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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即农历五月三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五十岁.此一自杀事件迅速发酵,成为那个新旧交替之大时代最具阐释能量的文化事件.对于其死因的种种揣测、辨析、考证,几乎成为一学术研究之课题,相关文章及材料纷纭络绎,至今未绝.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王国维选择在端午节前赴死,且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与他视为偶像的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人格精神的深层关联.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和诗词巨擘,出生于海宁世家的王国维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精通四部之学,学问之外,尤其钟情于诗词创作.故其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赞佩不已,终其一生,皆以“屈子”称屈原.王国维对屈原的崇敬,见诸他的诸多文字.在其二十八岁时所写《屈子之文学精神》（１９０５）一文中,王国维独辟蹊径,以南方北方之差异论先秦文学,又特拈出“情感”与“想象力”以评价南北方之文学,认为：“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又说：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此一段论述大可注意,盖王国维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此其最终成就一伟大诗人之重要原因.说明出生于南方的王国维,实则亦怀抱会通南北之志向,其忠君、爱国之情怀,实与屈原为异代同调,遥相呼应.文章紧接着说：“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这一段论屈原之所以成为“周、秦间之大诗人”,正因其能既廉且贞,兼容南北,既能吸取北方学派之情感思想,又能驱使南方学派之想象力,此一卓见,实发前人未发之覆.
在其同一时期所写的《文学小言》中,亦多次提到屈原：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七）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按：语出《诗·雅·节南山》）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九）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十）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十一）
以上所举诸例,实关乎整个中国诗歌史伟大诗人之评判,而王国维独标“屈子”,盖因后者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乃“旷世而不一遇”之天才文学家.
二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尤以“殉清”说最为有名.且说１９２３年春,王国维以大学士升允推荐,得以赴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与溥仪有君臣之义.溥仪对王国维礼遇有加,赏五品衔,食五品俸,又着在紫禁城骑马,恩宠如此,王氏自然感恩戴德.其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
众所周知,王国维的遗言开头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十六字大有深意在焉.“只欠一死”,“义无再辱”,皆有所指.
“只欠一死”,欠谁一死呢？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早在１９２４年,冯玉祥率兵逼宫,溥仪危在旦夕时,王国维便与罗振玉、柯劭忞相约同沉神武门御河以殉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云：“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即指此事.后因形势缓和,溥仪出走天津而未果.王氏自杀时,已是三年之后,如何不是“只欠一死”？而所谓“义无再辱”,亦必是前曾有“辱”.考案史实,前辱至少有两次.一是辛亥事变,清帝溥仪逊位.当时王国维远在东瀛,谈不上君臣之义,但他还是写下了充满家国兴亡之感的长诗《颐和园词》,中有句云：“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自古忠良能活国,于今母子仍玉食”、“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等等,足见其对大清王朝之覆灭,深感痛惜.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闻知,亦加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盖宋、明二朝易代之际,皆不乏殉国之忠臣义士,唯异族主政之金、元、清三朝阙如.第二次“辱”,当然是指前面所说的冯玉祥逼宫事件.晋人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经过这两次国耻君辱,颇有屈原“廉贞”之性的王国维,已对时局及未来完全绝望,故唯有以死明志.这也就是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这里的“大伦”,盖指君臣一伦,同时亦可理解为家国之痛,黍离之悲！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这天,当这位“前清遗老”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徘徊的时候,一定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位投水而死的屈原.也许,正是对屈原的追缅和敬仰,使他在留下了一地烟蒂之后,纵身跳入了昆明湖.说到排云殿,又难免让人想起王氏于壬子年（１９１２）写于日本的《颐和园词》,中有句云：“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拂水回廊千丈深,冠山傑阁三层峙.”不意其后果自沉排云殿前.岂非一语成谶？
与王氏相知甚深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经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里的“文化所化”,其实也即“文化所服”之意.当一种“独立不迁”、“深固难徙”（《橘颂》）的文化精神面临“不得不迁”、“不得不徙”的“巨劫奇变”之时,对此“文化水土”知深爱重之人,如何不是“只欠一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氏所“殉”者,乃是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制与文化精神.陈先生还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Ｅｉｄｏｓ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陈先生提出“抽象理想”之概念,又以“殉道”、“成仁”为说,赋予王国维之死以超出“具体之一人一事”之哲学价值,从而揭示出,“社会经济制度”乃文化人所“以为寄命之地”.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外族侵迫日剧,遂使文化托命之人如王氏者,无所凭依,此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由也.事实上,此非仅为王氏代言,实亦陈寅恪“夫子自道”也！
吴宓在关于《王观堂先生挽词》的诗话中加按语云：“此序及诗,同刊于《学衡》杂志第四十六期.……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１９２７年已看明１９４９以后变化,可谓先识之士矣.”（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页.）
此后,陈寅恪先生又撰《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文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４６页）陈先生以如椽之笔,将王氏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
１９３４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继续阐发王国维之精神价值,其文云：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巨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岛.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此文看似追念王氏,实则蕴含对时局时人的强烈不满.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陈氏则说：“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实则点明,王氏之死,绝非仅为一朝一姓之兴亡,而是为“天下将亡”率先舍生取义！此真王氏之当代知音也！
三
陈寅恪之为王氏当代知音,还表现在其独具慧眼地发现王氏乃屈原之“异代同调”！在其所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中,陈氏首次将王国维之死与屈原联系起来：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陈先生在“越甲未应公独耻”句下自注云：“甲子岁冯兵（按,指冯玉祥）逼宫,柯（劭忞）、罗（振玉）、王（国维）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灵均,即指屈原.显然,陈先生当时以为,王氏之死乃与大清有关,而其投水自尽,乃效屈子之所为.
