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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验方面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跟审美经验的重新梳理和多样开掘类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经验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9

审美经验的重新梳理和多样开掘,本文是关于经验方面硕士论文范文跟开掘和审美经验和梳理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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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迅

与往年相比,2015年中篇小说创作并无惊人的变化,尽管由于政治文化气候的嬗变和大众关注焦点的转移,贪腐题材小说数量锐减,校园青春叙事也不如往年繁荣,但从创作主体对社会底层生态的关注、对人心向度的多维*,以及叙述方式的多样探索等层面来看,可以说,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不存在基因突变,基本上还是对现代以来的小说审美经验的重新梳理和多样开掘,基于小说所关注的对象以及创作主体的审美气质和美学追求的差异,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2015中篇小说创作态势进行简要梳理、归纳和评述,以期在中篇小说艺术流变中管窥创作优劣及其可能性.

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化

2014年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多聚焦热点问题,近距离观照当下官场百态与贪腐现象,故事编得奇巧生动,新闻性强,信息量大,颇能博得大众阅读热情,但问题是现实何以如此,很少作品对此进行深刻反思,更遑论能触及人性的深层脉象了.或者说,从如何把握和解析当下冒出的新现象、新问题的角度来看,关于热点问题的文学表达在姿态上还不够沉稳,思考上还有待深入.换言之,面对热气腾腾的现实,作家应该抱以“热”题“冷”写的态度,着力探察现象背后的隐秘机制和事物的内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荆永鸣的《较量》和晓风的《回归》对现行体制下人性复杂性的揭示,显示出中篇小说现实主义批判的深化.

医疗行业的腐败现象,读者早已见惯不惊.从《较量》的叙述看,作者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难度系数较低的商业语境下医疗行业不正之风的现象性描述,而是将批判锋芒探入到人物灵魂深处,照亮那些常被遮蔽的人性黑洞,并由此进入对体制弊端的反思.刚正的知识分子钟志林与倒行逆施的谈生的斗争,显出知识分子的刚正气度.在频频屡访屡败的局面下,作为精神病专家,钟志林自己精神出现异常,终于住进医院.两种人格在一动一静的交锋中终于落幕,结局极富讽刺意味.作者怀着悲悯情怀呈现了两种人格的交锋,以声东击西的方式隐喻人性的险恶与体制的漏洞.晓风的《回归》同样把视点投向知识分子与官僚体制的纠缠,主人公薛鹏举从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接着讲述他告别特权回归平民生活所遭遇的不适与尴尬.在把人物还原到世俗日常的过程中,作者没有把这个人物塑造为清心寡欲的夫子,而是恰当地展现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感需求.从思考向度看,《较量》与《回归》中主人公作为高度文化化的知识精英,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世俗人性的林林总总,从民族文化根部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象.

在批判现实方面,2014年贪腐叙事多是现象的罗列和展示,很少从根基上探寻导致贪腐问题的生成机制.这种倾向在本年度有所扭转.石一枫《地球之眼》、杨少衡《把硫酸倒进去》都把视点对准官二代,前者通过现代科技背景下人物悲剧命运,深度*人性扭曲背后的巨大陷阱;后者从两个官员免职后又复职的过程,展现“大树”倒后受其庇荫的干部坚持正义迎面而上的姿态,同时,又从秦健前后态度的变化侧面抨击了权力崇拜心理,并通过“化验”人性人品的角度反思当前在干部任用上过于随意粗暴的流弊.陈集益《鼓》对原始资本积累中隐藏的罪恶给以有力鞭笞,那些死里逃生的场景,那种人性扭曲的可怖,再次刷新了关于底层的想象.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以旅人视角打量西部生存现实,有些触目惊心.梁晓声《复仇的蚊子》、鬼金《碑与城》主体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在艺术上有新的尝试.无论是前者的超现实、魔幻手法,还是后者对话剧艺术的征引,都服从于深度揭示现实阴暗和惨淡人生的审美考虑.

少年叙事的多重维度

少年叙事是2015年中篇小说较为突出的品种,张炜《寻找鱼王》和阿来《三只虫草》尤其抢眼,就思想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应当说是近年来少年题材创作中所少有的.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少年叙事,并非那种仅仅以儿童视角讲述的小说,而且审美对象也是以少年为主体的.这些作品对少年心理有深入的开掘,又能以小见大,辐射到成人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精神面向,成为2015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亮点.

