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语境中的碎片化和泛一体化新和批评的人性话语考察,本文是关于新世纪相关论文范文资料与语境和新*和话语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新世纪论文参考文献：
陈进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关键词：新；文学批评；人性话语；开放与封闭；自我修复
摘 要：人性话语在新和批评中出现碎片化与泛一体化的嬗变.在文化内涵上,从“私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言说方式从“人性”转向“人民性”.创作与批评中的人性话语在断裂语境中呈现分化与弥合的特征.从哲学本质来看,人性话语的感觉化与自我化的思维出现分离,转变为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和吊诡.从价值取向来看,人性话语阐释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被否定和自我否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构建了新的人性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8）-141-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8.04.019
The Fragmentation and Pan Integration in the Fracture Context： A Depth Analysis to Human Discourse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 in the New Century
CHEN Jinwu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3）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new century；literary critici；human discourse；open and close；self-healing
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and critici of new century, human discourse has undergone the tranutation of fragmentation and pan-integration.In the cultural sense,from “individual literature” to “national literature”, the mode of human discourse had changed from “human nature” to “people’s nature”. Human discourse had the feature of differentiation and assoc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fracture.In the philosophical sense,the perception and self-thinking of human discourse were separated and tranormed into contradictions and paradoxes between openness and closeness.In the value sense,the valid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discourse were questioned,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self-repair was ob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negation and self-denial, and a new system of human nature value was also constructed.
世纪之交以来,文学观念是在多元化与碎片化的层积基础上泛一体化的重新形成,其中隐含的现实信息与文化体验,给新带来了新活力.在这种境遇中,新创作与批评显出求新求异的姿态.个性言说、表达、文化想象等都被整合到“泛一体化”的文化逻辑.不少作家失去思考能力与表达勇气,弱化了生活敏感和人文关怀,陷入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可以说,新世纪的人性表达在断裂的新状态中出现碎片化与泛一体化,并在分化与弥合中表现出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思维特征.恰是思维方式上存在矛盾与吊诡,人性话语在价值指向上出现否定与自我否定的纠葛,但同时又在其中得以自我愈合与修复,从而构建起新的人性价值体系.
一、断裂语境下人性话语的分与合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伤痕到先锋、从朦胧诗到后朦胧诗、从个人化到私语化等,每一步似乎都在超越的同时宣告一个时代终结.但每次超越又似乎徘徊在文学起点.正如李扬所说的：“我们总是被乐观/悲观,理想化/现实化,积极干预/消极逃逸的叔本华式的人生钟摆模式所控制,于是产生了文学创作态度的循环现象.”?譹?訛李运抟认为新只算是90年代文学的延续,并未出现新特质.?譺?訛其实,循环论和新质说都指向新是延续90年代文学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确定结局.暂不论该论断合理与否,问题关键更在于,新出现的文学事实是否提供了改变时代文学走向与性质的新内容.世纪之交以来,断裂成为必然,“表面上看来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它“不同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时代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是“分裂的.”?譻?訛可以说,社会意义上的断裂宣告了以平等竞争为旨归的市场规则成为神话,由此建基于利益平等的文化多元化无疑难以实现.这种断裂判断不仅呼应了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断裂,而且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创作与批评中人性话语的分化与弥合.
在世纪末的“断裂事件”中,朱文坦言：“这一代作家的道路也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即：接受现有的文学秩序成为其中的一环,或是自断退路坚持不断革命和创新？”?譼?訛韩东则宣称：“断裂,不仅是时间延续上的,更重要的在于空间,我们必须从现有的文学秩序之上断裂开.甚至,在同一时间内的划分意义更为重大.”?譽?訛可见,断裂已成为新发展包括人性话语流变的外在趋势与内在逻辑.事实上,新世纪的断裂并不是整体与整体的非连续性的割裂,也并非话语与话语的简单过渡或转换,而更是一种裂变.一方面,主张断裂的作家主动告别同时代作家的阵营（包括同时代作家的分化）,并不纯粹是回归个体意义,而是决绝的分化；另一方面,新世纪创作与批评中人性话语呈现多样化、碎片化的特征,总体性话语被杂语所湮没.
