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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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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杰雄

2015年湖南的中短篇创作稳健、扎实,在彰显湖湘地域历史文化特色的同时,书写生命、人性与神性,对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挖掘,揭露社会现实问题,从文化根性、精神高度和生活广度不同维度立体构建,展示了“文学湘军”强劲的创作实力.本年度湖南的中短篇小说一方面苦下内功,在题材与内容创作上着力于多维度的拓展延伸,另一方面推介不断,在期刊转载发表上取得了骄人成绩.在中短篇小说方面,王跃文的中篇新作《蕨草青青》被《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1期选载.赵燕飞的《春晚》被2015年第5期的《小说选刊》和《中华文学选刊》同时选载,另一部作品《红月亮》被《中华文学选刊》2015年第10期选载;潘绍东的《月亮上的稻草》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2期头条转载、《小说月报》2015年增刊第2期转载,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牵牛记》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9期头条转载;万宁的《干瞪眼》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3期选载;于怀岸的《爆炸》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2期转载;吴昕孺的《中国小脚》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9期转载;恨铁的《人之将死》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5年第10期转载;李望生的《箩神》被《中篇小说选刊》2015年第2期转载.在小小说方面,戴希的《特别赏赐》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5期、《小小说选刊》2015年第16期、《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第18期以及《当代文学作品选粹2015》转载,他的另一篇作品《发现》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12期转载;伍中正的《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8期转载;夏一刀的《野猪横行的日子》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11期转载;唐静的《头柱香》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4期转载;杨崇德的《岁月在墙角剥落》入选《小说选刊》2015年第11期;龙会吟的《西出阳关无情人》被《微型小说选刊》19期转载;刘向阳的《马良找娘》被《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2转载;葛取兵的小小说《鸟人》入选《2014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成规模地被被国家级大刊选载,是其影响力正逐步走出本省的一个显在标志和可喜征兆,说明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已走出地域封闭式写作格局,作家开始具有全国视野和世界文学眼光,在个体经验、地方生活、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现代处境、存在哲学的表达方面越来越具深广度和普遍性.

一、地域历史文化的诗意表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屈平所以能洞鉴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首蘖用地域风物来解释文学现象,此后历代文人多有探索与发挥.湖南文学肇源于湘水楚山,湖南作家们从湖湘土壤中挖掘文化根脉,从故乡风景中隐现世情,从似水流年中重拾历史的厚重与温情,在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创造中打下了地域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以对时代的敏感呼应再现历史与溯源历史.其中,战争与革命的历史,成为了文学的一座富矿.在书写抗战历史的作品中,刘晓平的短篇小说《雪峰轶事》通过三个充满传奇性的抗日故事再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强烈谴责了日本人的暴行,歌颂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反日斗争与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小说中文弱的书生、年迈的尼姑甚至蚂蚁只是千千万万个参加抗日的中国人民的缩影,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尊严使弱小的生命具有了顽强的抗争力,表现出英雄般的豪气壮举.小说以历史事实的视域观照故事发展,情节简练完整充满传奇性,叙事语言质朴无华,平凡的言辞间渗透的爱国主义与维护和平的伟大主题更贴近了社会主流意识,丰富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龚爱民的中篇小说《舅母的爱情》以舅母兼代子回忆的方式叙述了战争年代舅舅与舅母至死不渝的爱情.作者通过舅母的经历揭露历史的真相,一方面控诉了侵华日军用“慰安妇”来满足自己淫欲的卑劣行径,为广大深受其害的妇女诉说冤屈;另一方面赞扬了乱世当中,跨越种族和生死的友谊与爱情,为战争的无情增添了几分温情.小说将舅母的描述与真实事件相结合,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情况下,添注了个人情感,是一部基于理性的感性表达作品.关于题材的小说一直层出不穷,作家或将其作为书写对象感怀、反思,或作为背景辅佐其他主题的延展,它的时代特殊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内容具有很大的生发性.王跃文的中篇小说《蕨草青青》描写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一直延续到“”期间漫水人的生存状况及生活百态.作者以独特的创作巧思及灵感,精准地拿捏人物个性,以小见大地反映了特殊年代里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的生存困境,揭露强压政治,扭曲制度给人们带来的重负乃至是家败人亡的惨剧.这部小说涉及的人物关系并不复杂,围绕翠玉、秦老师、陈纲、陈劭夫等几个主要人物来阐述,他们命运各异,其遭遇却都是时代的无形产物.薛媛媛的中篇小说《六十年代的爱情》讲述了时期年轻人面临外界的压迫所作出的选择,以及在这种选择下所付出甚至是一生的代价.作者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表达了对胡雪花、黎太阶等痴情人的深切同情,从侧面反映20世纪60年代“爱情”生存于夹缝中的无奈.语言表达通明流畅,言浅意深,批判了中美好的情感被扭曲污蔑的可笑现象,讴歌了人性的真善美.陈夏雨的短篇小说《盲书》从当下生活剥离出来,将探究的目光在知青题材上,讲述了期间阶级差异下的三角恋爱的明争暗斗,书写个体的命运走向,聚焦了大时代情境下个体在精神与肉体上所承受的双重伤痛,在肆意的行文流动间宣告着人心之清明,拓展并丰富了知青文学的内核.小说将书法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融入叙事,在标语宣传与传情达意间,带动人物情绪变化,与阿城的“三王”相类,构成小说内在精神的支柱.于怀岸的《爆炸》在《长城》刊出后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期间地主的儿子通过引爆死逃离家乡的故事.在那段灰色岁月,受害者奋起报复施害者,报复的结果是伤害的进一步扩散,但对造成伤害的政治根源却并没有撼动分毫,这样的报复与仇恨实际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小说以地主的儿子为讲述者,在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与描摹,试图通过个人的心灵史来传达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以及被压抑的时代声音.

