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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类论文范本 跟意识形态整合和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建构----以新中国初期为中心方面论文范本

主题:马克思主义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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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连顺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新中国初期,中国积极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以党政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借此成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既巩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为顺利推进当时的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从革命党思维转变为执政党思维,在思想文化领域过分求纯和急于求成,在尊重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文化的功能定位等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偏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

新中国初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2/A8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7)02-0036-07

作者简介:周连顺,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广州 510631)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初期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历史与经验研究”(15BDJ011)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它既是中国推进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基石,也是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政党.与革命时期主要依靠武装斗争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同,上升到执政地位的中国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整合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即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使自己倡导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政治原则等“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普遍支持、普遍尊重”而具有“一种合法性权威”.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面对新中国初期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中国通过破“旧”立“新”,大力推进以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整合,使马克思主义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接受,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心理倾向,既巩固了党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也为顺利推进新中国初期的各项社会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执政经验,没有及时转变革命党思维,在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差,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探讨新中国初期中国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复杂历史背景及其历史过程,系统总结其经验,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新中国初期社会变革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当前顺利推进社会转型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新中国初期意识形态整合之缘起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新主义社会,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与之相应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们的利益关系面临重大调整.如何看待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个胜利能否得到巩固?执政的中国将采取什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国内各个阶级阶层的前途命运怎样?这些问题引发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各种思想理论观点在这里发生激烈碰撞,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为了适应并进一步推进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革,迫切需要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在引领社会发展方向、提供舆论支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指导地位,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新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但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认识的等方面的原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新中国初期还有相当的影响,旧社会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都还比较活跃.特别是广大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也愿意为新中国服务,但是,由于他们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接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不多.相反,改良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史观等社会思潮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对于党和政府推行的革命政策感到不理解,甚至有极少数旧知识分子敌视新社会.即使是党员干部,也有一些人受到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限制,对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针政策在理解上存在偏差,在各类错误社会思潮面前缺乏辨别和批判能力.种种情况表明,为了给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引领社会发展方向,迫切需要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其深入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

(二)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贯彻到学校教育之中,为社会变革创造良好文化条件

教育是培养接班人的事业,除了向受教育者传授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之外,还是传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每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显性的课程设置或者是隐性的价值观渗透等方式,向受教育者传播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意识、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阿普尔指出:“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美]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黄忠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在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方面普遍建立了国民政府的训导制度,并开设有国民党的党团课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被严厉禁止.这种学校教育不仅使得旧中国超过80%的人口是文盲,而且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通过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依附在旧有学校教育制度之上的思想意识成为新中国初期推进社会变革的一大障碍.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页. 为了给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革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贯彻到学校教育之中:一方面,必须大力改造学校的招生制度和招生办法,努力保障广大劳动人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贯彻到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三)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普及到社会文化事业之中,为社会变革塑造良好舆论环境

以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学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事业,对于民众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有着深远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引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一直把社会文化事业看成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文化事业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一方面在文学艺术创作、表演中普遍存在着脱离工农大众、丑化革命、内容荒诞、宣扬迷信等错误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又大都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极力贬低工农大众反抗旧秩序的革命行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要求社会文化事业要服务新社会、反映新生活.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变迁的滞后性,就全社会范围来说,在新中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相当一部分社会文化事业从业人员来说还比较陌生,改良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史观等社会思潮在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学术研究当中仍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有着显著冲突的社会思潮仍然不断地通过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学术研究等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给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革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普及到社会文化事业之中,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理解和贯彻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革命方针和政策.

二、破“旧”立“新”:新中国初期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主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权在全国范围之内逐步建立和巩固,各类改革也在加速推进,为了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相适应、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国积极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借此成功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当时的破“旧”就是破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其内容主要包括改造旧有社会文化事业和推动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当时的立“新”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各领域的指导地位,其内容主要包括开展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和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

(一)开展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确立理解和贯彻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共同语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错综复杂,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凝聚党内外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问题上的共识,中国和各级人民政府积极开展以党员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重点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努力培养中国与广大民众特别是党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3页. 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页. .他亲自找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劝他们好好读点哲学的书,学点辩证法、唯物论,也要学点逻辑,并特别号召广大的理论工作者热心去做“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以满足“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7页.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这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多次做出决定、发出通知,指出学习和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1951年3月,发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地“应参考草案的原则,着手在今年内有重点地利用党校和整党的教育工作来训练一批理论教员,借以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对当时党内理论教育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做了分析,指出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干部学习的内容、学制、学习方式、考试制度等作了具体的规定.同上,第122—129页. 各地党委和政府根据的决定,通过开办各种学习班、训练班,设立各类革命大学、军政大学等,组织党员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新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著作.在党的领导下,一场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和《选集》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这场以党员干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重点的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既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党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得以普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理解和贯彻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共同语言”,为在全社会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打造了广阔的政策平台.

