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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和毫不避讳他向全世界“布道”的雄心.他希望通过输出自己所力行的儒家文化,在世界文明和人类福祉的重大议题上,增加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力
吕志和“失控”了.
6月29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吕志和北京大学名誉校董授予仪式暨‘吕志和奖’座谈会”上,他登台演讲.开口不到两分钟,他忽然哽咽,哭泣起来,抽泣声通过扩音器传遍整个礼堂.1281字,3页不到的演讲稿,几次被他读得“磕磕巴巴”.
他已89岁,纵横商海70多年,见惯世事沧桑,经历过香港动荡、对手联合打压、公司股东背叛,最“巅峰”之际他的财富达到1723.8亿港元,为亚洲第二富豪,最“惊险”时股票下跌身家缩水40%.
“想起一些旧事,所以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小的时候我看到的‘国家’是贫穷、落后、苦难、屈辱的……”座谈会后的媒体访谈中,吕志和向记者解释,落泪是因为回忆起二战中日本占领香港期间,香港贫民窟的悲惨情景：日据期间（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香港发生严重饥荒,十几岁的他“目睹尸骸遍街的情况,也曾亲眼见到有人将尸体从屋内扔到街上”.他悲愤地问大人,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被人家欺负？听到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是文盲”.
这成为他在财富到达巅峰之后不断提及“和谐”“和平”的原因.2015年9月,他注入20亿港元资产作为首期资金,正式成立“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大家可以共处、心安,不要有纷争,不要去残杀,这是一个真正的目标.设立‘吕志和奖’是希望能够拥抱及宣扬和谐共享的价值观,鼓励科研创新与和谐仁爱并存,唤起世人重新珍视此可贵价值和道德观念,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减少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纷争,守护大自然赋予的美好资源.”他告诉记者.
世道
乱世的悲惨画面至今让吕志和内心伤痛,但乱世亦有乱世的生意.
香港财经作家何文翔在1991年出版的《香港富豪列传》中这样评价他：“吕志和的发达,也和多位超级富豪一样,是时势造英雄,和‘韩战’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发迹,充满了传奇性,除涉及个人胆识外,也涉及锐利的投资眼光加上一点运气.”
风起青萍之末,吕氏家族的崛起从最不济的世道中开始.清末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一批批被称为“猪仔”的劳工冒着死亡率过半的危险,登上被称为“浮动地狱”的海船,前往美国寻找生计.吕志和的曾祖父吕德盈也是其中一员.
1885年,15岁的吕德盈“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乘船从广东江门抵达美国加州一家农场,开始了在海外的打拼生涯.
这一趟以生命为赌注改变命运的冒险之旅,开启了吕氏家族的新篇章.几十年时间,吕德盈与之后追随他而去的族人在美国一步一个脚印,从劳工变成农场主人,甚至远赴墨西哥买地种菜,一度是美国进出口市场最大的华人供应商.几代人的奋斗下,到1929年吕志和出生,吕家已是江门的富裕人家.
曾祖父辈白手起家的经历对吕志和影响至深.少年时期的他坚信只要有冒险开拓、勤劳务实的精神,即便世道不济也能找到机会.
1934年,为躲避日军的炮火,吕志和的父亲吕金铨带领全家迁往香港避难.初到香港正是晚上,吕志和从船里眺望,“看到很多灯光,像星星一样亮在海面上,岸上则是乡下的夜里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亮”.
曾祖父之前在香港麻油地置下物业出租,令吕志和在“光亮”中度过了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曾祖父的长远眼光,也成为他日后从商的特质之一.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的清晨,正在学校上课的吕志和清晰地听见炮弹在香港炸响.当年圣诞夜,英军向日本投降,香港进入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据时期.
日本人的到来一夜之间改变了香港,也改变了吕志和的生活.父亲的生意因战争走到了尽头,正在读初一的他被迫结束学业.战火中,他亲眼见到日军在距离自己几米远的地方开,日常生活也急转直下,居民口粮很快改为绿豆和木薯粉,吃一顿大米饭成为奢望.