从文学创作来看,韩东主编的《他们》以告别民间和凸显个人为写作立场吸引了一批向“他们”靠拢的诗人.在韩东看来,“他们”构建的是“一个（个人化的）乌托邦,一个文学梦,一个精神空间”的崭新文学秩序.“他们”并不具有集体内涵,而是个人意义的言说.不过,他们所强调的是写作者对个体经验的深度开掘和真实传达,而个体和个体的关系是纯粹的艺术关系.实际上,“他们”的提倡表现出人性话语从政治色彩浓厚的“我们”,到个体意识鲜明的“我”,再到总体性缺失、碎片化层积的“他们”的流变脉络.韩东、朱文等作家合力制造了文坛断裂事件后所寻求的自我保护仍是以小说创作为有力武器.1999年,韩东主编“断裂丛书”第一辑,收入了楚尘、吴晨骏、顾前、贺奕、海力洪、金海曙等人的作品.2000年,楚尘主编的“第二辑”收入韩东、鲁羊、张旻、朱文等作家的小说.可以说,这既是他们“断裂”主张的有力实践,又体现出人性话语碎片化与泛一体化并存的特征.比如,朱文《我爱美元》（1995年）刻画了父与子两个平等的男性.此后的《扎根》《我和你》《障碍》《达马的语气》等小说则把性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甚至将其作为人的本能的展示.这种对于人性阴暗、身体、、性等的泛滥描写,不仅是新世纪作家书写现实与表现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成为他们人性表达的主要方式.其实,这恰是高举“断裂”的作家与同时代作家在人性话语操持上既分裂又一致的体现.
更多作家力求展现原生态生活、残酷现实与人性本质.《抉择》（张平）、《沧浪之水》（阎真）、《国画》（王跃文）、《青瓷》（浮石）等小说写知识分子的金钱欲与权欲,核心诉求是批判与忧思官员的人格分裂与人性善恶交织的情态.描述大学场的小说如《精神隧道》（金岱）、《沙床》（葛红兵）、《高等学府》（裴文）、《大学纪事》（汤吉夫）等既描写了大学的明争暗斗与人情冷暖,又探寻了教授的人性污点与心底晦暗.新世纪网络文学在类型之路上狂奔.奇幻、仙侠、架空、后宫等小说热衷表现社会的光怪陆离与人性的炫丑溢恶.显然,这些文学主张很大程度显示了新世纪作家及其创作的分化,实则表征了人性表达在断裂语境中的分化.如裴毅然所言：“90年代文学人性呈现向内收缩的总趋势,即表现为个人关怀.尽管这是一种历史需要（或曰历史必然）,为自然性争得名号打下江山.但是,个人关怀的负面则为难以掩饰的庸俗化与琐碎化.”?譾?訛这种个人关怀并未离开停靠的历史码头朝彼岸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怀远航,而是在“难以掩饰的庸俗化与琐碎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与此相应,新世纪的人性言说继续向内收缩甚至发展成以表现人性之恶的趋势.如此,既表明了新相对90年代文学的断裂与分化趋势,又显示了人性话语在分化中自觉不自觉的弥合.
从文学批评来看,新世纪的人性言说聚焦人性的具体与抽象、普遍性与一般性等问题.管宁认为,普遍的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如食欲、性欲、享受欲、进攻欲、获取欲等”,而具体的人性“是人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之具体环境中的表现形态,这些形态在现实中则体现为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反映着人的心理和行动的需要.”?譿?訛在此,他肯定了具体人性与抽象人性并存,一定意义上“终结”了长期以来关于人性是具体/抽象的争论.这种“终结”正体现了人性话语在断裂语境中的告别“断裂”和自我愈合.韩德信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讀?訛其实,韩德信的人性的生物性/历史性和管宁的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本质一致,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性“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尽管两位学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共通,但韩德信对人性是从“绝不仅仅是”到“更是”的判断有着人性的社会性高于自然性的意味,这与管宁指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构成完整人性的表达存在一定分歧.
