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鲸业和现代日本,本文是有关日本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捕鲸和日本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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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热爱自然,国土虽小,但却森林密布,有绿色群岛之称.但日本的另一面却是对捕鲸无比热爱,其猎杀鲸鱼的嗜好,在世人看来毫无理性.据说歌舞伎町的鲸鱼餐馆,屋顶上挂着鲸鱼木乃伊,墙上贴着鲸鱼跃出水面的照片,端上盘的鲸鱼刺身、鲸鱼排、鲸鱼心、鲸鱼舌、鲸鱼皮让世界各地的食客目瞪口呆.随着鲸鱼数量的减少,日本近海已无鲸鱼可捕,日本船队能做的是顶着科学考察的名义,穿越大半个地球到南极去捕鲸.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停手了,只有日本还保存着数以百计捕鲸的大型船只.
１９８２年国际捕鲸协会通过决议,禁止世界各地商业性捕鲸.只有两种例外可以继续捕鲸：一是北极圈内长期以捕鲸生存的民族,如爱斯基摩人；二是以科学考察为目的捕鲸活动.１９８７年后,日本是世界上仅有的同时以文化传统及科学考察名义持续鲸鱼捕猎的国家.２０１３年,日本政府花费四亿美元补贴日本鲸鱼产业前往南极.面对全世界的批评,日本政府的回答是：捕鲸是日本古老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永远不允许外国人告诉他们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此外,日本还拿出古文献,如八世纪的《古事记》、十二世纪的《万叶集》以及十八世纪的《鲸史稿》、《鲸绘卷》和《捕鲸绘卷》证明自古以来未曾变更过的日本捕鲸传统.
一
历史学家Ｊａｋｏｂｉｎａ Ｋ．Ａｒｃｈ在其２０１８年新著《日本近海捕鲸》中,详细说明近代日本捕鲸业的起源与捕鲸文化传统,他特别强调十八世纪日本捕鲸业的出现与近代东亚环境之间的关系.十八世纪,承平多年的江户日本经过多年的城镇化及商业化,人口激增,而土地资源及生产力却承受重压.随着日本陆地资源的减少,不得不从陆地资源向海洋资源的转向,日本捕鲸业的出现正是从陆地要资源转为向海洋要资源之时.
事实上,整个东亚在十八世纪都遭遇环境恶化,寻找新资源的窘境.马立博（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ｒｋｓ）在早期近代中国研究中发现,随着人口增长、土地过度生产,中国也出现资源匮乏问题.在《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马指出因为多年密集耕种,十八世纪的华南地区出现地力退化,环境恶化的困境.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当地人一方面从平原转向山地,借助于新大陆食物*、玉米等物种解决日益缺乏的资源问题,另一方面利用桑基鱼塘农家生态体系解决地少人多问题,以期突破土地有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
近世日本亦遭遇人口增长与土地稀少的矛盾.但德川幕府采取了与清政府相反的方法解决此矛盾.当华南地区鼓励村民上山开地、种植新世界物种,向山林要资源解决食物问题时,日本采取了限制去山里开荒、保护与再植森林的方法,限制村民去山中要资源,地方大名想尽办法要保护山中林木.
木材一直是日本重要资源,农田种植、生火煮烧、建房搭棚都离不开木材.日本群岛森林密集,但进入十六世纪后,木材消耗严重.先是战国时代战火纷飞,林木消耗于战火中,进入德川幕府时期,市镇化及城市化,木材需求量激增.这一时期,农民前往山地森林中垦荒、种地、施肥、烧柴煮食；大名们大建城堡、兴修宫殿神庙；江户等城镇用山林中木材建酒馆、修桥梁、铺花园；此外,造船、纪念碑、神庙、造纸、水利建设、生活用具等亦大量消耗木材.
意识到木材并非无限资源,日本从十七世纪开始引入人工种植森林,以保证环境的平衡.幕府政权、地方大名、本地农民都意识到木材过度砍伐造成水灾等环境失衡,会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有鉴于此,幕府将军、地方大名开始封山、限制森林砍伐并开始保护性森林再植；地方村落也积极限制耕地的扩展,制定出限制森林烧地垦荒取料的规定.