眼看着原本衣食无忧的生活就要变成三餐不继,吕志和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寻找出路.他发现很多逃难到香港的内地人都希望重返内地,成百上千人排队向日军领取通关,这些人对小零食很有需求.他决定把小食品生意作为自己自力更生的开端.
在祖母的帮助下,13岁的吕志和从倒卖花生开始积累本钱,并请来一个食品师傅,做起神仙糕等熟食加工.生意虽小,却也锻炼了他的管理能力,他学会分工与合作,自己负责跑市场、搞采购,请来的人负责制作,祖母则负责销售.从中他学习到经商的一个重要法则—“从社会现实中寻找机会”.
真正让吕志和名利双收的是一个他自己也觉得“神奇”的创意：沙河粉马仔.马仔即萨琪玛,需要面粉、鸡蛋和油.当时市面紧张,根本找不到这些原材料,他不断思索着寻找创新做法.一天,他在杂货铺看到一卷卷的沙河粉,萌生灵感,回家做起了试验：把沙河粉晒干,放进一口装满沙的大铁锅像炒栗子一样翻炒,等到沙河粉噼里啪啦爆起来之后,将沙取出,放入片糖煮成的糖浆搅拌,“沙河粉萨琪玛”成型了.
这个新玩艺儿虽谈不上好吃,但色香俱全,能填肚子又便宜,很快大受欢迎.之后,他用木薯粉代替米粉做成粉皮,以隔夜的菜头菜尾和油渣做成肉菜包,“有一丝机会就做一丝生意”.
到日本战败时,16岁的吕志和已经赚到了200万日本军票（约合50万港元）.在当时,这些钱足可以买到一条街的房子.
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重新接管香港的港英政府将港元恢复为法定货币,吕志和几年的积累瞬间变成一堆废纸.
消沉一段时间后,他从头再来,跟随姨丈学习汽车零件批发和销售,白天从学徒做起积累经验,夜间补习英文,慢慢学会判断哪些货品可能畅销以及如何整合资源,然后请姨丈从国外采购.只用了3年光景,在军票上跌倒的他再度当上老板,于1949年成立弥尔顿汽车材料行.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根据《吕志和传》记载,“禁运对大多数香港贸易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却也给小部分头脑灵活、有胆有识的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与内地同行有多年互动的吕志和,开始进行‘中港’贸易.他在新加坡大肆买货,然后突破禁运封锁,源源不断将货物销售到中国内地.没多久,原本闷声做事的吕志和在新加坡机械零件界名声大噪……”
一次偶然的机遇,吕志和认识了一名与日本政界有来往的早稻田大学学生,从对方那里了解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军在朝鲜战场剩余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包括起重机、推土机、开山机、吉普车和重型机械等.吕志和分析认为,东亚地区乃至香港正处于战后复元期,基础建设工程颇多,重型建筑工具将大有可为.于是他亲自到冲绳跟美军购买这批机器.
“有一次,我包了一条船,满载重型机械和二百多辆吉普车,总值数百万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数目,但货一到港,没过多久,这个巨大的数字就又再翻了几倍,一船水货获利以数倍计.”忆述这段经历,吕志和颇为自豪.
商道
虽做“时局的生意”,但吕志和在商业策略上属于“稳中求进”,甚至“略有保守”.
“吕志和的创新以‘小’见长,他很少有那种翻天覆地的改变,更多的算是完善和改良.竞争是商业的常态,但短兵相接的竞争对双方企业都是伤害,吕志和的秘诀在于创新和差异化.这跟他13岁时用沙河粉代替面粉做萨琪玛是一样的思路,针对不同情况,将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往前推进一步.”《吕志和传》的作者毕亚军说.
审时度势、稳中求进是吕志和从机械贸易转型到开采矿石的首要原因.“香港始终是弹丸之地,重机械慢慢就饱和了”,生意在香港运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吕志和开始意识到其局限性.1950年,战后的香港人口由1946年的不足60万,激增到240万左右,港英当局开始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房屋建设的投入,市场对建材的需求由此陡增.
“我手里有工程机器,会比较有竞争力.”借助设备优势,吕志和加入到香港拓荒的大潮中.1955年,吕志和成立一家名为“嘉华”的公司,进军石矿开采行业.1964年,他在石矿业迈出关键一步,成功投得香港最大规模的石矿场之一—九龙安达的第一开采区的开采经营权.
