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视的大众文化特征和精神建构方式,该文是有关大众文化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特征和精神建构方式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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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国内“主旋律”影视片的艺术成就有前车之鉴,对当前的“中国梦”影视创作具有启示意义.作为“图像时代”最为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门类,影视艺术一方面必须具备大众文化特征,以娱乐化、日常化、景观化、时尚化等特色赢得民众的观阅兴趣；另一方面又要承担起意识形态传输功能,帮助民众建构国族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这两方面,优秀主旋律影视片开辟的审美路径和研发的艺术手法,值得后来者借鉴.
关键词：主旋律；影视艺术；“中国梦”；大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Ｊ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４６－0５
随着“中国梦”理念的提出,影视界开始探索如何以电影电视作品表征“中国梦”的意蕴与前景,传播当代中国美好刚健的形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出现的国产“主旋律”影视片,是“中国梦”影视最晚近的“前史”,对当下的“中国梦”影像创作有重要启示意义.作为“图像时代”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主旋律影视在面向大众、正面阐释历史与现实、建构价值追求方面,有许多值得当下“中国梦”影视创作吸收和借鉴之处.
一、主旋律影视的大众文化特征
电影刚刚被发明的时候,完全被视为娱乐“玩物”和商业产品,在街头影院为大众提供消遣愉悦,严肃高深的“艺术电影”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进入院线.直至今天,看电影也还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审美兼休闲活动.而电视作为一种放置在家庭空间中的媒体,主要供人们在家中消闲时观看,其消遣性、趣味性就更突出.影视艺术生来就带有鲜明的娱乐性、日常性、普及性,亦即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
大众文化是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１]约翰·费斯克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是人们介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构成身份认同的过程以及图解世界的经历.就大众文化的传播需要而言,电影和电视是最受大众喜爱、传播快捷、形式生动、易于解读的艺术门类.因而除了少数先锋影像艺术外,主流电影和电视都带有“大众文化”特性,实现着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阐释现实、建构身份认同的功能.
中国当代主旋律影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传送者,同时又是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既具有一般大众文化产品的类型化、景观化、日常化、娱乐性、流行性特征,又负有改造、提升大众价值观,传播先进政治理念的责任,是大众文化产品中较为特殊的一类.
（一）娱乐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具有娱乐性,要让观众获得感性愉悦,它不像精英文化那样重视理性反思和批判,而主要创造感性层面的愉快.娱乐性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被视为低等艺术的特性,似乎多与、暴力等元素相关联.实际上,影视艺术带来的娱乐并不必然低级,它们既提供感性的享乐,也包含着精神的快乐,譬如看到美丽的自然山水、美好的人性人格、美满的世间情感等,也让人心神愉快.娱乐原本也是人类正常的精神需求,是生命主体的自然感受和需要.马克思把娱乐称为“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认为适宜的感性快适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并不抵触.电影和电视作为受众最广、形式最生动活泼的现代媒体艺术,为公众提供精神放松、感官快适、情感慰藉是理所应当的.电影院或家中（看电视的）客厅不是理论讲习所,要让观众乐于观影,接受主旋律作品的宣教,就须“寓教于乐”,以精美的画面、曲折的故事、动人的情感等带给观众愉快的享受,潜移默化地传输作品中蕴含的理念.好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就是能够把意识形态教育、娱乐性、高制作水准、立体丰富的人物结合起来的佳作.
（二）日常化
古典时代的艺术审美往往严肃典雅,充满仪式感,欣赏艺术是超越凡俗生活的特殊活动.而今天大众文化氛围中的审美变成简单易行的日常活动,普通民众休闲时分去影院看电影或坐在家舒心地看电视,这些活动都在世俗生活环境中进行；同时,大众通常也乐于从屏幕上看到亲切、俗常、轻松快乐的场景,无论“影视作品内涵”还是“观赏影视作品”这一活动,都充分地日常化了.主旋律影视作品适应这一氛围,也转向了神圣人物的人性化、严肃内容的生活化.艺术作品内容的“神圣性”产生变化,表现之一就是很多曾经崇高圣洁的艺术形象“走下神坛”,展现其人性化、凡俗化的一面.影视片塑造领袖人物或英雄时,往往将他们放置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展现他们不仅作为政治人物,而且作为儿子（女儿）、父（母）亲、恋人等的真实人性,塑造他们不尽完美但真诚可敬的性格,在普通生活事件的流淌中闪现其崇高人格与坚定信仰,如《张思德》、《我的母亲赵一曼》等.表现之二则是描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将平民大众平凡但有意味的日子展现给同样是平民大众的观众,通过生动的故事将普通百姓艰苦创业、注重家庭和谐、真诚善良等美好情操传送给观众,如都市生活剧《温州一家人》、《小别离》、《虎妈猫爸》等都获得了良好口碑.大众文化取消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让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泾渭分明走向混融合一.主旋律影视作品走进大众心理世界的路径也是取“融合”之道,将神圣信念与现世场景、崇高品格与日常活动自然地接合在一起,便能较好地达到将审美落实于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中有所超越的目的.
