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新启蒙背景下的苦难叙事,本文是启蒙方面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八十年代和苦难叙事和新启蒙背景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启蒙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无论从叙事对象还是叙事主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苦难叙事都带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这种人道主义属性,明显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苦难叙事自然地具有启蒙主义精神.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和认同,它的潜话语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这样的苦难书写,反过来也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人的发现的启蒙思潮的澎湃向前.
关键词：80年代；新启蒙；反思文学；苦难叙事；启蒙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28-08
结束后的“新启蒙”运动①,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变革的契机,变革的文学也成为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形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创新和思想解放紧密交融的盛况.作为对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的反叛,80年代小说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情节设置来诠释所谓历史的发展规律,宣扬宏大的社会理想,而是以个体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为关切对象,从“人民的文学”转向了“人的文学”.且不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公开为“人”和文学应该写人正名,古华的《芙蓉镇》、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河的子孙》、陆文夫的《美食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郑义的《远村》等作品,主人公多是被侮辱被损害者,有的是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如《芙蓉镇》里的秦书田和胡玉音,在历史新时期,他们都是被看作“人”而进入文学画廊的,他们的辛酸故事都浸泡在作家的人道主义同情里.因此,无论从叙事对象还是叙事主体来看,80年代的苦难叙事都带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愫.这种人道主义属性,明显继承了“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也可以看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学精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苦难叙事自然地具有启蒙主义精神.书写苦难,是对人遭受身体和精神痛苦的同情与悲悯,也是对社会正义的期待和认同,它的潜话语是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存和幸福才是最高的准则.但是,以个体的人为叙述对象,并不等于就有了个体意识.个体意识也是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可以是对象主体的,但首先必须是创作主体的.只有具备主体意识,苦难叙事才能成为启蒙叙事.80年代书写苦难的作家,无论是复出的作家,还是新进作家,莫不是从被称为浩劫的“”中走过来,相当一部分人还经历过更多次数的地震般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身上落满了历史的尘埃,直至“”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也还有人惊魂未定,并不是每个人都从精神上摆脱了因袭的重负.正因为这样,抚摸伤痕,展示苦难,是对非人历史的控诉与批判,它宣示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生存权利的确认,但也有的只是出于认同他者的需求.如果说,“伤痕文学”产生于历史转折之初,一时还无法摆脱革命时代的政治话语,在讲述个人的悲剧性遭遇时还不敢伸张个体的权利,那么,在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上兴起的“反思文学”应当无所顾忌地指斥思潮借革命和人民的名义制造人生苦难的谬误,将个人与自我从话语独断和思想专制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上反思文学的创作主体并非都有这样的自觉.
对于反思文学苦难书写中主体性的缺失,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撰文进行过检讨②.新世纪以来,多有论者对上世纪80年代苦难叙事的局限进行反省.比如有论者从叙事视角和结构模式来探讨作家的反思小说,发现“这些作品,往往从‘党’、‘人民’、‘祖国’等价值理念中获取思想资源,所有的苦难倾诉、社会批判都是以对党、人民、祖国的价值皈依为前提.”该论文以王蒙的《布礼》、《杂色》,从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和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小说为重读对象,分析这些作品的文化原型知识分子视角所决定的结构模式及叙事功能,揭示出了作家苦难叙事的“主体”局限.论文首先指出了这些小说里的忠诚信念与权力话语的关系.关于忠诚信念,论文第一个举出的例子是王蒙的小说,指出“王蒙兼有干部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他的作品大多表达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对党、对信仰的执着无悔和忠诚信念,表现了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执着情怀.”具体表现在《布礼》对主人公钟亦成的精神受难史的刻画,从中可以看到“总体叙事上,作者把人物的身份定位为革命机器的螺丝钉,所以那些饱受肉体磨难和精神侮辱、有过消沉与迷惘的主人公们,往往把冤屈当作考验,把苦难当作修炼,始终不放弃神圣的信念和对这一信念的忠诚.”而这种对党的宗教般的虔诚带来的效果是使得加在人物身心上的一切苦难和屈辱蒙上了圣洁和崇高的光环,它在叙事功能上具有一种返身性,即“在回溯荒谬历史的同时,也建构了知识分子苦难而光荣的历史形象,从而为受害者在新的政治时期重新定位提供了合法性依据.”③这是对陈晓明“有意识地重述‘’历史,不再是单纯地展示伤痕,而是致力于表达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对党保持忠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不移的信念.通过这种陈述,重建了新时期的历史主体（例如,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④这一观点的认同与再度阐释.对从维熙在《雪落黄河静无声》里将忠诚与信念依托于“祖国”的分析得出也是将近的结论,即“爱国的主题又自然转换为权力话语,使知识分子历史形象的重塑和现实社会地位的再造获得极大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所发现的苦难叙事的不足,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理性的独立人格尚未出现,也说明作家的主体性还处于缺失状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蒙等作家对民族磨难的体验与反思是真挚而深沉的,但在整个时代的集体主义信念和历史线性进步的精神氛围中,作家们仍然难以把个体的生存经验和理性思考提升到独立的个体意识,他们依然要把知识分子的思考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因此知识分子尽管受磨难但却仍然强调他们忠诚与无悔的信念.”⑤新世纪的文学研究者,要求知识分子叙事还是以启蒙主义的个人担当为尺度.
