲁斯筹手术费时,沈父冷冷地说：“难道她没有家人吗？让她自己从海外筹钱吧.”{30}沈父代表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他认为经商是当下最有前途的事业,因此将儿子送到美国学习经济.沈家祖上留下的小洋楼象征着历史传统,沈父视其为耻辱,拆迁时迫不及待地签了字,换得钱款以填补二儿子经商亏空.“内核”是作者的世界主义理想和文化沟通的主题,唯有熟悉中澳文学语境,具备跨文化意识的专业读者才能够体悟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面对现实的苦涩.在最后一章中,作者刻意将两世人物命运合二为一.鲁斯大病初愈,与沈复灵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老翁帮助他们找到“正版”《浮生六记》后两卷,二人读完故事后,分享了他们的阅读体验.
绣花鞋就是命运轮回的证据.除了拥有从沈复和芸早年生活中积累的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觉得那么熟悉,亲密无间,会意的眼神,肌肤的接触,以及对往事的记忆.这样,他们似乎融为一体,沈能感觉到芸曾经有过的感觉；鲁斯也能理解沈复理解的那些东西.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某种混乱——已经混乱了多次——可是当轮船突突响着驶向上海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和谐美好.
在文化交流中有过困惑也有过误解,但此时此刻他们4人之间的理解穿越了时空,打破了性别障碍.现代的沈复灵能理解古代的陈芸,澳大利亚的鲁斯能理解中国的沈复.这种和谐正应了费孝通先生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是周思渴望打通东西文化的世界主义理想.鲁斯的中国经历与圣经《路得记》的故事互文互涉,作者意在探讨异质文化沟通的主题.路得嫁给以色列人,成为大卫王的祖先,改变了以色列帝王家谱.鲁斯没有嫁给中国人,也没有回归澳大利亚,而是看破红尘归隐九华山,不知所终.“在那里,时间与世界统统融入永恒.”对于鲁斯的选择,沈虽不情愿但只能接受.“我不愿意接受这种结局,因为我偏偏是个被爱情所困的人.”{32}这样的结局也隐隐表达了一个中澳文化交流的开拓者面对现实的挫败和迷失.
20世纪70年代以降,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刺激下,澳大利亚作家纷纷冲破传统束缚,尝试全新的创作.出身于传教士家庭的周思听着中国的故事长大,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习让他比一般白人作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外交官生涯和异域文化的体验让他对文化误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文学创新点对他来说水到渠成.周思认为“写作”像魔法布丁,只有在一次次消化、流通、重构后才能成为“文学”.有人担心误读会丧失传播文化正统的能力,周思认为这种担心只会阻碍创意写作.他将这种焦虑比喻成劳森小说《赶牧子》中的场景：“小心谨慎地等待屋子里的蛇出现,可是一旦狗杀死了蛇,也就没有了故事.”{33}他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产生不同的文本阅读”,我们可以在误解中学习,也可以在误解中合作.随着沟通的日益深入,异质文化差异会缩小,误读也会越来越少.澳大利亚文学自二战以来一直在建构民族身份与打破疆界,拓宽视野之间左右为难.这既是澳大利亚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澳大利亚文人的焦虑根源.殷企平认为“化解焦虑的手段有二：一是从事批评,二是提供愿景.”{34}小说《红线》通过重写文学经典,表达了作者沟通中西的文化诉求,提供给读者一幅和谐自由的文学新世界的愿景.2007年11月在卧龙岗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周思用“越界的黑天鹅”（‘black swan of trespass’）来概括“澳大利亚写作中的变化与转型”.{35}当澳大利亚“黑天鹅”不请自来,涉足中国文化领域,中国人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呢？小说家通过创作投石问路：“打破边界,悦纳异己.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红线》始终贯穿着前世与今生两条故事线,但沈复与陈芸的故事被化整为零,融入沈复灵与鲁斯的故事中.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后现代拼贴技巧,让读者很难发现拼贴的痕迹,然而作者最后在排版上刻意用红色字体凸显《红线》中《浮生六记》的存在感.据笔者粗略统计,全书一共有30处红色字体部分,都是对《浮生六记》片段的译写和文本拼贴.作者对译文的处理体现了很强的主体性,他有时借用林语堂的经典译文,有时是自己的译文,有时发挥想象增补原文本没有的内容.文本中的拼贴强调的是异质性,异质的材料拼贴在一起,服务于共同的主题.周思想“让读者在阅读时感觉到他们进入了不同的世界.‘红色’会与对中国的联想联系起来,红色也是充满的一种颜色,‘红线’还是联系中西和古今的纽带”.{36}他认为：“历史的幽灵可以再回来,浪漫的爱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们着手新的变革,包括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变革,下一章永远是个谜.《红线》在过去与现在、事实与推测之间游弋,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成形.”{37}读者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有差异的文本世界,一个超越主体界限的文本世界,也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文本世界.这时,后辈诗人已经度过学徒期,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他已经不再刻意避开与前驱文本的关联,甚至要突显对前驱文本的挪用.小说最后以沈复的文字结束《红线》的故事：“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38}通过“凸显”差异与“回归”前文本,一个后辈诗人与前辈诗人之间的较量结束,前驱文本如同“飞毯上的图案”为小说锦上添花.
五、结论
文化的流动性和信息的即时性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达哥尼诺的跨文化比较法可以展示不同国别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揭示、检验文化交流中的动态过程.自21世纪以降,跨文化小说引领了一股新的创作潮流,它超越了走马观花式的旅行书写,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小说家对其文化立场的文学表达.它让作家和读者能够从不同视角看问题,达到情感上的移情与心理上的亲近,最终达到沟通彼此的目的.但是,达哥尼诺的论著没有讨论异质文化的书写问题,小说《红线》从中国文学中汲取创作灵感,通过误读与修正前驱文本生成新文本,为跨文化书写的运作机制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范例.达哥尼诺用“流动的水”和“无根的树”来形容交流中的文化,“流动的水”容易汇流,但不易塑形.跨文化作家拥有精英的世界主义立场,它的无根性与文化沉淀的本质属性自相矛盾.而“超越”本身又建构了另一种凌驾于国别、种族之上的“普世文化”.
对于小说家抛出的问题“悦纳异己,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中国学者应该以何种心态面对？首先,我们应继续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西方世界的“中国阐释者”,他们游离于两个世界之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们的中国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下的中国文化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身的文化传统.{39}其次,作家和读者都需要认识到“悦纳异己是有条件的”,没有底线的“好客之道（hospitality）可能演变成敌意（hostility）”.{40}在当今世界的文化秩序下,还没有绝对平等的“世界主义”.“世界公民”衣食无忧、四海为家,在东西方自由行走；而“世界难民”食不果腹、无处为家,东西方都容不下他.我们在鼓励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要坚守本土立场,不能为了走出“失语”的状态,而步入“失根”的状态；成不了“世界公民”,反沦为“世界难民”.
此文点评:本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浮生六记》和澳洲小说家和误读方面的浮生六记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浮生六记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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