张炜的《寻找鱼王》讲述少年“我”寻找鱼王并学习捕鱼手艺的故事.鱼王中的“旱手”和“水手”,以及作为中国几千年宗法制社会最高权势象征的“族长”,这些神秘人物及其后代的爱情故事,与“我”对他们的想象、寻觅和交往同样具有传奇色彩,构成作品诗性空间的审美生长点.小说主体是“我”对两个鱼王后代的寻访.新一代“旱手”和“水手”之间,虽有铭心之爱,却未能结合,分隔终老.那种爱之深恨之切超乎想象.而爱恨情仇缘于宗法制规约下父辈争当鱼王的个体.在叙述方式上,尽管作品以儿童视角进入叙事,不乏幼稚单纯之相,但却能以轻载重,格局大气.它以人类对自然的开启叙事,收尾于人类对自我的反观和反省.作者以“我”跟随女鱼王在水底深处发现的巨大无比的鱼作为真正“鱼王”的象征,警示人类一切行为皆以大自然的生态平衡为前提,同时也指出在大自然面前人与人之间倾轧争斗的狭隘可笑.

相对于张炜的诗性叙述,阿来的《三只虫草》将笔墨落到现实的大地上,以少年单纯美好的愿望反衬出污浊败坏的社会世相.虫草是产于青藏高原的名贵中草药.小说通过虫草的寻找和销售,以藏族少年桑吉的视角窥探官员、僧侣面对虫草的种种心态,由此延伸到宗教与牧民的关系、藏族群众日常生态、官员腐败现象以及农村教育现状等问题.随着叙事的推进,社会粗鄙的现实逐步粉碎和瓦解了童真少年关于三只虫草的美好怀想.我们看到,三只虫草包裹着少年真挚热烈的情感,承载了他对姐姐、表哥和老师所许下的心愿.而这种美好的情愫与这三只虫草在官场被策划、收送、贿赂的命运之间,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

东紫《红领巾》同样以儿童视角打量现实,但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小Q与父母之间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父母无言以对的窘迫之境,既敞亮出少年对世界充满疑惑的心理暗区,又在不经意间隐现出当下急剧恶化的道德世风.从维熙《雪娃之歌》讲述两个少年心灵成长的故事.作者把背景置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冀东乡村,以破谜的方式拨露出特殊年代少年由调皮任性到痛彻忏悔的心路历程.周李立的《火山》以文亮与父母的离别与重聚及其对父母的想象,透露出父母俱在却如同孤儿的被遗弃感,以及由此造成的阴郁情绪和畸形心态.小说以亲情空缺下的少年想象,细致呈示出少年对远在日本的父母那既依恋又痛恨、既向往又逃离的复杂心态.

中年诗学的初步贯彻

2015年中篇小说作者很多都是70后作家,他们年龄都在四十上下,还未彻底或者刚刚步入中年的门槛,而在他们的叙事中,那种中年迫近的危机感,那种灰色的压抑情绪和人生的颓败感,却是暴露无遗.他们的小说以一种漂泊的气质、一种精神重压下的灰绪,构筑这一代作家的中年叙事诗学.这是创作主体对客观历史语境和自我生存状态做出敏感反应的一种写作方式和审美姿态.

陈仓近年来以“进城”系列备受关注,而《墓园里的春天》则属于“进城”系列的后续书写,又是“扎根”系列的开篇之作.他的视点不再是城市化进城中人性的变更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冲突,而是投向混迹于都市中的农民子弟,如何站稳脚跟,如何抵御身份的尴尬,等等,用他的话说,就是“如何重新建造一个故乡”.农村人如何在城市“扎根”,与40多年前知青如何扎根乡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总归来说,两种异质人群要在对方的领地扎根,实属不易.小说中胡总编跳楼自杀后,安葬竟成了问题.小说以此暗示喧嚣都市中灵魂的无处安放.面对报社的萧条和人事的变故,陈元茫然中在一座墓园重新找到工作,但女友及家人显然难以接受.作者多次描写陈元遇到烦心事的反应:总会不由自主地转圈子.象征意味很明显,那是一种无根生存的焦虑感.鬼金《薄悲有时》同样表达了这种漂泊的中年心境.主人公李元憷人至中年,婚姻告北,前途惨淡,那是情感危机的中年,是孤独落魄的中年.而在逆境中,那种文艺青年的幻想气质不曾泯灭,他一度沉迷在某种形而上的幻觉里.然,小说多次提到,李元憷的书无处存放,这显然是对诗性无处寄生的绝妙隐喻.

