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故乡版图论石才夫《八桂颂》兼与文学创作的地方认同,本文是文学创作本科论文范文和图论和《八桂颂》和兼及有关专科毕业论文范文.
文学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陈祖君
在网络遍布全球、文化愈益趋同的人口大迁移时代,如何辨认人的文化身份,营构地方认同,是一个迫切的命题.20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论战逐渐明晰起来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笼统、“整合”的文化类型或样相,这种基于东西对垒的文化“样相”自然难免其聚拢与汇集的性质.随着频繁的文化往来以及大规模的东西方人口迁移,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危机进一步深化,对东西文化差异的寻求已逐渐转变为对各自文化内部差异的甄别与辨认.另外,中国社会近3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地迁移到城市,这大约五亿的新移民,其城乡文化结构与对新旧地方的认同也大为殊异.换句话说,由于居住人口及文化的驳杂,地方的内涵愈来愈丰腴,文化类型的归拢与整合,不仅不能涵括地方文化的个性,甚至还粗暴地将地方性加以遮蔽.所以,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地方特性与地方认同,是考察当今文学乃至所有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
石才夫的《八桂颂》,不仅是广西新诗史上第一部专写广西壮族自治区所管辖市县（区）的诗集,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少有的书写地方的诗歌专集.诗人的足迹遍布广西100多个市县（广西设有14个地级市,34个市辖区,7个县级市,56个县,12个民族自治县,共109个县／市／区.除上林县外,作者尽数造访）,每个市县（包括上林县）均写有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没有把这些规模不同、长短不一的作品写成我们所习见的广告招贴或风俗旅游拼接画,而是以一个家乡人的身份,真实地写出了对于广西各个市县的个人观察和情感.虽然总名为“八桂颂”,却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颂歌”的虚假和夸张,而因为对家乡的爱,更不愿去粉饰和伪装,拒绝套话空话以及故作轻松的调侃,只是用个人的内心去仔细体认故乡的每一片土地,把每一个地方所带给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印象书写下来.正是这种根于自我认同的地方书写,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具有文化地理学意味的诗歌地图.
一、故乡与地方
让我们先从诗人的出生地开始,标记他的诗歌地理.石才夫的《兴宾》一诗写道：“在水落在来宾在兴宾／如果没有新桃／没有凤凰村／跟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通过几个地名,交代了诗人与家乡的关联以及托身此地的情感.其中新桃是诗人出生的村子,凤凰是母亲出生的村子,水落和来宾分别是兴宾的曾用名.诗人从自我的内在情感出发,不仅写了出生地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抒发了由于城区改建（其实也包括农村改造以及校园、道路改建等）、地名更换对于童年记忆的冲洗甚至擦除,使诗作超越了个体的情感抒发而上升到人文地理学的层面.他写道：“自从来宾被用来做一个新的地级市／名字之后／来宾县就不存在了变成一个城区叫做兴宾”,“我离开来宾有30年了／水落离得更远现在我还常常回到兴宾／给父亲母亲扫墓／跟留在那里的中学同学喝喝酒／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崛起的密集高楼／很难让我联想到故乡二字／仿佛它们是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这里,稍梳理一下“家”“故乡”和“地方”的概念.受海德格尔的“在世存有”“操烦”以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向性”“本质”等哲学观念的影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并在70年代初期完成了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人本主义地理学,赋予了传统概念以存在主义的含义.地方(place)不仅仅是纯粹的空间中物质的点,它被重新定义为“含义的中心或人类情感附属的焦点”,是“有意义的区位(a meaningfullocation)”,“它被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着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家(home)作为“基本且理想的地方形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的含义.段义孚指出,虽然家不必然是家庭住宅(familyhouse),但它所具有的家庭生活意象以及“某种居家感受(homeliness)”,使人们产生“情感依附和根植之感”；而“人类对于熟悉的、养育的地方产生认同,有其生物基础”,因此家是地方的典范,比起任何地方,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及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而“在各种尺度上创造地方的行为,被当成是创造了某种居家感受”.他进一步指出,“家的意义显然比物理环境的自然事物要来得多.这个词尤其不能局限于某个营造的地方.有助于理解家的一个起点,或许不是家的物质展现,而是一个概念：家是一个在精神和物质上组织起来的空间单位,借以满足人类的真实与感知到的基本生物社会需求,此外还有更崇高的美学政治渴望.”而且,“就家是个私密过活的地方而论,家充满了道德意义.”雷尔夫认为,人群如何把空间塑造成“家”,是地方并入当地人群认同的关键；“地方的本质在于大体上没有自我意识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将地方界定为深刻的人类存在中心”,而“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位居地方’(in place).地方决定了我们的经验”.海德格尔则说：“‘地方’将人类置于其上,一方面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外在联系,一方面也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度与真实程度.”与笛卡儿式的观念不同,“海德格尔认为严格说来,真正的存在乃是扎根于地方的存在.”这样的界定,也有利于进一步思考我们常说的幸福感.同一时代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和生活在边远封闭的乡村,其生命经验、生活质量及对于自身的认同感,均不相同.