无独有偶.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吴宓先生所撰挽联云：“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王国维弟子王力也有挽诗：“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
师生皆以王氏况屈原,可谓不约而同.这说明,当时凡与死者相知之人,无不景仰其学识才具,同时又将其意外之自杀与屈原之人格精神联系起来.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先生再次提到屈原：“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蒋天枢先生注称：“王先生壬子春在日本时,作长篇《颐和园词》述晚清事.”观此诗可知,寅恪先生认为,王氏辛亥事变后所作之《颐和园词》,即可与《离骚》同调,而十六年后的静安先生之死,一似屈子之自沉汨罗也！诗的末尾,陈寅恪又写道：“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请注意,“招魂”一词,盖取屈原为客死他乡之楚怀王所作楚辞.而在《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又说：“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综上,窃以为,同屈原的自投汨罗一样,导致王氏之死更深层的原因乃是文化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对此,当代学者徐迅先生有精彩论述：“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化优越说,全盘西化论,黄种劣等说,中国文化落后说、反动说,诸如此类,成为世俗竞相追逐之思潮；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国人则诋毁之,诽谤之,必欲除之后快,以致无所不用其极.生当斯世,陈寅恪公又何可言哉,只能‘姑不具言’.至今犹可想见中国文化遭受重创之惨烈,静安先生处人人皆曰可杀之处境,故陈寅恪公‘苟活’斯世之志,亦静安先生之遗志.”（《陈寅恪与柳如是》,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７１页.）
蒲松龄的“奂山”
这是距离山东淄川城西北十五华里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但三百多年前的一位乡下失意的私塾先生却对它有过情感的关照.这座小山叫奂山,而这位失意的私塾先生就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山市》的小文,写的就是“奂山”的山市,他借助其妙笔写出了“奂山”山市的奇异幻境.
而在蒲松龄所写的诗歌中,以奂山和奂山古道为题目的诗有《奂山道中》、《奂山道上书所见》、《四月十八日与笏过奂山,风雹骤作》、《奂山小憩》,以及《途中风雪》和《十六日途中,得灰字》.在这些诗中,我们不仅看到他对奂山道上沿途春天旖旎景象的描绘：“吟鞭萧摵过长桥,三尺红尘小驷骄.十里烟村花似锦,一行春色柳如腰.榆钱雨下黄莺老,麦信风来紫燕飘.游客登山真兴寄,海棠插鬓醉吹箫.”更看到了他在奂山道中惨遭暴风、冰雹的“洗礼”：“霹雳震谷裂空山,碎雹弹射千冰丸.风吹冈平拔老树,横如百尺蛟龙蟠.马蹄斜窜频倾侧,几几下堕深崖间.左手抱鞍右捉笠,一步一咫愁心颜.不暇回首计行止,惟恐力懈遭风抟.烈烈如刀寒粟起,鞯辔濡湿下执澜.始羡高人四不出,此时何必非神仙？”诗中不仅有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总结与感慨：“滚滚红尘逐马来,春阳管动又飞灰.风吹暖律冻初破,雪压寒条梅未开.积潦旧痕犹斥卤,夹溪新绿渐莓苔.十年驴背奂山道,不记经由第几回.匹马过城急策催,城中羯鼓响春雷.人如雁阵随阳度,状似梅花冒雪开.白首奔驰尚贫窭,青鞋踪迹转疑猜.布袍萧索冲寒苦,游兴阑珊意久灰.”更有在晚年参透一切后的超然：“五年不践奂山道,乍到山头路欲迷.下马解装藉芳草,白云不断雁行低.”蒲松龄就是这样在这茫茫的奂山路途中,独自一人骑着毛驴儿,在咏吟感叹.
（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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