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悬崖边一棵倔强的树,该文是曾卓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曾卓和悬崖边和倔强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曾卓论文参考文献：
主持人语
曾卓（1922—2002）,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曾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
曾卓的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由此创作出的诗歌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高度统一.本期推出两篇研究曾卓的论文,张文杰《曾卓：悬崖边一棵倔强的树》指出,曾卓总是怀着一颗博大仁爱之心,用自己嘶哑的歌声热情地赞美博大的爱,这使得他的诗作散发出迷人的庄严之光,呼唤着沉睡的灵魂,激励着迷茫的民众,而他在逆境中守护诗人的尊严,不放弃诗歌创作,其“倔强”的艺术品质更令人钦佩.徐鑫《曾卓诗歌的时代精神与象征表达》从“民族国家的关切与忧思”、“理想与忧患的诗性建构”两个层面来阐述曾卓诗歌的时代精神和象征寓意.两篇论文都有一定创见,对推进曾卓诗歌的深入研究具有一定助益.
——张德明
张文杰
曾卓(1922—2002)是“七月诗派”中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上个世纪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面对故土家园满目疮痍的山水草木,诗人的心中燃烧着充满焦虑的情感,在“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1],他的诗最大特点就在于情感的质朴真实.如果说“七月诗派”的其他诗人如田间、阿垅、牛汉、绿原、化铁等呈现给读者的是刚毅、道劲、奔放、粗粝的力的美的话,那么曾卓的诗歌散发出来的是柔韧的美,在热情、豪放之外另有一层忧郁和对苦难的深刻体味.“七月诗派”的重要特征就是充满鲜活有力的生活质感,因为这个流派一开始就诞生于抗战到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之中,其诗歌作品大多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传达了当时人民大众抗击日军侵略和国民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精神,因此“七月诗派”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七月诗派”的命名来自文艺理论家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由于这派诗人立足于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理论,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要求“突进”到“生活的底蕴”中去,因而他们的诗作敢于直面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泪水,它不是声嘶力竭的口号宣传,而是更多地融化了诗人自身的血肉体验,有着鲜活生动的主观色彩.曾卓可以当之无愧地看作是著名的“七月诗派”的领军人物.从20世纪30年始,诗人就动笔写诗.到了1955年,因受所谓“胡风反党集团”冤案牵连被捕入狱.1979年平反后,作为“归来”的诗人,先后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随笔集《听笛人手记》等,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199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曾卓文集》.然而在这个日新月异、“新人”辈出的时代,曾卓的诗却很少有人提及,受评论界关注较多的往往是他“”时期作为“潜在写作”的诗作.事实上,曾卓诗歌的确有着“潜在写作”的性质,无论抒情诗还是哲理诗,无论写战争、写苦难、写流放者的孤独、写“归来”后的喜悦,他都是孤独并执著地坚持着他一贯的诗美追求：用浸润着“爱”的深情笔墨抒写“心之歌与爱之歌”.无论是解放前作为“七月诗派”,还是1955年以后作为“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还是平反后作为“归来的诗人”,曾卓都坚持于自己内心的选择,与美的寻求者,他始终像站在悬崖边用嘶哑喉咙歌唱的一棵倔强的大树,任凭风吹雨打,屹然独立,我行我素.