（三）景观化
当代审美文化已经进入“图像时代”或“视觉文化时代”,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以视觉为主要元素的文化形态,视觉优先不仅仅体现为艺术中的图画或影像多于文字,而且带来了认知世界的新模式.英国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指出：“现代的感受性主要是推论性的,它使言词优于意象,意识优于非意识,意义优于非意义,理性优于非理性,自我优于本我,与此相反,后现代的感受性则是图像性的,它使视觉感受性优于刻板的语词感受性,使图像优于概念,感觉优于意义,直接知识模式优于间接知识模式.”[２]居伊·德波则将当今社会命名为“景观社会”,强调当代文化中视觉感受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的电影更重视“叙事”,近年来的影视片则越来越重视“景观”甚至“奇观”,追求视觉冲击、感官刺激,提供丰盛艳丽的视听盛宴.主旋律影视要吸引大众,让他们乐于走进影院或锁定频道观看带有谕示、教化意义的作品,也需要注重影像的景观化,具体体现为画面的清晰精美、感官的冲击性、剪辑的新鲜感等.主旋律影视片在这方面作了很多探索.首先体现在历史的细节化上——主旋律影视片大多数是军事、政治类历史题材,编导们便充分挖掘历史脉络上富有意趣的细节,不仅限于正史,也从民间传说、轶闻中汲取一定的观赏性元素点缀在严肃叙事中,使人物形象更生动,情感表达更细腻,风土人情更新异……包括战争对抗中的激烈打斗场面、谍战故事中的恐怖悬疑气氛、灾难片中的苦情受虐情景、婚恋爱情的浪漫动人画面等,都加强了影视片的景观性.此外,迅速发展的影视特技也为影片的景观化提供了极大便利,编导们运用各种特效加强视听效果,例如营造极度逼真的战场击、爆炸效果,将功夫打斗场面拍得激烈精彩,利用数字蒙太奇实现场景无缝转换,等等.《集结号》聘请了韩国《太极旗飘扬》的特效团队制作战争场景,影片开头的战场呈现出真切到近乎残酷的震撼效果；《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则运用了快速蒙太奇剪辑,将头绪繁多的线索以短镜头、快切换的方式连接,产生“速度奇观”,符合当代观众喜爱快速叙事的审美习惯,为主旋律影片的意识形态传达提供了富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形式.
（四）时尚化
主旋律影视片讲述的故事大多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近、当代史事件,与当下观众有一定时空距离；主旋律影片潜在的意识形态教化目的,往往又使其与寻求消遣娱乐、审美愉悦的观众之间存在着心理距离.如何用新时代的话语方式、艺术形式去讲述历史和当下社会生活,与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心理对接,就需要引入大众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时尚化.时尚化体现在内在精神和表层符号两方面.内在精神是指以现代文明的立场去表现历史人物.例如在现代女权主义影响下,影视片中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动投身革命或追求事业,展现积极、坚韧的个人风采,成为故事发展的推动元素而非传统的“陪衬”、“花瓶”角色；受现代“个体”追求个性化、独立精神的文化影响,主旋律影片塑造的人物越来越具有个人魅力,不再像一些老式宣传片那样把角色表现为缺乏个性的“螺丝钉”.在表层符号方面,最明显的时尚化就是“明星效应”.导演挑选大众熟悉的明星来饰演角色,以先在于影片的明星感召力吸引观众,让大众通过对明星的认可达到对其扮演的角色的认可.在这里,“明星崇拜”与过去“红色经典”时期的“偶像崇拜”不同——德国学者洛文塔尔认为：大众喜爱的偶像人物可以分为两类：“生产偶像”和“消费偶像”.生产偶像是指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生产者,如革命家、科学家；消费偶像主要是娱乐界人士,如各类明星.而大众文化时代的特征,是对消费偶像的崇拜逐渐上升.[３]按照这一理论,主旋律影视片中的革命领袖、战斗英雄与建设英模等都是“生产偶像”,而饰演他们的影视明星是“消费偶像”.主旋律作品时尚化的主要方法,就是将两种偶像的魅力合而为一,借富有形象魅力和风尚号召力的明星来诠释人格高尚、富于精神感召力的崇高角色,实现视觉享受和精神提升的双重效应.