对于故乡,周作人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几十年,南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这话道出了空间(space)转化为地方（故乡）的关键,即人文地理学者所强调的“经由人的住居,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积累过程；经由意象、观念及符号等等意义的给予；经由充满意义的‘真实的’经验或动人事件,以及个体及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及关怀(concern)的建立；空间及其实质特征于是被动员并转形为‘地方’”.
与中国农村所有60后的大学生一样,诗人也经历了一种故乡的延展过程（亦即将地方并人自身认同的过程）.在村里念小学,到乡镇念初中,在县城念高中,到省城（或地级城市或外省）念大学,大学毕业后在某一个城市生活.通常的情形下,一辈子没离开自然村（旧称“大队”）的人会把自己的出生地（村子,屯）看作家乡,到乡镇（旧称“公社”）生活的人会把故乡延展到自然村,在县城生活的人则把故乡延展到乡镇,而在省会城市生活的人会将某个县看作故乡（地级城市因所管辖县区的重新分划和更换,在认同谱系中逐渐变得模糊和尴尬,这是行政区域划分影响人的地方认同的一个例证）,在首都或外省生活的人会说自己的故乡在某个省,而到国外生活的人则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故乡.段义孚说得好,由于地方是“暂停”(pause)的产物,以及依附的机会,“‘地方’有不同尺度的存在,以极端小的尺度言,一张扶手椅是人们很喜爱的地方,另一极端大的尺度,整个地球为一个地方.乡土为一极重要的中型尺度的地方.”诗人在省会城市居住,其职业领域关涉全省,又常在国内外游走,故而除了乡土（兴宾）之外,他已将广西这片土地转形、扩展为自己的故乡.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参加工作以后,下乡、出差,节假日旅游,我把八桂大地几乎都走过了一遍,有的还一去再去.最北边的桂林兴安、资源、龙胜,最南边的北海涠洲岛,西边的靖西那坡,东边的梧州玉林,山水之美已无需赘言,民风之醇更让我心醉.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的乡亲.我对这片土地和乡亲的热爱,慢慢变成了一个歌手自然的歌唱,一个诗人本能的吟诵.”在序诗之四《梦里花开》中,诗人唱道：“我歌颂这片土地／因为这是我最亲最爱的家乡／我热爱每一个日子,因为那里有我最新最美的梦想／让我们举杯让我们歌唱／祝福祖国万岁／八桂吉祥”.在《越过一万座山去找你——致河池》一诗中,他更道出了不知不觉之中“故乡”在心中的悄悄延展：“不知从何时起／你就成了我的故乡／我的爱人／成了我笔下／最后的也是最销魂的／妩媚”.作为地级市（旧称“地区”）,河池的东南面与柳州、来宾相邻,西面与百色相邻.在《一百种颜色》中,诗人继续唱道：“一百年的奋斗／铸成岁月荣光／你是我的百色／你是我的故乡”,诗人将河池、百色称为故乡,意味着其故乡版图已从所出生的兴宾向整个广西延展.
