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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跟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和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主题:战略论文写作 时间:2021-05-11

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和安倍内阁对俄外交分析,该文是关于战略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安倍内阁和俄外交分析和战略方面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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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在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国内政治总体保守化的推动下,“正常国家”论逐渐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外交、安保等领域加速推进“正常国家”化进程,在对俄外交方面,安倍内阁对俄外交战略服务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安倍提出的对俄外交“新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思路和框架,并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展现出灵活性.与此同时,对俄外交“新方法”和日俄关系的发展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国家利益?“正常国家”战略?安倍对俄外交?领土问题

【中图分类号】?D815

? 【文章编号】?1003-4048(2018)02-0039-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6/j.cnki.rbyj.2018.02.005

【作者简介】?张方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潘万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日俄关系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安倍将改善发展日俄关系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并将其界定为“最富可能性的双边关系之一”.[1]安倍积极开展对俄外交是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始终是安倍制定对俄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安倍基于“正常国家”战略确立对俄外交战略目标,并适时更新政策路径.与此同时,日俄关系的发展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日俄关系的变化牵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值得我们密切关注.本文拟从日本“正常国家”战略的视角,分析安倍在这一战略的引导下对俄外交的战略目标、实施路径与制约因素.

一、国家利益重构与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2]反映了“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3]国家在明确自身需求的基础上,还需要懂得如何调动全部力量与资源以达到既定目标,这就涉及到了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依据国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利益需求而制定,规定着这个国家要实现的中长期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与谋略”,[4]就其内容而言,国家战略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军事等诸多领域,其空间范围,既包括国内战略,也包括国际战略.因此,国家战略不仅是涵盖范围最广、涉及领域最多的战略,同时也是层次最高的战略.[5]

国家要实现自身利益,必须根据自身需求制定出具体的国家战略.可以说,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战略则是国家利益的实施手段和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国家利益作为国家的一种“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在一种“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对既有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新的利益的追求,既是国家的“天性”,也是其基本职责和义务.而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谋略,国家战略也必须“根据国家根本利益确定国家要捍卫和谋求的总体目标,并根据自身的实力与资源确定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6]因此,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总是处于一种联动的状态中,多种因素合力所引起的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必然导致国家战略的相应调整.

纵观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演变过程,其内在逻辑正是在于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日本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以及路径选择的改变.[7]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争的残酷和严重后果促使和平主义成为日本国内的主流思潮,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不允许日本再走“军事大国”的路线.因此,尽管战后基本上是保守势力掌控政权,但这种内外环境的现实决定了日本在决定未来发展方向时,优先发展经济、进行战后重建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基于这种国家利益观,主张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实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便在日本国家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而,国家利益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经济利益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全部利益.同时,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国家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但不能超越国家能力的范围.[8]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之所以选择“吉田路线”作为国家战略,并不代表其放弃了政治、军事等其他利益,而是现实中暂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换言之,一旦日本具备了(或自认为具备了)追求其他利益的能力,日本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以及国家战略的调整也就成为了必然,而这种重新界定与调整同样是内外环境互动的结果.

从日本内部情况来看,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趋于扩大,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9]从外部环境来看,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大为缩小,美国的对日政策也从保护与扶植逐渐转向要求日本在防卫和对外援助等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10]在这一内外互动过程中,以强调政治复权、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宪法为主要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日本抬头,并逐步呈现出压倒和平主义思潮之态势,自民党历届政府坚持的“吉田路线”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以小泽一郎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势力认为,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吉田路线”已不适应时展的要求,日本不应只满足于经济大国的身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迈进,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国家”.随着政治利益、军事利益上升到与经济利益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正常国家”论遂成为日本政坛的主流意识和新的国家战略定位.

二、“正常国家”战略下安倍对俄外交的战略目标

从吉田茂的“吉田路线”到中曾根 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再到小泽一郎倡导的“正常国家论”.纵观战后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它们虽然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别,但追求“大国化”的目标却完全一致.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集中进入决策层,以摆脱战后体制为主要诉求的 “正常国家”战略进入了深化、加速落实阶段.安倍晋三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是“正常国家”战略的积极实践者.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对内通过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政治以及执政联盟在议会的多数优势,强势构建新安保体制,加速推进“修宪”进程.对外强化日美同盟,力推“价值观外交”“经济外交”,使内政外交共同服务于整体国家战略.