除了深入史实细节再现民族灵魂,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继续扎根乡土,致力于湖湘地域文化书写.曹旦昇的《贼船》交替讲述了两个不同时间段的故事,以九满为主要人物托出洞庭湖土匪的侠义之气及传奇经历.作者叙述的巧妙之处在于将过去与现在穿针引线地联系在一一起,把九满从湖匪到船公身份转换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晰,以此来叙述洞庭湖匪随着时代变迁政权变化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小说具有浓重的湘方言气息,语言生动诙谐,具有生活化的特质.曾晨辉的中篇小说《朝露》继续了他的梅山小城叙述,讲梅山小城一个出生优裕的男青年与一两位底层女子的青春交往轶事,以男女青年交往的明线带出梅山日常生活风习、底层强悍性格以及梅山女子的原始水样活力.小说以来自基层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原汁原味地呈现了湘中小县城的粗朴生活样态,袒露坚硬而混沌的生活质地.妩媚中有野性的宋月,闷楞中有狠劲的歪武,是梅山原始巫性文化的地方土著人物的代表.小说写活了人,写活了地方风习,写活了小城镇藏污纳垢的气息.细节描写生活化,语言强力和诗意混杂,透出梅山地方的神秘气息,可谓一幅正统文学教科书难以表现的湘中地方生活素描.而修正扬的中篇小说《家谱》则以地域姓氏文化为契口,讲述了沅陵辰州一个编剧工作者在网络上偶然间认识一位名叫“修正涛”的同姓网友并与之会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原本主人公只是出于礼貌应承了这次会面,没想到接待修氏网友的会面却成为了自己一次心灵净化的寻根之旅.作者通过寻找修氏家谱、去祖坟上香以及夜晚院内聊天等经历一步步深化主题,主人公对修正涛的态度经历了由敷衍到震惊再到感动的转变,深刻展现了姓氏文化的魅力以及追寻血脉之根的重要性.

二、生命、人性与神性的书写

本年度的湖南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重视对精神坐标的构筑,在总体上保持了一种自尊、纯正、深刻的艺术品格.作家们切入人类精神灵魂的“内宇宙”,通过个体或群体的命运遭际书写人性的焦虑、迷茫与挣扎,撬开无法言说的情感痼疾,以神性之光映照生命,在人文魅性的道路上进行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体现了“文学湘军”应有的忧患意识、坚守精神与人文关怀.

