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医疗队：40年前的诗和远方口述郑发祥高萍汤国良采写,本文是医疗类毕业论文模板范文跟高萍和汤国良和发祥类论文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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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6 月26 日,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 月26 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赤脚医生”应运而生.没想到,因为落实这个“医改”指示,作为正规卫校毕业,已经在长沙市第四医院工作的郑发祥、高萍、汤国良等也经历了一段与“赤脚医生”相同经历的岁月.
1974 年,正处于“”结束的前几年,当时第四医院（1956 年成立）的条件也比较简陋,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山下,当时还属荒郊的溁湾镇.在湘江一桥通车前,医护人员每天都坐轮渡上下班,背着药箱、划着木筏子出诊.
那时,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仍然在积极学习落实的“六·二六”指示,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挽起裤脚,和农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长沙市第四医院当时虽说医务人员很少,仍然从1974年开始,每年一批,共分三批,向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定点帮扶点派出了医疗工作队.
后来曾任该院党委副书记的郑发祥是作为内科医生第一批下去的.他初中毕业后,1968 年先去当中医学徒,后又当了“赤脚医生”.后来,“每个公社有一个名额到长沙市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我被留校任教,后来赶上长沙市第四医院招收一个男医生,于是我就申请到了长沙市第四医院.到医院后,正好在‘春插’之前,先后参加过‘春插医疗队’‘双抢（抢种抢收）医疗队’,我还干过收欠费,当时农民都比较穷,到医院看病交不起住院费,医院只好派人下去收,实际上也收不到,到最后也只是一笔烂账.总之,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医院抽调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服从安排.”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性格和经历,1974 年5 月,医院领导又安排郑发祥作为医疗队的医生,第一批下乡,到望城县莲花桥莲花医院.“我当时的信念就是思想,一从组织安排,另外,我自己也出身农村,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普遍的缺医少药.”
“我作为内科医生,下乡之前专门到检验科进行了学习,所以我又兼任防疫医生.当时农村确实缺医少药.记得当时我发现一个流脑（流行性脑膜炎）病人,将他送到传染病医院后,我又找到病人所在大队的大队书记,组织全大队熬中草药,在太阳下暴晒被褥和衣服来预防传染.”“由于缺人手,我当时还要为病人提供‘一条龙’服务,从挂号、收费、看病、治疗、住院、打针、换药,包括洗胃（当时农村中毒、喝农药的比较多）等等.若进行外科手术,我还要做助手,手术室的消毒都是自己搞.还有一次,妇产科有个病人大出血,比较严重,只能打电话到市四医院派救护车.救护车来之前,我们都是提前把病人的化验、交叉配合、血型等提前写好,能做的都是主动做好.”
下乡期间,最让郑发祥难忘的还是那时农村的艰苦条件,农民兄弟都很穷,很多人病了都没钱医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病人,一身黄疸色,一摸肚子,肝脏大,考虑是肝癌,当时有些检查在乡下做不了,只好到市四医院,一检查化验,确实是肝癌.那个人得知后,立马回家去了,因为没钱治疗,只能放弃等死”.
让郑发祥高兴的是,医疗队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他们特别信任这些长沙来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就连附近宁乡的部分农民都跑来看病.“有一天晚上,一个人跑到医疗队,说自己的爷爷不想活了,自杀割了脖子,让我们赶快去抢救.听完我立马拿过医药箱,带了些清创缝合的器械和药品,拿着手电筒就出门.这个人主动帮我背药箱,我就跟着跑.足足跑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山上,他家也没有电,只好借了一个煤气灯,进行清创缝合.好在没有伤到动脉.之后,那人又送我下山”.
虽然第一批只有一年的时间,医疗队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十分融洽,形成了血浓于水的鱼水深情.让郑发祥不好意思的是,凡是让郑发祥看过病的病人,下次再见面时,家人都会让小孩子说,“快,嗲嗲（爷爷）来哒,快喊嗲嗲！”“我那时才20 多岁,没有结婚,被人喊嗲嗲,十分地难为情.”不过郑发祥知道这是农民对他的一种尊重和感激.为感谢他,有个湘潭的病人甚至跑过来给郑发祥送了一床手工做的毯子,被他好言谢绝了.每次出诊,去农民家看病,赶上饭点在病人家里吃饭,郑发祥都是按规定主动交给农民1 毛5 分钱和3 斤粮票.