“在市场旺盛的时候,每一台石头开采和处理加工机器就如同一台印钞机.”嘉华早期员工林康熙回忆当时的盛况.1973年,吕志和将以大亚石矿场为核心的石矿业务以“大亚石业”名义在香港上市,开创了第一个事业高峰.
1977年,港英政府推出尖东发展计划,以优惠推售尖东首幅填海地皮,吕志和斥资6800万港元投得其中一块土地,兴建五星级酒店.当时的尖东几乎一片荒芜,吕志和拍地并建酒店的消息令业界哗然.“很多人认为我是傻子.”
吕志和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传统商业中心区的密度已经饱和,必须向外拓展,同时逐渐迈入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必将摆脱制造业驱动,转向金融和旅游服务业等,酒店行业前景可观.
工程和建材行业的底子给吕志和的酒店建设经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不仅对施工有充分的把握,还能指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修正.他希望酒店的大堂足够敞亮,提出大大减少大堂桩柱的方案：将大堂和房间分开建造,把600个客房设计成大盒子般的组件,用大直升机吊起,像垒火柴盒一样连接起来,大堂和宴会厅因此尽可能地减少了桩柱的使用量.
经营方面他则谨慎稳重、量力而行.吕志和十分清楚,当时的嘉华集团尚无酒店管理的能力,因此他制定出以特许经营模式与国际酒店品牌合作的策略,最终与美国假日酒店达成协议,成立尖东海景假日酒店（即今天的海景嘉福酒店）.
1981年,酒店正式开业,第一年纯利便近亿港元.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将触角伸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与次子吕耀南在旧金山先后建起了海港村酒楼、海景假日酒店和广场.90年代,嘉华在美国成立了StanfordHospilalily控股公司,下辖17家酒店、4500多间客房,员工3500多人.1998年,嘉华集团更成为美国第12大酒店财团.
被问及跨行成功的原因,吕志和这样回答：“因为我是带着脚跟站到这个新行业,不是带着一张白纸加支票来的.从开始做生意至今,每次投资我都会贯彻到底,成功后再考虑做第二件事,而不是‘渔翁撒网’.”
2002年,澳门政府决定,何鸿家族不再享有业专营权,通过重新招标,拆分牌照.一时之间澳门赌业群雄混战,吸引了包括金沙、威尼斯人、美高梅等在内的21家国内外财团递交标书.竞投者中,没有任何赌场经验的吕志和看似胜算不大,但在澳门政府公布赌牌归属前两天,情势突然逆转,美国“金沙赌王”谢尔顿?安德尔森宣布加盟吕志和的银河娱乐,二人最终联合争夺到拆分后的三块赌牌之一.
业界普遍认为,这个变局是银河娱乐获发赌牌的重要原因.但毕亚军分析,除善于合作外,其几十年传统酒店业务的优势以及差异化经营的策略也是其中关键因素.
“他用心领会到澳门政府以旅游为产业龙头的政策,制定出以多元化娱乐及旅游会展休闲娱乐业务为方向的方案,并且有别于竞投对手将经营中心放在澳门半岛,他把目光放在了还一片荒芜的路,提出了以88亿港元打造澳门首个大型娱乐度假村的计划.这让银河娱乐与澳门特区政府心意相通.”毕亚军说.
有句话颇能代表吕志和的投资思路：“本来可以做十件事,但为了稳妥,我通常只做五件,即使大浪来了,也不会全军覆没.”
财务上吕志和始终以“小公司”自居,谨慎中留有余地.拿到牌照后,其他公司马上推行大项目,但吕志和坚持“考虑是否有这个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不与他们同步”.
稳健的经商风格、多年积累的信誉,几次帮助吕志和度过危机.从事机械贸易生意时,因涉及禁运,美军提出需要美国驻港领事馆为他提供担保,华联建筑公司老板陈炳坤,有荣公司老板、霍英东的堂弟霍火根都站出来为他到领事馆担保说明.筹建尖东酒店时,他切实的计划最终赢得汇丰银行信任,获得融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正在大建设、大开发的澳门业遭受重创,瞬间陷入财务危机.面对金融危机的惨状,外商的处理方式是立刻终止所有项目,一天内与承建商解约,遣散劳工,向对方赔付违约金.