二、在地方看见历史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曾有很多部族在广西这片土地上生活过,有的世代居于此地,有的从外省和北方迁徙而来,也有的从这一片土地移居东南亚和再移居欧洲、美洲、大洋洲.据史家考证,广西境内十一个少数民族中,壮、侗、仫佬、毛南、水五个民族同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百越民族,瑶、苗、回、京、彝、仡佬等六个民族于隋唐以后陆续由外地迁入,其中瑶族自隋唐开始由湖南和广东迁入；苗族在宋代从湖南、贵州迁入；回族在宋代主要从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江苏、湖南、广东、云南等地迁入；京族自明始由越南涂山等地迁入；彝族源于中国古代西北氐羌民族的一支,于明代洪武年间从云南等地迁入；仡佬族在清朝雍正年间由贵州迁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广西人口总数的39.3%（其中壮族人口最多,占广西人口总数的33.1%）.除回族使用汉语外,其他十个民族均有自己的语言,而除了京族语言所属的语系、语族和语支尚未确定外,其他十个民族的语言均属汉藏语系.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岭南时起陆续迁入广西,早期主要通过越城岭和萌渚岭古道入桂,顺水路向桂东南迁徙；唐宋以后及明清,则主要从广东沿西江而上,顺水路向桂西及桂西北迁徙.从而在分布上呈现出桂东及桂东南人口较密,桂西及桂西北人口较稀的格局.汉族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初,占广西人口总数的61.7%.广西汉族的称谓较多,有以祖籍而称的,如“粤人”“湖广人”“福建人”“江西人”；有以原居住地而称的,如“北人”“中原人”“梧州人”“横塘人”；有以土客所属而称的,如“客”“客人”；有以使用的语言（广西汉族操的汉语方言主要有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平话、湘语、闽语等）而称的,如“官人”“白话人”“平话人”；有以人桂时间而称的,如“老汉人”“土人”“新民人”等等.
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相互融合,和谐共处,都把广西作为自己的家乡.家乡认同（如前所论,常超出或跨越对某个单一地方的认同）的文化成因,有的基于传统图腾,有的基于民间艺术,有的基于语言（乡音）,有的则基于寓居经历.在诗集《八桂颂》中,诗人一一唱出了这种认同的轨迹：“骆越先民留在花山上的那些图腾／敢壮山下悠远的嘹歌／同唱山水相逢／家国梦圆”（《南宁》）,“词典里解释邕字／还提到一个地方剧种／邕剧／它的唱词和道白／糅杂了粤语客家话桂柳话／壮话／听起来常常让人会心”（《一条叫做邕的江》）,“子子孙孙／都要牢记自己的祖先／客家人相见的／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方言／一个族群的基因／无论多少年／无论走多远／一开口 就如同／在家乡聊天／／……客从何来／其实早已不是问题／你说云彩的故乡在哪里／你说有清风吹过就是春天／你说只要地上有路／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园”（《客从何来》）.
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在书写广西的各个地方时,还常常将时间轴的历史放到空间轴的地方上来呈现,让读者得以“在地方看见历史”甚至“在小地方看见大历史”.譬如他写广西各民族的和谐相处：“故乡的语言很朴素／壮话瑶话官话客家话,它们和平相处一点也不张扬／像门前黄皮树上的果子,金黄甜香／迁江塔鳌山庙蓬莱洲／也不张扬召集善良的神灵／护佑我的故乡”（《故乡草木》）,“瑶家是边喝边走／壮家是边走边唱／苗家的银饰叮当／侗家的芦笙悠扬”（序诗之二《壮乡锦绣》）,写绿城南宁的新变化带给人的从容自信：“最重要的是人／个子不高但结实／肤色不白但健康／甚至普通话都不标准／但说的真诚／活得舒坦步态平稳／表情自然淡定”（《南宁》）等.在诗集中,诗人通过地方书写,见证了广西发展的百年历史.他畅写各地的新面貌及人文景观,大小城市的定位和旅途感受,以及全广西的文化、经济和民生状况.在写北海、合浦、钦州及南宁等地的诗作中,他赞颂“风生水起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及“一带一路”的新方略,并在追忆中做出历史呼应及个人评断：“孙中山先生看见了／于是洋洋《建国方略》／一个南方大港的梦想／一做就是百年”（《钦州之梦》）,肯定和讴歌广西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当然,诗人亦不乏幽默地对一些损伤地方记忆、涂抹地方历史的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评.除了前引关于兴宾改叫来宾的诗句外,还有：“南宁这些年变化大／有变好的／也有变得不好的／比如西乡塘路改为大学路／比如江南路改为星光大道／／如果有人改名上了瘾／把老友粉也改了／我想我一定会／鄙视他们”（《老友粉》）.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批评过于主观,但地方记忆与地方认同,其本身就是个人化甚至隐私化的.人的记忆深处,隐藏着未经伪装和粉饰的认同态度及情感向度.诗人毫不闪避地直接表述,正是因由他对故乡这片土地的挚爱与真诚.