与上述男性叙事相对,鲁敏的《坠落美学》和贺小晴的《一个人的瞄准与射击》则以女性的笔致呈现中年女性的精神坠落与人老色衰的焦虑,那种自我毁灭的悲剧感,那种面对小三如临大敌的压迫感,与男性70后作家小说中那种压抑黯淡的灰绪,无疑具有同构性.此种充溢着压抑感和灰绪的叙述,不免让人想起郁达夫小说中的“多余人”和“零余者”,可以看作郁达夫传统在当代叙事中的回响.正是那种挥之不去的灰绪,在我看来,恰是70后作家中年叙事的精神标志.它不同于鲁迅、余华和残雪等作家小说中所贯穿的那种黑暗情绪,很大程度上在于,70后作家生长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他们内心似乎还不足以承受那种颠覆性的自我审判.与80后作家小说中常见的忧伤和叛逆相比,70后小说那种人到中年的溃败感,似乎又显得更沉重,更五味杂陈.从作者与人物的关系来看,小说主人公的灰色生存与70后作家人到中年的创作焦虑之间,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互文性.他们游离在社会边缘,又不乏突出困境的冲动,于是陷入一种尴尬和焦虑的状态.这个意义上,关于边缘人的想象,何偿不是当代文学格局中70后作家生存处境的自况?当然,这只是70后作家自我表达的初步尝试,那种无根的焦虑感和灰色压抑的情绪,其精神纹理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其背后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有待细察和追究.

时间视阈中的人性变奏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一切存在领会的境域.事实上,从时间视界探究“存在”,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策略.本文从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心理和情感如何在时间作用下发生变异,以及这种变异所带来的现实灾难和精神困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小说领域,时间并非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关乎社会,关乎人自身的文化问题.尹学莹、李宏伟的创作特别倚重时间的结构,在时间视阈中辨析人性结构.作者别具匠心地截取某个便于揭示人性嬗变的时段,在特定的历史断面展开叙事.而从这个断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时代表面上的时间更迭,更是人性和情感的嬗变,是经由时间发酵的心灵史.时间改变一切.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沉重无比.

《士别十年》应验了它的残酷性.作者借助十年前后人事对比开辟思考向度:一个人是如何被改造成了另一个人的.士别十年,真当刮目相看?在尹学莹眼里,这个成语显然有更复杂的内涵.小说双线同构关系的设置以及关于时间的隐喻,迸发出强劲的现实穿透力.郭缨子曾是民俗研究所职员,“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当时的副主任苏了群对热爱诗歌的郭缨子欣赏有加,这是因为两人志趣相投.难以想象,十年之后,在新单位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郭缨子发生夺胎换骨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她变得善于察言观色,在官场应酬中八面玲珑.此时苏了群已当上主任,不过,对此作者没有过多正面描述,而是通过郭缨子的继任者陈单果的自杀,暗示苏了群与当年玩弄女性的季主任乃一丘之貉.锋芒收敛、棱角磨平的背后,是诗性的溃败与沉沦,而触目惊心的精神蜕变所指向的批判意味,不言而喻.

