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日记：以死向事业作别的心路,本文是日记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陈布雷和陈布雷日记和事业作别类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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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凌晨,以之“文胆”而闻名于世的陈布雷,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于南京寓所孤独地弃世.陈布雷之死,正值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军全面作战失败的开始,距离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到一年时间.作为十余年来最为倚重的核心幕僚,被誉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在自己所效忠的政治势力危若累卵之际,以自杀的方式宣告其无可挽回的失败宿命.
“孤忠不达,为之怅然”
1934年应之召,陈布雷由浙江省教育厅长之职进入蒋的核心幕僚圈,以帮助其起草、修改各类文稿,并于1935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主管党政事务）主任,至抗战后侍从室建制取消转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始终身处国民党最高权力中枢,倾力对蒋进行辅佐.
陈布雷生前有每日作日记的习惯,其日记始于1935年3月,至1948年11月,未曾有过中断.日记原件现存于第二历史档案馆,其家属在离开大陆前将之制作为微缩胶卷带至台湾.1960年代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有意将之出版,待至稿样整理完毕,却最终未能出版,后交由台湾“国史馆”保存.该日记详实地记录陈布雷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一职后的人生历程,其中既有对日常工作、生活事务的记载,也有对个人身体、精神状况的记述.更为重要的是,从中我们能看到位居国民党权力核心的陈布雷,如何为打理各类具体事务、处理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以及如何在书生本色与政治人生之间做出极为两难的取舍,以致最终选择以痛苦的死向投入毕生精力的政治事业作别.
尽管日记属个人私密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意义,但在波诡云谲的政治场合中,政治人物亦会倾向于在日记中进行有意识的强调、省略甚至曲笔,以服务于政治目的.遍检陈布雷的日记,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他对本人的埋怨、指责或批评,反而多是对无法满足蒋的各种要求的懊悔与自责,部分能反映出他所受身心折磨之严重程度.当然,有一段日记能反映出陈布雷对蒋的真实态度：“今（指1943年）委座欲充实人事,他人或恐不免怀挟某种之错误判断,希望加入工作,则本室之作风不能确保其一贯矣.孤忠不达,为之怅然.”忠心耿直,不见谅于人是为“孤忠”.
实际上,（包括其妻宋美龄）对陈也向来礼遇有加,多次批准休假,同时又将多年日记交由陈来修缮、整理,可谓格外信任.引一小例即可证明：在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党内黄宇人对陈布雷所撰写的闭幕词极为不满,公开批评并予嘲讽,致使精神紧绷的陈布雷当场失态,愤慨发言以致泪流不止,随即退场.则怒斥肇事者“荒唐放肆,以致布雷发怒”,同时极为惊讶地认为：“此实所罕见,以布雷从未当众发怒,今日者,以其失眠过度,心身两弱所致.急劝其休假调养”,随后派遣宋美龄前往陈的寓所进行安慰开导,准予休假一个月.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在以革命同志相称的外表之下,蒋陈二人关系的实质是君臣主仆.从某个理想的层面而言,此种“君臣相得”的状态本不应导致悲剧性结局,但现实政治是残忍的,政治中的人心又是变幻莫测的.在得知陈布雷弃世后的当天,蒋在日记中做出如是评价：“傍午得报,闻之悲痛异甚.今日再无他人可以任其之代劳与调节各派之中坚主持之人矣,而其撰稿尽如我意之学问则尚其次也,奈何！”由此可见,对蒋而言,身处中枢的陈布雷应以其超然于各派系的地位身份,替其居间调停,使党内各派系山头均服从于蒋个人的绝对权威.此一作用,甚至重于陈得以名冠天下的文笔能力,而这本不符陈对自己的期许.
1942年8月,陈布雷曾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反思,认为“数年来言行之缺失甚多,而尤以对朋友交际过于落寞,在不知者必以为倨傲,此不仅足以败德,亦足以害事”,其原因在于“始终对政治无兴趣之故.固‘不愿入官’之一念,乃至一切近于怪癖之行为,均以‘我本无意周旋’之一念自恕”.陈所身处的权力位置致使其不得不与各方有所来往.然而,孜孜以求专断权力的蒋一直对隶属于自己的侍从室抱有较高期望,在抗战中后期多次要求侍从室应扩大组织和业务,以助其实现各种政治野心.但身为二处主任的陈布雷则上书明言不同意见,陈在日记中写下：“介公以精勤惕厉之心,入本年来,屡次暗示扩张侍从室之业务,且从种种方面督率侍从室,向愈紧张、愈繁复之途径以趋.紧张已非余所腾,而繁复纷冗治丝益棼,更为余内心所不敢苟同者.”
至1945年初,蒋在与侍从室人员谈话时再次给予批评：“侍从室工作,守成有余,开展不足,许多事不能积极推动,徒然谨慎小心,这不是开国的精神.”接连感到蒋对侍从室工作的不满后,陈布雷更为忧虑,以致“常患脑炫目昏之症,脑力衰竭,常如无源之水”,甚至屡有“自责”“自弃”心理,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勉励自己迎难而上.
此段时间,陈常常感慨自己虽已竭尽心力,但检讨再三始终无法满足蒋的期望,只能以惭愧之情面对.数月之后,蒋再次重提旧话,要求侍从室工作予以改进,致使陈产生引退念头,向蒋当面提出因精力不济,难以胜任现职,“不得不考虑进退问题,否则改组案亦只能申请暂缓”.此言一出,蒋只能采取妥协立场,提出亦可缓后处理.9月侍从室得以撤销,张群参与处理党国要事,陈布雷则再次退居幕后予以协助工作.
此后,陈布雷多次得到休假机会,但又因蒋有赖于其在各派系间所发挥的作用与文字能力,陈不得不驱使自己日渐衰颓的身体为蒋分忧.然而,此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更为剧烈,以致后期几乎出现彼此剑拔弩张、毫无遮掩的分裂态势,甚至不时泛起对蒋个人权威的挑战.前述六届二中全会黄宇人等对陈布雷百般责难的背后,正是对蒋个人的批评与指责,而陈正是“代君受过”,时人必然对此心知肚明.
“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
1947年9月陈布雷之女陈琏与丈夫因“”嫌疑在北平被捕,陈布雷因自己的立场地位“无法过问其事,念之殊为闷闷”.不久亲自邀请陈布雷共进晚餐,以陈琏之事相告,至12月陈琏得以获释回家.这一事件,无疑对以“孤忠”自期、以家国为重的陈布雷造成重大的精神打击.
在陈布雷生命的最后一年,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境地,而陈仍为“行宪国大”的顺利进行而不断奔走接洽,以维护的权威.此时陈布雷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平日习见的失眠、目眩、头痛等症状有增无减,所服用的安眠药几近失效.更令其脆弱的精神状况备受打击的是,目睹服务数十年的国民党逐步走向灭亡道路,而又苦于无力为之再次尽力效劳的现状.日记中随处可见“余身体衰弱至此,且知识暗陋,才具短绌,徒知焦忧,迄无丝毫之裨助.近来对个人之健康与服务能力,绝对丧失自信.回念二十年来以身许国之初衷,真觉无地可以自容”等言辞激烈、情感抑郁的表述,不难想象陈布雷此时身受长期的病痛困扰,心积多年积郁的负面情感,此种不堪之负最终压倒了他.
在留给的第二封遗书结尾部分,陈布雷将二十余年来披肝沥胆之情予以最后的陈说：“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早在1941年,周恩来曾让人向陈布雷捎过一段话：“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此语既对陈布雷的才华能力予以极高的赞扬,又精准地点出其一生悲剧命运之根本原因.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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