历史学家Ｃｏｎｒｏｄ Ｔｏｔｍａ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绿色群岛》一书,详细介绍了江户日本时期的山林砍伐禁令以及山林保护重植等政策.自十七世纪始,日本社会各阶层制定出减少木材消耗的政策与制度,以保护山中林地.幕府制定出各阶层房屋大小规定,以限制木材消耗；他们亦要求村民在家周围种上竹林、树木,自给自足地解决日常柴火消耗.１６６６年幕府颁布法令：一是禁止村民去河道上流砍材伐木,以免造成泥沙聚积；二是禁止竹、木、芦柴种植在河道,避免挡住水流；三是禁止稻田离水道太近,避免洪灾.十八世纪中期,幕府进一步推行严法,一旦发现有人在山上砍木开荒,幕府及本地藩主会要求村民重新补种林木.此外,幕府政权与当地村民还会定期检查树林,树木过密,他们动用村民、低层武士前往山中打薄,避免森林火灾；林中树砍伐过度,又会前往补种.德川幕府对富士山中的林木保护异常上心,担心富士山上的泥土流失会冲垮山下的江户城,即幕府将军的都城.１７０２年重申禁令,禁止村民上富士山砍伐林木并烧制煤炭；禁止村民用斧头上山砍柴；禁止村民山中用火.幕府、乡村、地方大名明确各自森林使用权及所有权,这些法令及政策主要为限制林木使用,配给幕府及大名少量使用权,限制村民木材使用权及使用量.即使如此,德川幕府及地方大名也无法控制住村民上山伐柴及开荒.意识到开荒及烧炭会造成河水泥沙沉积、田地遭受洪水之灾、泥土流失冲毁村落,十八世纪起,幕府与地方大名积极推行木材轮耕、轮种、轮伐制度,不管是谁,砍掉多少林木,必须重新种植等量的苗木,并有专人管理.随着海洋贸易、城镇商业化的发展、木材的商业价值增长,而各种山林禁伐制度也提高了木材的,木林从任何人都可采伐的免费无限资源变成了经济效益颇高的有限资源.十八世纪日益兴盛的大阪清酒业,也进一步提高了木材的经济价值,酿酒所用木桶大量来自山中林木.日渐上涨的木材,让种植林木进一步有利可图.正如Ｃｏｎｒｏｄ所言,十七、十八世纪日本幕府、大名、村民的林木限制、保护、重植、管理政策造就了绿色群岛——近世日本.
二
虽说近世日本的林木重植政策更多地出于各阶层实际考虑,并非出于当代环境理念,但确实造就了绿色日本群岛.但此政策亦造成另一后果,即限制了日本近世耕地的增长.此外,林木的重植并未能完全阻止日本群岛上的自然灾害,火山、地震是群岛常态,而火山、地震后造成的颗粒无收亦是近世日本常态.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江户日本,曾有三次大饥荒：１７３２年享保大饥荒,１７８２年天明饥荒、１８３０年天保大饥荒.每当饥荒发生,因为各种森林禁令,饥民无法靠山吃山,必须找出山林之外的资源,才能生存下去.
Ｊａｋｏｂｉｎａ Ｋ．Ａｒｃｈ认为日本捕鲸业兴起于十八世纪江户时期,正是伴随着日本从陆地求资源转向海洋求资源之际.１７９８年出版的《鲸史稿》记录了日本沿海鲸鱼种类、鲸鱼捕猎地区、捕鲸方法工具及季节、屠宰方法、鲸鱼内部构造知识及可食用部分,说明十八世纪日本的鲸鱼知识已成体系.捕鲸者不仅知道何处何时可以捕鲸,而且知道鲸鱼的洄游路径、生态结构以及食用知识.
海洋世界的扩展,让因山林禁令无法扩大耕地的日本,找到陆地之外的资源.当近世欧洲通过海外殖民地突破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的瓶颈,华南中国通过向山地扩张突破生态困境时,日本人向太平洋海洋盆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十七世纪日本沿海的和歌山县的太地町、千叶县、石卷市等沿海村落有捕食鲸鱼的习惯,村民守株待兔般捕食进入村落搁浅在沙滩上鲸鱼,他们在近海捕鱼,既捕获鳕鱼,也打捞海带,并非以鲸鱼为单一目标的渔猎.十八世纪后,日本东部沿海渔民明确地将捕鲸作为首要目标,一次出行,三百多渔民同时出发,组成捕鲸方阵,有指挥的、有唱号的、有撒网的、扔叉的,一旦得手,三百多渔民将巨鲸带进村落,整个渔村一起动手加工处理鲸鱼.久而久之,这些村落形成了以鲸鱼加工的各种行业.
