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看苏轼公文写作风格,该文是关于苏轼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和公文写作和苏轼有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苏轼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苏轼无论是身为朝廷重臣,还是做地方父母官,乃至贬谪蛮荒,仕途失意,都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忠君、爱国、惠民的人生信念；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天赋异禀,在公文写作方面孜孜不倦,通过对《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这篇文章的赏析,笔者想对苏轼的公文作进一步的了解.
关键词：苏轼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公文赏析
一
苏轼（1037—1101）,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宋代著名文学家.嘉祐二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苏轼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苏轼曾任翰林学士,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是苏轼在杭州任上所作,此前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便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此时的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至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任上时,江南发生了连续性的水旱灾害.这场灾害的主要波及区域为两浙路、淮南路、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部分地区.其中,尤以两浙受灾最为严重.由于元祐大水,又多风潮.“（苏、湖等）数州不独霪雨为害,又多大风,猝起潮浪,堤堰圩垾率皆破损,湖州水人城中,民家皆尺余,此去岁所无有也.”[1]北宋庆历二年,自修筑“吴江挽路长堤”后,太湖下泄水口受到阻碍,使得“水常溢,浸罐三州（苏、湖、常）民田”；[2]同时筑堤也造成吴淞江水流变缓,下游淤淀缩狭,加以潮汐顶托,市场壅滞不畅,潴水肆虐苏州及秀州华亭之田庐.这一现实情况,使得两浙地区的水灾灾情又进一步加重.
二
元祐四年至六年,两浙经历了数次灾荒.“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主要叙述的是元祐四年的饥荒.当时的两浙路正闹饥荒,苏轼带领百姓抵御自然灾害,他把修官舍的钱用来买米赈济灾民,先救济饥饿的百姓,再修缮屋宇.并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皇上反映了灾情,以朝廷拨下供米二十万,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赐度牒三百道为终.
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叙述了浙西两路的饥荒情况,并将其上报给宋哲宗,希望他采取“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的办法,而民自受赐矣.《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首先提到了浙西两路的积水影响到了粮食水稻的丰收,又结合熙宁年间的灾荒,将灾情的严重情况用文字铺叙在统治者的面前,让统治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次就米价的昂贵这一话题延伸出去,介绍了造成米价昂贵的原因,乃是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所致.官员借灾害中饱私囊的情形,苏轼主要从三方面来写.其一,官员借灾害催促逼迫百姓征收田租地税；其二,由于上供定额斛数目太大,官员未能准备齐全,而发令调遣严紧,官吏从中阻拦,导致粮食涨价,买进更贵；其三,官吏在得知宽减政策的情况下,更加不尽心提前谋划准备.苏轼就这些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在米价这个话题之外,苏轼还关注到了浙中的钱荒与群党集结贩卖私盐的问题,可以说是真正的体恤民情了.钱荒即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宋朝是一个经常闹“钱荒”的朝代.宋仁宗朝庆历年间,江淮出现过“钱荒”；宋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哲宗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钱荒”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
宋朝“钱法”很乱,铜钱、铁钱和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民间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并且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铁钱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皇帝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但是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所以完全是笔糊涂账.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出现在落后的内陆四川地区.“交子”的出现并非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而是因为四川地区缺铜,国家又没有统一的货币,所以只能用铁来铸钱.铁钱价值很低又很重,十枚铁钱换不来一枚铜钱,又不方便携带,所以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主意：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从而便于携带和交易.
但是“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流通不畅,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长期贮存了下来,宋朝富室热衷于收贮铜钱便是其中一个表现.因为铜钱能够保值,相对于交子的不稳定性,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铜钱.铜本身的价值是稳定的,但是铜钱超发,钱就会贬值,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是从铜本身的价值出发,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为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以销毁铜钱为利,习以成风.由此看来,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三
宋代虽结束了晚唐五代的统治,但是却多多少少继承了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苏轼曾直斥宋之浮靡文风：“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3]杨亿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西昆体正是为了对抗宋代华丽浮靡的文风而存在的.由此可以看出苏轼的主张,即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针砭时弊,而不是泛泛而谈,不达要点.宋代中期,在当时声势颇大的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文章及公文写作理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古文运动促进了当时的文风由晦涩华靡向平易畅达的转变.随着古文运动的深入,公文拟制的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宋代的公文也就带上了浅易平实、议论准洽、更加适用于政务等特点.苏轼显然受到了当时文风的影响,其创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宋代的公文中有一些特定的公文用语,公文用语的使用使公文更加适用于政务,起到高度概括的作用,从而使得公文更加言简意赅.“指挥”一词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计出现了五次.“指挥”实是通假字,通“旨挥”,意为天子命令,帝王的诏敕、命令,用于概括指称高层上级的下行公文.苏轼另有公文《放榜后论贡举合行事件》中亦用到了“指挥”一词：“欲乞特赐指挥,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其礼部近日所立条贯,更不施行.”希望皇上降下旨意,不要把择人的标准局限在经义、诗赋中,从而粉碎“民间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诗赋之人为试官,不问有无词学,一例差充”的谣言.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指挥”一般用在作者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或者提出的建议后面,以表达希望统治者做出相应措施的决心.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亦云,“若不特降指挥,将前后条贯看详,别加删定,严立约束,则奸民猾商,往来无穷,必为意外之患.”更是重点指出指挥的作用所在,以统治者的威望,降下带有命令的旨意,监督贯彻,严厉约束,从而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还有一个特定的公文用语：“契勘”.“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其中“契勘”一词意为言查、按查；考核、查考.契勘以言查、按查之意在苏轼的文章——《应诏论四事状》中多次出现：“契勘熙宁四年以后至元丰八年登极大赦以前,人户积欠,共计五万三百餘万贯.”“契勘”一词,后常接年份或是数量词,如：“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计有四百四十五户,自承朝旨以来,迨今首尾五年,才放得二十三户.”按查本州所欠盐户四百四十五户,但是朝廷下旨大赦后,五年间才放得二十三户.此处使用“契勘”一词,语气严肃,意在使人正视此事件.