外交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俄的新一轮互动中,安倍的对俄外交实质上是“正常国家”战略在外交领域的延伸,归根结底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利益.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文件对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明确、系统的阐述,将日本国家利益分为安全利益(保全领土、国民生命财产、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利益(确保资源和海外市场)以及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等三个层次.目标是战略的细化,规定着战略所要达到的目的.基于新时期的国家利益,解决领土问题、加强经济合作以及维护对日本有利的周边战略环境遂成为安倍对俄外交的战略目标.

(一)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

领土问题是日俄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11]也是两国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瓶颈所在.安倍将解决领土问题作为对俄外交的战略目标,既是出于回应国内舆论的需要,也是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安倍试图通过解决领土问题以回应国内舆论.二战结束后,在和民间团体的推动下,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一种要求“返还北方领土”的舆论环境.长期以来,以官民并举方式开展的“要求返还‘北方领土’运动” 在引导舆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认为,“要求返还‘北方领土’运动”发端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当时的北海道根室町长安藤石典向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提交陈情书,认为“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上来说,都属于北海道的一部分,希望将这些岛屿置于美军的保障之下,以便居民安心生产.[12]此后,一些民间团体和北海道的自治体不断举行签名和演讲等活动,并逐步将这些活动推向全国.日本政府则将这种国民舆论视为支持其与苏联谈判的最大力量.[13]为了进一步集结舆论,日本政府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不断进行宣传,并与相关团体合作开展各种活动.1981年,为了加深国民对日俄领土问题①的关注和了解,进一步推动全国性的“要求返还‘北方领土’运动”的开展,政府将2月7日设为“北方领土日”.[14]此后,每年2月7日都会在举行“要求返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首相、各政党代表以及“原岛民”等都会出席.

由此,原本以“原岛民”以及邻近“北方四岛”的北海道根室地区部分人群为中心的要求“返还北方领土”的声音,逐步扩展到了全国各地.2013年,日本内阁府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北方领土”问题的认知度高达97.6%.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是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途径获知相关消息.另有九成受访民众知道“要求返还‘北方领土’运动”.[15]而在另一项关于日俄关系的舆论调查中,64%的受访民众认为,“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两国最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16]因此,国内的这种舆论环境已经成为安倍解决领土问题时不可忽视的因素.2018年2月7日,安倍在出席“要求归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时表示,“必须打破日俄之间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的异常状态”,[17]再次展现出解决领土问题的强烈意愿.

另一方面,解决领土问题也是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需要.俄罗斯是日本周边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两国因领土问题至今尚未缔结和平条约,这意味着两国在法律上还处于战争状态.[18]安倍本人也认为“两国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属于异常状态,希望通过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给这种异常状态打上休止符”.[19]领土完整是“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空间”,[20]关乎国家的生存、独立和发展.对安倍等保守势力而言,日俄领土之争不仅是涉及“领土完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日俄之间的“异常状态”给21世纪日本设定的推行大国外交、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投下了阴影.日俄领土争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结果,安倍急需通过解决领土问题使日本摆脱二战“阴影”,以更好地彰显日本的“大国”身份.

(二)加强经济合作,确保能源安全

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而权力必须以国家拥有的物质能力为基础.[21]日本十分清楚,经济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基础,政治大国是经济大国的加速器,只有两者合二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22]因此,日本在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必须有强大的国内经济作支撑.然而,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对力求实现“正常国家”的日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制约因素.安倍再次执政后,“如何重振长期以来陷于低迷的日本经济,是安倍以及自公执政联盟所面临的非常重要且具有重大挑战性的任务”. [23]为此,安倍力推“安倍经济学”,希望将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解救出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内经济形势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安倍选择与俄罗斯加强经济合作,既可以“以经促政”,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氛围,也可以为国内低迷的经济注入新的动力,为实现“正常国家”积累经济基础.

日本与俄罗斯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结构具有互补性,这为两国开展经济合作提供了基础.然而,由于领土问题、两国缺乏政治互信等原因,日俄经济合作潜力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掘.2016年,日本仅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3.3%,进口总额的3.7%.[24]同年,俄罗斯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仅占日本出口总额的0.8%,进口总额的1.9%.[25]此外,日本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规模也相当有限,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始终未超过 1%,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2016年其对俄投资额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比重仅为 0.1%.[26]日俄都是拥有一亿多人口的国家,可以说,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可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合作潜力.