这样,有人专门投资捕鲸业,捕鲸季节来临之前,捕鲸船队获得预支.捕鲸成本不低,捕鲸艇、长棍、长钩、渔网,样样要钱.此外,渔民要熟知各类鲸鱼出没地点、生活习性、易受攻击部位.鲸鱼上岸后,如何分割、处理鲸肉,加工鲸骨都需有足够的工具及人手.
鲸肉无法保鲜,即使腌制,也很难在变质前送达江户,投资者干脆将鲸肉留给村民.新鲜鲸肉主要本地销售,腌制鲸肉送往邻近城镇,总之销售范围有限.鲸肉的利润相对有限,总是下行,一周后卖不掉的鲸肉,几乎没人会要,就要扔掉,保存不了的鲸肉、鲸骨及其他就成了农田的主要肥料.从经济的角度看,变腐的鲸肉运到农田,提高了地力,增加了稻米产量,而稻米产量的上升,才能解决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江户成功地通过与海洋资源的交换,在既不需要多砍林木,又不需要增加耕地的情况下,通过对海洋的扩张,突破了日本生态的瓶颈.
鲸鱼身体其他部件亦有商业价值,鲸肠可加工成弓弦专为弹棉花之用,鲸皮可作皮革之用,鲸骨既可装饰,又可用作肥料.但,这些功用都有其他植物或动物替代品,如肥料可用大豆,牛肠亦可作棉弓,油灯亦可用豆油.
鲸肉并非捕鲸业最获利部分,捕鲸业利润最高的部分是鲸油,加工完成后,保质期有一年左右,可以长期保存,运送至较远的市镇,鲸油的相对稳定,这部分是投资捕鲸者的利润保证.
鲸油最有用、最特别且用得最多的功能是用作杀虫剂.农民用鲸油将害虫从稻秆喷到水里,直接将害虫呛死.今天的科学家们发现鲸油中含的化学成分可能有类似杀虫剂的效果.鲸油对水稻田中的稻飞虱有效,这种飞虫曾造成１７３２年的“享保大饥荒”.鲸油的杀虫效果可达百分之九十,这对以农耕为基础的江户日本十分重要.由于鲸鱼的多种用途,日本的生态系统除了山地到平原交换之外,又出现了海洋与陆地的资源与能量的交换.
江户时代的捕鲸业对日本经济的最大贡献是对农田地力的提高.鲸肉做肥料、鲸油杀虫,鲸鱼帮着江户时期的日本完成海洋与陆地资源交换与能量转换,提高了农业生产率,的确是东亚突破人口与耕地资源不足困境的另一模式.水稻在中国、朝鲜、日本种植后,引发了东亚的农业革命.伊懋可认为东亚的绿色革命在十五、十六世纪后期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停滞不前.而江户时代日本捕鲸业与农业关系,说明东亚农业因为海洋世界的加入而得以突破瓶颈.
鲸鱼对农业的高附加值,亦带动江户日本的内地与海洋的贸易圈.只要能将鲸油、鲸肉、鲸皮快速运输至所需要的地方,捕鲸者及投资者能快速变现,捕鲸者就能利用换回自己所需的商品、米、布、其他生活用品.如此,捕鲸业迅速变成日本一个重要手工行业,帮助当地村民通过贸易与外界交换自己所需用品.渔民们加工的鲸油运到江户销售,并从江户换取自己所需用品运回渔村,鲸油甚至销售到千里之外的冲绳.渔民们甚至将鲸肉加工成各种小块食物,运到周围城镇销售.鱼骨经过处理可加工成肥料运往农产区,提高地力,增加农作物产量.鲸鱼皮可加工成皮革.
事实上,十八世纪通过生态交换,提高地力、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还有中国的华南地区.当明、清村民向山地要资源,利用新世界食物过度开发造成珠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之际,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的农民引入桑基鱼塘的生态系统,让鱼与蚕等动物加入农业生产过程中,以另一种方式突破人口增加、山地环境恶化而造成的农业高水平均衡的瓶颈.捕鲸业与桑基鱼塘一样,意味着十八世纪东亚世界,面对生态压力,成功地通过水中生物,完成生态能量与资源的有效转换.