早在90年代中期,章培恒与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引起批评家对文学和人性关系的讨论.他们撰文指出“文学的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人性的发展,并反映着人性的状况.”?讁?訛陈辽在《文艺报》撰文得出与章培恒相反的结论.?輥?輮?訛裴毅然和徐珂也提出商榷意见,前者在章的论说基础上探讨了人性问题,?輥?輯?訛后者则在与陈、章、裴商榷基础上提出人性问题要“正确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輥?輰?訛这场关于文学与人性关系问题的讨论并未结束.王元骧撰文与章培恒、黄修己、邓晓芒等也展开了讨论.一是对待普遍人性的态度问题.黄修己从人性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力图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全人类性的阐释体系.”?輥?輱?訛王元骧则质疑黄修己“一味地去追求和发掘所谓‘普遍人性’,以此来求得别人的认可”,牵强描绘一条“从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尤其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开始,后来有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学自由论,等一直延续到如今”的人性流动线索.?輥?輲?訛二是人的一般本性的内涵问题.对章培恒认同的人性是人“自然本性”,王元骧指出：“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只是一个理想的尺度而非现实的尺度.”不难发现,王元骧并不赞同将马克思的“人的一般本性”当作人的自然本性,一般人性是“一种没有现实内容的抽象设定,一种排除了社会关系的纯心理的描述.”他同时反对将人性抽象化,并把人性与社会性分离,认为“反映生活、认识生活是诸多功能中的最基本方面”等.
以上言说表明：关于人性的讨论显出批评家对人性理解的分化乃至对峙.尽管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不存在如阶级性/人性、政治话语/人性话语的根本对立.归根结底,关于人性问题争论的分歧恰恰说明作家和批评家对人性的肯定.这种“分/合”还体现在对文学评价采用何种标准的问题上.王元骧指出：“我之所以不赞同文学评价中以与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为标准,决不是意在鼓吹阶级斗争,要求通过作品来煽起阶级仇恨.文学确切是一种美好的东西,许多作家也确实都是抱着美好的理想,为实现人类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来进行创作的.”?輥?輳?訛燕世超则把人性标准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标准：“人性关怀是马、恩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人性体验是艺术思维的主要动力”“人性内容是马、恩文学批评的重心.”?輥?輴?訛从表面看,他们看待人性的标准不同,显示分化姿态；但从深层看,王元骧“不赞同”主要因为目前实践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不好的”,并不反对文学评价中的人性标准.在这一意义上来讲,上述不同标准不自觉地自我弥合了.
很显然,新与批评出现从人性转向人民性（或从人性到性）的嬗变.与话语转变相适应,“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主流话语的关键词,学界对其采取重新阐释的策略,即“把‘以人为本’的‘人’仅仅解释为广大人民群众即‘人民’,于是这个命题实际上变成‘以民为本’了.”?輥?輵?訛尽管“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不能完全划等号,但也在特定意义上表明了新世纪以来具有独立价值的人性向着泛一体化的人民性、性或的转变.进而言之,这种新的人民性的生成正反映出新世纪人性话语在分与合中充满矛盾与吊诡的思维特征.
二、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与吊诡
白烨曾指出：“80年代的文学演进是以政治浪潮为主导,90年代的文学演进是以经济浪潮为主导的话,那么,新则是包含了政治,也包含了经济,还包含了以前所没有的媒介、网络、信息等多向主因的合力推导的文学演进.”?輥?輶?訛这一切构成了影响新发展的新因素.世纪之交以来,文学遭遇的一元、多样和断裂是客观存在,深刻影响了人性话语的新变.从积极意义上来说,一元和多样有利于文学发展,尤其是“一”和“多”之间形成张力,使文坛出现丰富活泼的景象,从而让人性表达呈现多种可能性.从人性言说来讲,如此的多样易于陷入极端甚至成为另一种意义的一体.进言之,从文学发展看,世纪之交以来的文学出现从“私人的文学”到新的“人民的文学”的转型；从话语流变看,人性表达出现从私人性向人民性的微妙转变；从思维方式看,90年代人性话语的感觉化与自我化的思维在断裂语境中出现分离,个体与整体的协调状态被撕裂,各种力量的平衡关系崩溃与分解.如此,新世纪的人性话语在转变中表现出开放性的思维特征,但这种开放并未成为实然状态,而是在敞开中显现出封闭的一面.