与《士别十年》相比,《假时间聚会》更凸显叙事的虚构性和游戏化,是一部解构主义色彩浓厚的小说.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颇显诡异,按照召集人方块的意思,每人都戴着面具,私下不能透露,完全是斩断过去的相逢,是面向此刻的述说.作者将真与假、虚与实等范畴揉碎并纳入叙事,以迷醉在“此刻”的想象,逐层剥离时间的外壳,击穿那些关于青春“记忆”的面纱.小说在叙述上间或以第二人称讲述,而这个“你”却是不确定的,有时是王深的分身,有时是方块的分身.这个叙述者的功能是通过拍摄这次聚会,拼接和复现那曾经的美好记忆.这种煞费苦心的叙事结构和叙述方式关乎着方块的内心隐秘,当年王深与方块、方块与孙亦之间互相爱慕,因为两两偷欢又心生芥蒂,此后三人形同陌路.而方块在弥留之际,想借助假面聚会弥补遗憾.当着知道底细对详情却一片模糊的同学,说出心中多年企盼的事,也算是在众人想象中与孙亦在一起了.现实中的幸福在他眼中是那么庸常和不可靠,以至他要虚构出幸福的结局,植入众人的记忆中,因为“现实敌不过记忆”.王深亦然.然而,翻看那些铭刻青春记忆的照片,他再也无法窜起“一条完整的链子”.作者通过不厌其烦的记忆拼贴,以及这种拼贴的无效,传达出人生陷入庸常中年后的一种深切的虚无感.

京味重现

老舍《四世同堂》的出版标志着京味小说创作的高峰.新时期以来,邓友梅、刘心武等创作的京味文化小说接续了老舍京味小说的传统,着力于开掘民族文化心理,刻绘市井气息浓厚的民俗生活画卷,同时不忘渗入时代精神,从市井众生相中折射出历史的面影.以此为参照,本年度中篇小说京味叙事同样有不俗的表现,既有对老舍京味叙事传统的继承,又能看出新时期之初京味小说的审美元素.

叶广岑《扶桑馆》内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谓同类题材小说中的上品.叶广岑的叙事以文化心理开掘见长,与自老舍以来的京味市井叙事一脉相承.唐先生的形象让人想起邓友梅《那五》中坚守节义、重然诺轻躯体的聂小轩.与聂小轩市井艺人身份相比,唐先生虽贵为日本大亨的乘龙快婿,但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民族气节使他毅然回国,甘愿流落市井以“打小鼓儿”收破烂为生,在“四清”运动中也免不了遭受批判.然,在政治动荡的冲击下,那自谦、内敛、低调、平和的性格,以及学养深厚却不显山露水的精神品格,支撑着他完好保存着顽童七格格曾变卖的物件,并在多年后物归原主.而这些物件中,任何一件若被查出都足以让他不得翻身.唐先生不仅为人本分,还熟知礼节.“礼数”描写是京味小说的重要特征.北京人将礼数看成“生活的艺术”.唐先生走街串巷,逢什么人说什么话,规矩礼路都深得要领.就此而言,唐先生与《四世同堂》中祁老人当属同一人物脉系.小说结尾,收到退回旧物后的“我”感叹道:“您真是先生,大先生!”,“先生”在这里已不只是礼貌称谓,而是一种感佩之心和敬仰之情的流露,此刻,一个人情练达又能恪守本分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读者心中伟岸起来.

肖复兴《丁香结》同样写北京大院里的故事,时间跨度上也是叙述者从年幼到老年,作为见证者讲述往事,但叙述者主观情绪要比《扶桑馆》更显在,更强烈,属于怀旧一途.作者以散文化的笔致讲述一连串人生世事的无常,由此生出无限感慨,使叙事洋溢出浓重的抒情意味.《收山》出自如此年轻的80后常小虎之手,让我深感意外.那地道的京字京韵,那老道的世情描写,多少超乎了我们对80后叙事能力的预期.小说讲述的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北京饭庄勤行景观,由此推及民间绝技如何传承和传承中人的问题.葛清凭借独创的技艺和配方,树起了宫廷烤鸭的招牌.老字号烤鸭店万唐居师傅杨越钧花高价请来葛清,且赋予他特权.从人物命名可看出,葛清身怀绝技,自恃清高.涉外考评中葛清与政府的对立,凸显了烤鸭技艺的独创性与一体化考评标准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促使葛清内心的恶念不断滋长,便有了后来放火烧店的极端行为.万唐居总厨杨越钧有如老舍《茶馆》中的王老板,里外场面都应付自如.他将“我”打入葛清的烤鸭房,名为打杂,实则打探烹饪宫廷烤鸭的绝活.而“我”夹在葛清与杨越钧之间,左右为难,但还是不负众望,终以诚心打动了曾遭徒弟背叛的葛清,习得绝技.作者从传统技艺生存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出发,以传统艺人内心的畸变及其命运照见时代的变迁.这种叙事路径颇有《茶馆》的格局和神韵,而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命运置放于时代变迁的坐标上进行思考,这在青年作家中是少有的.常小虎的创作可堪期待.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说,京味小说,又见传人?