三
以食用鲸肉为主的当代捕鲸业始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鲸鱼开始出现在日本普通人的餐桌上,人们兴奋地称之为海洋牛肉.这一时期捕鲸地点从日本近海发展至太平洋及南极深海.日本的食鲸文化在战后日本重建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６４）发展至顶峰.１９５５年,日本学校午餐便当,以便宜的鲸鱼蛋白替代了昂贵的牛肉蛋白,很多日本人的童年及少年时代是伴随着食用鲸肉长大的,日本大规模的深海捕鲸业就开始于此.１９８７年,随着环境保护主义的出现,以及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一代已不食用鲸肉,鲸肉蛋白渐渐退出学校午餐便当计划.但反讽的是,日本政府与日本捕鲸业以传统文化为由,要求重启商业捕鲸.２００６年,日本和歌山县的太地町要求重新恢复地方传统的屠杀海豚节,并要求恢复学生午餐便当的鲸鱼蛋白,以保护地方传统的食鲸文化.
为什么日本和歌山县的居民在鲸肉消耗量大量减少时,要竭力维护世界范围内日益衰落的捕鲸业？为什么当地居民认为鲸肉食用是日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同样是传统,捕鲸业保护鲸鱼捕猎行当的决心,要超过他们保护歌舞伎、太鼓、日本禅宗的决心与毅力.是什么让捕鲸业的支持者认定捕鲸的传统要远比其他江户时期的传统更重要？
我们首先来看看历史上的日本捕鲸业与二战后崛起的捕鲸业的异同来回答这些问题.如前所说,当代捕鲸业开始于二战后日本重建时期,当时帮着日本重建的美国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切断重建的未来日本与军国主义日本之间的关系；二是帮着日本重建成一个国家.前者要求日本割裂与传统文化与传统的种种联系,与江户时期日本帝国及军国主义日本关系密切的传统如歌舞伎、太鼓、禅宗为当时的日本精英们所忽视、不认同甚至鄙视,他们认为江户或者明治时期的很多传统和文化艺术与日本军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是想尽方法摆脱与这些传统的联系.
而与江户日本、明治日本关系最不密切的捕鲸业,江户与明治时期从没被看成日本传统的捕鲸业,战后逐渐被再造成日本的新传统.当然,美国在此捕鲸传统再造过程中“功不可没”.二战后,在如何帮助日本建设成国家问题上,美国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建设不完备,只知掠夺性地剥削自己的人民,最终造成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为此,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完备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改革劳工制度,改造财阀,进行土改,让更多的劳动力通过市场配置进入经济体系中,才可避免日本战前少数财阀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掌控日本财富,并进而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在此信念上,联军的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坚持日本要以发展与开拓以日本自己资源为主的经济形式.日本近海鲸鱼被视为日本自有丰富资源之一,得到美国的支持与肯定,相应地日本捕鲸业被视作日本的传统行业,能独立进行自我资源的开发,也得到美国各种肯定与支持.捕鲸业是日本自古就有的传统说法,始自于此.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大西哲光认为,没有当年美国的经济形式的推行与支持,就没有今天日本的捕鲸业.
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从来不是捕鲸业的主导者,太平洋也从未成为捕鲸业的主战场.今天以捕鲸传统文化自居的和歌山县传统捕鲸工具就是叉、棍之类,出海亦以近海为主.工业化、大规模的捕鲸传统首先出现在欧美,大西洋早在十八世纪就成为欧美捕鲸的主战场.随着机器捕鲸船的出现和捕鲸技术的现代化,捕鲸量呈几何级增长,欧美是捕鲸大户,主导着大西洋的捕鲸业.１９３０年,日本拟从挪威人手里买到一艘旧捕鲸渔船,准备加入世界捕鲸队伍.欧美不愿意已有的捕鲸利益被后来者瓜分,竭力反对日本购买捕鲸船,日本大规模的捕鲸大业暂时被搁置.此时,大西洋的鲸鱼经过几个世纪的机器化捕猎,资源耗尽,历史学家Ｊｅｆｆ Ｂｏｓｌｅｒ将大西洋海洋资源浩劫的过程称为“大海之死”.
鲸鱼为何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并成为世界性的行当？难道鲸肉真的是很好的食材吗？其实鲸肉并不鲜美,也因体积巨大,反而增加加工成本而为食材业弃用.真正吸引各捕鲸国的是鲸油利润,鲸油可点灯照明,亦可用作机器润滑油,这是工业革命后捕鲸业兴旺的主因.１９３０年左右,因为大西洋捕鲸渔船的饱和,世界鲸油市场一路下滑,挪威的捕鲸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这才出现将捕鲸船转手给日本的交易,只是因为英、美等国反对才作罢.大西洋因为过度捕捞成为死亡之海后,英、美等国找到新的捕鲸目标——南极的鲸鱼.日本亦在此时加入世界捕鲸大军,１９３４年,日本捕鲸船第一次前往南极捕鲸.
