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伽美什到弗洛伊德,该文是弗洛伊德类有关论文如何写和吉尔伽美什和弗洛伊德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弗洛伊德论文参考文献：
（英）安东尼·史蒂文斯
城墙高耸的乌鲁克之王,
更改了不可更改的道路,
滥用并篡改了常例.
——吉尔伽美什史诗
人类似乎从懂得使用文字之初就开始记录梦了.公元2世纪时,罗马占卜者阿特米德洛斯（Artemidorus）走遍文明世界,为的是收集他的巨著《梦之解析》（Oneirocritica）所需的材料.他在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7世纪）建于尼尼微（Nineveh）的图书馆之中也找到梦的记录,是刻在泥字板上的.如今考古学家已知这些泥字板约为公元前3000年之物,甚至可能更早.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遗迹于19世纪中叶出土,其中有许多记录梦的文献,包括描述乌鲁克（Uruk）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事迹的巴比伦史诗片断.另外,在苏美文化的智慧之神纳布（Nabu）的神殿废墟也出土了一批泥字板,同样是用楔形文字刻写的.两组资料经过仔细拼组解译之后,显示吉尔伽美什在史诗开始的章节中正愈趋自负,而且为噩梦所苦.他去请教自己的母亲宁桑（Ninsun）,母亲便把噩梦的含意告诉他了：有一个势力不亚于他的人将要走入他的生命.吉尔伽美什想要压服此人,故必须苦苦挣扎,结果却会失败,因为此人和吉尔伽美什注定要成为知交,两人将合力成就大业.
这是史书上的第一则解梦记录,是以预言的形态呈现,以后许多解梦记载也是与预言不分的.按我们后世的人来看,噩梦表示吉尔伽美什有心为自己的狂妄行为做一番补偿.宁桑是旁观者清,知道儿子已被权势冲昏了头.他在搜刮财富,迫使人民不停地修筑更大更高的壁垒,而且有计划地染指境内所有的处女.梦的预言实现之时,他的新伙伴安奇度（Enkidu）到来,也带来使吉尔伽美什脱胎换骨的希望.这位安奇度是“野蛮人”,优游于大自然的怀抱,他和森林中的动物一同长大,把自己当作是动物之一.他代表人类初始的自我,吉尔伽美什膨胀的自我需要这样一个人来约束.因为吉尔伽美什已经抛弃了狩猎采集者自古以来的那份谦逊,一心只想扩大自己的权势,不惜破坏原有的秩序,“更改了不可更改的道路,滥用并篡改了常例”.
从吉尔伽美什的梦和他后来与安奇度的关系可以看出,这是至今仍未停止的自我文明意识与“野蛮人”的冲突,荣格称这种“野蛮人”为“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两百万岁的人”.正如宁桑给吉尔伽美什的忠告,荣格告诉我们,人人必须制服自我中的这个孔武有力的人,使他（或她）甘愿与我们协力同心,才可能成就使生命有价值的事.荣格这样写道：“我和病人一起应付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这个两百万岁的人.归根结底,我们的困难大多源于与我们的本能——我们内在储存的这个古老而未被遗忘的智慧——断了联系.我们该往哪儿去与这老人联系呢？在梦里.”
人类学所知的每个群体社会都有其解释梦的理论与方法.这都是在人类进化史的哪些阶段开始形成,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一定是很久以前,比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时还早得多.自吉尔伽美什求教宁桑以后,人类累积了大量解释梦的文献,不但证明人类对于梦的好奇兴趣从未稍减,也显示从古到今解释梦的方式是相当连贯的.
梦的理论
没有理论的事实是哑子.
——哈耶克爵士（Lord Hayek）
理论取向大致可分为三种：
1.梦是超自然的力量——如神或恶魔——引起的,做梦的人应当明白梦是神鬼给的信息.神引起的梦是“好”梦,要指点我们行事的方向；恶魔引起的是“恶”梦,是来伤害我们的.释梦者的任务是要分辨梦的善恶与“真”或“假”.有趣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幼童至今依然相信梦是来自“外界”或上帝,要等到受了教导以后才会改观.