在本年度的中短篇小说中,不少湖南作家以丰盈、饱满、灵动的笔法展现了生命与人性.姜贻斌的《我们小街》通过讲述以小街人民的生活琐事为主的七个小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我国20世纪70、80年代乡村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突出思考了人性本质问题.在小街相对密闭的生活环境中,作者通过日常叙事的叙述方式让每个人都以本色出演,看似片段、拼接的七个故事却反复强调了同一个主题:对人性本质问题的深层次探索与挖掘.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小街人民日常生活细节不只是单纯地展现人性的某一单一方面,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反复书写了人性最本真的面目:真诚、善良、惰性、嫉妒、报复、算计.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记忆与遗忘》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理性良知与冷漠逃避的必然冲突.小说通过描写玷污了“朋友”神圣光辉的刘三民的可耻可恨行径,讲述了朱志刚夫妇在刘的“关怀”下丧失自由人格的故事,同时朱志刚痛苦的记忆显现了作者对特殊历史的深刻反思.记忆与遗忘本不冲突,但人性的弱点与世俗的诱惑最终使遗忘成了最深刻的记忆,小说着力表现了良心的问责与理性的力量最终没能战胜虚伪与堕落的逃避行径,人性的温情在金钱与肉欲的寒流席卷下不堪一击的深刻主题.作者以神圣而脆弱的生命记忆被外界力量强制性抹除的“艰难历程”展示了人生与人性的悲哀,更深层次地挖掘了“时间与耐心”的强大反作用力量.小说语言质朴,叙事简洁有力,塑造有人格缺陷的人物形象丰满了故事情节,历史片段的插入更加深了主题的沉重性与严肃性.薛媛媛的中篇小说《镶嵌在大红山的名字》以“我”为第一人称,用口语化的语言,边区记者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年轻干警官兵的艰苦生活.身处戈壁滩和边防营地的官兵们的生活条件之差常人难以体会,然而“生存需求的压缩”及“难熬的孤独”都不能击退战士们的决心,士兵们对边防工作的热爱和对牧民们的真情实意使得军民团结的理念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另一方面,人身上与生俱来的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也呈现在作者的文笔之下,异常真切动人.阿满的中篇小说《门》以半边街政府关于分配经济适用房事件为主线,穿插罗书记与刘主任互较互黑的斗争以及杨海洋与陈紫意的爱情波折,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与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工作大局与良心存在贯注于小说人物形象全貌,一方面通过描写陈紫意与杨海洋在基层工作的经历表现了对人性生存状态的反思,面对现实与爱情的鼓励和感染“人性善”最终回归人心.另一方面通过描写政府在处理经济适用房分配问题中暴露了现代社会出现的“红包效应”与“官护”现象,讽刺了官场的黑暗,批评了基层干部为谋大局而牺牲弱小群体利益的行为.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运用插叙的写法把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使人物形象在言行中自觉展现,用朴实的语言谱写了一首讴歌人性善的乐章.丘脊梁的短篇小说《烟花散》通过描摹争强好胜的少年由盼花炮赢过同伴到看淡花炮的成长转变过程,勾连起孩童无意识地对比以及成人间有意的较劲,是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花炮作为较量的焦点与代表,短暂绚烂之后匆匆散去,也昭示着攀比的无意义与虚无.小说透过孩童的视角来旁观成人世界,将沉潜在人心中的攀比、显摆心理尽览无遗.于怀岸的短篇小说《下场大雪,好不好》讲的是谋杀与救赎的故事.大雪可以遮蔽大地表层所有肮脏的事物,但带来的干净却只是一种短暂性的美好假象,假象比真相更让人苦痛.小说题目只有七个字,却包含了渴望、哀求以及自欺欺人式的无奈情绪,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情节的波动以及感情基调的变化.马笑泉的短篇小说《荒芜者》是一个现代人内心荒芜的寓言,较好践行了他所推崇的本质主义小说创作理念.小说写一个地方报纸副刊编辑与一群同道者慵懒、清谈、无欲无求的小城日常生活,表现了后现代时期、消费主义社会人们精神无所依傍的空虚状态.在艺术上,小说追求细部的象征感和整体性的隐喻,所有生活细节既来自个体的实在生活.写编辑生活直接来自在地方日报工作的亲身经历,又蕴含对人的终极价值和普遍经验的叩问,是当下小说创作从人的生存通向人的存在的一个典型文本.范亚湘的《一天到晚》通过描写村干部李晓清在组织完成迎接上级领导检查工作中的所做所感,展现了底层官员在人性善的本质与领导意志相冲突时不得不选择后者的尴尬境遇,反映了当下形式主义作风严重的社会现实.普通干部在面对权势的压力下不得不以牺牲弱小者为代价获得暂时的稳定局面的可悲遭际随处可见.小说以朴实的语言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处于权力场中的人从最初的稚嫩成长为游刃有余的领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性善没能战胜权力的压迫与诱惑,良心的问责已经不足以影响领导意志的执行力,生命自由意志以及内心的无奈与矛盾冲突最终没能突破权力围栏的无力感贯穿了小说始终.聂鑫森的《寒林寺·白露斗蟋忙(小说二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寒林寺》勾连起江湖与佛门这两大看似毫无关系的场域,方丈选择圆寂,成全了快意江湖的侠义情怀,寺庙也得以改头换面香火旺盛.在看似双赢的文字讲述里,小说寥寥数语勾勒出个中纠葛,昭示着江湖无处不在.《白露斗蟋忙》通过两位万年交为筹赈灾款违规斗蟋蟀的过程,抖落出社会对他人的漠然,两位忘年交虽属于暗箱操作,却可见其正义之下的无奈,两相对比中作者的思想清晰可见.