三、人于地的认同
通读石才夫的《八桂颂》,不难发现在整部诗集的地理版图上有两个叙述中心：兴宾与南宁.前者主要出现在诗人早期的诗作中,后者几乎是整部诗集的诗歌出发地.人文地理学者认为,地方不仅是世间事物,“地方也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把世界视为含括各种地方的世界时,就会看见不同的事物.我们看见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依附和关联.我们看见意义和经验的世界.……然而,其他时候透过地方的透镜看世界,却导致反动和排他的仇外情绪、和顽固偏执.‘我们的地方’遭受威胁,就有必要将其他人排除在外.这里,‘地方’不单是指世间事物的特性,还是我们选择思考地方的方式的面向——我们决定强调什么,决意贬抑什么.”
诗人大学时期的创作,恰值他生命足迹从兴宾转到南宁的阶段,由以下诗句,可看出其地方经验的重叠：“水稻是故乡最常见的草／它们是故乡最重要的生命我看见妈妈姑姑姐姐／在夏日最酷烈的太阳下弯着腰／不停地插秧久了／她们也都长成了／朴素的庄稼／／……在每次填写表格时／籍贯栏里工整地写上故乡／说话的时候用口音保存故乡的／生一个孩子让他传承故乡的／基因”（《故乡草木》）,“那个叫做新桃的村子／就在兴宾／几百年了也没出过一个名人／我读到大学时学会了写诗／除了爱情／写得最多的是故乡／但那只是一种意象／稻田 老井甘蔗地榨油坊／我都写过／直到现在我才告诉世人／我就出生在新桃村”（《兴宾》）.从兴宾（作为地方）观看和理解世界,诗人养成了朴素的生活及美学观念,而从南宁（作为更大一级的地方）回过头去观察兴宾,之前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的故乡,在另一个观察视角中已变成一种意象,并带着由新的观察点得来的自我意识与评断.“直到现在我才告诉世人／我就出生在新桃村”、“说话的时候用口音保存故乡的”和“生一个孩子让他传承故乡的基因”,可看作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重新认识,而“几百年了也没出过一个名人／我读到大学时学会了写诗”则是对故乡文化历史的再评价.由于在生命的成熟期一直居于斯思于斯的缘故,壮乡首府不仅是“山海交汇的焦点”（《南宁》）,也成为诗人诗歌及散文创作的观察点.
关于地方作为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中国新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例子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对葱段与葱丝、条凳与长凳的“正名”.在19世纪的欧美文学中,简·奥斯丁、狄更斯、莫泊桑、司汤达等英法作家对乡下人与城里人（尤其是城市贵族）不同的生活观念及方式,亦有很多描写.赵园认为,“地之子”应属五四新文学作者创造的表达式,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歌唱.她梳理了20世纪中国作家作品中“地”的语义、语用的演变：“大地”（意指“实际”、现实生活等等）——“土地”（乡村、农民）——“中国”、“时代”——“人民”——“乡土”（“耕”的生活方式与价值感情）——“荒原”（“外来者”“漂泊者”所流放的土地）,从精神联系的角度得出“知识者与农民意识同构”的判断,因为“农民的经验形式”、“农民的情感形式”是如此普遍,中国尚未走出“农民的中国”,知识者不可能彻底摆脱“农民性”.从知识者对乡土文化精神的承继来看,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知识者与农民意识同构”,拨开因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张扬而遮蔽和模糊的事实,颇具洞见.然而20世纪末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移（除了农民工向大城市进发外,知识分子“下海”和“北漂”、东北人南下定居以及水库／电站移民等）,各个地方都混居着所来各异、身份不一的人群.在城市化、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危机中,作为文化类型与精神气质的乡土文化（与城邦文化相对）和农民性,其印记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而化为遥远的追忆,代之而起的是人们所来自的具体地方的经验与认同,即地方文化和地方性.所以,文学创作中作家的地方认同,常常表现出不同地方经验叠合及认同交混的多元格局.石才夫创作中的兴宾经验和首府文化的交会,当可作如是观.而海外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中国记忆与所生活地区文化经验的混合,则可视为这种认同交会的跨境／跨国演绎.譬如台湾诗人痖弦、洛夫、余光中等所歌咏的长江、黄河与台湾风物,又如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汤婷婷、谭恩美、严歌苓等笔下的中国形象与美国经验.
