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探求和中国对外关系新近改善,该文是探求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和大战略和对外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探求论文参考文献：
自2008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至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中国对外关系呈现以“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为基础的“大战略”框架思路,在处理周边事态和大国关系方面均有建树.更显著的战略态势变动发生在2017年,中国与菲律宾、新加坡及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与日本、韩国、朝鲜、印度等的关系呈现全面温和化形势.截至当前,我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仍在调和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战略十年”中国的对外关系逻辑？所谓“特朗普冲击”对中国国际形势改善而言意味着哪些机遇和新问题？基于“全面温和化”的整体态势,如何认识下一阶段战略重点及可能前景？对此,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
大战略十年：中国对外
关系态势变动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态势变动？
时殷弘：可以区分具体时段,考察近10年来的中国对外关系.其中,2008-2012年国际格局出现较大变动,中国外交在适应过程中,既有成就也有某些波折.从2008年秋季开始,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世界大部分地区,西方国家由此开始进入一个相对衰退的历史区间.同时,急速崛起的中国则进入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阶段”,其基本面貌让世界颇感有些“陌生”.中国作为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长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国力标志领域已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并且寓于一种权力相对集中且高效的国内政治体制及操作机制之下.中国当然也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但也更加关注对外事务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必需的要求,也包括领导层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以及世界大国地位的基本预期,国家军事力量实质性提升,国内大众的民族主义理念以及“胜利主义”心态等.2012年前后,中国对外战略自信度和“强硬度”有所提升,在不同的阵线上开始出现“迫近底线但不突破底线”的战略方针以及操作方略.作为一个对外政策加速转型的强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了不同于先前一个时期的战略话语和战略实践,不可避免地导致外部国家及自身的准备不足甚至某种困惑情况.
这一时期中美竞争关系主要集中于中国紧邻周边及相关海域.与若干年前的图景不同,中美竞争一直在迅速演化,对中国外交有效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方面在外交和战略阵地上有一定的斩获,一方面源于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不遗余力、不失机会争取外交收益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主要受益于区域内机会性的事态或国际便利,这些事态主要不是由美国决策者造就,而是一种“现成利用”,包括日本、韩国、缅甸等发生的政治变化和对华心态调整；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的崛起、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产生的忧虑和怀疑；中国与邻国间广泛存在的领土和海洋纠纷,互相冲突的主权宣示,以及由此而多发的各国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激化的战略安全意识；中国自身对外政策决策也存在可改进之处,其中可能的问题被区域内一些国家利用,它们甚至期望通过与中国对抗,得到美国的回报以及国内选民的支持.
根据学界的观察,党的十八大之前的数年之间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关系中有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从公众到国家层面的“胜利主义”意想,公众层面相对更显著.当时有一个概念叫“两国集团（G2）”,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非传统的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的兴趣.G2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已经是要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而且大体合作的关系.这一理念实际上忽视了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两个关键重心,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后者在特定时刻具有更加微妙和关键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胜利主义”还源于其他一些原因,主要是持续上涨的民族主义与媒体炒作,这些因素是否影响政府决策,还没有确切证据,但实际政策似乎确实证实了某种干扰或制约.另外,由于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国家构成,不同部门缺乏协调的问题凸显出来,一些观察者甚至认为“军方、关键部委和国有公司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这种定义可能不那么协调和统一”.2010-2011年间,奥巴马政府高级幕僚就曾断定,政府之外的分散权力使中国不大可能形成一个“温和”的对美政策.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政治领导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民族主义、官僚机构政治和外部环境复杂挑战,也不能干扰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赢得了家门口的数次外交考验.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对外关系战略思路？
时殷弘：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有一个事实可以得到确定,就是中国对于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东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获得各种软硬权势,具有日益增长的宏大抱负.这在中长期无疑会削弱甚至最终制衡美国在本区域的支配的优势.其中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两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
大致来看,2012-2014年,中国主要使用广义的战略军事手段,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加速突进、中国海上及空中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泛的战略军事竞争与对立、中国对日本的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密集的准军事活动.评估它们的双重效应,可以发现这些战略行动显著增进中国的硬权态势,包括战略军力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扩展,以迅速增强的军事实力地位有力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
辩证来看,它们也多少妨碍了所谓的“国际软权势”,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复杂性,同时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有所增强.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美国战略再平衡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这在另一种意义上或许意味着：战略军事手段虽然有效,但如果长期延续,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甚至“战略透支”.