实验探索的多样展开

关于“先锋文学”的纪念活动是2015年文艺理论界的热点,很多杂志开辟专栏对1985年文学“新潮”进行回顾、梳理和反思.我以为,在当下小说普遍重故事而轻精神的写作背景下,这些活动不仅仅是一种仪式上的祭奠,更是一次适时的召唤和呼喊.阐发形式实验在当年对抗历史的革命性意义,并检视这种缺乏现实根基的形式舞蹈所暗藏的审美误区,必然再次激发作家叙事探索的热情,推动小说实验在新的层次上迈进.就某些篇什来看,对“有意味的形式”的探求在多样的向度上展开,呈示出创作主体的审美意愿和抱负,构成本年度中篇叙事的异样风景.

《两个戴墨镜的男人》是鬼子沉寂七年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依我所见,这部小说之所以发表后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是因为作品显见的“编”的印象暗合了“先锋小说”技术实验的审美定势,由此在读者心中酿酒出一次审美的误会.其实,小说原本就是编出来的,形式上的实验并非作家的罪过,关键是这种形式是否是“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这部作品昭示出小说的来源问题,以及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艺术逻辑.另一方面,作者没有为“编”而“编”,而是一种看似形式主义实则内含着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叙事.鬼子通过显在的编故事的形式切入草根生命的生存现实,以此呈现卑微生命在苦难面前何以挣扎的过程.这种叙述以逼近文本的形式创造和逼近人本的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模式相区分,同时也证明了先锋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阿乙《乡村派出所》写法上平易、朴素,酷似传统小说,但却传达出西方荒诞派小说的审美意蕴.小说由六个小人物的故事聚合而成.“一个没有侦破的案子”中,警方为工厂寻找被盗窃的轮胎,不但没有找到,大吃大喝的费用远远超出轮胎的价钱,最后以赵警长自己掏钱买了只旧轮胎作结,而保卫科长却说那就是丢失的轮胎!而这种批判与卡夫卡小说给出的荒诞意蕴何其相似.后面五个故事以漫不经心的叙述,展示出各种层面的荒诞性.同样,陈家桥《局外人》和孙频《抚摸》则显出一种生存的荒诞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艺术化阐释.与上述突入现实的叙事探索不同,邱华栋《楼兰三叠》和阿贝尔《鹿耳韭》则将笔触伸向历史纵深处,在历史的缝隙中逼视人性的诡异和政治暴力压抑下的精神现实,检讨和反思人与时间、人与自然互相纠缠的关系.《小说选刊》对凸显形式感的《鹿耳韭》的转载,表明主流期刊对先锋探索小说创作还是充满期待的.

2015年中篇小说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创作面向,比如,田耳《范老板的》、胡学文《一曲终了》在潜伏的戏剧性*框架内挑战叙事的极限;娜彧《司马鸿的政治生涯》、麦家《军中一盘棋》、杨映川《闭上眼睛》等作品中那荒诞与反讽的人生况味;鲁敏《坠落美学》、杨红《最远的是爱情》、叶辛《情何以堪》、荆歌《珠光宝气》等关于情感的多元想象,等等,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另外,中篇叙事长篇化态势日趋明显,俨然构成一股挑战叙述耐心的创作潮流,蒋峰《翻案》和阿尔贝《鹿耳韭》都在六万字以上,陈谦《无穷镜》、石一枫《地球之眼》、阿来《蘑菇圈》、黄孝阳《众生》等作品,都是八万字左右的长中篇,张炜《寻找鱼王》和张欣《狐步杀》甚至接近十万字的篇幅.无论如何,这种现象值得关注和探究.长篇化的叙事走向显示出中篇与长篇之间的文体界限不再那么明晰,至少在篇幅上越来越难以做出有效的区分.它将对传统小说文体理论构成挑战,由此引发重新界定中篇小说文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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