《八桂颂》的序诗及《故乡草木》《兴宾》《花山》《南宁》《乙未春平坦纪事》《水之歌》等作品（约占诗集篇幅的五分之一）,诗人通过对居住、生活于某地的人（包括亲人、先民、朋友和女人）的书写,将其地方认同表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诗作《老友粉》《柳州》《鼓楼》《酸鱼》《桂林谣》《骑楼岁月》《西山松》《回忆北海》《姑婆山即景》等（约占诗集五分之三）,诗人在对各地风物（包括物产、名胜、美食和风俗）的描绘与濡慕中,表达自己对于地方的真挚情感；《在玉林寻找》《北流印象》《都安》《天峨》《涠洲岛》《金秀》《夜晚在崇左散步》等诗作（约占诗集篇幅的五分之一）,具体记录因某事到某个地方旅行,书写自己的观光感受及印象.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命题,也是讨论文学作品地方认同的关键.作为诗人,石才夫通过“人与人（在某地生活）”、“人与物（地方风物）”及“人与事（与某地有关联）”等的关系,书写并标示了自身在故乡版图中的人地关系以及蕴含其中的地方认同.
《遇见一条旧路的惊喜》一诗,让我想起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一天未走的路》.在路口,弗罗斯特是“极目眺望其中一条路的尽头,／直到它转弯,显示在树林深处./／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他“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石才夫是“于是我走了过去／路过花和蜜蜂／直到／一条旧路出现／／我抬眼望去,一道通往少年的,多好的路啊”.鲁迅的办法“还是跨过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与弗罗斯特相似,均选择和探索一条新路,不乏其时代意义.而石才夫遇见旧路的惊喜,则带上了浓浓的追忆和认同.“新”意味着未来、认知,“旧”意味着过去、认同.在广西这片土地上,诗人不知曾有过多少次“抬眼望去”,这种回望,其实正是“创造地方”的积累及延展过程.在《与上林相望》中诗人坦承,上林县隶属于自己生活了三十年的南宁市,是广西一百多个县中他唯一从未到过的,他常常对着地图看上林、在朋友的微信里读上林,心中“纠结”.而就在这未曾标画的地标上,他泄露了自己与某个地方“遇见”与“不见”的机缘.在罗列了出差、看朋友、参加活动、假期出游甚至是去别的地方路过等各种理由（均未成行）之后,他坚信其中一定有“说不清的因由”：
如果我曾经爱上一个女子
她的家又在上林
那我一定早就去过上林了
如果我有一位好友
他就生活在上林
那我肯定也去过很多次上林
此“说不清的因由”,最重要的是人——恋爱的女子或亲密的朋友.克瑞斯威尔指出：“地方是由构成‘社会’的人群造就的,但地方同时也是生产人际关系的关键.换言之,地方位居人类的核心.”这也可看作是诗人感慨“最远的县城去过了／最偏的地方走过了,有的还一去再去／近在眼前的上林／我为什么／从来也没能到过”的答案.
人、地方、社会,是文学创作地方认同的重要元素.石才夫的《八桂颂》虽为项目“作文”,不免存在诗人《后记》所说“只能专注于某一角度,停留在某一层面”的缺点,但正是这种带着个人印记的真诚的地方书写和探索地方认同的开拓性,为当代诗坛提供了富于人文地理学意义的诗歌文本.
（陈祖君,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项目“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广西现代诗歌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FZW011）
上文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经典文学创作专业范文可作为图论和《八桂颂》和兼及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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