许多作家选取婚恋题材来展现人的情感世界.赵燕飞的中篇小说《春晚》以奉行独身主义的女主人公叶子和离异男主人公平安的情感路程为主线,表达作者对于现代恋爱观和人生观的一种看法,当传统思想与现代生活发生冲突,当爱情面临选择和考验,作为一个现代女人应该做出的选择.身处物质时代,人性温情依然存在.小说内容不仅局限于描写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文字中传递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平凡的小人物依然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不平凡,温馨团圆也不失为成功的一种美好定义.作为一位少有的女性作家,赵燕飞将女主人公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揪心刻骨,具备较强的文字表现力.她以爱情为主题书写人性的中篇小说还有《河边的曼陀罗》和《红月亮》.正如文题《河边的曼陀罗》,曼陀罗——“铅笔花”贯穿原文始终.在现实的物质和爱情的理想之间,曼陀罗象征的是人心当中最纯洁真挚美好的情感.作者感情充沛,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女主角的心路历程,字里行间无一不渗透出作者的清灵笔韵,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介入.《红月亮》象征着悲剧意韵的“红月亮”恰如其分地见证了男主人公李伟杰的爱情悲剧和生活悲剧.孰对孰错的是非判断,刨根问底的真相挖掘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不堪一击.作者以自己擅长的细节描写直面了人性的丑陋和贪婪,真实再现生活的原貌,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荡然无存,生活的无奈与艰辛在作者的笔下裸露得无处藏身,结尾的悲鸣长啸言尽意存,悲凉的意味流露纸上.匡瓢的中篇小说《往昔之井》以主人公建设的回忆向读者娓娓道来,小说语言带有浓郁的方言色彩,描写了当时城市化建设中出现的诸如拆迁之类的普遍性问题,批判了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保守思想.作者塑造了善良坚强的君姐形象,与小说另一位主人公建设演绎了一段纯洁而忧伤的姐弟恋.君姐最终远走,建设成家立业,被*的君姐的房屋暗示了主人公建设对君姐仅存的记忆的消失从此回到真实的生活.小说通过主人公的爱情经历点明了过去的只能成为历史,现实还需继续努力奋斗的主旨.作者借鉴了意识流的创作方法,在回忆与现实的交叉叙事中完善了故事情节使读者获得艺术上的巨大享受.恨铁的中篇小说《人之将死》讲的是一位丧偶老人在回到老家后与初恋的暮年婚恋,在对比叙事中引出故乡亲人邻里与之亲近皆是出于有利可图.小说依托归乡母题,却一反常态认真审视城乡一体化给人心所带来的改变,个人私欲化的加剧以及人情间的淡漠展露无余.小说情节环环相扣,叙事开合有度,梦境、巧合的设置增加了文章的神秘色彩.李砚青的中篇小说《杏香街》讲述了一对因大学毕业,家庭影响等因素错过爱情的年轻人十年之后再重逢的场景.作品将景色的描绘和渲染写得丝丝入扣,与女主的悲惨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静一动,一美一陋,无一不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字表达功底,把女主石竹月放弃真爱,无奈听从家人安排回到老家结婚生子,却遭遇变故的悲剧诉于纸上,表现了新时代里传统的家庭观念之下,父母亲情对子女婚姻甚至是人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女性题材方面,吴昕孺的中篇小说《中国小脚》讲述了一位英国杰出的青年解剖家因对中国小脚感兴趣而开启的一段冒险之行,在作者富有探寻的笔调中,展现了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中国女性在肉体上承受的痛苦,以及精神上所受到的禁锢.小说构思独特,透过西方青年的瞳孔,在对中国人病态心理的极尽描摹中,审视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爱与,在历史与虚构中,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万宁的中篇小说《纸牌》通过一方牌桌翻晒出两位女性在第三者路上所做出的不同抉择.小说细描了女性在社会以及男性压制下的悲剧命运,牵动出社会观念的差异以及对人性的弱点与缺陷的探看.第三人称双重叙事视角的自由转化,多角度的阐释,使得背后的故事耐人寻味.富有哲思性的文字充满诗意与悲悯情怀,总能不经意间击垮人的心防.卢应江的短篇小说《清月》以清月在枫香坪的生活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母性之爱的故事,塑造了清月纯洁善良和蔼可亲的形象.小说开头展示了现代社会的喧闹与浮躁现实,与清月单纯朴实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着重描写了缺失母爱的月月的生存状态与心灵创伤,批评了农村落后的世俗*道德观念,表现了世俗的人情冷暖与女性的母性光辉.作者以清月的所作所为道出了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的缺失现象赞颂了博大的母性之爱.同时,深入地观察生活使得作者把女性的母性之爱提升到关注社会单亲家庭的高度,增强了作品的社会价值.小说故事完整,细节描写形象生动,柿子树上的“热闹与否”其实就是主人公内心的真实写照,在感人至深的完整情节发展中,人间有大爱的主题也不言而喻.