为此,伴随着某种战略审视,从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一种以战略经济为基础的重大决策调整,主要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发挥其可能的外交功用,同时也注意契合国内紧迫的经济增长需求,特别是产能方面的国内外需求与资源再配置.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美国达成两项重要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可视为这一战略转向的某种体现.
无论是中国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还是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在大力实施或谋求开启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部都可以归于“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进展.此外还要加上中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外交,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总之,中国将其对外战略“着重面”分叉化,实际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军事”被弱化或边缘化.相反,在一些重要方面仍然显著,战略经济和战略军事之间甚至呈现一种交互的战略复合态势,对外政策复杂性也有所强化.中国战略军力的持续增强,主要是面对海洋和海陆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广义上讲也是关于中美在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军备竞争,涉及海上、空域、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其中最新一项重大事态是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将对中国既有的战略威慑能力构成严重妨害,更进一步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的竞争.
在战略军事这一阵线上,还有一个显著动作,即中国在南海伸张应有权利和战略权势的行动,特别是在南沙多个岛礁同时进行的大规模扩岛和军事设施建设.实际上南海周边各国多年来一直在其非法占据的岛礁上扩充军事设施,只是速度和规模不一.中国的行动有利于弥补本国在该区域的军事短板,但也显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甚至客观上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间安全合作网络.由此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式前往扩建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的回应是：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针锋相对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发布了无效的“菲律宾诉案”裁决,否定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就此,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实质上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九段线”内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是基于历史性权利.为表明愤怒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空军在南海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从事战斗机巡航.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所谓“裁决”发布后,对外宣告：中国决不会停止南海岛礁建设,南海主权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与政治合法性.
2016年6月初,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对中国施加进一步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甚至出现两艘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特混舰队在南海游弋的明显威慑行为.可能作为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这是中国首次就该岛采取此类军事行动,同时中国空军的军用飞机几度飞临钓鱼岛上空邻近空域,被日本方面称为“实属罕见”.这项行动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陷入某种类似于“两线作战”的境况.基于同样的目的,中国在东海的行动可能是对急切支持海牙法庭裁决、干预南海问题的日本施加必要的压力,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剧,中国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的次数急剧增长.
此外,作为“战略军事”手段的重要内涵,中俄两国战略军事协作得到迅速进展.这是两个重大事态的地缘政治结果,包括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俄罗斯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以及日本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强调美国对全球稳定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主持的导弹防御体系有违中俄两国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当年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南海则是当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著的地区.尤其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军事内涵变得更加突出和坚实,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形成了一种复合性的战略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过程,看起来是战略扩展而非战略收缩.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对美国关系和对邻国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执之中,战略竞争仍是结构性的,缺乏重大缓解的可能性.
特朗普事态：中国对外关系
调整改善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中国对“特朗普冲击”的战略反应？
时殷弘：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开幕为止,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主要体现为积极的战略扩展和一系列“强硬行动”.然而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国内外种种形势已有所变动,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与战略行为更趋于温和化.国内形势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和金融问题,国内资源需求和支出问题也迅速增加,战略扩展进而面临某种潜在的“可持续性”难题.与日本、美国的关系变动和冲突风险并非长久之计.随着菲律宾方面的政治变动,杜特尔特出任总统,该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对华态度大幅度改善,也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感到进一步使形势温和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所有这些情况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产生了整体的影响.中国大约是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夕,开始着手推动南海态势温和化,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缓解对抗和防止军事冲突的协议.中国政府积极开始与菲律宾改善关系,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合作与援助.直至9个月后,连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中一直采取对其他声索国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同时允许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黄岩岛的传统捕鱼区,长期以来那是一大争夺对象.一年内都未见中国与沿岸国家任何冲突,中国方面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
特朗普还蓄意触碰台湾问题底线,当选后不久便与“”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当时据《华盛顿邮报》深入调查披露,这一行动出自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长时间的精心策划,加上策划完毕后特朗普的首肯.这次高层通话是美台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中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经过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挑衅行动.特朗普随即公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这表明他认为中美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在当时生成了一种强烈的担忧,主要担心特朗普非常,甚至持一种玩世不恭、出尔反尔的政策态度.