其次,这篇论文概括并分析了80年代作家的苦难叙事中的母与子的叙事模式.《布礼》、《灵与肉》、《绿化树》和《雪落黄河静无声》里的受难者身上存在着的“子不嫌母丑”的情感认同模式,经过剖析,显现出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缺乏,与批判职能所存在的差距.《布礼》里主人公钟亦成的未婚妻凌雪在他遭受意外的打击后对他说的一段话,提供了母与子叙事模式的典型例证.凌雪说：“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消了,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也许,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为了引起你的重视,给一个大震动,然后你会更好地改造自己……”⑥这个比喻传达的朴素而真诚的感情,无论置于什么叙事结构中,都难以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研究者所接受和认同.同样,《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中把底层劳动者写成受难中的知识分子的接纳者与拯救者,和《雪落黄河静无声》里范汉儒所声称的“我承受的灾难再大,也不能做一个黄河的不肖子孙”和“一个炎黄儿女最大的,莫过于对祖国的忠诚”的信念,以及为了坚守这一信念而毅然抛弃在近20年的磨难中缔结的爱情的做法,也都是有自我意识的当代知识者所无法理解的.范汉儒的忠贞理念,有着强烈的封建话语色彩,有悖常理与人性,无法不为现代人所否定,因为只要从思想启蒙的视角就可以看出它的问题所在：“20世纪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叙事中‘子不嫌母丑’式的情感认同模式,使得写作者不无炫耀地沉溺于自我的苦难倾诉,表现出一种美化苦难的畸变心态,因而也就排除了对民族灾难和人民困苦进行更深层次思索的可能性.”基于此,这篇论文最后探讨了知识分子失去本应有的主体性的原因,将其归咎于文化原型与政治规训.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土壤来为知识分子苦难叙事模式寻找来源,把捉到了它的原因,更有意义的是从现代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中检查文化隐喻转换所实现的意识形态规训与自我规训,这样,“母与子的情感认同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这既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积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极力塑造的结果”⑦的判断就有了较为充足的依据.