此外,日本通过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机械等产品的出口,产生规模可观的特需,这对日本经济来说无疑是利好因素.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基地,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日本是世界第三大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原油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一直以来,保障能源安全是日本孜孜以求的对外战略目标.[27]通过与俄罗斯展开能源合作,能使日本能源来源多元化,有效维护能源安全,避免中东局势不稳定对经济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三)缓解战略压力,牵制中俄关系

日本的对外战略无不是以中国的崛起和所谓的“威胁”为背景的,同俄罗斯改善关系也是牵制中国的一系列步骤中的重要一环.[28]日本为了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战略目标,需要树立一个敌人以提高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中国的快速崛起则为其提供了最好的“外部刺激”.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日经济实力发生逆转,更使日本在亚洲有了危机感,滋生战略焦虑.中日两国围绕领土、历史等问题也接连出现摩擦,关系日益趋紧.

与此同时,在对俄外交方面,党执政时期,双方在领土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宣誓战.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等众多俄罗斯高级官员频繁对“北方四岛”展开视察,日本对此则强烈.首相菅直人称“俄总统的视察是难以原谅的暴行”.[29]此外,俄罗斯还在“北方四岛”保持一定的军事力量.冷战后至今,俄罗斯侵犯日本领空事件时有发生.[30]可以说,日本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一定的军事压力.

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一个国家的生存.在日本看来,来自中俄两国的战略压力对其安全利益构成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安倍再次执政后,试图对这种战略压力进行分解.在美国为应对中国崛起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发展日俄关系变得最具可能性.而俄罗斯国内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则为安倍加强日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尽管中俄两国之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也给俄罗斯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但俄罗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也抱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从安全角度看,一些俄罗斯人容不得邻国强大,认为邻国强大就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从人口角度看,由于俄远东地区地广人稀,俄罗斯一直担心该地区‘中国化’”.[31]因此,对于安倍而言,借助所谓“中国威胁”,优先分解来自俄罗斯的战略压力遂成为其对俄外交的战略目标之一.

概而言之,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是安倍对俄外交的长远目标;开展经济合作既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手段,同时也为“正常国家”战略积累物质基础.而鉴于解决领土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牵制中俄关系则成为安倍对俄外交的现实战略考量.可以说,这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服务于“正常国家”战略.

三、安倍对俄外交战略目标的实施路径

2016年5月,在索契举行的日俄首脑会谈上,针对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与和平条约的缔结问题,安倍首次提出了解决领土问题的“新方法”.其“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土谈判不拘泥于过去;二是,在构筑面向未来的日俄关系的过程中探索解决领土问题;三是,从全球视角审视日俄关系.安倍认为,“关于领土问题,日本和俄罗斯都坚信自身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再继续坚持各自的正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70多年至今,日俄一直围绕着一些历史性因素和国际法解释等争论不休,造成了现在的僵局.因此,不应拘泥于过去,而应在描绘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双赢的未来蓝图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领土问题”.[32]

“新方法”的提出表明安倍“同意优先发展对俄经济合作,通过改善日俄关系,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33]与此同时,“全球视角”则凸显出对俄外交已成为安倍战略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倍开始从战略高度思考两国关系,更加注重东北亚地缘政治因素,试图在战略上制衡中国.“新方法”在要求两国以面向未来的思维推动谈判,从而制定出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同时也推动了日本对俄外交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

(一)构建日俄首脑会谈机制

日俄关系曾在党鸠山由纪夫时代迎来短暂“蜜月期”,主张追求与美国对等外交的鸠山首相将俄罗斯定位为日本在亚太地区内的重要伙伴.但是,随着日本再次回归到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日本的对俄外交战略也由先前争取构筑反美盟友的统一战线,转变为与美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遏制并防范一切潜在的威胁势力”.[34]2010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这是苏联和俄罗斯国家元首第一次登上这些岛屿,引起日本强烈反应,[35]两国关系也因双方的强硬立场陷入低谷.安倍本人热衷推行首脑外交,他认为“在管控两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上,首脑直接会谈非常重要”. [36]2012年,安倍再次执政后,便积极谋求通过频繁的高层往来为改善与发展日俄关系营造友好氛围.2013年,安倍成为10年来首次访问俄罗斯的日本首相,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首脑同意在相互信赖和互惠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强化包括定期互访在内的首脑间联系.[37]在索契首脑会谈上,双方进一步确认要频繁进行高层政治对话和往来,充分利用国际场合继续展开首脑会谈.