2.梦是睡眠中灵魂出窍的实有经历.这种遨游很重要,却有潜在的危险,对做梦者的命运会有深远影响.人在梦中可以做或看见平时做不到、看不见的事,危险的是,如果梦未结束人就醒过来,灵魂可能来不及回家,以致做梦者神智错乱.释梦者可以发挥的作用是：明白灵魂经历了些什么,必要时得找到游荡的灵魂使之复位.西方文化虽然早已推翻这种论点,现在仍有人表示梦中有“出窍”的经验：有的人还会遇上灵魂无法“回”到身体里的问题,也有人觉得是灵魂不想回去.
3.梦是自然现象,是睡眠时的正常心智活动.赞同这个论点的人对于梦是否有意义或能否加以解读,却意见不一.
以上三者的前二者都有极久远而神圣化的起源.第三者只在两种文化中被人们接受,而且为期不长：一是公元前300至前100年间的古希腊时期,一是19世纪的西方社会.即便民俗文化一向重视梦,尤其重视其中与巫术相涉的意涵,西方知识分子自古罗马时代就与一般民众的这种看法保持距离.18、19世纪的学界人士开始以严肃态度研究“野蛮人”之际,几乎都以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些文化普遍存在的做梦、解梦风俗.这种鄙视的态度在某些科门中持续到现在,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激起人们重新从民族志的角度审视原始解梦学,这种现象在20世纪前半期在美国尤盛.然而,由于一般习惯将观察结果硬套入精神分析的公式或划入刻板典型,难免造成扭曲.
20世纪50年代,梦的民族志研究变成“文化与人格”研究的一部分.正好遇上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式微,跨越文化的比较研究也走下坡,细究个别文化的局部问题渐渐占了上风.因此,20世纪大半时期的民族志的论述呼应环境决定论和教条式的行为主义,变得比以前僵化,在社会科学界当中,能幸免的少之又少.
要在一章之内详细叙述自原始时代到19世纪末的维也纳的解梦学,是不可能的.所以只选几个探讨梦的关键性论点进入主流历史的时刻,按年代顺序逐一讨论.
原始社会
从古到今,寰宇之内,人心思维莫不相同.
——J.S.林肯（J.S.Lincoln）
人类学家基于其学科底线,向来强调文化有差异性,却也承认解释梦的行为是一种“文化的共相”.甚至最坚决的文化相对论者也不否认,每个曾被研究过的群体社会中都自有一套梦的民俗、一套详梦术,以及利用梦来从事占卜的方法.
梦是灵魂在夜晚出游、是鬼魂来访引起的,诸如此类的想法也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中.凡是尚未发展出文字的社会,都相信梦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特别尊重做梦内容丰富的人和懂得解梦的人.人类学家也都相信,梦对于所有原始社会中的文化安定与革新都是正面作用.I.S林肯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梦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The Dream in Primitive Society,1935）中指出,原始社会的梦与当代西方人解释梦的原则是相通的.
总括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梦大致可以分成四种基本模式：1.“大”梦,具有重要文化意涵；2.预言梦,预卜将要发生的事或预先发出警戒；3.医疗梦,有助于治病；4.“小”梦,只与做梦者个人相关.
原始社会虽然相信每个梦都有意义,却最重视“大”的一型.这种强有力的梦,林肯称之为“文化模式梦”,另一位人类学家马利诺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谓之“官式梦”.荣格认为这类梦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一种原型式的表达,通常会连带有主观的（甚或无法抵挡的）敬畏、恐惧、迷惑之感.神学家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用畏服神圣（numinous）形容这种感觉,而这也正是真正的宗教经验的精髓.神秘而超乎理解的梦之所以广受尊崇,不只是因为梦的本身有强大冲击力,也因为人们可以借此窥知神灵的智慧与指引.巫师必须靠这种梦获得疗病、预卜未来、招魂等能力.开始担当某种特殊身份或职权之前,人们也会祈求这类梦降临.例如北美洲印第安部落的青年战士或巫师,在正式获得此种身份之前都会有“探求灵象之旅”.相形之下,现代研究者和心理分析师钻研的那些梦,在原始社会看来却是无关紧要而不必理会的.