与这种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层面上检省苦难叙事的主体性缺失的研究不同,有的论者从超越现实的高度来俯瞰苦难叙事的历史局限.这种研究不满于以作家为主体创作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出于焦灼与,将苦难的岁月连同苦难赋予的精神力量转为一种政治话语,而没能提供震撼人心的苦难叙事,故而直接提出批评,说“作家就是这样,一方面幽怨地叙述着由历史的不幸而给他们造成的苦痛,但最终都不忘记把内心的委屈与悲愤,转化为一种对政治的归依和虔诚.他们深层次伸张的,并不是人性在苦难的压力之下所承受的折磨与痛楚,更不是对个体生命潜在的迎合受辱与自身苍白的生命意识的痛悔；而是知识分子坚贞与崇高的政治信仰,对党和祖国至死不渝的爱.”不仅看到了苦难叙事中知识分子依附政治话语的现象,也意识到了它的缺憾所在,进而便是对形成苦难叙事局限性内外诱因的诊断：“用政治话语去取代苦难的表达,把对苦难的尊重转化为对政治的虔诚,苦难叙事的这种执拗性,除了源自中国有‘政统’、‘道统’压倒一切的传统文化习惯,除了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政治自觉,除了当时那个虽已走向开放但意识形态仍较为紧张的年代之外,似乎也有中国文人生存智慧的体现.他们用丰厚的苦难资本,去批判与反思历史的荒诞,这不仅使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易于引起历史主流的认同并进而获得赦免；同时,苦难诉诸于政治的高姿态方式,也吹响了权力缺失后的文人重返历史主体角色的号角.即,他们通过重述自己‘崇高的历史’——而不是‘苦难的历史’,重建了新时期自己的历史,这就使拨乱反正后重返现实的受难者有了历史的连续性.于是,本为一种精神财富的苦难阅历,在作家那里转化成了一种政治财富.在某种程度上,苦难成为他们开启社会政治权力中心的钥匙.”⑧这一批评与前一论文的文化视角不同,它基于一种美学*和哲学追求.在研究者看来,80年代的苦难叙事或者因当前意识和功利目的太强,而使作家失去了把苦难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无限性的、宿命性的事物,并对之进行终极追问的意识,或因刻意地表达对苦难的超越而让超越的哲学意蕴和美学力量大打折扣,而且使作家经常陷入对一种假想价值的自我迷恋之中,特别是当代文学苦难叙事只有赚取泪水的怜悯感而缺乏富有力度的崇高感,不能成为更高级的艺术.总之,当代作家缺乏自觉而深刻的苦难意识,对苦难没有虔诚,未曾怀有庄严和神圣,不对以冷静和理智,就造成了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种种历史局限.
上述两种对苦难叙事的研究,或隐含着启蒙叙事的评价标准,或超越了启蒙叙事的历史理性,但一个共同的做法是把苦难叙事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它为启蒙叙事研究首先应将研究对象历史化提供了借鉴.然而,当代启蒙叙事与生成叙事主体的历史运动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对“”结束为背景的苦难叙事,最需要厘清的还是叙述者所体验到的历史如何被文本化,在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中寄寓了苦难叙事的何种历史批判意识.80年代的苦难叙事的确受制于彼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亦即文化语境,但正因为如此,作家的历史批判意识与叙事意向不得不借助叙事艺术的自否法和文学形象的隐喻性予以曲折地传达,它难免为同样受时代文化语境左右的理论批评所误读和遮蔽,所以,在通过文本解读来去蔽时,一方面要肯定对历史进行反思的优先性,同时又特别需要注意创作主体的差异性和由此带来的文本创造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苦难叙事中所蕴含的启蒙思想资源,进一步实现苦难叙事的思想启蒙功能.有研究者在论述新时期文学的苦难叙述有这样的判断：“作家们主体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他们仍然更多依赖于外在社会命题所规范的价值判断,而内心还没有足够力量在反观历史、复述苦难时达到对历史应有的追问,更没有产生对历史总体性的怀疑和颠覆.这样,所谓的反思历史不过是对历史的修复.”⑨如果承认苦难叙述的创作主体的差异性和文本的复杂性的话,那么,这样的判断可能只对描述一部分作家或一部分作品有效.判断一部作品的苦难叙事是对历史的追问还是对历史的修复,固然要看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但更要看作品的整体叙述构成的话语层次.像《灵与肉》和《雪落黄河静无声》这样的作品,的确是在修复自我形象的同时修复着历史,因为许灵均和范汉儒的受苦受难而不改痴诚,精神看似崇高但实则失去了主体人格.之所以可以如是判断,是由于小说的叙述者与人物的态度完全合一,人物行为滑稽之处的描写不存在反讽性,作品意义结构是单层的,叙述中看不出对人物或叙述者对传统价值观有任何质疑与反省.但是,《布礼》、《绿化树》等作品的叙事结构就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是由主人公与外部世界的精神关系来构成的,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命运虽然由外部的时代境遇所决定,但人物的内在精神却并非与外部现实相同一,而是不断地以矛盾冲突的形式向外部世界发问,这样,小说的叙述结构就不是单层的,而是双层甚至是多层的,不同层级之间所具有的互否性就使得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真实含义变得难以捉摸,任何寻章摘句的解释都有可能偏离作者的叙事意图或艺术形象自身蕴含的意旨.由于张贤亮的小说需要另文论述,这里仅对王蒙的《布礼》稍作解析.