三、日常生活本相的深度开掘

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创作者秉承经世致用与文化自觉精神,他们凿开日常生活的丰满内质,关注当下社会现实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如社会道德与家庭*的失范、人口的老龄化、官场的黑暗腐败、城乡的隔膜与分化等现象,在反映现代社会的困惑、彷徨与追求的同时,创作了许多具有现实批判意义而又充满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的作品.

家庭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陶少鸿的短篇小说《寒露》站在社会现实的叙事立场,通过描写两个破碎的家庭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家庭*道德败坏的现象.小说中秋生与徐缨互恨互惜的尴尬处境以及面对现实时的孤独漂浮感更加突出地展示了混乱的家庭关系对青年人心理造成的创伤.作者把青年人的坚强与脆弱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由此引发了对青年一代生存环境问题的思考.小说语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细节描写形象生动更加深化了日常生活叙事的亲近感与现实感.阿良的中篇小说《羹砣羹》以主人公叶小惠做“羹砣羹”的事件为明线,讲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困惑.叶小惠的新婚丈夫石砣去新疆打工赚钱,托付树林老师照顾小惠.在石砣四年没有回家的时间里,小惠不仅要照顾奶奶还要承担大小农活,树林老师的无私帮助让小惠这个独守空房的女子暗生情愫.故事最后,树林老师劝导石砣回家,小惠的情感问题终于解决.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刻画了坚韧孝顺、思想独立的农村女性形象和善良、淳朴、守正的知识分子形象,揭露出农村的重男轻女、外出务工等现实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隐疾.赵竹青的中篇小说《昨日重现》叙述做事冒进,为人虚荣的强子最终走向财运终结、家庭破裂的道路.一方面是他自身的缺陷所致,人性的虚妄在他身上的到充分表现,小说并不直接道出他的真实面目,而是通过平静如水的语言描述,逐步撕开华丽的面纱;另一方面,社会的诱惑致使他在偏离人性本真状态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最后的幡然醒悟与悔改还是挽救不了失去的美好.小说所展示的强子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生经历传达的不仅是“失去后才珍惜还有什么意义”的道理.在艺术上,显得圆熟、妥贴和浑厚,能看到一种大的气象和深邃的写作之思.江月卫的短篇小说《双喜临门》讲述了一对下岗夫妇乔迁新居的故事,亲朋邻里纷纷侧目改观,但双喜临门的背后却是他们故意掩盖新家是廉租房的真相.现实的荒诞超过想象的虚构,生存的无奈与小人物的虚荣跃然纸上,同时也流露出人情的微妙以及人性的复杂.小说中风俗仪式以及民间俚语的穿插,增添了叙述的灵动性与生活化.唐诗的短篇小说《绝活》通过描写吴小天与刘白色的生存境遇展示了家庭*视域中的抛弃、背叛对青年人的生活以及心理造成的巨大伤害.家本是漂泊孤独者的唯一希望之地,但在小说中却是孤独与漂泊的始源,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引发对当今社会青年人生存境遇的思考.蛋壳上有残疾的火烈鸟喻示了青年人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作者以朴实的语言、简练完整的情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生活画.

人口的老龄化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对老年人的关注一直盛绝不衰.于怀岸的短篇小说《原路返回》讲述的就是一支身患癌症的老年人登山队的组建与离散.在登山过程中原路返回既是对生命的一种渴望,也是生命坚韧的体现,但是在失去精神寄托的老病面前,生命的韧性终究抵不过由内而外散发的幻灭感.小说从老年人的角度反思当下现实生活,镜像般聚焦在被隔绝的老年社会里,放映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孤独与绝望,以及生命的幻灭与虚无.舒文治的中篇小说《往生记》围绕敬老院一位“五保户”被车撞死引发的一系列插曲,试图将大众的视野拉转到老龄化问题上,来认真审视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弥补社会对于老人们心理关注度的欠缺.“往生”是佛家用语,意指死后重获新生,与其让老人渴望重生,不如好好善待他们的今生.小说大篇幅直引或旁引佛家思想,在今生与往生的对照中,进一步深化了文本的内蕴,地方风俗的穿插描摹,增添了民俗风味,写出了独特性.潘绍东的《空箱子》是一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完美相融的短篇小说.传统的思维方式,偶像剧式的情节转折,现代化的生活场景,平实生动的语言使得这篇小说既接地气,又阐发思考.空箱子不仅仅寓意现代社会空巢老人苍白的生活现状以及感情状况,还寓意了思维方式相对传统的老一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空疏.

