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极：人情关系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本文是社会毕业论文范文与阶层和固化和不公方面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社会论文参考文献：
人情、关系可以说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送人情”“找关系”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社会学博士阮极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的人情关系看起来简单,但要说清非常难.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的人情关系,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一些国人的价值观,让人情关系变得纯粹一些,进而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他自称这是“小人物的情怀”.在阮极看来,中国民众有较强的特殊主义思想,特殊主义重视私人关系胜过法律法规；而普遍主义强调人人平等、一视同仁,法律比私人关系更重要.
阮极是广东潮州人,在这里,经商的氛围很浓,著名商人李嘉诚便出生于此.大学毕业后,阮极回到广东创业,成立了计算机和英语培训中心.大学毕业至今,他逐渐从商人变成了学者,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2008年,36岁的阮极申请到了英国兰开夏大学的硕士.“当时出国留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去镀金,因为我是办培训中心的,感觉出国进修一两年回来能够把外语培训办得更好、更有竞争力.”
然而,读硕士期间,阮极发现自己对学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导师的建议和推荐下,攻读了英国肯特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并于2015年6月毕业.2016年9月,阮极回到家乡的高校——韩山师范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阮极坦言,读硕士时有强烈的功利心,但读博不一样.“读博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因为我发现自己不喜欢做生意了,也不想为了生意去攀关系求人；另一方面也是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个意义要比做生意大多了.当时很想深入研究为什么在中国事事得找关系求人,而在英国为什么就不用,所以我硕士和博士的研究都以中国人的人情关系展开的.“阮极说.
阮极读的是社会学,他是能用英文写有关人情关系学术论文并在中国有十几年经商经历的学者.因为一般能用英文写有关人情关系的学者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年轻时便出国留学的中国人.由于阮极在中国十几年的经商和在英国七年的留学经历,造就了他现在的学术成就.
近年来,媒体频繁报道家长为子女找关系入学的新闻,这个热点问题自然也引起了阮极的关注,他力图从这里找到切入口.2012年到2014年,阮极在中国南方两个城市开展了有关家长为子女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并根据自己的调查与思考,写成了一本英文书和三篇英文论文发表于国外SSCI期刊,并在近期用中文写了《人情对贿赂及其“道德化”的影响——基于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一文,发表在了国内权威期刊《社会学研究》上.
这个研究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最先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是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阮极告诉记者,民族志研究第一要求时间长,第二调查者要尽可能成为族群中的一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当时是以教师的身份到那两座城市的,也告诉了别人我是来做研究的,但平常都是和大家在一起,别人也不会有抵触心理.时间长了,人们总认为我是个老师,忘了我是个研究者.”阮极说.
《人情对贿赂及其“道德化”的影响——基于找关系入学的民族志研究》一文条理清晰,显示出了阮极见微知著和抽丝剥茧的能力.他的数据采集主要采用了参与性观察、访谈和文档分析三大方法.两年里,阮极共访谈了49个人,获得了大量的案例,为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个案研究的长处就是得到的信息是多渠道的,可以进行互证,使研究更加客观,两个个案研究,证据就更加可信了,而个案之间的区别也能引发我的进一步思考.”为了让自己的研究更加深入,2016~2018年,阮极又在另外的城市访谈了31人,其中也包括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
2018年6月,阮极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中国人情关系的看法.他说,人情关系加剧了社会的不公,这不利于法治中国的建立.由于人情有对称性,不同阶层之间很难做到“礼尚往来”.中上层人士通过人情关系,相互帮忙,得到社会资源,并且相互通婚,巩固了他们的阶层地位,他们的下一代也通过父辈的关系得到好的发展,如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等.下层群众由于没有资源可与中上层人士交换,难与他们进行人情往来,所得资源较少,更加固化在底层,因好的教育资源也被中上层所占有,底层群众的下一代也很难流动到中上层,如农民工子女.一些结也是通过人情往来而得以实现,他们形成利益集团,操纵了主要的资源.这样,人情强化了上层阶层的联盟,阶层更加固化.