正是在下乡这段时间,郑发祥深深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1975 年5 月,他从医疗队所在的莲花医院骑自行车到市四医院,争取到全院唯一一个到湖南医学院读书上学的名额.1979 年毕业后,又曾被抽调参加湖南省噪音调查队任心电图医师半年,还干过长沙市战备医疗队队长（长沙市第四医院兼做过广州军区的野战医院）,放射CT 医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万金油”全科医生,直到走上医院的行政管理岗位.说起下乡的那段经历,郑发祥感慨：“那时同事之间,思想单纯,团结协作,尽职尽责,只讲奉献,真的锻炼了人.”
高萍也是第一批下去的,1970 年,从长沙市卫校毕业后到第四医院工作,1974 年5月到1975 年5 月,在望城县莲花桥莲花医院整整做了一年的护理工作,吃住都在那里.她说：“我们下去那一批是最全的.除了放射科,内科、外科、妇儿、检验、护理、药房科室等都抽调了人.还有同事临时转了行,当时没有检验人员,只好临时学习几周.”
说起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高萍最难忘的是吃了整整一年的木耳菜和酱菜,一日三餐就是这些,“肉很少很少”,“直到现在看到木耳菜和酱菜,还是反胃,看都不想看”.“当时医生只有３个,我们护理人员也要值班,能处理的病情都是自己处理,因为医生也比较辛苦.当时计划生育虽然还没有成为基本国策,但当时还是比较严格的,要结扎的患者也比较多.因为那时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做一台手术,都是我一个人负责消毒,护理、消毒只能用那种小型高压消毒锅.”“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29 块钱,虽然条件艰苦,但我感觉人心很齐,而且协作能力也比较强,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一句话,就是心往一处想”.
“我们医疗队的名声在当地是非常好的.当时我还要从事征兵体检,一般都被安排在乡政府,与外界隔绝.那时当兵是农村人的一条出路,找关系的也很多,但都被我一一拒绝”.
汤国良1975 年毕业于长沙市卫生学校,之后到市四医院参加工作,在妇产科工作,1976 年10 月随第三批医疗队下乡,这次去的是望城县白箬区嵇山公社卫生院.
“我在那里也做‘万金油’医生,白天在妇产科工作,晚上还要背着药箱出诊,同事用扁担帮我挑着所需要的医疗器械.那时人的体质好,很少有病人术后感染的,即便有,输几瓶液也就痊愈了.那个时候,老百姓特别淳朴、单纯,医患关系一般都很好”.
不过让汤国良比较难忘的,还是晚上接生,“当时农村都没有电,晚上接生的时候一般都是由旁边的人打手电筒,点煤气灯照着,自己还要发煤气炉,烧热水.热天护理新生儿,有时还要自己扇扇子.”
“我当时的工资只有30 块钱一个月.那时我们都年轻,也没有觉得苦,有时还觉得蛮好玩.市四医院的领导知道我们条件艰苦,也经常带许多吃的来看望慰问我们.我就觉得当时也是自己的一种奉献吧.”
其实,长沙市第四医院紧挨着岳麓山、岳麓书院,与新民学会仅隔一条马路,也许是浸染久了湖湘文化精华的缘故,无论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今天的湖南援藏,抗非典,抑或是湖南援非医疗队,都有市四医院医务人员的身影.四医院是西藏贡噶县人民医院定点援助帮扶医院,时至今日,先后派了四批９人长期定居,医院领导及大批医务人员都多次到达贡噶县进行技术指导.在抗非典前线和援非工作中,四医人在奉献爱心、光明复明、开拓微创手术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得到了国家主席、国务委员彭佩云等领导的接见.
新时代,医院的医联体达70 多家,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且专且全”坚守医疗卫生的前沿,涌现出了闻名全国的“长沙好医生”李良义、“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胡国潢、“雷锋式服务明星”何秀波、“拼命医生”李伯平等一张张“中国医师”名片.也正是这种“立足岗位、恪尽职守”的精神传承,才让市四医院涌现了一批批时代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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