许多作家通过书写官员、知识分子、农民等人物的日常经验来揭露生活表象下的隐秘空间.陶少鸿的《石头剪刀布》真实地再现了官场生活的黑暗以及家庭*道德在权力与名声面前完败的社会现实.小说人物形象逼真,主要塑造了检察官与妻子牟丽和女下属几个显在的人物形象以及“老大”这个隐在的人物形象.暴露了现实中权力人士以权谋私、渎职犯罪的现象,家庭*道德败坏与男女关系问题也发人深省.同时小说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开掘,隐约中仍然强调“人性的善”,良心的问责使人回归人性的本源,结尾的留白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作者一再揭露官场的黑暗与人性渐渐消失的无奈景象,表达了他对生活在权力底层的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权不为民的权力阶级的憎恨,其中反映的主题对现实中出现的不良社会现象也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刘少一的中篇小说《何必惊讶》和短篇小说《变脸》《贵人远行》都是从日常生活细节中揭露社会现实问题.其中,《何必惊讶》讲述的是副所长鲍传世因处理一起家庭内部纠纷而惹火上身的故事,以主人公鲍传世因为工作而家庭事业双失利的悲哀境遇,展示了普通百姓因不懂法而造成公职人员执法困难的尴尬局面.通过写鲍传世在解决关运通嫖娼案件中关的表现和最终结果,让我们感受到权利与金钱对人的巨大腐蚀作用以及对人性丑恶面的深刻揭露.人性的丑恶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暴露无遗,逃避与欺骗的发生也就并不让人感到惊讶,这是人在现实中面临的生存困境.小说以一个完整的故事贯穿全篇情节发展扣人心弦,其中透露的城市生活中出现的社会治安混乱问题与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引人深思.作者始终紧扣社会治安问题这个主题用平时的语言和日常生活叙事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存状态,凸显了作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变脸》以朴实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普通的市井生活画,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官员、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讽刺了仗权欺人的官职人员的无耻与道德失范行为,运用对比的写法暴露了知识分子面临名誉与利益的诱惑而丧失气节与品德脱离反抗群体的现实处境,由此引出了现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对知识分子精神地位的思考.作者深入社会底层,真实地再现了身处权力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对他们处于被欺侮的地位表示深刻同情,同时也揭露了他们错误的反抗方式——向对手妥协以求得暂时的安定.小说情节发展层层推进,叙事简练有力,深刻细腻的心理刻画更凸显了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也显示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巧;《贵人远行》讲述了救了“我”性命的幺叔因慵懒邋遢的形象而在攒钱公益修桥后仍得不到村人的肯定与尊重的故事,由此引发知识分子与农民地位对比问题以及农村与城市的隔阂与差距问题的思考.在看似轻松的语言中透露出丝丝紧张气氛,知识分子与农民隐在的冲突展示了人情与理智在浮躁的社会现实中挣扎的情形,过分的理智冷却了人情的温度使人与人产生隔阂,虽然人的高贵抑或低贱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位,但人情与理智的冲突已不言而喻.小说通过描写人物的生存状况揭示了社会人情冷淡以及人与人相处缺乏的一种基本的尊重与信任的深刻主题.作者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静静地观察社会的人情世态,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简练幽默的言语中蕴藏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潘绍东的《月亮上的稻草》《牵牛记》都描绘了一幅人间百态的世俗图景.其中,中篇小说《月亮上的稻草》小说以小官员侯凡为视角讲述了一个众人筹资救患病小孩的故事,以此为轴心,多维度描写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人群和他们的生活状况.官场,情场,名利场,心理场……各种场次在小说中穿插.这是一个正在经历改革大潮的中国,原有的价值体系日渐崩溃,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完成,夹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人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不断的放弃、更新让这一代人无所适从.