这种担忧的政策效应也是明显的.中国在应对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在“一个中国”这一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定性,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对特朗普威胁的唯一公开、但是极为干脆和最有分量的拒斥.此外,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并且从不公开对他进行指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去寻找、发现和发展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联系.总之,耐心审慎,针对最核心威胁的坚决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战略,一种急速形成的、处理意外紧急状态的战略.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2017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态势？
时殷弘：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呈现显著全面的温和化,这对中国长远战略发挥而言十分有益,也非常积极.我们可以从战略家克劳塞维茨关于“胜利的顶点”论断中得到相应启示.克劳塞维茨认为：“即使胜利也有个顶点,因此,所有战役规划的自然目的都是要达到一个点,即进攻转变为防御的转折点.如果要超过了这个点,这就不仅是一种无用的努力,不可能胜上加胜.它事实上还将是一种有害的努力,将导致反作用.正确地估算这个点至关重要.否则一个进攻者可能索取多过他所能管控的部分,犹如负债似的.大多数将领之所以会宁愿未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止步不前,而不冒险靠它太近,原因就在于此；那些有大勇气和大干劲的人之所以往往会做得过头,原因也在于此.只有能够以有限手段取得伟大结果的人,才真正赢得了成功.”
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显著温和化,积极与东盟及成员国改善关系,加快与东盟协商《南海行为准则》,以稳定海上局势、增进中国的外交影响.在2017年海湖庄园中美领导人会晤后的几个月里,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公开强调中俄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即使在普京2017年5月与会晤时亦如此,大致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有异,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
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的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有的立场、明确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在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运行,两国很有可能实现多年未有的正式最高级互访.
党的十九大前后,中国仍延续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温和化态势.中国与新加坡关系从2017年9月起急速改善,回暖原因主要是新加坡方面收敛并取消与台湾多年军训合作,同时南海形势显著缓解使新加坡不再有必要明显站在美国一边.2017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谈判,几乎沿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结束或者说暂停了持续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年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严重紧张局面突然改观：萨德问题开始与中韩之间的广泛关系实现大致“脱钩”.
大战略探求：新时代对外
布局与前景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仍面临的一些问题？
时殷弘：中美关系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将坚决回应与谈判妥协相结合,还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治本之策在一定意义上更重要也更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国内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做适当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基础.这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不足、举措过慢过微的方面,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冲击和考验.
这也表明,当今新兴大国对头号既有强国的关系不仅是国际权势转移的问题,也是广义财富转移问题和国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不经过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中国决定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这样的重大举措本身也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高质量发展.当前国际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整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开发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相应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领导文萃》：您如何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关系的战略重点？
时殷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九大后,中国更大力深化其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大力争取中国在亚洲大陆及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大力争取确立在西太平洋西部广阔海域的战略军事优势.目前正处于世界秩序变动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明确利益,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实力和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争取实现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为世界秩序进步转型提供最重要的积极条件.
我自己理解新时代中国对外战略新特征与新要义主要有七条：第一,党坚强领导,对外重大政策和战略决策的集中统一.第二,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基础,推动实现国家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化进程,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第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继续以空前广度和深度介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治理,务实推进一带一路.第四,以急剧增进的国家经济军事实力为手段,更切实地维护和争取实现领土领海主权和陆海权益,扩展战略空间.第五,战略机遇期观念内涵更新.特朗普疏离世界、自外于全球的行为,客观上为中国争取朋友提供了机遇.第六,更广泛、有新内涵的周边外交,包括深层次交往、经济支持甚至“准安全保护”.第七,对外战略决策体制和机制的更新.
当然还有几项主要问题.首先,我们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要搞清楚中国特色、传统特色、现代特色、当代特色和新时代特色,一定要实事求是,经过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沉淀,理论思想的验证、调整和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显然与区域大国外交显著不同,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探究,我们有特色,但不是独特的.观行重于听言.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对我们都是如此.言行都要观察,但主要是看行,有时候,话讲得太好反而容易给我们自己造成做不到或不能做的麻烦.我们经常讲行为谨慎低调,但在事情赶到节骨眼上之时,如何低调就要考验大国外交智慧了.
特朗普现在搞单边主义和准孤立主义,这个过程会有曲折.当前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在于,我们多年提倡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贸秩序要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这样才能公正,才能合理,才能可持续,然而这不是维护和改善全球化的首要问题.首要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相当大一部分选民社会基础已经不要这种全球化.特朗普这种人在欧洲也有很多.如果发达国家不要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全球经贸秩序,发展中国家反而会陷入新的孤立,这不符合国家重大利益.
我们讲全球化要改革,要更新.特朗普是个难对付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战役,然后集中在又一个战役,施加空前的压力以及空前程度威胁,间或又给你甜枣吃.这样一轮又一轮,以后还会有.现在不得不在适当时机和议题上做出某些让步,当然这些让步如果妥当,也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应该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实实在在地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勤勉务实地对待世界、对待中国,这样就会有更大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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