许多不同的文化竟然都有大量原型式的梦,多少令我们吃惊,因为西方社会极少有这种梦,而且多予以误解.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逐步发展成为游牧的.农耕的、都市聚居早期的,以至现代都市化的形态,原型式的梦似乎也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逐步衰微,反倒是私人的“小”梦后来居上.荣格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造访了肯亚的厄尔贡尼族人（Elgonyi）之后,才体认到此一事实.一位厄尔贡尼巫医与他的一席谈话,是他永志不忘的.巫医说：以前族人个个重视“大”梦,生活中的重要决定都要听从梦的指点.他对荣格哀叹说：如今大梦对族人已经没有用了,因为统治全世界的白人是无所不知的.
为什么原型梦的经验独钟于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原因可能在于他们与神接近,他们心中常以鬼灵为念,他们在一切自然现象中都看见魂灵的活力.我们许多人在童稚时期也怀着与他们一样的宇宙观（甚至高度都市化的社会也难免）,我们会把自己想象成鸟、兽、风、火、大地、水.浪漫主义的诗人们将这种倾向延续到成年期,并且将境界提升成为“自然神秘主义”的层次.此外,儿童也往往相信梦是真实的经验,以为梦中的情景确实发生了.若不是父母告诉我们,睡觉时那些遭遇和醒时的种种幻想“不过是梦”,我们童年的倾向和想法一定会持续到成年以后.只要把文明的虚饰外表撕去,我们每个人的原始面目就会露出来.
古早的文明
女神伊施塔尔在每个人的梦中显现,说道：“我要在亚述巴尼拔的前面行进,他是我创立的王.”
——亚述巴尼拔军中的士兵
从最早的古文明中可以看出,原初的梦理论及实际做法的主要发展包括：将解梦纳入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按疗病的需要,到特别建构好temeni的（神圣地界）之中进行孵梦；将梦的形态及其解读刻写在泥字板和纸草纸上；判别“好”梦、“噩”梦与解释梦境意义的方法逐渐发展完全.
最古老的梦的记录是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梦书.这些书存放在巴比伦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尼尼微图书馆内,其中不少流露着忧惧,恐怕恶魔和亡魂带来的梦是不祥之兆.巴比伦人建起梦之女神玛姆（Mamu）的神殿,举行向神的赎罪仪式,就是为了趋吉避凶.当时人们重视梦,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梦可以提供对人们有益的预警.有些释梦记录现在看来是古怪可笑的,很有弗洛伊德所说的“胡乱分析”的味道.有些却合情合理,例如,梦到喝水象征长寿,梦到喝酒意示短命,颇有道出酒精中毒伤身的先见之明.又如,梦到在飞是预警可能有灾祸临头——此乃骄者必败的象征,希腊神话中的伊卡罗斯（Icarus）的下场,也是足堪引以为鉴的类似故事.
古埃及人也认为梦是一种预警,却相信梦是直接从神而来,不是恶魔或鬼魂造成的.做梦的人若要避开灾祸,必须以苦行自惩,或向神献祭,但诸神也有义务答复做梦者的疑问.埃及人认为,含恶意的梦虽然也有,但大体上梦都是表现善意的.埃及人也是已知的古文明之中最早实行孵梦（dream incubation）的人,以诱发与某个特定问题或需求——如生病疗病——相关的梦.
埃及的梦神塞拉匹斯（Serapis）有多座神殿建于埃及各地,最著名的一座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建于孟斐斯（Memphis）.最古老的埃及释梦文献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却斯特毕堤纸草纸记录（Chester Beatty papyrus）.这批文献大约是公元前1350年的记录,来自上埃及的底比斯（Thebes）,记述的梦约有200个,有些梦发生的年代还更早.其中的释梦模式十分值得注意,因为,弗洛伊德说的三原则（即澄清视觉或文字上的双关含意、查明隐含的联想、使用对照方法）已在此被先一步提出,可以把梦解释成与表面看来相反的意思,例如, 生病的人梦到死则表示他将痊愈.
古埃及和其他古文化之中的解梦者都特别提及梦有双关含意.但双关的释意只在梦发生的那个时代讲得通,后世的人看来却莫名其妙.即便如此,这种例子却在解梦大全的册子中一再出现.例如,却斯特毕堤纸草纸文献中记载,梦到自己的臀部裸露象征双亲即将丧亡.后世人如果不晓得古埃及语的“臂部”和“孤儿”字形很相像,就会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法.诸如此类按当时通行的双关语意解释的记录,由于时过境迁,后世看来既武断又荒诞.至于那些历久不衰的双关解释,后文将评论.