杨早对新格局“胀”与“缩”的认知形象地契合了此期人性话语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思维特征.杨早指出：“‘缩’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日益边缘化”,而“‘胀’则指的是文学因素藉由大众传媒、出版、影视、广告等主流媒体的运作,外扩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輥?輷?訛从特定意义来说,“胀”对应人性话语的开放性特征,“缩”则呼应人性话语的封闭性特点.所谓人性话语的开放性是指人性言说上不受政治话语的限制,处在相对展开与敞开的自由状态,乃至出现膨胀与泛化.这一转变呼应了人性话语的碎片化特征.所谓人性话语的封闭性则是指人性表达的聚焦现象.一是创作或聚焦人性之恶,或乐此不疲表现人性的自然属性,或集中关注人的生存苦难等；二是批评聚焦创作中的人性表达新动向,并在文化内涵探讨与理论资源汲取等显出资源同一性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性话语的泛一体化的特征.从两者关系来讲,人性话语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人性话语出现泛化趋势,但在本质上却走向窄化,这也恰是矛盾之所在；另一方面,开放与封闭介于“胀/缩”之间,这样使人性话语得以丰富的同时出现颠覆与解构,诸如人性只剩下了性、欲等自然属性.
人性话语的这种矛盾早就潜伏在世纪末的“断裂事件”的思维运作中.从朱文的问卷设置看,诸如“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对你产生过或者正在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那些活跃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文坛的作家中,是否有谁给予你的写作以一种根本的指引？”“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利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輦?輮?訛除了最后的“菜青虫子”问题,其余十二个问题全是关于“影响”的提问.再看韩东的“备忘”——“这一行为要划分的是一空间概念,即在同一时间内存在两种水火不容的写作.如果我们的写作是写作,那么一些人的写作就不是写作,如果他们的那叫写作,我们就不是写作.”?輦?輯?訛朱文的“影响”引导与韩东的“宣言”显示了断裂行为的目的是彰显自我存在、确立个人的文学立场.如此原本无可厚非,但从断裂的思维方式看,“影响”与“备忘”却烙上了二元对立的印痕,体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且不论朱文的问卷用“影响”提问本就预设了“是与否”的解答,韩东的“回答”更将作家和写作限定为两种类型：“我们的”与“非我们的.”韩东等主张“断裂”意在从现有文学秩序展现开放的个人态度与立场.但这种决绝的“我们”/“非我们”的划分,把问题推向尖锐化的同时陷入封闭境地.换言之,“我们”并不能代表全体意义告别体制的“我们”,而“非我们”中的“我们”之间也并不完全是互相冲突的.由此可见,“我们”和“非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开放”,更多表现出断裂者的封闭.
恰如朱文所说：“习惯凌空蹈虚的作家大都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上半身去,而使人们不去注意他那双脚所站立的地方.我不是想用这种方式制造对立,但是原本对立的就是对立的,不应该把它抹平.”?輦?輰?訛然而,原本的期待是断裂的决绝与对立,但充满吊诡的是进入到“不应该把它抹平”的抹平之中.究其原因,他们解构了生活与人性原有的本质意义,把日常生活尤其是人性沉降为性并作为文学叙事的核心.他们所宣称的“断裂”很大程度是以个人化抵抗碎片化的权宜行为.可以说,这种吊诡对应着现实的诡辩,也在深层蕴涵着新世纪人性的分裂.人性言说在自然性与社会性关系上的分歧也较明显体现出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韩德信认为：“人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輦?輱?訛管宁则明确表示：“除了人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对稳定性外,现实的、具体的人性则是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具体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具有明显的可变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可变性和开放性才使人性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形态,显示出变动不居的特征.”?輦?輲?訛可见,他们都承认人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辩证统一的,这正是批评家对人性内涵理解的一致性.不过,韩德信认为人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共同量变的,导致了“文学是人学”内涵的调整.管宁则认为人性的自然性相对稳定,社会性是“可变性和开放性”的,并决定人性呈现出无限丰富形态.这一分歧表明批评家对人性的理解又有着“开放性”的一面.需要指出,在人性特点的构成上,管宁又强调起根本与关键作用的是“不同个体的个性心理气质的差异”,显示出对人性的理解存在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吊诡.