吕志和选择继续推进.“我们有建筑经验,加上中国人的特性,决定共同磋商,放慢进度,继续发放工资.以往一星期工作7天,暂时改成4至5天,共度时艰.虽然进度慢了,但当市场回暖,我们不需要重新招标,也不用进行赔偿,只是一通电话,所有承建商都愿意重新以全职身份上班,让我们在市场复苏中获得先机.”回忆这段日子,他强调,“我做老板数十年了,几十年风风雨雨,都是依靠平常留有余地从容走过,包括这次金融海啸,对我而言就如同没事一样.”
保守谨慎也令他错过不少时机.
“为了稳中求进,我放弃了不少机会,比如在香港房地产最火的时候,我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更有稳定性的石矿建材和酒店业务上.但我不后悔,理由很简单—来钱太快,我看不懂.”吕志和说,“我认为,发展事业,做得好比做得大更重要,做得稳比做得快更重要,站得住比站得高更重要.”
中庸之道
经商之道亦是做人之道.吕志和以绅士著称,提倡“中庸之道”,追求做非凡事,做平凡人,享平常福,个性温和稳重.
1986年获封太平绅士当晚,经过相熟的老字号,吕志和走进去以一碗牛腩面为自己进行了庆祝.在澳门业异军突起之后,他回答记者最多的就是“还是要平常心”,不想与老大哥兼球友李嘉诚及好朋友何鸿相比较.
6月29日参加“吕志和奖”座谈会当天,他亦无处不体现出极高的情商与谦谦风度：会后接受媒体访问,他首先用普通话道歉两次,一为稍微耳背回答问题可能有些繁琐,二为普通话不太流利需要粤语翻译.采访中途,粤语翻译因咽喉不适,嗓音卡顿,他立即转身,告诉对方：“先停一下,不要着急.”
对答过程,他谈话幽默,涉及敏感问题“四两拨千斤”.被问及是否选择退休,他说：“我这种年纪,退休能做什么？赏鱼也就赏一会儿,难道还和它一起游泳吗？”提及他的财富近两年增长迅速,他回应,做人不要看财富后面多三个零还是四个零,“我经常吃的还是鱼蛋粉,饮的是鸳鸯奶茶.”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三次提及“不争”、四次提及“心安即好”、两次讲到自己“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曾一度令毕亚军“挠头”.为撰写他的传记,毕亚军2015年用了一年的时间对吕志和进行追踪采访.毕亚军记得,访谈过程中吕志和特别提出不愿公开谈论或涉及他人的要求.传记完成之后,“因为难以有更多细节性的展现”,令毕亚军略感遗憾.
有几个关于“背叛”的故事,颇能反映吕志和的“中庸”之道.
1977年,嘉华旗下的安达臣大亚公司准备上市,吕志和找来两个朋友帮忙,并分别给了二人10%和7%的股份.孰料公司上市后股价重挫,吕志和听到风声说,那两个朋友把股份卖了.他不相信,约二人一起喝茶,询问真假.二人回答：“是,我们松绑啦！”
“我到今天也想不明白,这怎么能叫松绑呢？那些股份是我送给他们的,为什么卖掉却视之为松绑？”无奈之下,吕志和又将部分股票卖给了希望能够增持安达臣大亚的和记黄埔.其后却发现和黄同时在市场上悄悄收购安达臣大亚的股份,从而成为大股东.
感觉被背叛的吕志和,“内心凄凉,有着一种无力感”,连续三天带着太太到太平山顶散步.“三天嘛,就是清静一下,我知道他们出卖了我……（可是）生意还在那儿.心里面当然不舒服,当然苦啊,但是到这个地步你想怎么样呢？”最后他退出安达臣大亚的经营管理,将注意力转移到酒店业.
“他是敌人,你想着他是敌人,你便不开心.有人为难你,你应付了你便开心,他是敌人也当他是亲人.”以上经历,让吕志和变得豁达.