日俄首脑会谈机制已成为安倍对俄外交战略的重要实施路径.截至目前,安倍在不同场合已经与普京举行了20次首脑会谈.如此高频率的首脑会谈凸显出安倍试图利用首脑外交的平台和日俄两国都可能出现长期稳定政权的机会,一方面希望通过构筑与普京的私人关系,促使政治强人普京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关键决断;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首脑会谈为两国提供一个高层次的对话、沟通渠道,保证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不发生大的偏离.在此基础上,两国首脑通过频繁的会谈,能够及时把握两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的进展,并直接向相关部门作出指示以推动各层面的合作进程.

(二)强化经济合作,开展共同经济活动

2013年,安倍率领庞大的经济贸易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双方在经济领域签署了多份协定和备忘录,包括共同开发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并在交通基础设施、医疗技术以及食品等领域扩大合作,以及搭建日俄投资平台为俄经济发展吸引更多日本投资.在2016年举行的索契首脑会谈上,为了进一步回应俄方的经济合作诉求,同时为普京年内访日营造氛围,安倍又提出了对俄8项经济合作方案.方案涵盖医疗、城市建设、扩大中小企业交流与合作、能源、提高俄罗斯产业多样化和生产效率、远东产业振兴、技术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领域,得到了普京的高度评价和赞同.[38]同年9月,安倍新设“对俄经济合作担当相”一职,由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兼任,负责具体落实首脑会谈上提出的8项经济合作计划.截至2017年4月,双方已达成100多项经济合作备忘录,显示出日俄经济合作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的合作空间.

安倍在首次访俄时,便与俄罗斯在众多领域开展经济合作,凸显出其希望通过扩大日俄经济合作提升两国关系,进而换取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态度软化的战略意图.这种“经济先行”的模式实际上也更接近于俄罗斯的一贯主张.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主张经济合作与领土争端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针对日俄经济合作,日本国内存在一些强硬的声音,认为只要领土没有归还,就什么也不要谈.对此,安倍表示,“这种强硬的声音,或许能够获得舆论的鼓掌喝彩,却无法使现状发生一分一厘的改变 ”,[39]与国内的强硬言论划清了界线.此外,安倍提出的8项经济合作更多地涵盖医疗、城市建设等民生领域,也暗含其希望通过开展贴近民生的经济合作以提高俄罗斯人对日本的好感,为领土问题的解决营造友好氛围的意图.

具体到争议岛屿,安倍试图通过在四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为解决领土问题打开突破口.2016年12月,普京访日期间,两国首脑同意就在争议岛屿设立特别制度以开展“共同经济活动”展开磋商,并认为这是“朝缔结和约迈出的重要一步”. [40]2017年4月,安倍访俄期间与普京就向争议岛屿派遣官民调查团达成一致.随后,由首相辅佐官长谷川荣一担任团长的官民调查团在择捉岛进行了实地调查,视察了水产、观光、能源和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以确定合作范围,标志着两国向开展“共同经济活动”迈出了第一步.

“共同经济活动”是“新方法”的关键内容,标志着日本解决领土问题的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日俄此前的多轮谈判中,解决主权归属是最优先的课题,但是,围绕主权问题,双方的原则立场存在根本不同.日本主张“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而俄罗斯则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两国主张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安倍认识到如果两国继续拘泥于各自的主张,不仅无助于领土问题的解决,还会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所以必须用“新方法”来推动领土问题的解决.与此前优先解决领土归属相比,“新方法”更加注重优先构建争议岛屿的未来发展蓝图.“共同经济活动”的实施不损害双方在和平条约问题上的法律立场,通过设立不损害双方立场的特别制度,在落实“共同经济活动”具体项目的过程中,构筑两国间的信赖关系,即 “在描绘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双赢的未来蓝图的过程中,逐步解决领土问题,进而缔结和平条约”.[41]因此,可以看出,安倍的“新方法”与之前日苏、日俄达成的《日苏共同宣言》、《宣言》等诸文件内容及精神相比,“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原则立场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实现方法和路径上存在不同.