而身处人情社会,阮极也有自己的处世原则,那就是处处结善缘,当别人需要帮忙时,在不违规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不求回报,并尽可能对不同亲疏、不同地位的人一视同仁,信奉众生平等.阮极坦言：“和英国人相比,我深深体会到一些国人有两种人格特性：一是差序人格,二是奴性人格.”
差序人格的人对不同亲疏、不同地位的人给予很不同的对待；而奴性人格的人屈服于权力,爱拍马庇、巴结人,而对地位比他低的人却摆架子,高高在上,欺压人家,如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也多少有这些特性,所以一直在克服.”然而,阮极也承认,以“大公无私,一视同仁”的原则与国人相处,却常常会得罪人.“亲友对你的期待是人情,而不是与外人一视同仁.我们一些国人的平等心太缺了,很讲究私德,却不讲究公德和法律,讲究亲疏内外,差序格局,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也讲了很多.”阮极意味深长地说.
人情关系与中国文化
清风：你原来是经商的,怎么会转到中国人情关系的研究上来？
阮极：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一些小地方,大小事都要靠关系.而英国一般不需要,有的也是正规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使用,不涉及人情、走后门；找熟人帮忙也是有的,但没有一套讲究亲疏尊卑的人情*,我想帮谁就帮谁,与他人无关.在中国做小生意的人,有时是没有人格尊严的,因为随时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麻烦,这时你就要去求人.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对人情关系有所体会,但在英国的七年生活体验,学习西方哲学文化,让我对中国的人情关系及中国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风：该如何理解中国的人情关系？
阮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为了便于研究,我结合一些学者的定义,认为关系是基于中国文化的私人关系或人脉网络,它能通过非正式的、私底下的方式获得社会资源.如果两个有关系的人互相帮忙,而且利用这样的关系来办事情不违法或不违背公德,那么这种行为无可非议；如果利用关系做出无视政府规章制度和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往往涉及贿赂、腐败,容易造成社会不公.
有关系就会有人情.我在研究中,把人情界定为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传统规范,它强调情感上的关怀、相互的责任和亏欠以及对称性的互惠原则,它是道德、情感和工具性三个维度的结合体.不同情况下,这三个维度的占比可能不同.不过,人们在交往中总是夸大其感情和道德的成分而掩盖其工具性的一面.这也就产生了假感情,假情假意,人际交往少了真诚.
很多人不觉得贿赂行为不道德
清风：你的论文怎么会选择“道德化”这个角度？
阮极：回国以后,我就看国内关注一些什么话题,发现大家十分关注.但我上知网搜索相关文章,发现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论述,少从细节入手.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不管其引用的材料还是文章撰写的角度都非常好,我就把文章下载打印下来,并在上面标明了“好文”.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行贿者和受贿者清楚自己的行为不合法或不道德,但会采取各种策略使这个行为合乎道德,作者将其称为“自我道德化”.简单点说,就是不管行贿者还是受贿者,都力图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合乎法律和道德规范,从而减少自己的道德罪恶感.为表明这个观点,作者分析了一些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允许查阅的部分贿赂案件的档案材料.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内容非常详实,观点也很新颖.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档案材料里的落马官员都是被抓起来的人,有的为了减刑或其他目的,他们的话不可全信；而且,受贿者不能完全还原当时收别人钱的心理,那么由此推出来的观点也就值得商榷.