(二)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在全社会快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从指导思想到教育制度、内容、方法等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在广大的城乡地区,上私塾是民众接受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借助《三字经》《千字文》等向学龄儿童灌输封建社会的思想道德,教学方法则基本是死记硬背.中等和高等学校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相当一部分学校还接受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的各类津贴和援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学校教育实行严密控制,在中等和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党义”、“军训”等课程,进行所谓的“信仰教育”,妄图把青年学生训练成“信仰和服从领袖”的人.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提供津贴和援助的方式对中国的学校教育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旧式的学校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旧中国社会大行其道的重要根基.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使广大青年学生更快地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学校教育来影响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知,党和政府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推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一方面,党和政府大力改革中等以上学校的课程设置,在高等、中等学校普遍开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1950年8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要求“高等学校必须废除政治上的反动课程,开设新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马齐彬等:《中国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党史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1952年9月,发出《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对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的办法和措施做出明确指示,包括“由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8—319页. 另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的组织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就在接收和接管各类学校的过程中逐步加强了各级党委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1955年3月,召开全国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加强学校中的建党工作、继续配备与培养学校领导骨干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各级党委加强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等问题.8月,批发了《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党委“认真地把学校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地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学校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党委书记或党委常委委员的分工上应有人专管学校教育工作,积极建立和健全党委管理学校教育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党委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在中等以上学校的实施,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借助学校教育在全社会快速地得到普及,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的重要社会基础.

(三)推动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迈向一个崭新的社会.随着各类改革的加速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大环境的改变,要求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服务新社会.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相当一部分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比较陌生,他们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在思想意识方面都跟新社会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帮助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更快地认识和接受新社会,减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他们的影响,中国和人民政府决定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两种途径推进.一方面,党和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当时的“思想改造的学习包括三项基本内容:(1)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的观点;(2)学习政策,即学习共同纲领、和各大行政区的重要政策文件;(3)整风,即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1—12页. .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分期分批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运动等各项政治运动,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提高.总的来说,在“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开展之前,在京津地区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采取听报告、学文件、各人总结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思想改造,这些做法虽然有一定的偏差,但基本上是健康的、有效果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得以普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创造了更好的社会条件.但是,在“三反”运动开始后,由于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群众批判运动,搞“人人过关”,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检举揭发,事实证明这些做法是粗暴的、过火的,不仅不利于知识分子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影响了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四)改造旧有社会文化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各类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影响急剧扩大,但是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有着显著冲突的社会思潮仍然不断地通过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学术研究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对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事业中“失声”、被曲解以致“消解”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给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革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党和政府积极采取各类措施改造旧有社会文化事业,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各类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

新中国初期党和政府对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造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除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社会文化事业的影响.1950年12月,政务院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确定对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医疗机关、救济机关、宗教团体等的不同处理办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4—515页. 并以此为起点开展对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整顿工作,推动社会文化事业转变到民族的立场和为新社会制度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确立社会文化事业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1952年12月,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要求“国营剧团每年应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到工厂、农村或部队巡回演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454页. .1953年9-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实际生活,用艺术的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三是对在文学艺术创作、表演和学术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批判,主要包括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后来扩大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全面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造,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在社会文化事业之中得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也在社会文化事业中逐步建构起来.但是,在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由于过分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话语权,加上思想方法上的简单粗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还发展成为文艺领域的一大冤案,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三、得失评析:新中国初期推进意识形态整合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思想意识错综复杂的状况下,为了顺利推进社会变革并进一步引领社会发展方向,中国积极探索并推进以破“旧”立“新”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整合,推动了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逐步建构起来.当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后人汲取的经验教训.

(一)既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又要照顾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科学认识中国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思想文化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状况,党和政府通过大力推进意识形态整合,使马克思主义从党的指导思想升华成为中国与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界、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得以确立.这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科学认识中国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正确理解新中国初期的各项革命方针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为顺利推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但是,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变迁的滞后性,加上新中国初期社会格局急剧变动,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进行重大调整,期望人们的思想意识高度一致,“纯而又纯”,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既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话语权,也要照顾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及其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也要坚持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遗憾的是,当时中国过于追求人们思想意识的高度一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差异,甚至简单地把思想上的不同认识、学术中的不同观点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特别是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这类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从长远来看不仅很难真正培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既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思想文化整合,又要尊重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论“三个代表”》,北京: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新中国成立之后,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积极推进以建构马克思主义优势话语权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整合,在这一过程中牢固地确立了中国对思想文化建设的领导,使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优势话语权有坚实的组织保证.但是,在推进思想文化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对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分歧操之过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一些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争论,常常由党有时甚至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政治上定性并作最后裁决.过份的行政干预和政治讨伐,不仅容易窒息学术艺术自身的发展,而且容易混淆敌我矛盾,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最后发展成为文艺领域的一大冤案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三)既要确立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又要慎重地处理知识分子问题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要求确立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发展方向.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必须正确地认识和估计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慎重地处理知识分子问题.尽管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等方面都跟新社会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也愿意为新中国服务.但是,由于当时和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不恰当地把世界观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的最高标准,一方面难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提出过高的要求,容易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容易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做出错误的判断,人为地造成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农民的对立.在推动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和简单粗暴倾向,既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工作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

(四)既要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又要把它当作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110页. 中国一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并把它看作是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文化并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而新中国初期中国在文化的功能定位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更多地看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没有自觉地把文化建设同国家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因此,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反复受到各类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文化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很难真正发挥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

(责任编辑欣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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