新世纪以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与媒体文化等可谓名目繁多且指涉奇异.在这种文化分层境遇中,文学的文化特性、审美功能、娱乐效应与商业价值等都得以凸显.由于文学与文化市场日趋成熟,新创作/生产与文学传播/消费已然形成双轨取向与双重空间的状态.在这一趋势下,创作中的人性表达在统一性被解构和文学自我碎化中又构建起新的泛一体化.一是人性表达呈现“私人订制”的特点,表现为针对特定接受人群需求书写人性.在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下,影视与网络等新媒体将文学经典重新演绎与改造.一大批诸如戏说、“大话”等堂而皇之成为新的“经典”.如李佩甫《羊的门》（1999年）变身为《通天人物》（2011年）,出版时随书夹带宣传单并印有多位著名批评家的评语：呼风唤雨的“东方教父”传、黑白两道的真实解剖报告、冷峻犀利的“人民批判书”等.《城的灯》（2003年）同样以夺人眼球的《上流人物》（2011年）出版.如此颠覆的结果,不仅解构了传统经典的至尊面孔,而且为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狂欢,更赢得意想不到的商业效果.然而,《羊的门》《城的灯》原本是深度揭示人性与权力变异的小说,现今以《通天人物》《上流人物》的面貌体现出文学话语向消费话语妥协的泛化姿态.富有意味的是,《通天人物》宣传页上写的“人民批判书”无疑又体现出消费话语与人性话语的调和.二是人性表达聚焦人性之恶,与此相应,人性话语的思维运作呈现封闭性特点.这也是人性话语泛一体化的特征得以生成的主因.苏童曾表示：“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輦?輳?訛然而,从《米》到《河岸》的人性修辞中,恶却成为终极的人性归属.这种人性恶的书写实质是人的孤独体验和灾难命运的集中显现.可以说,作家对人性之恶的深刻*,显示了人在生存本质上的悖论,但又丰富了新中的人性诗学.在这种悖论中,可以清晰见到人性话语在思维方式上的相对封闭的窄化特征.
一批以性叙事为核心的小说更明显体现了人性话语在哲学本质上呈现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矛盾.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时代,文化与文学审美出现新转型,文学话语也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作家能更坦然吸纳与包容各色共存的文化差异,并从差异中找寻共同诗意的经验.恰是从极端一元向多元的转变中,人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甚至走向性/欲的极端.如椿树村的槐花（《柳乡长》）与炸裂村的朱颖（《炸裂志》）都是靠做小姐“致富”的.阎连科的笔法不免夸张或荒诞离奇,但槐花与朱颖的“成功”恰恰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勤劳”的内涵.相较于《白鹿原》中“外来者”田小娥因性而为世俗不容,但她的行为无疑比槐花等要高尚了.
进言之,新对性、人性之恶的聚焦,显现了人性话语开放与封闭、泛化与窄化的矛盾又充满吊诡的景观.应该说,新世纪的人性书写愈加朝着“形而下”的方向发展,既抵达到“性泛滥”的极致书写,又有着反拨极端和回归人性本真的态势.当然,无需以“沦丧”作简单否定,这恰恰表明了在泥沙俱下的社会转型期,新世纪创作与批评中人性话语的繁杂背后,生机和死寂共生的尴尬境地.同时,我们也察觉到“尴尬”中透出的新世纪人性话语的价值指向.