（五）肯定性
按照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看法,大众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反抗精英文化又利用它,拆解主导文化的权威又维护它,追求自由与又加以消解,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等”[１].但中国当代“主旋律”艺术从诞生之时起,其使命就是维护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归属于“肯定文化”,即赞扬与肯定当下生活和现行体制,而非对抗、批判、解构.如葛兰西所倡导的那样,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占有文化领导权,建设无产阶级大众文化,争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深得民心.因此,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主要功能是展现生活美好、光明的面貌,鼓励大众在现有秩序中期盼更进步、幸福的明天.具体而言,主旋律叙事集中于向大众阐释近代以来从屈辱到独立的国族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后革命先辈们艰辛辉煌的战斗历程、展望未来中国的美好前景,等等.
二、消费时代的精神建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意大利领袖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有无产阶级大众文化作配合呼应,只有在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赢得民心,革命才能胜利,政党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获取民众认同,培育和提升大众的精神品格.
因此,文化产品,即如“主旋律”影视艺术产品,虽然一方面如前所述有着鲜明的大众文化特征,要面对市场、展示时尚化景观；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承担的意识形态传输职责,又必然要求它们在商品化、娱乐化之外,担负起精神建构的重任,使大众在休闲审美之际,获得国族认同、价值观认同、主流文化认同,提升自我人格,达至高尚的精神境界.
过去很长时间里,不少艺术家把“娱乐化”、“大众化”与“精神性”、“主旋律”对立起来,以为要谈精神品格、传播意识形态就必然严肃典雅.事实上,大众化与精神性并非必然对立,即从影视史上看,好莱坞近百年出产的影片中颇多佳作,如《阿甘正传》、《勇敢的心》、《辛德勒名单》、《肖申克的救赎》等都达到了既为观众喜闻乐见、又展现了高尚人性与崇高精神的境界.即便在后现代“娱乐至死”的消费氛围中,也仍然有优秀的影视佳作迭出,证明精神建构并不天然与消遣性、娱乐性敌对.中国“主旋律”作品因其蕴含的正向价值观和高远的社会理想,能够保障影视作品的内容品质,以日常化、人性化的表达将主流价值渗融于个体体验,实现历史记忆与当下认知的连接契合,将国族认同、先进价值观锤炼成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的文化产品.
主旋律影视片的精神建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感化观众认同作品传达的政治观念、价值立场、文化理念等.通过“认同”改造和提升大众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与国族关系的判断、对执政党及国家前景的信念,等等.“认同”是主体对特定对象（包括自我）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接受、推崇乃至内化为行为的过程.“认同”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泰勒认为：“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４]随着现代多元文化的发展,人们原有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不断被解构,价值观念急剧变化,导致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常常出现危机,“身份认同”才成为一个紧要的现实问题.对“主旋律”影视作品来说,将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以富于魅力的形态传达散播,帮助广大观众建立起积极合理的自我认同和国族认同,让民众对个体身份、自我所属的国家和民族文化产生自豪感,是其精神建构的主要职责.我们可以从“国族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三方面详述.
（一）国族认同
身份认同首先在宏观方面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对身为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和先进生活方式的涌入,许多人对自身的国族身份产生困惑与焦虑感.“主旋律”影视艺术义不容辞地担起重建（或加固）国族认同感的责任,而这方面的意识建构,主要集中在重述近代历史,通过对尚未远逝的革命记忆的多方面回顾,让观众反复重温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崛起、从落后到先进的历程（即“主旋律”影视中占比重最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片）.通过选取富于情感感召力的历史记录塑造观众的集体记忆,帮助观众将自我体验为历史“见证人”,把自我融入“民族”的宏观身份中,感受近百年来作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回答“我是谁？”“我从怎样的境遇中来？”的问题.优秀的影视作品将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和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结合在一起,为观众提供认识中国近代史的观念、方法和结论,构架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帮助大众真切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的存在,认知到自身作为民族成员的历史由来、渊源所系,对遭受苦难而坚强抗争、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产生深刻认同.