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悬崖边的树》已勾勒出诗人的倔强品格：“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足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诗以深邃的意象托物喻志,写出了让灵魂颤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诗人深刻地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和政治运动的磨难,于是,这棵“树”成为“”中备受苦难的一代受难者形象,又如罗洛所言,“这是眷恋着乡土、经历着苦难而又怀着坚定的信念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2].但是撇开诗歌的产生背景看,这首诗历久弥新的意义在于,“这棵树”的形象可以是任何一个笑对困难,坚忍孤绝地对抗厄运的生命强者的象征.在人生的低谷中,在无边的孤独中,还能“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是需要很大的生存勇气的,显示了诗人对未来和理想充满乐观主义的向往.尽管“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尽管“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逆境中的飞翔姿态不正是诗人自身一种昂扬的生命姿态吗？树在的蹂躏肆虐之下,即使枝干不断被摧折,形体变得弯曲,不复挺直,在外来强大的各种压力夹攻下,连身体也几乎要跌进深谷,但它却仍然顽强拼命地为生存的一线希望抗争,这种摧不毁、压不倒的意念使它要摆脱这一切,要迎着风霜雨雪,展翅飞翔.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树,而深层是写人,写诗人自己,也是写那个严酷时代的受难者.他们在一场场奇异的政治风波中,一下子由社会的中心被抛置于社会的最边缘.尽管他们有困惑,有不满,有许多委屈和误解无法申辩和表达,但他们并不自暴自弃,更没有走向沉沦,而是在艰难时世和危难的处境中坚守人的本质———独立不倚的人格.他们远远地关注着时代的变化,聆听着时代的涛声浪语,虽然孤独而寂寞,但决不畏缩、亦不绝望,而是顽强执著地凝视着远方,俨然就是悬崖边一棵棵倔强的树,所以这首诗是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柯岩在中国文联第四届文代会上的讲话讲到“这是痛苦的形象又是欢乐的形象……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在黑暗中发光．在痛苦中歌唱,在烈焰中飞翔,铁链锁不住他心灵的翅膀……”[3].这种生命的韧性呈现了诗人对生命本体的热爱和永不服输的硬汉精神.同时,诗歌表达经过高度的意象化和拟人化,树的命运和境界跟人的命运融化在一起,情感与哲理高度融合,使得这首诗具有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国内研究曾卓的学者罗振亚、龙泉明认为曾卓的人与诗是“新诗历史的‘精神化石’.”[4]他们分析了曾卓5岁时即被生父遗弃的人生际遇,黑暗苦难的社会氛围,臧克家、艾青诗歌情绪基调的感染,所有这些铸造了他忧郁、敏感的内在品质和“纯真浪漫而更多忧郁的心理气质结构”.因此,曾卓的早期诗歌创作当之无愧地成为记录那个时代复杂变迁的历史见证.写于1936年的处女作《生活》虽然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模仿当时的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烙印》,但却多少也抒发了抒发少年诗人当时对生活的烦恼、迷茫的真切感受：“生活像一只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浆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漩涡”,构思简单,表达稚嫩,但却也充满哲理性的深度思考,显示了诗人最初的创造才华.接着诗人将自己对那个时代激变的复杂感受作了文字上的回应,用诗句来描绘那个新旧叠加的时代,这些诗歌作品有《那人》、《来自草原上的人》、《埋葬》、《行列》、《熟睡的兵》,还有《乞丐窟》、《一撮土》、《夜城》、《市外》、《疯妇》和散文诗《倾听》等.这些诗歌作品没有当时大喊大叫的空洞呐喊,也没有故作高深的古典吟唱,而是质朴真实地描摹出水深火热的民族灾难中的深度体验,以凄美飘忽的诗性思维感受着时代风云的变幻,踩踏着时代急促的节拍,用冷峻凝重的笔触表现着民族的苦难,以饱醮情感的语言抒写对祖国母亲深深的爱.如《一撮土》:“紧紧地 紧紧地握着吧／从受堆的大地上抓起的一撮土/黑黝黝地闪光／柔软而浸润／散发看淡淡的香气不要凝视呵／那每一粒细沙的上面／都沾染着诗人的眼泪和战士的血”.诗人有时给我们描绘的是哀哀无告的后方穷人到处逃难的惨淡凄凉境况,有时呈现给读者的是为捍卫故土亲人的生存而冲锋陷阵的前方士兵在捐躯疆场的壮烈情怀,诗人的深度体验和清丽凄切的表达打动了许多当时的文学读者.