《牵牛记》以浓厚的文化意味给我们描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荒诞相.农妇游喜哲本身就是一种荒诞:渴望求学的游喜哲错失学习科学哲学的机会,生活的压迫让她极大地发展了生活哲学.她学看新闻,学政策,学偏方,学看相……这些投机取巧的“本事”因其强大的实用性而被游喜哲视为真正的哲学.更为荒诞的是,游喜哲凭藉这些她所认为的哲学的启迪、指引和驱使,将错就错,借力打力,竟然一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为一个众多同阶层和其他阶层人的眼红的对象.然而,在这样一个荒诞的社会,这只是一种激素式的自我拯救,她“牵牛”的同时,也难逃被“牵”的命运,成为掌权者各取所需的一枚棋子.到头来也只是落个“成了讨死万人嫌的臭狗屎,成了遇着就躲看见就避的烂肠瘟”的结局.李望生的中篇小说《箩神》讲述了王道士造神的故事,展现了农耕时代人民的宗教信仰情怀以及对现实社会“崇拜”现象的思考.作者把充满传奇性与神秘性的故事安排在悬念的控制之下情节发展张弛有度,陈与王相识却不相知的情景中渗透的悲剧感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人与神是从精神上界定的,神存在于人的高度崇拜.崇拜箩神其实是人在转移固定的现实视角,是人类面对世界的无可知与不可战胜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寄托.小说中的王道士与会长陈春陵代表了造神者的权力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普通百姓低微的生存地位.作者写古代的造神事件其实暗含了对当今社会现象的思考——权利与利益的崇拜风气导致一系列不良事件的发生,把“崇拜”提升到思考现实社会问题的高度.万宁的《干瞪眼》主要写纸质媒体的衰微,以及个人在强权以及衰老面前的无能为力.小说套用纸牌游戏来叙说现实生活,在这里干瞪眼既是一种纸牌游戏,也是芸芸众生生存焦虑的一种外现,是烦恼人生的另一番延续.小说语言富含诗意,观察细致入微,写实笔触在游戏与生活中自由跳动,深意与热忱不自觉间流动在字里行间.胡小平的《空中飘落一万八》选取自己熟悉的生活场域,讲述了银行对于负面报道有意遮掩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展现出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怕事心理,在被牵连的一桩桩事件中流露出对问题的有意掩盖,只能粉饰一时,治标不治本.小说注重人物内心起伏的描摹,融入作者对社会灰色地带的思考,以及对周围看客不辨真相的怒与哀.笔触细腻丰富,情景感、真实性十足.杨柳湾的《灰色收入》是一篇传播正能量的官场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位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凭借自身的努力一路高升的故事.作者在行文中用大量的文字铺叙,传达了职位的高升靠的不是投机取巧,更重要的是能力与自身的努力,暗讽了官员利用职业之便谋求私利以及为了上位而随意改变原则立场的官场现象.与以往的官场小说不同,这篇小说将批判的意味隐藏在宣扬之下,在更加彰显主题的同时,丰富和拓展了官场小说的内涵与外延.赵炎秋的《人子降临》讲述的是现代社会所热门的科技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米勒创立的教派——“人子降临”本意是在于放慢阻止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重新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上去,却在计划实施过程中逐渐偏离轨道,成为一个“犯罪组织”.作者的主旨在于唤醒人类的环保意识,在科技逐渐发达的今天仍然抱有道德底线,在目的正确的情况下,以正确的方式完成这一目的,而不是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任意妄为.文章把背景放置于国外,还以悬疑的方式激起读者兴趣,将科技融入到小说当中颇有新意.

此外,本年度湖南的小小说创作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家庭与爱情题材方面,戴希的《发现》通过夫妻两人发现错怪自家贵宾犬的故事,借以阐发反常的背后定然有诱因,人们面对反常时,应压制自己的头脑冲动,毕竟结论的出现需要建立在实情之上,而非想当然.小说在妻子的冲动与狗的委屈书写中表明人并比不动物高明许多,有时候生活真相的获得不仅仅靠一双眼睛,更要用心去判断去发现.龙会吟《西出阳关无情人》主要讲述妻子因听信一句酒话最终弄巧成拙破坏自己家庭的故事.一句玩笑话,因为女性的参与,有着两种不同的结果,在相互比照中凸显出女性的多疑,女性身上草木皆兵的习性很多时候是造成其不幸的根源与症候所在.伍中正的《倾听桃花开放的声音》讲诉妻子在丈夫出轨后,在家庭与离开之间的游离以及最终的出走.