数字是从数量上说明事物特征或事理的最精确、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苏轼在《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中便大量运用数字,鲜明地反映了灾情的严重性.“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熙宁年间米斗两百,大半百姓仍死于饥荒,而今米斗九十,实在令人忧虑.前后两处数字的对比,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直观感受,从而认识到灾情的严重性.苏轼又以“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抵情况：供额大量亏欠,官员急于*,务在追求免于罪责,相当于现代的“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文章多处出现具体的数字,看似冗杂,其实暗含深意,大量数据的使用,使得文章更加具有说服力,引起朝廷的重视.
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章学的一大特点.古人的文章概念大多指应用文,即公文.宋代以前,人们注重的是文章的教化作用,并未将文章与具体的“事”联系起来,直到宋以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文章的社会作用,也渐渐产生了“文以致用”的观点,这一观点在苏轼的言论中有明显的表现.他提出文章“以体用为本”,认为文章应如五谷,可以疗饥；应如药石,可以治病.即注重文章的实用性.
苏轼的大量政论文都对社会流弊、社会现实中的矛盾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谏买浙灯状》就是苏轼亲眼看到百姓为“半价购灯”的旨意所苦的生活,从而向皇上呈上的公文,又有《上皇帝书》和《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皆是这样的作品.到晚年,他还教诲自己的晚辈,写文章要华实相副,不能只顾着文章外表的华丽而不顾内容的实用,并且向晚辈总结自己平生的创作是“春秋古史乃家法.”这种以文褒贬是非的创作态度,正是他重视散文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作用的观点的体现.
通过对《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一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轼公文的大概风格.这篇文章是苏轼在前期所创作的,反映了他的政治忧患.苏轼一生仕宦,爱国爱民,勤于政务,忠于职守并政绩斐然,他心系民生,忧国忧民,在任期间大多为民请命,了解民生艰苦和烟火之乐,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纵观苏轼的公文,笔者发现其公文大部分是针对民生民情,社会弊病而作的.《乞赈济浙西七州状》便是苏轼在杭州任上了解了浙西灾情之后所作.又如《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与《奏浙西灾伤第二状》,亦是为浙西两路的灾情而作.苏轼撰写公文长于议论,遣词造句典实平易,具有一定的特色：善用明确的公文用语,使得文章更为严谨并引人重视；惯用大量的数据来说理,使人信服；注重文章的社会作用,所作文章大多是为了针砭时弊.受宋代中后期文风渐趋理性的影响,苏轼撰写文章更为尊重客观现实,但是也没有完全摒弃感性的写作风格.他客观地叙述灾荒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而又不时流露自己的同情,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与下层百姓更加亲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公文创作风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其公文具有严谨的逻辑而又不缺乏真挚的感情.而同时期的其他公文,少有像苏轼这样真实地把情况描绘出来的,或是少报、虚报,更甚者知而不报,从而骗取下拨的赈金.这对于我们现代公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公文创作要求实,即要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讲求实效.
附：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见今米斗九十足钱,小民方冬已有饥者.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来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本司除已与提、转商量多方擘画准备外,有合申奏事件,谨具画一如左.
一.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硕,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钳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饥贫之民,无路逃死,必将聚为盗贼.又缘上供额斛数目至广,都未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籴,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籴,以此斛斗涌贵,小民乏食.圣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负,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今来亦不敢望朝廷别赐钱米,但只宽得转运司上供年额钱斛,则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赐矣.乞出自宸断,来年本路上解钱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分作二年,随年额上供钱物起发,所贵公私稍获通济.又恐官吏为见明年既得宽减,侥幸替移,更不尽心擘画收拾,以备补填年额,乞特赐指挥,须管依年分收簇数足,若遇移替,具所簇到数交割与后政承认,不得出违年限.
一.见今逐州和籴常平斛斗及省仓军粮,又籴封桩钱、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务趁办,争夺相倾,以此米价益贵.伏望圣慈速赐勘会,如在京诸仓,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转疾速契勘逐州,如省仓不阙军粮,常平籴散有备外,更不得收籴.所贵米价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银绢丝绵入市,莫有顾者.质库人户,往往昼闭,若得官钱三二十万,散在民间,如水救火.欲乞指挥提、转令将合发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充年额起发.
一.自来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近来朝廷痛减盐价,最为仁政.然结集兴贩,犹未甚衰.深恐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欲乞朝廷指挥,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申钤辖司,权于法外行遣,候丰熟日依旧.所贵弹压奸愚,有所畏肃.
右谨件如前.勘会熙宁中两浙饥馑,是时米斗二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来米斗已及九十,日长炎炎,其势未已,深可忧虑.伏望仁圣哀怜,早行赈恤.今来所奏,一一并是诣实.伏乞详酌,速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注 释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1）,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29页
[2]苏轼：《苏东坡集》（第15册《奏议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69-79页
[3]马端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文献通考卷三十一）,吉林出版社2005年,选举考四,23页
（作者介绍：许皓婷,扬州大学文学院秘书学专业学生；指导老师：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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