“共同经济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岛上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会给四岛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位于北海道的根室等与争议岛屿相邻的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原因,经济陷入疲敝.开展“共同经济活动”或将使该地区重获活力.但是,新的可能性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通过开展“共同经济活动”可以加强日本在四岛的实际存在,为解决领土问题带来机会.安倍表示:“希望日本人和居住在四岛的俄罗斯人能真切感受到两国在四岛开展的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以增加对缔结和平条约意义的理解”.[42]

除了谋求在争议岛屿开展“共同经济活动”,安倍还积极推动实现“原岛民”的自由扫墓、自由访问以凸显其对俄外交的实际性成果.2016年,在普京访日期间,安倍向普京转交了“原岛民”的信件,双方同意从人道主义出发迅速商讨方案.[43]随后,2017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安倍与普京就“原岛民”乘坐飞机前往国后岛和择捉岛扫墓达成一致.时任外相岸田文雄强调“日俄在北方四岛推动这样的合作,是缔结和平条约的正面因素”.

总体而言,强化对俄经济合作、在争议岛屿上开展“共同经济活动”作为安倍对俄经济外交的两个车轮,在为改善国内经济增加正面因素的同时,已成为日本政府推动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重要一环.

(三)建立外交、安全2+2会谈机制,加强军事领域合作

2013年,日本与俄罗斯建立了外交、安全2+2会谈机制,使俄罗斯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建立这一机制的国家.日俄2+2会谈机制后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而中断,2016年,普京访日时两国首脑同意重启会谈.在此期间,日本又相继与法国、英国、印尼建立了这一机制.“日本对外2+2机制的迅速增加,反映了在其国家战略转型中,安全路径作为政策选项重要性的上升,以及军事要素与外交活动的相互融合与捆绑趋势”.[44]

作为两国军事合作的重要一环,日俄2+2机制已成为日本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日本试图以2+2机制捆绑俄罗斯,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强化俄罗斯对日俄战略合作的认同.2016年,在索契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安倍表示“领土谈判要超越日俄两国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全球视野,以面向未来的信念进行谈判”. [45]这表明安倍不希望领土问题成为两国进行战略合作的障碍,地缘政治因素已成为其对俄外交的重要考量.而对日本而言,日俄战略合作的最好“粘合剂”便是所谓“中国威胁”.2017年3月,第二次2+2会谈中断近4年后在重启.会谈中,日本对南海和东海问题表达了所谓的关切,时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称,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活动导致地区平衡发生变化,在东海根据单方面主张的活动日趋频繁.[46]在日俄双边会谈中,日本将中国正常的海洋活动加以歪曲、渲染并试图与俄罗斯“共有”所谓“中国威胁”,以达构建从太平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对华海上包围圈,牵制中国之目的.

另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2+2机制以及开展日俄军事合作缓解来自俄罗斯的战略压力.2013年11月,在举行的首次会谈中,双方同意将自卫队与俄海军的共同训练范围由过去的搜救扩大至反恐、反海盗领域.2017年1月,以人道主义救援为主要内容的日俄共同训练时隔2年多在靠近京都府北部的舞鹤港附近海域举行.日本希望通过共同训练加强两国军事部门的相互合作与理解.此外,日本还利用2+2机制为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发声”.在2017年3月举行的第二次2+2会谈中,日本对俄罗斯在“北方四岛”配备反舰导弹以及俄罗斯军机在日本周边的频繁活动表达了“关切”.

概而言之,日本与非盟友的俄罗斯建立2+2机制,凸显出俄罗斯在日本对外战略中地位的提升.作为安倍对俄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日本希望通过高规格的会谈机制以及各个层次的军方互动,构筑日俄信赖关系,降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便将更多的人员和预算配置到西南诸岛,以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挑战.可以说,建立2+2会谈机制,加强军事领域合作已成为安倍实现缓解俄罗斯战略压力,牵制中国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实施路径.