主旋律电影对历史与记忆的再现,成为塑造当代国民意识、维护国族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影视作品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帮助观众建立起“国家认同”.在这种认同的建构中,不仅要叙述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记忆,也要憧憬和展望未来的美好蓝图,预设理想愿景.多部主旋律影视片如《国歌》、《共和国之旗》、《国徽》等表达国家象征符号的影片；《七七事变》、《百团大战》、《东方中国梦》等表现民族复兴崛起、展望未来强盛景象的作品,都饱含着中华民族的先进历史观念、宏伟审美理想、崇高精神追求,建构起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激发着广大民众的国族想象.
（二）价值认同
人的精神建构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价值追求,文明人类（与动物不同）的特征之一就是追寻生存的意义,而生命意义与价值观密切相关,不同价值观导致生存境界的高下之分.当代中国国民需要科学、先进的价值观指导,树立昂扬、充沛的精神状态.“主旋律”影视艺术承担起了建构价值和传播价值的职责,帮助大众树立健康高尚的价值观.
价值观有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次.宏观方面是国族、社会追求的价值,较微观的层面是个体生存追求的价值.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主旋律影视作品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主流意识形态主张的积极价值观.如《国歌》回顾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前后的历史,赞颂中华民族在抗日救亡“最危险的时刻”激越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责任感,表达的是国族的价值立场；《秋菊打官司》通过农妇执着诉讼的故事,表达了社会追求平等、公正的价值诉求；《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乐于助人、勤于奉献的故事,从个体角度展现了崇高的价值追求……近几年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影视片如电影《血战残阳》、《孙文少年行》,电视剧《秋收起义》、《林海雪原》等,也各自从国家、民族、社会、个体等不同层面,展现了正面价值观在领袖、战士、公务员等各色人物身上的体现,为观众树立了诸多榜样.主旋律影视作品如能成功地展示具有真理性、先进性、普惠性和广泛性的先进价值观,倡导广大民众信仰与追随,便实现了自己在价值传播方面的建构使命.
（三）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价值认同密切相关,三者互为补充.每一种政治权力都需要相应的文化支撑,政权所倡导的文化被大众接受,就可以使政权获得稳定性和凝聚力.文化通过沉淀于政治制度、行为规范、*道德深处,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
优秀的文化应当兼有传统性和当代性.一个国族的传统文化既有稳定性又有传承性,如果国家政治内涵了这种文化,相当于把文化基因嵌入国家政权,民众就易于认同其政治行为,从而达到内在稳定.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仁义”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都是值得今天的政治文化吸收的.同时,文化又要注重当代性,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来说,一方面要吸纳当代世界其他文明的优秀因子,更要吸纳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战争和建设中形成的新文化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形成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明相融合的兼有民族性、时代性与革命性的优质文化.近年来,主旋律影视艺术家既拍摄了弘扬传统文化（如《孔子》）、传统道德（如《赵氏孤儿》）的佳作（但总体而言表现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作品还比较少,这方面尚有待艺术家们大力开掘）；也创作了更多建构当代先进文化形态的影视作品,弘扬不畏艰难的长征精神（《我的长征》）、宣扬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离开雷锋的日子》）、提倡为科学献身的求知奉献精神（《邓稼先》）,等等.主旋律影视片帮助观众认知中华民族从古代到当今值得珍视的文化精髓,也感召着他们认同和传承这些文化因子.
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中,有许多中华文化的思维方法与观念值得继承和发扬.譬如“欧洲梦”的主要论述者里夫金就认为：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思想,可能会在新的生态文明中发挥功能；注重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和文化”,具有推进全球协作的现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可能会在未来更注重集群互动的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之,中国文化有可能展开巨大的空间,调节近现代以来工具理性与人文信仰、物质欲求与审美情趣之间的裂痕.在这方面,目前的中国影视艺术表达得还不够丰富,尚有很大的艺术创作空间.未来的电影电视艺术应当通过影像故事将中国文化的优质基因与现代诠释相结合,吸引和感化越来越多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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