三、人性话语的否定及其自我修复
2006年,在被《南都周刊》命名为“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中,当代文学成为思想界的众矢之的.当代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乃至良知,中国作家已丧失思考的能力与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是这场争论提出的最醒目的观点.这一事件迅速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关注,文学界人士纷纷回应思想界的炮轰.尽管这次争论涉及的话题在文学领域有过多次讨论,但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争论恰好印证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的事实.这种分化又与现代社会分化的基本表征相一致,更有益于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实现.需要承认,一方面,若要从根本意义上建设文学,与其反唇相讥,不如实在地“躬身自问”；另一方面,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拉锯式论争倒是揭示了人性话语的价值指向问题.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断裂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如前所述的“分化”不仅存在于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也是人性表达与言说的普遍现象,而这种分化既是断裂的重要体现又是自我愈合的重要前提.在碎片化与泛一体化的主导下,人性话语阐释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在价值上也出现了被否定甚至是自我否定的倾向.不过,被断裂式否定的人性话语又在自我愈合中得以修复,从而构建了新的人性价值体系.
张永清观察到：“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輦?輴?訛从钱谷融“把文学叫作‘人学’”,到巴人呼喊“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再到戴厚英疾呼“‘魂兮归来’,无限欣喜地记录人性的复苏”,这样的“招”人性之“魂”隐含了人性已“死”而只能招回其“魂魄”的意味.当人性从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后,作家王朔赶忙摆明立场——“千万别把我当人.”而批评家王元骧则表示：“不赞同文学评价中以与社会性相对立的‘人性’为标准.”?輦?輵?訛而燕世超则把人性标准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标准.?輦?輶?訛对此,无怪乎陈丹晨早在80年代就这样提出疑问：“人性,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輦?輷?訛不可否认,50年代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迅疾被政治话语所规训,历经80年代的人性复苏及90年代与新世纪的人性深化,人性并没有回到本真意义,很大程度上只是“魂兮归来”.从这一意义来说,人性复归与深化才会让不少人惊呼——“‘人性论’又出来了！”?輧?輮?訛不过,只有“当我们把人和人性化为上帝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有了价值的灵魂,我们也就能够游刃有余地去把握客体的对象,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作家和文学作品做出自主而合理的批评与价值判断.”?輧?輯?訛当批评家以“人性”开疆拓土时,人性言说被当作苍白、空洞的标签,并未使人性价值尺度具有足够文本穿透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事实上,作家和批评家在主观上有回归人性本身的意愿但客观上无法把控其叙述实践,造成了自我否定的结果.恰是如此,此期的创作与批评仅触碰了人性深处隐秘的脆弱感,在一种怨天尤人的氛围中走向被否定的境地.
有批评家肯定人性在异己文学力量面前显出强劲话语阐释效力,但又认为人性是人为建构的,一旦被从生长的土壤中拔出,进而被尊奉为文学的“上帝”,那它的面目可憎之处就显露无疑.当读到那句悲壮的宣言：“一个怪影在中国知识界徘徊——人道主义的怪影”?輧?輰?訛时,却陡然发现“30年倏忽而过,这个‘怪影’并没有给这30年的中国文学增添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当然,除了批评和研究领域常常见到的一道道貌似攻无不克的万用咒符.”?輧?輱?訛上述论说不免武断.应该看到,新世纪人性话语的阐释效力弱化或失效的部分被“旋出来”了,而也有一些不断被“卷”进去.当然,这些被“卷”进去的话语并不是遭遇否定与自我否定后“旧瓶装旧酒”,而是针对创作与批评构建的人性话语谱系,相应形成了有更明确指向的人性价值体系.