四
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加入国际捕鲸社会,投身于捕鲸业,鲸油是获利大头,运往国际市场销售,帮助日本创汇.欧美国家嫌鲸肉不如其他海洋鱼类好处理,弃之于海上,但日本则将鲸肉运往日本国内市场进行销售,以解决日本国内肉类蛋白短缺问题.鲸肉富含蛋白,成本低廉,对于刚刚踏上现代化之路的日本而言,是改善国民体质的重要食材,怎可弃于海上？
江户时期,鲸肉也曾是一些日本渔村的食材,但并非主食,加上不好保存与运输,主要限于本地食用.鲸肉成为全国性的食材与明治政府推行的肉类蛋白、改变国民身体素质的国民计划有关.明治政府推行蛋白午餐计划及强身健体观念,鼓励国民多食用肉类蛋白,在身体上与世界强国相抗衡.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不食用牛肉的日本人,开始将牛肉作为重要的食材推给年轻一代.江户时代只有贵族享用的肉类,开始出现在普通国民的餐桌上,肉类蛋白的食用是近现代日本国民的饮食习惯重要变化.
随着鲸肉食材的增加,鲸肉的烹煮方式也发生变化.江户时代日本渔民的鲸鱼做法,要么做汤,要么腌制,要么爆炒,主要用作新鲜食材,用不完的送到农田里做肥料,一头鲸的大部分肉质,都是农田肥料.而作为食材的鲸肉有百分之十就不错了.明治后,鲸肉的制法以西法为主,鲸肉做成罐头,有时与其他蔬食一起炒食,有时与西红柿、茄子一起成为三明治食材.换句话说,一头鲸的大部分肉质,是用作食材.
二战后,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两个地区的粮仓完全失去后,加上日本本土的稻田受灾歉收,城市贫民受害尤深.农民将仅有的多余米粮送到黑市,也不愿意上交国家,与政府共渡难关.此时,美军的食物援助成为日本的唯一来源.但美国的援助以淀粉及碳水化合物的米、面为主,并不包括食物蛋白.二战后世界重建,蛋白肉类食物缺乏是全球性的,欧洲、亚洲都缺牛肉,美国的牛肉大都会优先送到盟友手中.作为战败国日本,自力更生不可避免,也是唯一选择.美国驻日最高指挥部门帮日本想出一个获取便宜动物蛋白的方法,那就是重回太平洋的捕鲸世界.日本这次重回太平洋海洋世界是以动物蛋白即以食用为首要目标,而二战前利润丰厚的鲸油倒成了日本捕鲸业的附带目标.低廉的鲸鱼成为日本国民战后摄取蛋白的主要食源,偏贵的西餐店愿意多用鲸肉替代其他肉类以抵销成本.
鲸肉在日本战后成为重要的肉类蛋白,它成本低廉,是食物短缺时期重要替代物.鲸体积巨大,且在海里自由生长,勿须放养成本；相反,农场牧养的猪牛羊周期长、体积小、费用大、人工成本巨大.鲸肉替代猪牛羊肉是战后日本饮食的巨大变化,以应对食物缺乏的危机.鲸肉的约为猪肉的五分之一、牛肉的四分之一,因为低廉,鲸肉大多数是食物配给时期穷人的食品.
此时期的食物杂志不少是介绍如何用鲸肉制作各种餐点,如何用鲸肉制作可口菜点（而非用作稻田肥料）,如何用鲸皮蘸酱食用（而非加工成皮革）、如何烹煮可口鲸心（而非用作肥料）、如何用鲸油烹调食物（而非杀死稻田中的蚁蜉）.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鲸肉口味,毕竟不是传统食材.有人称,鲸鱼味道难闻,实难下咽,必须配有一口味噌汤才可下咽.因为味道难咽,有些食物杂志还教读者如何将鲸肉烹制成牛肉味.有些面店用鲸肉代替猪肉,放入佐料后,食者还以为自己吃的就是猪肉呢.食物供给不足,为了生存,人们想尽各种方法用鲸肉吃出其他肉类味道.