《布礼》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蒙冤史亦即苦难历程,但主人公钟亦成经历的苦难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苦难,而不是《绿化树》里章永璘那样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钟亦成的精神苦难来自于他发自天性地做了革命的忠实信徒,狂热地按照革命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谁知越是追求思想革命化越是犯了革命的忌,以致被革命推到了它的反面,使他陷于巨大的恐惧、紧张与疑惑之中.他被打成后,狂热地劳动改造,企图重回党的怀抱,但是他改造的结果却无人过问,他的灵魂找不到归属,因而感到惶惑与苦痛,在前进与堕落的边缘挣扎.最后是社会历史的变动拯救了他,他告别了噩梦重新拥抱到阳光,得以讲述和反省自己的离奇遭遇.钟亦成的遭遇似乎是一个革命者的悲剧,但他投身革命所遭遇到的又那样具有喜剧性.《布礼》文本结构的复杂性正在这里,喜剧中有悲剧,悲剧中有喜剧,钟亦成的价值追求因此难以简单地给予评判,决定他的命运的革命也因此露出它吊诡的一面.革命以摧枯拉朽的社会改造力量和强大的话语魅力吸引了不安于现状的个体,但是革命的许诺却难以在个人身上兑现,相反,革命所高悬的道德观不断地对个人的发展意志和存在价值加以否定.《布礼》苦难叙事独特的启蒙意义就在这里,它在革命的集体主义话语中来测定个人的价值.钟亦成与其说是一名永葆少共情怀的革命者,不如说是个始终不忘自我的个人主义者,他不可更改的本性是孜孜以求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主义者通常富于幻想和想象,总是希望用理想来替代现实.革命的到来给了他在人类壮伟的宏大事业中实现自我的机会,所以他不满15岁就加入了中国,成为一名地下党员.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他所在的P城发动总攻击时,正在读高中的他已经是有着两年半党龄的支部书记.干练、聪明、有着忘我精神的钟亦成,按照上级指示召集地下党员和组织的成员开会,发动并组织同学们护校、迎接大军进城,钟亦成走在队伍的前头,在路上还奋不顾身地抓了两个国民党的逃兵,有了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的光荣革命经历.1949年1月,在解放P城战斗结束后第三天,年轻的员钟亦成在一个大学礼堂参加了全市的党员大会,感受到了革命的辉煌,他为此激动不已,兴奋不已.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钟亦成离开学校,从事党的工作,还一直沉浸在参加革命事业的兴奋之中,一心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话语提出的标准,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布尔什维克化.然而,钟亦成的悲剧也就在这里,过分地关注自我的精神性,过分地追求革命人格的纯粹化,它恰恰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个人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所要铲除的.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政治运动中,他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既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逻辑,也符合钟亦成的性格逻辑.不是政治运动否定钟亦成的革命经历,而是革命不能容忍个人主义.钟亦成是个自传性的人物,他的经历与作者王蒙的经历十分吻合,在这个小说人物身上,投射的是革命者同时也是知识者的王蒙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间大起大落的精神痛史.在这样的个人精神史中,包含了王蒙这一革命之子的历史感悟.不论王蒙是不是有意识地通过钟亦成的遭遇来审视作为历史运动的革命与个体人生的关系,《布礼》都是被污名化的个人主义向历史正义发出的申诉.这是王蒙以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类型为新时期文学提供的一个启蒙思想主题.