上世纪90年代初,吕志和来到广州,参与旧城改造工程,并打造了黄陂石矿场.当吕志和把设备运到黄陂石矿场,管理团队也运转起来之时,广州市政府向吕志和发出关闭石矿场的通知.
“我们是被当成贵宾招商引资进去的,仅特制的专用运输车就价值千万一台……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不做了……”吕志和跑去了上海.上海的投资环境令吕志和比较满意,但他也做了一些妥协.
嘉华与宝钢合作经营矿渣微粉业务,后来二者又合力开发房地产业务,效益很好,宝钢希望将置业公司变为全资公司,于是嘉华退出.跟北京的首钢合作,当利益回报显现时,“他们讲,哎呀,我们是国企,现在可以赚到钱了,因为是国企的生意,你能退了吗？”
对于这些“亏”,吕志和表示,“合作了大家就是朋友.这些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也算是我们对国家做贡献的方式.”
2003年,合作不到一年的吕志和与安德尔森因经营理念不合“分手”,将银河娱乐集团拆分为“银河娱乐”与“金沙中国”两个公司.这场分分合合究竟孰是孰非,一度成为新闻头条.“夫妻间事情,别人问你原因,你都不会说吧.”面对追问,吕志和如此回应.
2015年,口水纷争再度爆发,安德尔森公开批评银河娱乐等同业,认为它们会犯下大错,没有足够经验及能力面对竞争.吕志和通过公关做了简短的公开回应：“趾高气扬、出口伤人并非一个有地位人士所为,做人能心存厚道乃一种福气.”后来,他收到了安德尔森的道歉信.
“中庸、平和的背后也有无奈,最终成为一种智慧或者处世之道.他的‘不争’即不和别人两败俱伤地恶意竞争,找自己的思路,把自己做到最好.”毕亚军理解,对从不臧否他人的吕志和而言,“传递一些人生理念和价值观,远比讲述故事重要.”
家道
中庸、平和、和谐等价值观亦在吕志和的家庭中传递.
福布斯中文网记者吴晓波在一篇采访手记中写道：“采访吕志和之前,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分别与他的两个儿子长谈过,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基本一致：很有绅士风度,很有耐心；言辞谨慎,态度平易近人.比如大子吕耀东是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个会和记者及工作人员同乘一辆电瓶车的富豪……而在对吕志和面访时,发现其子的谦逊平和气质应该有很大部分是继承自父亲.”
吕耀东是父亲意志的坚定秉承者.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土木工程系,获土木工程学理学学士和结构工程学理学硕士.获知自己硕士毕业论文通过的第二天,他便回到父亲在香港的石矿场工作,“那天是1979年4月1日,第一天上班便做到次日凌晨两点.”
当时石矿场的环境十分艰苦,吕耀东上班要挤巴士,每天早7点起床,晚7点下班,和工友一起吃饭,从管工开始一做就是4年.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并“逐步承传了父亲坚毅的性格”.随后他跟随父亲下南洋、闯内地、探美国、拼澳门,是“走在最前面的一个”.
“吕家人对外平和,对自己却有‘不留后路’的狠劲.”毕亚军回忆,2015年5月初,距离银河娱乐二期开业只剩二十几天,他前往澳门采访吕耀东,注意到“很多工程尚未完工”.他问吕耀东：“有信心吗？”吕耀东回答：“不是信心的问题,是一定完成的问题.因为请柬我早已经提前发送出去.”
“穿着打扮朴实,不太讲究物质”也是毕亚军对吕家人的印象之一.第一次会面,吕志和的外孙女在门口迎接毕亚军,毕亚军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女汉子一样”,丝毫看不出富三代的影子.采访期间,毕亚军观察到吕志和使用的是一款老旧的三星翻盖手机,一年半过后,传记出版,毕亚军已更新换代两款手机,吕志和用的还是那款三星.
“将下一代培养成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比物质上的供给更为珍贵.”吕志和表示,他最大的心愿,还是希望后人“延续自力更生的精神”.目前,无论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表现,都符合他的期待：长子吕耀东、次子吕耀南、三子吕耀华、长女吕慧瑜、次女吕慧玲全部学业有成,第三代也都是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毕业生,并都脚踏实地.一个孙女曾在香港君悦酒店做了5年前台,学习酒店业务,一个孙子在斯坦福就读时即获得风险投资基金自主创业.香港的八卦刊物上基本看不到吕氏家族的新闻,第三代更从未在媒体上露面.