本来巴比伦、波斯、埃及、希腊各有不同的解梦传统,却因旅行、征战、贸易的传布之功,许多想法普遍通行于近东和中东各地.例如,埃及人因有崇拜疗病神伊姆霍泰普（Imhotep）的信仰,而有很完备的孵梦的做法.这套方法被希腊人承袭下来,用在祭祀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的仪式里.孵梦很可能并不是埃及人首创的,因为埃及人很擅长移植其他更古老且较不繁复的文化的长处.古代中国也有十分详尽的解梦、孵梦传统,一定也有向其他社会文化借用的成分.
近东、中东地区的民族相信梦是神鬼等外在力量引起的,远东地区民族却承袭远古的想法,认为梦源自内在,是做梦者的灵魂游荡引起的.古代中国人相信灵魂可分为“魄”与“魂”两种.魄是“物质性的”,依附在形体上,人死后便消灭；魂具有灵性,每晚于人入睡的时候出窍,肉体死的那一刻,魂便离去.中国人也深信不可把正在做梦的人叫醒,因为此时魂没回来,失了魂的人会精神错乱,是十分危险的.这种观念存在于许多原始文化中,20世纪60年代又再度风行,按实验结果（现今普遍无人采信）,受试者每次在睡眠达到快速眼动周期（REM）的时候被叫醒,就会产生幻觉、糊里糊涂,变得妄想多疑.
中国人相信,魂离了身体不但会导致做梦、疯癫,也会引起幻视、恍惚、昏厥.离魂者可以与阴界相通,能理解神谕.由于离魂状态是极受重视的经验,所以中国人也会像埃及人、希腊人那样,刻意酝酿诱导梦的发生.
不分任何文化或种族的人群,为了掌握梦令人又敬又怕的力量,都诉诸分类辨识的方法.最基本的分类法是对照差异,因此梦可以分好坏、真伪、神圣或邪魔、大或小.以印度为例,按《吠陀经》（Vedas,约为公元前15至前13世纪的著作）的分类原则,梦因其预卜未来的功能而分为吉梦、凶梦两种.古印度最详尽的释梦观念记载于《阿闼婆吠陀》（Atharva Veda即《禳灾明论》）.书中说,一连串夜梦之中的最后一个对做梦者的意义最重大,排在越后面的梦越有可能成真.此外,梦的内容与做梦者的脾性也有关系.这一点我可以凭临床经验予以肯定,沮丧的人确实会有沮丧的梦,躁狂的人易有躁狂的梦.但我也得声明,这与荣格的补偿理论（神志清醒时若有什么不平衡,会在梦中求得平衡）是不符合的.
按《阿闼婆吠陀》,梦是从不同层次的意识状态之间的界限产生的.论灵魂自我的印度古奥义书《婆里阿多摩诃·优波尼沙昙》（Brihadaranyaka-Upanishad）指出,灵魂主要有两种状态,一在阳世,一在幽冥.另有一种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即睡眠状态.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灵魂若处于中间的这个状态,就能对阴阳两种状态一目了然,“阳世的这个与冥界的那个”都看得见.依照荣格的看法,梦的内容乃是做梦者清醒时经历的事（阳世）与人类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活动程式（幽冥）的互动结果,与印度古籍所说的正相仿.古印度人认为,清醒状态不及睡梦“真实”,因为睡时可以同时领会阴阳两界的知识与经验.最高境界是睡眠而无梦的状态,此时做梦者与幽冥世界协调一致,不受俗世烦恼牵系,与时间和空间之无限合一.东方古文化往往有诱导人进入恍惚状态的一套方法（瑜伽即是一例）,就是为了要引发这种至乐至福状态.
吠陀多哲学（Vedanta）主张,精神恍惚、做梦、遐想出神都是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界限状态,这种见解在西方心理学发展上要等到20世纪才臻于成熟.按荣格的研究,积极的想象行为会以醒梦（waking dream）的形态出现.醒梦是在未入睡的情况下产生的似做梦的状态,类食物后的情形,处于醒梦状态的人既可观察自己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能感受意象、幻想,以及意识清醒时通常无法感受的情绪.