《疯妇》向我们描写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疯妇形象,蓬乱的长发在晚风中飘散,带着红丝的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她突然并发的狂笑如尖刀刺进人的胸膛”,最后在风雨中倒下了,“沉睡的夜色/盖在她渐渐僵冷的身上……”诗人看到的不幸、痛苦、欢乐是与社会和时代,尤其是与广大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写与时代脉搏和时代主流相契合的诗歌,未必全是充满阶级斗争意识的豪言壮语和气吞山河的诗句,而充满诗意的真挚和轻描淡写的纯净对话,照样也能勾起读者心酸的回忆和激发他们的内心炽热的愤怒,如诗歌《那人》：那人问我怀念家乡不 / 说起童年时下雪的日子/我们在雪地上/扑雪人打雪仗/那人说：/“现在是真的在雪地上打雪仗了”.“那人”是谁呀？就是那些在披着北方风沙,穿着灰色棉军衣,脸色与土色一样的奔波在前线而从不说苦的抗日战士.他从战场上回来,在重庆的破壁残垣前看到亲人流离失所,他痛苦地皱眉,说自己很思念部队里的那匹大红马,但从不说苦和累,最多“只是笑了笑”,刻画出了憨厚亲切、朴素坚强的前线战士的质朴美.抗战时期,当“灾难的洪流,痛苦的洪流”侵蚀着华夏儿女,人们“陷落在饥饿寒冷的深巷里”,大地“展开被蹂躏着的愁苦的面容”时,诗人“从郁结的感情里/喊出了愤怒,喊出了反抗,/喊出了敌人的灭亡”（《来自草原上的人》）.即使是在《病中》,诗人两颊削瘦,“脸/枯竭的黄着”,眼睛“如同一口干涸的古井”,他想到的却是“在战争中的如火如炽的日子/弟兄们的英勇的死亡”, 他责备自己：“我怎么能够长久地躺在床上呢”,“我应该将脚步伸进历史巨大的鞋套/夹在浩浩荡荡的歌唱人群中”.诗人深深地热爱着祖国人民,关怀着祖国人民的命运,向往着火热的战斗的心情.曾卓关注的是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难,诗人的心满溢着爱,“生活的激流、时代的浪涛、人民的呼喊（那有时是无声的惊雷）撞击在他心上,发出回声,使他情不自禁地歌唱.”[5]他眼里噙着泪,是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但他流泪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一样贫困无助的我们自己”(《生活》).曾卓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象泪那样湿润,象血那样流动.
曾卓怀着一颗博大仁爱之心,用自己嘶哑的歌声热情地赞美博大的爱,这使得他的诗作散发出迷人的庄严之光,呼唤着沉睡的灵魂,激励着迷茫的民众.动荡、贫穷的生活体验,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使曾卓年轻的血液中早早埋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他一面用心洞察和体验着祖国母亲的苦痛,一面思绪翻滚,用笔抒发心中的忧愤与挚爱.不管是对旧中国农村的贫困凋敝,还是对下层劳动人民忍辱负重、流离失所的描写,无一不是那颗赤胆忠心向着苦难的中国发出的声声呐喊！长诗《母亲》简直是用血泪书写内心的痛苦与：“母亲！只是因为深深地爱您,深深地爱着这一代,如您一样的／被时代的车轮,轧伤了的母亲们,我热望带给您幸福的暮年,／带给后来的母亲们,不再如您一样悲惨的命运”.这首诗作于1941年是为怀念武汉沦陷后在举家逃难的途中从此失踪了的母亲而写的,诗歌用叙事的语言讲述母亲的悲惨命运,字字血声声泪.因为诗歌产生的战争文化氛围,诗歌具有了深层的象征意蕴.
不只是在战争年代,那怕在建国前后,诗人也是对国家和人民充满了忧患意识.曾卓把对生活与生命的爱,转化为诗意与理性相结合的哲理化思考,使得他的忧患意识同时能建立在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注上.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充满政治动荡与喧嚣的年代,诗人的歌声中,依然无悔独自地唱出对未来和生命的赞歌.这种爱是温情的爱、广博的爱、包容的爱,延续着诗人的生命,因而也是诗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变的情怀.当时的现实十分残酷,在诗人突然遭遇厄运之初,在那个没有什么人可以信赖的扭曲时代,诗人总是期望在这样强烈的不断追问中坚定自己对爱的信念.写于1961年的《有赠》、《我能给你的》,以及写于1971年的《感激》、《无言的歌》,则表达了诗人对在风雨交加的情景中一路走来,陪伴他、支持他的爱人的朴素而真挚的感激之情.其中《有赠》写道：“我能有力量承担你如此的好意和温情么”,这种在自己身陷困境而心灵伤痕累累的遭遇中,仍希望能带给爱人幸福的自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最感人最真挚的呈现；在《我能给你的》诗中,诗人的告白是伤感的,同时却也流露出爱的真诚：“我一无所有,“我能给你的只是一个小巢”,但是,“为你,为了安慰你的寂寞／我愿献出一切／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在《感激》中,诗人进一步清晰地表述：“即使在炼狱的烈火中,我也决不／因为耳边响若你的一句活：我愿随你永不超生”,可“我”宁肯自己接受政治风雨的洗礼,又怎能让“你”受到一点损害,“我”要的“仅仅是你的一句不必兑现的诺言／让它培润我有时枯萎的勇气”,希望得到的知己的交流和真理的声音.