“赢得尊重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一定要社会认同你的价值,才是真正的精英.”谈到孙儿的自立能力,吕志和非常开心,“我问他创业是否需要资金支持,爷爷可以出资,他说,不用.我非常开心.”
吕志和性格温和,习惯以微笑迎人,很少动怒或者激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他的童年是一幅幅温暖的画面：从外面归来的曾祖父走进门,微笑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裹的是香喷喷的烧鹅,然后细心地问他今天做了什么,在学堂学了什么；在外玩耍过头或受了小伤,父母从不责备,反而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
为人父之后,吕志和也延续了这种教育方式.“即便早期创业最艰难的时期,工作再忙,父亲也要抽时间陪家人.”吕耀东回忆,儿时几乎每个星期天父亲都会带一家人去游泳、登山、吃海鲜、烧烤.
吕志和与太太赵锦屏1952年结婚,现已携手走过60多年人生.每年他都会安排一次家庭聚会,将所有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倾心交谈,坦诚沟通.
“我有一个目标—将来我的家族不要分散.”在家族财富分配上,他竭力做到公平,多年前便成立吕志和基金,以信托的形式管理及分配财富,以此控制嘉华的核心业务,保持家族的紧密联系.
2012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子女于嘉华集团业务的分工：长子吕耀东负责澳门业务,香港及内地地产、建筑业务由三子吕耀华负责,美国业务交予次子吕耀南,长女吕慧瑜负责香港酒店业务,行政则由小女吕慧玲负责.
他表示自己很难预测孩子们未来会不会有分歧,也了解到人性总会有弱点,并不指望下一代完全没有分歧,只是希望即使有争执,也要互相体谅,适可而止.“人生得失,很难说什么是多,什么是少,对我们来说,财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会影响到人生的幸福,还是那句话,知足常乐.”他说.
布道
与经商和处事的态度一脉相承,关于财富,吕志和亦沿袭中国最传统的价值观：济弱扶贫.
上世纪70年代,他即是香港狮子会和荃湾仁济医院等慈善机构的成员.70年代末他加入香港东华三院（香港历史最久远、最大的慈善机构）担任总理,1981-1982年出任东华三院辛酉年主席.
东华三院曾持有港灯、置地等上市企业的大量股票,前任主席卖掉这些股票将资金存到英国保诚公司做投资,但收益相当有限,而这笔钱主要用于员工的退休金.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当选东华三院主席之后,吕志和决定向保诚取回这笔投资做更合理安排,但遭到保诚拒绝.生意场上惯来讲究以和为贵,极少树敌的吕志和,为此向保诚公开宣战,撂下将会有所行动的“狠话”.在各方不断努力下,最终港英政府拿出6亿元,弥补了东华三院的损失.
2012年,吕志和获颁“大紫荆勋章”.颁奖词中写道：“吕志和博士长期参与社会及慈善服务,表现卓越,尤其对本港各界组织慷慨解囊,并支持商界与政府合作,济弱扶贫.对教育、医疗、文化艺术、救灾及其他善举,均大力捐助.”
致力社会与慈善服务的过程中,吕志和不断思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发现,世界大战结束了,人类物质世界变得空前丰富,困惑却并没有减少.“我们正处于物质和科技最好的时代,但还有许多互相猜忌和残杀的事情.世界上有各类不同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为何仍然解决不了现今的矛盾呢？”
他认为,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阶级分化、社会矛盾激化、政治纷争,甚至战争这一系列的不和谐与危机,“很多都是因为贪欲膨胀和人性道德沦丧所致”.如果无休止地追求物质与科技,忽视精神道德对人的引领,最终得到的不会是福祉,而是失控与过度对人性和德行的破坏,以及由此给社会秩序和人类精神世界造成的危机.
2013年,是吕志和商场杀伐的第71年.这一年,他成为仅次于李嘉诚的华人第二大富豪,站上财富巅峰.
