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器形制演变考察之二：瑟（上）,该文是关于乐器学士学位论文范文和形制和乐器和演变类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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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国伟
当述及汉代音乐与先秦音乐的不同风格,大多不会忽略汉代丝竹音乐地位的加重.先秦钟磬乐中也有丝竹乐器的参与,但当丝竹乐开始独立发展后,音乐风貌就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战国至两汉,是丝竹乐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竽瑟之乐”的兴起并盛行,逐渐超越了先秦时占主导作用的钟磬乐地位.对于当下,聆听这些音乐显然困难重重,但观其物化表现,即各类丝竹乐器的变化,也能间接了解丝竹乐变革的实质.先秦两汉出土丝竹乐器中,以瑟随葬最多,虽大多是在春秋晚期以后才渐次见到,但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还是能够观察到一些重要的演变信息.本文主要依此对瑟的形制在汉代后的演进进行总结,特别对汉代瑟轸的施用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一、先秦瑟形制简介
先秦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瑟,前人对此也进行了多方研究.目前所见出土的实物瑟,基本都见于河南南部和两湖地区,即先秦的楚地.竹木乐器多出此地,除了客观条件上这一带水位高利于竹木器保存外,也反映了古楚地丝竹乐器的盛行.
据文献记载,西周甚至更早便已有瑟的使用,但考古资料尚未有所见,目前实物瑟最早的案例当为近年出土的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地的瑟,目前见诸资料的至少有1号墓与86号墓两例.该墓地1号墓瑟保存较好,其瑟尾彩绘浮雕龙纹,尾设3枘,弦有17,同出瑟码6件.其时代在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之间,为瑟的早期形态.①
李纯一先生在其《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中对遴选出的17例比较完整又比较典型的瑟进行了综合研究,时间段在春秋晚期与西汉间,探索了瑟的形制演变,其主要成果如下② ：首先,关于瑟枘的数目,开始并无定数,春秋晚期时,二、三、四、五枘都有见到（甚至在近年出土的九连墩2号墓中见到了1件六枘瑟③ ）,但“自战国以来,才以四枚为通行的常制”；其次,关于瑟弦的粗细,出土资料表明古瑟已经按照低音用粗弦、高音用细弦来配置,结合文献,李氏指出“瑟弦的系列化（弦的粗细）和按照这种反比关系来布弦,至迟不得晚于战国中期”；再有,瑟纹饰方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汉瑟的纹饰也源承于战国楚瑟的因素.在瑟的弦数方面,李纯一当时统计为19、21、23、24、25和26等六种弦制,如加上前文所述曹门湾1号墓17弦制,及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漆瑟的18弦制④ ,先秦瑟则至少已有八种弦制,而在战国中期往后基本统一于25弦.秦汉文献中还出现15、36、45、50等弦制,于考古中尚未见到.
从考古发现来看,战国早中期是瑟的形制走向定型的时期,而以曾侯乙墓瑟为代表的4枘、25弦瑟则是瑟制成熟后最为稳定的形制表征（图1）⑤ .其形制基本特征为：长方体,瑟体内空,面、侧、档、底板相连成共鸣箱,面板略拱；首尾岳外侧设弦孔,靠近尾端平行亘有3条尾岳,以中尾岳离尾端最近,外、内尾岳处同一直线而离尾端稍远；瑟面尾部立枘作系弦用,瑟设多尾岳及多枘是先秦及汉代瑟区别于后世瑟的重要标志,宋代以后所见之瑟只设一条尾岳,如筝；底板两端通常设槽,为首岳和尾岳.先秦瑟的纹饰极为多样,随时代与墓主等级而有所不同,主要有浮雕及黑、红、黄三色彩绘或髹漆,纹饰部位通常在弦区之外的首尾两端及侧板等处,纹样有单色漆、动物纹和几何纹等.
二、瑟形制在汉代的演变
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汉代实物瑟仅见马王堆汉墓瑟及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4件瑟,其他如盱眙大云山、广州南越王、章丘洛庄等汉墓的瑟皆仅存有金属瑟枘或少许残木,海昏侯墓有瑟3件,整体资料尚未发表.从其简报看,其部分残体及漆皮得到保留,上有文字曰“第一廿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知为二十五弦瑟.⑥
马王堆1号墓瑟保存完好⑦ （图2）,25弦制,承袭了战国时成熟的瑟制.瑟面稍有弧度,首、尾两端髹以黑漆.背面嵌有厚约1.0厘米的底板,用竹钉加固,底板的两端有首、尾二岳.瑟面首端横亘一条首岳,尾端有外、中、内3条尾岳,分别承弦数为9、7、9.尾岳有4个系弦木枘,枘头用银制成,枘头上雕涡状纹.25弦均用四股素弦左旋搓成,内、外两组弦的尾部,各有1条降色的罗绮穿插于弦间,将弦隔开,再将带尾盖在弦上.每弦下架桥码.系弦方法是：弦头打蝴蝶结,弦尾从首岳内穿入弦孔,引过瑟面,张在首尾两岳间,再向下穿过尾岳的弦孔,进入瑟体内部；然后后折经“过弦槽”,贴尾端的瑟壁而上；又向前折勒紧,顺瑟面分别系在4个弦枘上.4弦枘所系弦数,由外而内分别是6、6、6、7根.瑟长116.0厘米、宽39.5厘米,两侧高8.5厘米.⑧
长沙望城坡西汉渔阳墓（又称长沙王室墓）出土瑟4件,形制与马王堆1号墓瑟类似,有两件素面、两件有纹饰.各件形制、尺寸相差不大,长度在124厘米左右,宽度40厘米左右（图3）.