古典梦学
“诸位,”谨慎的佩涅洛佩（Penelope）说道,“梦是令人难堪而困惑之物：在梦中所见的并非事事得成真.那些虚幻的景象由两扇门来到我们眼前,一是兽角的门,一是的门.从来的以永无实现之日的虚假承诺欺骗我们；从磨亮的兽角之间出来的那些却告诉做梦者真正会发生之事.”
——《奥德赛》（The Odyssey）
古希腊人对于生活的每一层面都有极精密的思考,梦当然也不例外,这是积数百年的经验而成的.在荷马（Homer,公元前9至前8 世纪）的时代,希腊人更深信梦是有神圣来源的,并且一心追求辨识梦的真假的方法.按荷马的分辨法,真的梦从“兽角之门”而来,假的梦从“门”而来.这种辨识依据的是希腊的一个双关语.在古希腊人看来,梦的虚实是攸关生死的大事,错把假梦当真是会招致祸殃的.如波斯国王瑟克西斯（Xerxes,519~465 B.C.）按梦中所见向希腊军发动攻击,以为必获胜利,结果却惨败.
史书记载的最早主张用理性方法解释梦的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450~前375）.按他的研究,睡眠中的人非但不是在与神相通,反而是处在他个人特有的世界之中.赫氏认为,做梦是伴随睡眠的头脑而来的普通现象,其重要性不及意识清醒时与他人共享的经验.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400年提出的这个观点,是目前西方社会大多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赞同的.
影响现代西方人对梦看法的希腊先贤,还有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 ）,以及哲学宗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和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6 - 前348/387 ）.希波克拉底的关注重点与亚述人和埃及人相同,在于梦有预卜未来的功能.但他也试图将这种功能作科学性的应用,借梦来诊断即将发作的疾病.这种梦叫作“前驱症状的”（prodromal）梦（源自希腊文prodromos,意指“跑在前面的”）,在病人和医生都未觉察异状之前,已经发生的心理或生理疾病征候可能以象征方式出现在梦里.这种可能性至今仍引起广泛注意.按希波克拉底所说,梦到泉水或河流显示可能即将出现泌尿生殖系统的问题,如果梦到淹水或洪灾,表示做梦者可能需要放血.
希波克拉底也特别重视占星术与梦的内容之相关性,这个观点与中国古代不谋而合.东西方的先贤为什么会把天体运转和人的梦境扯到一起？首先我们必须想到,那是没有钟表、罗盘、手提式六分仪、可靠的地图、气象预测的时代,不论航海、穿越平原或沙漠、计算一天内的时间、划分季节、决定播种与采收时间等,都只能靠自己观察天象.所以人们不但相信天体变化会影响梦境,而且认为日月星辰具有使人做梦的威力.此外,古希腊人相信生活处处受制于诸神,要说梦境也受诸神影响并不为过.因此,希波克拉底虽然强调梦有医疗上的含意,却也承认某些梦是神启的.
亚里士多德对于梦与天象的渊源和梦的神启说一律否认.因为,畜牲也会做梦,难道也与天象和神意有关吗？这是极为重要的见解,许多梦的理论因而被贬为无稽之谈——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性被压抑所致.亚里士多德在《论梦》《论睡与醒》《论睡眠中的预言》三部著作中述及理论的大纲,其与现代论点之接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同意希波克拉底所持的梦反映健康变化的看法,因为外界引起的一切知觉会在入睡时减少或隔绝,所以主体的知觉必然会格外突显.他还指出,梦中意象会延续到睡醒的状态,成为意识清醒的思考起点,所以做过梦以后的行为会受梦的影响.一般人误以为梦预卜梦醒后的行为,其实是人们自己在将梦中的意象付诸实现.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述对于西方文明之影响至深至久,他论梦的著述却被忽视了两千多年.他最不寻常的见识之一是,比荣格早两千年发现人类有集体潜意识.他（荣格亦然）从观察中发现,精神病患无中生有的幻觉、一般人的幻想错觉、梦与幻想的内容,都有相同之处,由此可见这些是有共同起源的.