他开始考虑一件事.“虽然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奖项,但还没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不受种族、文化、宗教或国籍限制,以团结和鼓励世界不同文化人士改善人类福祉为宗旨,服务全人类文明道德的奖项”,他决定填补这个“空白”.
两年后,以推动“世界文明”为目标,输出正能量价值观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式成立.
“这显然是一个充满雄心的计划,这种雄心并不仅体现于吕志和在首期便为奖项注入20亿港币资产,而更在于奖项试图达成的目标—输出某种价值观.”有媒体评价.
吕志和并不避忌这种向全世界“精神布道”之说.通过这个奖项,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尤其深深烙印在他身上,对他影响至深的儒家思想,能够帮助中国乃至全球社会走向内心丰盈,获取社会和谐安宁的力量.
从2016年起,“吕志和奖”每年颁发三个奖项：持续发展奖（促进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人类福祉奖（促进世人福祉）、正能量奖（倡导积极正面人生观及提升正能量以振奋人心）.每名获奖者将获得2000万港元奖金.
每年,“吕志和奖”每个奖项类别会有一个关注领域.今年“吕志和奖”的颁奖时间为8月,关注领域是发展可再生资源、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扫除文盲.
这个奖每每会引发吕志和回忆往事,不能自已.
2016年,首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颁奖完毕一个月后,同样因为回想起日本占领香港期间饿殍遍地的悲惨情景,在接受FT中文网的采访时,吕志和“忽然哽咽起来,大滴眼泪从眼眶滑落,嘴唇颤抖,说不出话”.
晋代葛洪《神仙传》载：仙女麻姑对仙人王方平说,他们相见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80多载世间浮沉,吕志和见惯世事如沧海桑田,依然无法从脑海中挥去当年那些噩梦般的战争画面.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争没有什么好处的,能够心平气和下来就好了.大家可以共处、心安,不要有纷争,不要去残杀.”他不断强调“不争”.
他希望通过“吕志和奖”,传递一些不因世事变迁而偏离的“正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包括中庸之道、和谐之道,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应该被重视,用以建设和平、和谐的社会.”
作家莫言是“吕志和奖”的奖项推荐委员会成员之一.接到“吕志和奖”组委会邀请时,莫言是拒绝的,但另外一名推荐委员会成员,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从香港赶了过来.“下午下飞机,晚上马上走,就专为过来说服我”,莫言被打动了.
除了莫言与刘遵义,“吕志和奖”的组织架构里还包括香港前特首董建华与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圣公会前大主教罗云?道格拉斯?威廉斯、牛津大学荣休校长科林?卢卡斯等人.
“参与了之后,我才发现所有的同事中就我一人不会讲英语,又增加了组委会的一项翻译成本开支.”座谈会上,莫言以一贯的幽默发言,“我是个农民,能产生的作用就是能从农民的角度贡献一些建议,比如挨饿是我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第一届我就推荐了袁隆平,第二届我又从粮食角度想到了预防气候变化.”
区别于莫言的“粮食角度”,座谈会后的媒体访问中,吕志和再次强调“吕志和奖”在精神与价值观层面的雄心.“希望‘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可以传扬中华文化中提倡的优秀传统价值,让仁爱、和谐与中庸的精神滋润更广阔的世界.也希望‘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持续发掘出改善与应对新时代问题的卓越探索、杰出智慧和伟大心灵,为开创和建立新的文明与秩序做出贡献.”
有记者问他：“每一个企业家可能都希望留给后世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洛克菲勒,他可能是石油的代名词；卡内基,虽然他是钢铁大王,但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存在.那么对于您呢,您更希望在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后,后人提到吕志和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什么？”
吕志和听罢爆发出整场采访中最响亮的一阵笑声.“我是一名香港人,在香港我就是一个企业家,这些公事、私事、慈善事,我已经做得很多,也得到了很多头衔,但其实事情做了很多也就不再需要去有任何炫耀.最重要就是自己能够心安,能够去享受当下,不要过多地去思考,想一些别的、太远的问题.”他说,“关于几百年之后人们的看法,古语有一句话说,‘富不过三代’,我觉得每个人如果能够不（只）为自己,更多地想到去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就会更好.”
（毕亚军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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