人性价值体系的自我修复表现之一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针对新创作的病症和价值立场的模糊,丁帆指出：“‘多元’价值观的名义覆盖、消解甚至颠覆恒定的普世人文价值,是文学乱象产生的主要原因.须得再次强调的是,文化本应多元,创作本应多元,但是,即便是多元的价值观也应当统一而不是偏离于普世人文价值.”?輧?輲?訛不过,王元骧认为：“这哪里还有什么‘普世价值’？”若文学还体现作家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具有唤起人性的觉醒、以自己的作品来促进人性同化的愿望”,“我们不妨说这是一种‘普世情怀’.”?輧?輳?訛其实,不论是“普世人文价值”,还是“普世情怀”,都是以人性作为出发点或落脚点.在丁帆看来,“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国家、民族、阶级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輧?輴?訛这种确定的价值观念“应该是符合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历史发展要求的取向,它既是人与社会普遍价值的底线,也是对其的最高要求：我们既要反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削平人性与文化深度的价值观；又要抵御前资本主义文化对人与社会的无情剥削与掠夺；还要防止封建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毒害与思想的奴役.”?輧?輵?訛
表现之二是人民性（新人民性）阐释效力的显现.新世纪以来,作家多关注穷苦农民、工人或是城乡交界处底层人物的生存苦难.他们一面表达了底层对现代生活的向往,一面传达了现代生活带给他们的复杂甚至毁灭性后果.这些作家的本土生活经验影响了其文学观念与价值立场.恰如陈晓明指出的：“这是一个文学大众化的时代,文学彻底走向人民,成为人民狂欢、发泄与自我满足的一种工具.”?輧?輶?訛可以说,新这种“向死而生”所作出的创新与努力实则建构了一种新的人民性.从文学批评来说,“文学的人民性总是有强大的时代背景,反映了文学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体现了人民生活最本质的方面,表达人民生活的困难和历史期望”,而“人民性不再是自觉建构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輧?輷?訛这一论断无疑指向新的人性价值.
表现之三是人性启蒙话语的构建.这一构建是由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争论促成并逐步明晰的.在他看来,中国启蒙的本意不是“救亡”而是“立人”,而“人”的问题是其构筑新启蒙主义体系的立足点.围绕人性启蒙问题,他从历史、理论、现实等阐述了启蒙的“未完成”状态与深层需求.在批判了中国启蒙的实用化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輨?輮?訛在此,“道德形而上”是其“新启蒙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系,而这种“道德形而上主义”又借助“文学启蒙”达到“人性启蒙”的终极目的.面对泛滥、金钱角逐与精神分裂的时代,他敏锐指出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是“的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对新世纪启蒙话语推进人性意识的问题,他认为首先表现在人的物欲、性欲膨胀的批判,并提出以坚实信仰作为人性启蒙内核,进而抵达信仰意义上的人性价值.
综上,新创作与批评的人性话语确实在断裂文化语境中处于分流、多元或杂语共生的状态.尽管人性话语在价值指向上给人陷入“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三五天”的印象,但作家和批评家的个人意识仍很大程度上得以自由生长.文学创作的人性表达和文学批评的人性言说得到较为自由的扩张.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的确立、人性启蒙的构建、新的人民性的显现等,是遭遇人性话语阐释效力危机后所开辟的新路径.不管以上论说是否囊括人性话语价值指向的全部路径,但不能否认此期创作与批评存在精神缺席、平庸疲沓的事实.我们不妨把这些看作是新世纪人性话语炫奇斗巧的碎片化特征的集中展示.这又包括双重意义：一是炫奇斗巧是人性话语丰富多彩且形态各异的表现,而碎片化则是新世纪人性话语整体庞杂而又一体/多样并存的体现；二是整体性的碎裂是新的重要表征,人性话语的断裂面逐步扩大,呈现破碎形态.也恰是在或隐或现的裂隙中,新世纪人性话语显出了泛一体化的一面.
注 释：
①李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48页.
②李运抟：《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④?輦?輮?訛?輦?輰?訛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⑤?輦?輯?訛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⑥裴毅然：《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轨迹概述与展望》,《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⑦?輦?輲?訛管宁：《小说20年：人性描写的历史演进》,《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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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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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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