1977年粉碎“”之后,诗人像重新诞生了一样,成为一个“老孩子”,他对未来充满希望,重新焕发出生命,写春天,写大海,写梦想.“它将自己的歌和生命,一齐溶于春天的阳光”——《鸟和春天》,《老水手的歌》、《生命的激流》、<征服大海的人》、《海的梦》等一组写大海的诗歌寄托了他对生命的思考：“海在我有时是梦想的象征,有时是生活的象征,有时是生命的象征或人生的象征.我对海的赞颂,是与我在不同的时期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相联系着的.”[6]阱经历了人生大风大浪之后．诗人理解了海的激越汹涌宽容博大也理解了生活的丰富与复杂,生命的运动与永恒,如《扬起的帆》：“为了驶向永远没有终点的彼岸／扬起的帆像旗帜,永远披着吹向未来的风”.并在对生活的爱中找到了青春和永恒——《是的,我还爱着》：我爱/不像年轻时那样热/却比年轻时爱得更深沉／爱是我的青春.
对于诗人来说,1955年5月16日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时间节点.正是从那一天起,满怀理想的诗人曾卓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换———从一个真挚的诗人变为一个政治的囚徒,从共和国的功臣一变而为共和国的罪人.从那时到1976年,物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与精神生活中最困厄时光的交织,就构成了诗人一生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事隔多年之后,诗人还不无伤感地追忆道：“我被卷入了一场风暴.……更意外的是我竟也被卷入风暴的中心.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7]但诗人对生活真理和美好的追求始终没变,始终就像悬崖边那棵被暴风雨袭来之后,虽然也许会左右摇晃一下,但之后始仍然刚毅倔强地站立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接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打击.也许了解是诗人莫过于诗人,莫过于自己最为知己的好友.牛汉就这样评价他的诗句：“即使是遍体鳞伤,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诗句的“节奏与意象具有迫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它们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曾诗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诗的情调多半是温和的”[8],这些评价都是很精到的.
当代美学家刘纲纪认为曾卓的诗歌“哀伤中含着欢快和希望”、“创痈中有进取和新生”[9].动荡的年代、战争的生活、奇异的风暴,又使诗人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有了深刻的体会,对日常人生有了深切的认识,于是,纷繁复杂的生活给了诗人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使他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和人生的价值.因此,曾卓的诗又显示出较强的思辨色彩.由于当时写作不是为了发表,而只是为了排解心中的烦忧和抒写自己的心灵正是在无功利的状态和反复锤炼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凝聚着作者对生命和人生思考的新奇意象.
参考文献
1.曾 卓：曾卓文集·第 3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357.
2.罗 洛．评《悬崖边的树》[C],崖边听笛人——曾卓研究文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535．
3.柯 岩．为新诗和文艺队伍说几句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J]．诗刊,1979(12):12-13．
4.徐 鲁,田 野．崖边听笛人：曾卓研究文选[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2001：6.
5.转引余 辉. 曾卓诗中的博爱情怀[J].高等教育,2013（23）：1.
6.曾 卓．我为什么常常写海[C].曾卓文集(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1993：384．
7.曾 卓：曾卓文集·第1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379.
8.牛 汉．一个钟情的人——曾卓和他的诗(代序)[A]．曾卓．曾卓抒情诗选[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7．
9.徐 鲁,田野．崖边听笛人：曾卓研究文选[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2001：67．
概括总结: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曾卓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曾卓和悬崖边和倔强相关曾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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