柏拉图的观念也是具有显著现代性的.他的诸多构想之中当以直接启迪弗洛伊德的最为重要.柏拉图认为,由于我们入睡后不再用理性克制,梦中的自己往往做出一些清醒时会觉得丢脸的事.“心术不正者的实际作为,有德行者梦之足矣”（弗洛伊德在1900年发表的《梦之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之中就引用了这句话）.、愤怒、渎神的行为都会在睡时的幻想成主观的事实,在梦中得以宣泄.柏拉图认为：“我们每个人——甚至最善良的人——内在都存有肆无忌惮的野兽本性,它会在我们入睡时探出头来.”我们从这句话中窥见的概念,后来被弗洛伊德和荣格发扬光大成为“原我”（Id）和“阴影”（Shadow）.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机制（repression）,也由这一句话表露无遗.
预卜未来的梦
吾妻子卡波弗妮亚拦着不让我出门.
她昨夜梦中见着我的雕像,
如同有有一百个喷口的喷泉
涌流鲜血,许多欢欣的罗马人
笑着前来,将手浸入血泊.
她当这是警示与不祥之兆,
与厄运临头,她跪地哀求我今日留在家里.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恺》（Julius Caesar）
即便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驳斥梦预卜未来之说,这种观点还是屹立不衰,罗马人尤其深信不疑,而且将一些著名的事例记诸文献.恺撒（公元前100-前44）不理会卡波弗妮亚的预警之梦,结果遇剌身亡,继任的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14）却因相信友人的恶兆之梦而躲过一劫.所以奥古斯都肯定梦的预卜功能,下令凡是梦到有关罗马全民之事者,必须到公共广场来宣布梦的内容.至于他自己,更是对梦的指示百依百顺而从无疑议.按史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Tranquillus）在《列王史传》（Lives of the Caesars,公元2世纪出版）之中记载,奥古斯都曾经不顾出丑之虞到罗马各处乞求施舍,只因有梦预示他会这么做.
最常见的预警梦是预示做梦者或做梦者认识的人死在眼前.有关这种梦证实无误的记载,从古到今一直都有.1701年故世的法国演员尚梅莱（Champmesle）的事例是广为人知的.按记载,他死前两天梦到已经亡故的母亲和妻子召唤他同行.尚梅莱确信这是自己死在眼前的预兆,便齐聚了全部的友人,付了丧礼弥撒的费用,自己参加了弥撒礼,典礼结束后步出教堂便一命呜呼了.这种情形很可能是他的潜意识已经暗示自己患了末期绝症.
有些事例却不能循这个方式解释.例如,卡波弗妮亚在恺撒遇刺的前夕梦到布鲁特斯（Brutus）行刺.又如,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1809-1865）遇刺前几天告诉夫人,他梦到白宫里有一口棺木,四周有士兵守卫,他问死的人是谁,得到的回答是：“是总统,被刺客杀害了.”另一个不能用希波克拉底的“前驱症状”解释的梦,是奥地利大公费迪南（Franz Ferdinand）的老师拉尼主教（Joseph Lanyi）的预兆梦.就在费迪南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前一天,拉尼梦见大公被刺,醒来后心中甚是不安,就把梦境写下来,并且画出梦中情景的素描图,又试图及早通知大公预防.结果费迪南未能收到警告的信息,拉尼便特地为大公举行一台弥撒.随即获知梦中的预言已然成真.