在《布礼》里,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钟亦成对个人主义这一话语形态极为敏感.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之中,个人主义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而被首先否定的.⑩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个人主义是严重的也是危险的道德缺陷.人对于对应自身缺陷的概念会十分敏感,钟亦成敏感于个人主义这一话语形态,暴露了他重视个人价值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在他的潜意识里,躲着一个害怕被人指认的个人主义的灵魂.小说写到,1950年2月,年满18岁,在头一天转为正式党员的钟亦成听党的干部老魏讲党课：
老魏在党课中讲道：
“一个员,要做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获得完全的、纯洁的党性,就必须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还必须在党的组织的帮助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思想,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虚荣心、嫉妒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以个人主义为例,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为了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他的个人利益完全融合在阶级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之中,他大公无私,最有远见……而个人主义,是小私有者、剥削者的世界观,它的产生来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分化……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一个个人主义严重而又不肯改造的人,最终要走到和杜鲁门或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里去……”{11}
从老魏的党课里可以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所要革除的,不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寄生于这一制度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它还要革除革命者自己头脑里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在这里被反复提及,可见它的确被视为万恶之源.这套革命话语在年青的革命者钟亦成身上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应,他似乎对“个人主义”有本能的敏感.小说这样描写老魏的话还没有讲完钟亦成就做出的反应：
“太好了！太好了！”钟亦成几乎喊出声来.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就像蟑螂、像蝇蛆……{12}
反应几乎是过激的,惟其如此,才表露出反个人主义的革命话语击中了他的软肋.党课结束后,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未婚妻凌雪：“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了.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党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我已经订好了克服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计划,我要用十年的时间克服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到布尔什维克化,做一个像老魏那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钟亦成完全沉浸在自我改造、当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热望中,但是诡异的革命运动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后,他还是以个人主义为罪名作了自我判决：“我自己想也没有想到,原来,我是这么坏！从小,我的灵魂里就充满了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毒菌.上学的时候总希望自己作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名留青史！还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所有这些……使我成了党内的党的敌人！”{13}钟亦成是因为发表一首诗歌而被满脑子敌情观念的评论新星和本单位十足教条的理论家深文周纳分析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与个人主义本无关联,钟亦成却念兹在兹,大有对号入座之嫌,这只能说明投身革命的钟亦成时刻需要规避的是自我意识.从小说的性格刻画来看,钟亦成的个人主义,不过是一种让生存价值最大化的自我实现愿望,但就是这一正常的愿望让他付出了人生磨难的代价.可以说,个人主义在革命时代的处境,形成了钟亦成的心理创伤.钟亦成被打成后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政治运动所造成的恶,不知比个人主义要严重多少倍.少共出身的钟亦成是党的最忠诚的儿子,他的生命与党血肉相连,可是政治斗争却残忍地将他从党的肌体上剜割下来：
定的过程,极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也不愿意用正眼多看他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鲜红的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和术者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14}
钟亦成热爱党,党领导革命,革命却杀死了党的孩子.这是悲剧,更是荒诞剧,它制造了无以复加的生命痛苦.《布礼》以错置的时间为叙事单元,最先出现的是“1957年8月”和“1966年6月”,这是主人公遭受重创的两个时间,一个是被打成,一个是“”爆发遭到红卫兵毒打.接着是“1949年1月”,回到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岁月,紧接着又闪回“1966年1月”“”的批斗场面.后边交错出现的时间有“1970年3月”、“1949年1月”、“1957年——1979年”、“1950年2月”、“1957年11月”、“1967年3月”、“1979年”、“1985年”等,跨度有30年,每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件,都刻进了他的生命史.时间单元的错置,意味着线性历史的断裂,它也打断了个体生命成长的逻辑,这是革命的非理性的癫狂造成的后果.小说人物钟亦成被宣判政治死刑时所经受的痛苦,也是作家王蒙被打成时的痛苦.在50几万分子中,王蒙被打成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不是1978年底组织部着手给平反,王蒙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振起革命和文学这两只翅膀,他巨大的创造潜能就不可能得到发挥,伴随他的将是永远黯淡的人生.历史给了他重新拿起笔的机会,也给了这批蒙冤受屈的革命赤子辩诬雪耻的机会.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但是在政治地位决定人生价值的社会里,当初被宣判政治死刑所给予的打击,是留在胸口上的最大的创伤,在象征性的文学表达里,对它的抚摸依然无比惨戚.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政治语言在刚刚开始转型之际,《布礼》的苦难叙述时不时要策略性地掺杂进表达政治忠耿的心理独白,但是作品着力刻画的创痛的深重,对反右运动与“”批斗的非人政治作了有力的指控.小说采用心理结构方法,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对比,形成反差,也产生了反讽的效果,暴露出革命政治否定个人主义的无理与野蛮,从而将苦难叙事引向了历史的反思.而这种由“新启蒙”运动所催生的文学反思,反过来也推动了80年代人的发现的启蒙思潮的澎湃向前.
结论：此文为关于经典启蒙专业范文可作为八十年代和苦难叙事和新启蒙背景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启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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