鲸肉改变战后日本人饮食,鲸肉亦成为年轻一代的记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的人均鲸肉消耗量仅为百分之十,而到了四十年代末,这个数字增长为百分之四十六；五十年代,随着其他肉类蛋白的恢复,这个数字下跌为百分之三十；六十年代,鲸食用量很快降为肉类消耗的第三位,排在猪肉之后.此后,鲸肉主要出现在中小学生午餐便当盒里,而普通家庭食用的肉类主要为猪肉及牛肉类.
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后,鲸肉食用者减少,主要是无法获取牛肉或猪肉蛋白的低收入者.换句话说,在需求量减少且无食物短缺的情况下,鲸肉作为食材的利润非常低.但捕鲸继续存在,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六十年代之后,中小学生仍旧是鲸肉消费者,学生的营养午餐便当继续用低廉鲸肉替代其他肉类蛋白,日本中小学的营养午餐,让食用鲸肉的“传统”继续着.而这个传统得益于自明治政府起一直推行强身健体的观念,即通过蛋白饮食改变日本人体质,为日本现代化国家提供合格的劳动力.此后日本政府鼓励各类肉类蛋白消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世界经济危机期间食物短缺、牛肉蛋白供应不足时,日本政府推广以最少或便宜的食材,做出最营养食物,荞麦面加上少许牛肉的牛肉面,面条加上各种蔬菜及少许鱼肉、猪肉混合成的浇头面,既有蛋白成分,又有碳水化合物能量.二战后,用肉类蛋白培养下一代的健康体魄的观念延续着,以最少或最便宜食材做最营养的中小学午餐也延续着,中小学校午餐中的肉类蛋白一直以成本较低的鲸肉代替成本高的牛肉、猪肉.日本经济起飞后,日本学校也没改变学校午餐中的鲸肉分量.
学生不仅食用鲸肉,而且学习大量有关鲸鱼的生产、历史与文化知识.在学习的过程中,中小学生们了解到日本捕鲸业,并进一步将捕鲸、食鲸内化成自己对日本的捕鲸传统的认同.Ｊａｋｏｂｉｎａｃ观察到战后日本中小学生杂志经常刊登捕鲸文章,描述捕鲸过程中捕鲸者遇到的种种意外,与鲸鱼展开的追逐,学生特别是男生从捕鲸文章中体会到男性与自然斗争的乐趣.他们注目文章中与鱼奋力抗争的勇敢的捕鲸者,并将其等同于江户时期冒着风雨与鲸鱼徒手苦斗并战胜鲸鱼的先民们,他们感动于捕鲸者能出没于南极、太平洋上,因为这代表着日本捕鲸业的现代化与走向世界.
他们将太平洋、南极深海捕鲸者等同江户时期的近海捕鲸者,将捕鲸看成日本连续并未中断的传统.四十年过去了,食物缺乏与配给制度已不再,鲸肉食用量少之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吃过鲸肉午餐、读过各类杂志中的捕鲸文章的学生们,依然记得午餐鲸肉及杂志中描写的捕鲸者,并认定捕鲸是日本的传统.
五
由于全球性鲸鱼数量减少,１９８２年日本政府响应世界捕鲸协会号召,停止了商业性鲸鱼捕猎.但１９８７年后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继续去南极捕猎.虽然遭到世界的全对,但日本的捕鲸业仍不罢手.２０１４年,国际法庭判决日本的南极科学捕鲸非法,要求日本停止南极捕鲸.２０１８年５月,《纽约时报》报道了在年度捕杀中,日本捕鲸者猎杀了三百三十三头鲸鱼,其中一百二十二头是已有身孕,此猎杀数字是前一年的三分之一,但依旧引起世界性的震惊.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将西太平洋及南极洲海域视作非捕鲸区,面对日本的年度捕猎,提出强烈.８月初,日本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协商,要重组世界捕鲸协会,重新制定捕鲸新规则,日本政府认为某些鲸鱼品种数量已急剧上升,商业化捕猎时机已到.但澳大利亚政府强烈反对日本提出的世界捕鲸协会的各种改革,称若是与日本政府联手,担心日本政府会以文化传统为名限制协会的决议.
若人们意识到当代日本的捕鲸业与十八世纪江户日本的捕鲸传统相区隔,当代捕鲸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战后食物匮乏而新兴的行业.那么现在物质繁荣之时,日本捕鲸与食鲸传统还有必要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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