⑨马王堆3号墓亦出土一瑟,长114厘米、宽40厘米,弦数、枘数、基本形制皆与1号墓瑟相同,可惜瑟体残损较重,弦用底板腐没.⑩ 马王堆3号墓北椁箱还出土了多件乐俑,包括3件鼓瑟俑,其中的瑟俑造型逼真,形制方面4枘、3尾岳及长宽比例都与实物一致.江苏邗江胡扬墓群出土西汉中晚期瑟两件（分别出于M1和M511 ）,长均为39厘米,宽近12厘米,为明器.据描述可知也是4枘25弦制.安徽阜阳汝阴侯墓也出土一瑟,惜残,尺寸形制未有记录.
另外,徐州北洞山汉墓、驮蓝山汉墓、济南无影山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都有陶俑伴随陶瑟出土.汉代还有大量瑟的砖石画像,但在研究瑟的形制方面,主要依托以上实用瑟与明器瑟.
从外形上看,汉代瑟与战国瑟是较为接近的,继承性较为明显,如马王堆瑟与江陵望山1号墓瑟从形制、纹饰、尺寸上都颇为接近（图4）12 ,只是马王堆瑟在比例上更趋窄高；望城坡瑟形制类似,但2件带纹饰的瑟,纹饰较有时代特点.从汉代瑟资料看,汉瑟延续了战国最流行的25弦制,3条尾岳,各岳承弦9、7、9根,仅个别乐俑弦孔分布不严格参照此数.战国中后期虽以25弦为主流,但也间有不同弦制者,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23、24、25三种弦数瑟,荆门包山2号墓23弦瑟等.到西汉基本统一在了4枘25弦瑟.
尺寸上,汉代瑟尺寸与先秦普遍的瑟尺寸有明显的差异.从目前材料看,先秦瑟确有大瑟小瑟之分,多墓同时出土大小两种形制的瑟,如江陵望山1号墓瑟1件115厘米、1件85.7厘米,信阳长台关2号墓1件185厘米、1件134厘米长,天星观M1有5件瑟,2件150厘米左右、3件170厘米左右,枣阳九连墩M2也至少有162厘米和70厘米两种尺寸.大小瑟的长度虽不同,但宽度却都很接近,在40厘米左右,弦数也基本都在23～25弦.大瑟形体偏长,小瑟偏方,两种形制在先秦都已有一定数量.但汉瑟目前所见都是窄长型瑟,没有出现如战国时江陵雨台山354号墓、江陵鸡公山488号墓、九连墩M2等出现的六七十公分长的实用小瑟.汉代瑟长度在120厘米上下,介于先秦大、小瑟之间,从汉代望城坡实用瑟、马王堆和北洞山的乐俑瑟这些同墓出土多例瑟的墓葬案例看,瑟的尺寸都是统一的,没有大小之别.可见瑟发展到汉代,形制、尺寸都进行了统一化.
马王堆的瑟体用整木斫制,这种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大量存在（如当阳曹家岗5号墓瑟、望山1号墓瑟）.同时,战国时期也出现多例用拼接方法制成的瑟（如信阳长台关楚墓瑟）,这些瑟体的面板与挡板、侧板的拼接方法是用竹钉或胶粘剂连接.用拼接法制瑟显然从原材料上更好找取,从制作速度上更快制成,并且形体大小容易控制,失误率降到最低,其制作方法相对于整木斫制是一种进步.而马王堆回到整木斫制并非无由,李纯一认为是由于“胶粘剂不够理想,胶粘的拼制瑟体不如斫制瑟体的整体性好,有损于弦振动的传递,以致严重地制约着省工省料的拼制法的发展”13 ,榫卯或竹钉连接的方法自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热爱音乐的马王堆1号墓墓主,自然会为追求音质而情愿多费财力、人力制造上等乐器,故而选择了整木斫制.因此也不难推测,拼接法的瑟在汉代一定是存在的,甚至更多,整木瑟可能是上层爱乐者才会花心思做的上品瑟.此墓瑟在纹饰和制作方法上和战国中期后段的望山M1基本一致,有明显的继承,唯弦尾部所缠绕的罗绮带为前所未见,“它当是瑟的制音器,用以消除弹奏时引起柱后弦分共鸣所产生的干扰,保证乐曲的清晰完美”14 ,此设计依然体现了汉人对音乐品质的追求.
李纯一又根据马王堆1号墓瑟的保存状态对古瑟的调弦法进行了深入探索,计算出此瑟调弦为五声徵调,中组七弦与古琴正调法调弦音一致,为低音部分的“徵羽宫商角徵羽”序列,内、外两组音列相同,承接中组音高往上,皆为“宫商角徵羽宫商角徵”.但对于调弦的手段未多论述,只说到“此瑟当是先将各弦大致调为同一音高,然后再按照五声施柱以调弦”,意即单以移柱来调弦.15 学界基本也都认为琴是通过轸来调弦,而瑟是通过移柱调弦的.2009年,方建军在研究近年一些新材料特别是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瑟轸”的基础上提出了瑟也有用轸辅助调弦的可能性.16 瑟轸的产生及运用,是汉代瑟形制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后文将进行重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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