温暖的笔触下,故事与人物内心有着截然相反的色调,自然春天到来的静世安好与女性自身婚姻的岌岌可危,所处环境的静谧与女性内心挣扎的复杂心绪交相辉映,在多方对照中将女性在婚姻中的不幸与最终决定舍弃婚姻前的犹豫铺陈开来.小说重笔墨地在人物行为细节的描摹中,心理变化跃然眼间.杨世英的《红铜戒指》讲述了因车祸而失忆的丈夫五年来的寻妻之路.男主人公失忆后记不起妻子的模样,他靠着身上仅有的一方绣着梅花的绣花巾作为寻找线索去了很多地方,途中有许多像梅花般的女人对他示爱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最后直到她看到一个女人手上的红铜戒指,终于恢复记忆认出了妻子,作者通过这一感人故事赞扬了矢志不渝的爱.张世旺的《团圆》描绘了一段没有血亲关系的姐弟无法言说的爱恋与悲惨结局.姐姐幼年时父母双亡,独自一人把母亲曾捡来的弟弟拉扯大,为了给弟弟开铁铺,姐姐违心把自己嫁给了村长的儿子富贵.没想到婚后几年富贵喜新厌旧,设计逼死了姐姐后另取了一个年轻女人.弟弟得知真相杀死了富贵为姐姐报仇,他自己也被决,最终这对在*世俗中不能恋爱的姐弟在黄泉下团圆.小说展露了受生活所迫与封建伦常束缚的农村人物悲剧命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官场题材方面,唐静的《头柱香》借某官员为求菩萨保佑坚持去寺庙上头柱香的事件,表明真正的功德应是润物无声福泽百姓,只有心系苍生胸怀悲悯,终能问心无愧.官员应将百姓置于心头,否则再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都只能求得片刻的荣华与安宁.莫美的《王小奇送画》讽刺了官员不为老百姓做实事,反而迷信旁门左道谋求升官的官场世相.著名画家王小奇擅长画鸡,他成名后只给三个人送过画,这三个人此后都交了好运.县委书记张若虚一直都求王小奇送画给自己带来官运,没想到王小奇送他一幅《公鸡打鸣》暗讽他只说不干,张若虚的官位不仅没升迁,最后连等待提拔的机会也丧失了.小说意在表明如果不能摆正自己的重心,执迷于个人的私欲,终会害人误己.话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生活的敏感地带,法律牵制则是当下呼声最高的诉求.戴希的《特别赏赐》讲述的是唐太宗在处理贪污事件时反其道而行之,巧妙地在惩罚体系中注入道德与仁义,以赏为罚,唤醒人内在的羞耻心与良知,体现了上位者的包容睿智以及道德感化的功效.聂鑫森的《朱青》重点描摹文学出版社著名装帧设计师通过转变自己的衣品委婉又强硬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底线,身处金钱诱惑与同事的误解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小说中老子哲学思想潜藏在字里行间,道在瓦甓,在细碎生活中.以古为照,小说也为当下社会的提供了另一种德治可能与途径.在抗日题材上,葛取兵的《鸟人》讲述了鸟人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传奇故事.大凡云雾冲有一个苦命人终日与鸟为伴而习得鸟语,被村里人称为鸟人.曾在日本研究鸟语的皇军三本太郎听闻此事,几次拜访鸟人欲请教鸟语皆被他拒绝.三本太郎恼怒之下露出凶残本性,下令火烧山林杀鸟.鸟人为救鸟而先假装应承三本太郎,用鸟语告知鸟儿有危险后,他不屈服于日本侵略者而自断其舌.作者通过这一故事揭露了日本皇军的暴行虐施,颂扬了中国老百姓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精神.在父母与孩子的题材书写上,夏一刀的《野猪横行的日子》从父亲在期间言行不一作为切入点,通过一个小孩对父亲由崇拜到憎恶这样一个过程,在古人的大道理与实况的交锋中,聚焦对孩童所造成的创伤与影响,以及成人世界的无可奈何.小说对中孩童教育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题材的内涵与外延.杨崇德的《岁月在墙角剥落》以细腻的笔触、温情的笔调讲述了一段父子情感故事.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在记忆力减退后忘记了自己儿子的模样,而当他摸到儿子脖子上的伤疤时立马认出了儿子.因为儿子的伤疤时是他小时候顽皮被父亲发现,在惊吓时不慎摔伤造成的.作者通过这一故事表达了父爱情深,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父亲在养育儿子的岁月中的辛酸与歉疚,以及岁月催人老所带来的悲伤与无奈.刘向阳《马良找娘》讲述的是张良历经波折终于在二十年后与母亲重逢的故事,期间他没有遭遇纯粹的幸与不幸,在相伴而生的境遇中,他于绝境中逢生,于细微处见真妙,这或许就是生活的真谛所在.此外,以上这些小小说与中短篇小说一起,传承湖湘热土的地域历史文化,书写生命、人性与神性,关注现实社会与日常经验,共同绘就了2015年湖南中短篇小说沉郁丰厚的立体图景.

*本文系2014年度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新世纪湖南小说创作论”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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