四、安倍对俄外交的制约因素

对俄外交“新方法”是安倍在“正常国家”战略下,基于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作出的现实选择.与此同时,未来“新方法”的实施以及日俄关系的发展,都难免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新方法”从提出到落实,再到实现安倍所描绘的“蓝图”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领土问题面临被搁置的风险.作为日俄关系的关键症结,领土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两国关系就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在1955年的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时,当时的鸠山内阁实际上采用了“先复交,后领土”的思路.1956年10月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规定“两国复交后继续进行缔约谈判,苏方同意在缔约后把齿舞、色丹交予日本”.此后,虽然两国反复谈判,但围绕四岛主权归属,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当前,安倍基于现实的战略考量,在领土问题上推行不拘泥于过去的“新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暂时避开主权归属争议,优先共同开发的模式.但是,安倍“新方法”的实施不仅要面对如何构建不损害双方立场的“特别制度”等现实难题,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日本在野党对此也不乏质疑之声.日本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虽然安倍强调共同经济活动是朝缔结和约迈出的第一步,但是解决领土问题缺乏相应的保证,共同经济活动反而会成为俄罗斯加强对四岛政治、经济统治的后盾”.时任民进党代表莲舫也认为,“虽然对俄大规模经济援助取得了进展,但是难以消除领土问题被撇到一边的印象”. [47]因此,安倍对俄外交战略能否持续,关键在于领土问题是否可以得到妥善解决,这不仅关系到未来日俄经济合作能否提升,也是检验安倍对俄外交“新方法”的试金石.

其次,在领土问题上双方都面临着一定的国内压力.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是否会做出让步,不仅要视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而定,而且也需要面对国内的民族主义压力.俄罗斯调查机构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有近八成的受访者反对将四岛交给日本.[48]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对于如何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也有强硬派和温和派之争.强硬派认为 “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最早发现、经营这些岛屿,坚持要求返还四岛主权.温和派则主张应超越争夺四岛主权的狭小视野,立足于日俄双边关系和现实利益,采取折中方案尽快解决领土问题.[49]例如,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认为“应该尽早并最终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四岛一步不让是没法谈判的”. [50]温和派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两岛返还”方式,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也曾提出以“面积等分”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即日本获得国后、色丹、齿舞群岛和四岛中最大岛屿択捉島的四分之一,俄罗斯可获得择捉岛的四分之三.而强硬派则坚持四岛“返还”的立场,代表人物前日本驻俄大使丹波实认为“现在是忍耐的时代,历史的正义不能妥协”.[51]因此,如果领土问题久拖不决很可能引起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反弹.

最后,安倍对俄外交受到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的影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多轮制裁,加上石油下跌等因素,致使经济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将外交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而日本作为七国集团成员,是俄罗斯走出经济、外交困境的重要突破口.这也是近年来俄罗斯积极与日本展开多层次互动的重要考量.换言之,如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改善,那么其对发展日俄关系的优先度便会降低,日本手中所掌握的资金、技术等“经济牌”的效力也将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冷战期间,日苏关系一直被置于美苏对峙的格局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北方四岛”问题更是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美国的烙印.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千岛群岛,回避了归属问题,这成为日后日本主张四岛主权的“法理依据”,使得日苏(俄)的领土争端变得更加复杂.而在1955年日苏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威胁日本不要接受苏联的领土问题方案,否则就‘把冲绳作为美国领土’”,[52]进一步缩小了日本回旋的余地.

冷战结束后,虽然日俄两国的接触日趋频繁,但日本对俄外交中的美国因素仍不可忽视.奥巴马执政时期,在西方联手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下,日俄的接近引发了美国的不满.在日本积极促成普京访日之时,美国担心美日欧对俄包围圈出现松动,要求日本自我克制.[53]安倍特意将日俄首脑会谈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这一政府更替时期,并将普京访问降为最低一档的工作访问以减少美国的不满.而普京也曾表示,“如果四岛置于日本的主权之下,美国便有可能在岛上设立基地,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54]暗示日美安全保障是领土谈判的一大障碍.因此,虽然安倍在对俄外交方面试图通过构建新型日俄关系,加强自主外交,与完全追随美国的战略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置身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日本想要在日美俄三角中维持平衡并非易事.即使日俄关系取得进展,一场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①,如美国对叙利亚的巡航导弹袭击、美俄互相驱逐外交人员等都有可能破坏这一切.

五、结语

“正常国家”论作为日本新的国家战略定位,其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确定的身份和限制,使其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其内涵之一便是在外交领域追求更大的自主性.在西方国家联手对俄制裁之际,安倍积极展开对俄外交攻势便是追求自主外交的一种表现.此外,作为日俄关系的根本症结,领土争端成因复杂,其背后是两国实力的消长.目前,双方都面临着提振国内经济、应对外部挑战等问题.当两国对彼此都各有所需时,或许是解决领土问题的最佳时机.虽然领土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但安倍提出的“新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将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可能性.日俄两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关键因素,横亘在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将使中美日俄四国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得到加强,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也将随之迎来新一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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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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