这些事例曾经震撼较易相信的古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想象又何尝不受其冲击？《不知名的访客》（The Unknown Guest）之中,记载了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Henri de Maeterlinck,1862-1949）的一段话：“每件发生的事,不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不论在空间的哪一点,此刻都存在于某个地方,在一个永恒的当下之中.因为它们存在,我们就可能在某些状态中感受可以使我们见识未来的那些事,见识我们走过时光的路程中尚未到达的那一段.……按理论,每个梦都是这永恒当下的某些情景或事端的部分意识,这些事可能是过去的,现在的,或未来的.”邓恩（J.W.Dunne）于1927年发表的《时间实验》（An Experiment with Time）之中表达了类似的观感,荣格则提出“同步性”（synchronicity）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基本上是比较切实的.他认为,未来的行为会先在梦中出现,因为梦中冒出来的意念会左右醒后的行动.况且,睡觉时会做很多梦,有一两个梦与后来发生的事相似也就不足为奇.这个论点确实有理.预兆梦就如同凭祈祷治病的做法,只要有一次灵验,就可以抵消另外一千次的不灵验.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赞同亚氏的主张,在《论占卜术》（On Divination）之中说了以下的话：“一个人整天瞄准一个目标,怎会不中的？我们每晚都要睡觉,不被我们梦到的事少之又少；那么,梦到的事偶或真正发生,还值得奇怪吗？”
宗教意味的梦
我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榻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
——《约伯记》七：12-15
一个理性主义者听到有关预兆梦的传言,难免会怀疑做梦的人没说老实话.至于根本不愿相信这种梦的人,有再多“证明无误的实例”也不能使他信服.古来的基督教徒、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似乎无须为这类疑问烦恼.这三大宗教的经文,以及佛教和印度教的典籍之中,处处可见梦境与灵象的记载,因为梦是公认最可能显示神意的人类经验.基督教《圣经》之中提及梦的篇章不下70处.公元前600至前200年间写成的巴比伦《塔木德经》（Talmud,记载犹太教义与律法）,有四篇是完全在讨论梦的.《古兰经》的内容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穆罕默德在梦中获得的神启.《圣经》的新旧约都有许多预兆梦的记载.例如,玛利亚和约瑟决定逃往埃及便是因为得到三个梦的启示：第一个是三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王；第二个是天使向约瑟显现,要圣家族逃往埃及；第三个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告知希律王已死,可以安返以色列.
古代犹太的学者多以精于释梦闻名.每当法老王有了不寻常的梦,就会找这些博学之士来解释其中的含意.《创世记》之中约瑟为法老王解的七个丰年与七个荒年的梦,便是最著名的例子.又如《但以理书》所载,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释梦兆-尼布甲尼撒即将精神崩溃,措辞之伶俐显见犹太人的圆梦术已经发展得相当精湛.《塔木德经》之中最为人熟知的解梦者是律法师希斯达（Rabbi Hisda）,他曾说：“有梦而不解释,就如同收到信而不展读.”他晓得梦有警示功能,也有改造作用.他认为,令人不安的梦比愉悦的梦来得重要,因为,梦引起的忧虑能促使我们防止不好的梦成真,能激励我们改过向善.另一位著名的解梦者是律法师比兹拿（Rabbi bizna）,他认为,一个梦或一个梦中意象可能包含多个意义层次.有一回,他把一个梦境讲给耶路撒冷的十二位解梦者听,结果每个人的解释都不同.他语带挖苦地说,这些人的解释全都对.弗洛伊德将一个梦境包含多重意义的现象称为“凝缩作用”（condensation）,比兹拿有此一观点,足见其先知先觉.
伊斯兰信仰的解梦者更是多不胜数,而且方法比犹太人的更有系统,也许是因为穆罕默德当初就非常重视梦所致.他惯常要追随者一一重述各自的梦,并且把他认为有重要含义的梦加以解释.做梦者一定要完全照实重述梦的内容,而且必须醒来立刻就讲,析梦者提供建议时也必须斟酌做梦者的性格特质.
孵梦与疗病
（盖伦）在睡眠中两度被告知,要切开食指与拇指间的动脉,并且照着做了,他便解脱了每天不断困扰他的疼痛——在肝脏与膈部相接的那个部位.
——盖伦（Claudius Galenus,130-200）
古希腊时代笃信疗病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是梦的医疗功能最发达的时期.当时希腊全境有三百多座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都修建在环山临海、有树林和神圣河川的美丽所在.来拜庙的信徒都必须遵循疗病的仪式和求梦的过程.有病缠身的人或乘船或骑骡,跋涉长途来到神庙,首先要洁净身子,脱掉衣服,用神水洗浴,饮神水,换上干净的袍子.然后在坛前献祭膜拜,再进入abaton（诸神逗留的圣所）——这儿通常是有群蛇盘踞的.病者在这儿服下安眠药剂,等着入睡.早期是躺卧地上入睡,后来改为躺在长榻上--算是后来心理分析师问病和临床医疗检查用的长榻的前辈.阿斯克勒庇俄斯通常会在病者梦中显现,赐予疗病讯息,这讯息本身可能就有药到病除的效果.梦中讯息不必加以圆解,因为有梦的经验就足以使人痊愈.
