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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让我们目睹了美国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这轮政治动荡和社会分化的根源在于,美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美国家庭收入不及十六年前水平,以及三十多年来美国经济不平等急剧上升.但特朗普和希拉里二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反而争相抨击中国,试图将美国民众的注意力从解决实际问题上转移开来.比如,特朗普指责“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出口竞争优势”.希拉里则表示,假如她成为美国总统,将会严惩中国的非法行为.另外,她将继承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政策,继续与中国抢夺亚太主导权.事实上,美国财政部自2015年10月19日公布覆盖其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后,就不再指责人民币汇率“大幅低估”.分析认为,当下反击二人的最有效方式是让美国民众明白,美国打压中国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且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美国经济放缓背景下的美国家庭收入多年递减
正如美国所有主要政治评论家所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呈现的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动荡,至少是大萧条以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现象的经济根源显而易见,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仍低于其16年前的水平.也即是说,16年以来美国民众收入严重下降——这在任何国家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不满和愤怒.而美国不平等问题加剧,以及美国收入下降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日益成为美国的99%,亦导致美国内政治形势变得更糟.据统计,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80%）的中下层人群收入占全部居民总收入比重呈下降趋势,已从1967年的56%下降至 2015年的49%.
事实上,自里根1981年就任总统以来,美国不平等现象便急剧增加.从1980年至2015年,20%的美国底层家庭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比重从4.2%降至3.1%；5%的美国富裕家庭收入所占比重则从16.5%升至22.1%；80%的中下层人群家庭收入所占比重暴跌7.1%,从55.9%跌至48.8%.而鉴于1980年后美国收入不平等急剧增加,美国政治动荡严重加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放缓只是其长期趋势的一部分：美国经济放缓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据统计,二战后美国人均GDP增速达到峰值是在1969年,为2.8%.然后到1980年略微放缓至2.5%,到2016年则加速放缓至仅1.3%.而美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则更低,仅为0.5%——接近停滞状态.人均GDP增长水平如此之低,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当军事政策使美国总债务急剧上升上文已分析了1980年后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GDP一直呈放缓趋势,因此这里将分析里根时期的对外政策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基本的过程是美国巨额债务积累从那时便开始了,其占GDP比重从 1981 年的 161%升至 2009 年的364%.这最终引爆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家庭收入水平急剧下降.这也是2016年总统选举中,民众对政治不满和社会严重撕裂的原因.
随着1980年后美国经济放缓,加上其国际竞争力恶化,里根为与苏联搞军备竞赛增加的军费,无法依靠美国政府收入获得,而只能依靠大规模的政府债务.里根就任总统前,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39%,而到他卸任时这一比重已升至61%.里根总是宣扬“小政府”,但事实上他的高额军费政策得以实施,依靠的正是债务融资.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大规模战争或军备竞赛的结束,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下降至51%.但到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由于其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战争,美国军事支出再次上升,导致2007年美国军事支出占GDP比重达到62%.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放缓,里根和小布什必然只能依靠大规模借贷加强军备建设.这就像另一种形式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持卡人会因为花了很多钱而感觉良好.但当信用卡债务还款期到来时,持卡人才会感受到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意味着还款期到了.随着这场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急剧上升,从2007年的62%升至2015年的101%.同时,政府债务激增对美国民众的经济影响非常严重.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不仅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2009年水平以下,而且美国家庭还被迫削减债务——这期间美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下降近19%,从2007年的98%降至2015年的79%.从里根时期起,美国民众家庭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加上这些年来被迫还款以削减债务,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众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不满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也可以清楚地阐述这个过程.奥巴马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减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呼吁减少对叙利亚的大规模军事干预,以此来削减美国军事支出占经济的比重.
美国对抗中国的后果
这些经济过程清楚的说明,美国决定对抗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如果美国决定对经济增速远快于美国、军事力量远比或萨达姆强大得多的中国动武,就需要调动更多的民用资源用于军事支出,这会再次导致美国经济动荡,且其动荡幅度会远大于里根和小布什时期,反过来这当然也会影响美国内政治局势.
当然,如果美国受到直接攻击,那么美国民众也将会作出巨大的牺牲,展现出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勇敢和无畏精神.在1940与1945年期间,美国政府调动了巨大的资源充实军费,美国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从69%降至53%,但这并未在美国引发严重不满——因为为了击败对美国发动直接入侵的日本,美国民众认为做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正义的.但自二战以来,美国民众再次回归理性,越来越不愿意为非核心利益或冲突作出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发动的战争加剧了美国经济放缓,并且致使美国经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公众舆论日益反对政府对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除非美国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胁.
当然,如果美国决定对抗中国,或者甚至是对中国动武,那么这将需要美国民众作出比上述这些冲突大得多的牺牲.但正如上文所示,即使是局部战争（越南、伊拉克）或者是为对付经济增速远慢于美国的苏联加强军备建设,也曾导致了美国经济动荡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民调显示,美国舆论支持或者不支持中国,会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但目前来看,没有迹象显示,美国民众愿意为与中国发生严重冲突做出经济上的牺牲.
（摘自《社会观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罗思义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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