我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受贿的人的确常常会“自我道德化”.但对于行贿者,他们较少进行“自我道德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不道德,也就无“自我道德化”之说；另一方面,由于家长们法律意识淡薄,普遍认为自己行贿不违法,而只是受贿者违法,这样更无“自我道德化”的必要.当然,这些只是从我的两个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
清风：不是所有送人情、走关系都涉及腐败,但这种行为无疑助长了腐败,但为什么不少人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妥？
阮极：这其实是我论文中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情为贿赂提供了道德支撑.道德包括私德和公德.梁启超先生认为“二者皆人生不可缺乏之具也”,但“国民公德缺乏”.我的研究发现,当地家长和不少干部心目中关于收送礼物和红包中所谓的道德标准其实是指私德.他们只注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符合私人之间的情义,是否符合“礼尚往来”的规则；而较少以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公共领域的道德为标准.他们在贿赂时双方所做的一些互动仪式大多是针对私德的道德化,而非针对公德的道德化.它不是为了掩盖其违法性或对公德的违背,而是掩盖私德中拿亲友钱财而不好意思的紧张感.
腐败有很深厚的文化基础
清风：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人情关系？
阮极：这个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些制度不切实际,定的标准特别高,使得大家无法执行,只能违反规则；有些领域几乎“全民违法”,如小企业的偷税漏税、村官或基层干部的“灵活处理”.这样,大家都没安全感,因为“全民违法”,上面的领导随时可以用法把你给办了,你不怕吗？还不去拉关系找后台！这就有点像人治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基层很普通,当一个规则大家都不遵守时,那就成了一个表面的东西,对它没有神圣感,最后遵循的都是潜规则.
还有,定规则的精神,也叫立法精神,我们的文化中是比较缺的,我们没有处处定规则的习惯,传统上我们更喜欢让德高望重的人帮我们拿主意,这是礼治的思维.思想,我们的文化中是比较弱的.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新现象时往往不会想着先定规则,然后不断完善规则,因为怕规定死了不好办事情,所以常留有余地.领导们在定规则时,一方面是高标准,使人人违规；另一方面却很弹性,使领导有操作的空间.那么,遇到事要商量时,往往是听一把手的,而且有些一把手更喜欢这样,这样对他有利.这在一定的范围内便是人治了.这个时候,人情关系就会发挥很大作用.还有,定规则的过程也很讲究,过程不公平,定出来的规则也不公平.总之,要建没法治中国,需要文化上、思想上的大变革.
清风：这种重人情关系的文化有哪些弊端？
阮极：一个显而易见的危害就是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矛盾、特别是阶层矛盾加剧.有些国人比较势利,在中国,如果你没钱、没地位、没资源,别人就不愿和你交朋友,这样就越没有资源,越被边缘化.越是被边缘化,就越没有资源,这就成了恶性循环.如果一个人有很多人情关系,那么就对他越有利,关系就越多,也就越有钱和资源.所以中国人喜欢去走后门、攀关系,如果你不这样做,路就越走越窄,即使一点小事都没人愿意帮你.
清风：要人情困局,该怎么办？
阮极：一方面,要建设法治社会.注意,是“法治”而不只是“法制”,是“ruleoflow”而不是“rulebylow”.法制（rulebylaw）是人用法制来治国,其实还是人治（rulebyman）.法治（ruleoflaw）是尽量不去人为地治理,而让法自己去治.我们的宪法也刚刚改正过来了,从“法制”改为“法治”.而且,如果民众对法律没有信仰,就不能说我们是个法治社会.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从文化上引导国民的价值观,公德教育和普遍主义思想要深入人心.
还有需要强调的是,要回归到道德修为的层面.英国的规章制度虽然很严密,但也有漏洞,所以很多时候要靠人的自律.关于个人的道德修为,现在很少人讲了,因为它不能给人直接带来好处,而且很多人认为好人吃亏.但其实它的好处是深远的,是关乎生命、心灵、灵魂的东西,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很多精华值得借鉴,比如孔子的“慎独”,佛家的“自净其意”,王阳明的“此心光明”.所以,党多次呼吁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明之处是对“心”的高度重视,所谓“心即理”“万法唯心造”“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希望优秀传统文化能弘扬到每个国人的心里去,而不是外在表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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