这套行事惯例能有裨益,是毋庸置疑的.在祭祀埃及疗病神伊姆霍泰普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庙中,仪式、建筑形态、声音、气味,以及神圣的氛围,对于病者得梦的内容大有影响,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从事梦之研究的现代人在实验室里埋首钻研,却往往缺少这一层认知.
神启的梦存在于每个社会之中,但显示的意象必然与各个社会的文化理念和共同信仰有关.例如,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大可能梦到印度湿婆神（Shiva）,哈西德教派（Hasidi）的犹太教徒也不至于梦到圣母玛利亚显现.古埃及人会梦到伊姆霍泰普,希腊人会梦到阿斯克勒庇俄斯,基督教徒会梦到天使,正如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病人较易有弗洛伊德式的梦,赞成荣格主张的人较易有荣格式的梦.不仅是刻意酝酿的梦会受暗示和文化因素影响,所有的梦皆然.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晓得梦有一定的功能.但要等到古罗马时代,才有人毕生心力有系统地研究梦.
早期的梦研究
一名男子梦见他如蛇蜕皮一般从自己的肉体溜出来,翌曰他便死了.是他的魂将要离开躯体,所以给他这种异象.
——阿特米德洛斯
专心一志研究梦的第一人是阿特米德洛斯.他以多年时间走遍意大利、希腊、近东地区,在图书馆和疗病中心作实地调查,访问解梦者,收购古老的手稿和纸草纸文献,熟悉了当时已知的与梦相关的所有知识和信仰,才终于写成《梦之解析》.
他处理个别解梦案例的态度也是井井有条的,不妨说是“合乎科学精神”的.首先,他必须把梦知道得一清二楚.然后,必须确认六个基本因素：他称之为natura （梦中发生的事对于做梦者而言是否自然的事）,lex（是否逾矩）,consuetudo （是否惯常）,tempus （做梦的时期正有什么事情发生）,ars（做梦者的职业）,nomen（做梦者的名字）.他以这些事实为根据,用类似一千七百年后的弗洛伊德的方式,先研究梦的每个部分、每个意象、每个联想,再提出整个梦的释义.
他做的解释往往受当时盛行的迷信影响（如梦到蛇的人会病上很长一段时间；梦到大壶的人能享长寿；水手梦到头发被剃乃是将要发生船难的前兆）,所以我们看来会觉得怪异.但他也一再重申,查阅标准解梦书册并不是可取的方法.因为象征意义会随时代而变,也因文化背景和个人条件而各异.他认为,做梦者个人的条件十分重要, 双关含意也是不得不细究的.阿特米德洛斯以经验观察为原则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史以来的首创.他曾表示,由于研究过三千多个梦的案例,自己对梦的理解才有不断的进步.
阿特米德洛斯堪称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先驱.他不但以严肃的态度审慎思索每一个梦,并且特别重视联想——梦中意象激起的有意识的念头可能含有重要意义——的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联想行为乃是有效释梦的关键.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费尽心思要触发的是做梦者的联想,阿特米德洛斯注重的却是梦中意象如何引动解梦者的联想.荣格则是两者并重,加以引申发挥,后文将评论.此外,阿特米德洛斯把梦分为两类：insomnium是从目前的身心状况产生的梦,与日常生活的活动及经验相关；somnium则必有深层的寓意或神话的含意,可以预卜未来.这种区分与尚未使用文字的社会所说的“大”梦和“小”梦之别是类似的,与荣格划分个人、超个人与集体意味的梦的观点也明显相仿.
在释梦的领域中,阿特米德洛斯俨然是介于古代与近代之间的重要人物.他提出的主张虽然颇多失于天真之处,在力行经验观察方法、采用弹性的释梦观点、确立梦的基本模式与普遍可见的象征等方面,他都是首开先例者.弗洛伊德将自己的巨著按阿特米德洛斯的代表作命名为《梦之解析》,乃是要表达自己受惠于先贤之意.
早期教会先贤
口渴者在梦中似乎置身泉水,饥饿者在梦中似乎在盛宴席上,活力旺盛的年轻人梦中则会有与其强烈相似的幻想.
——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yssa,330.395）
早期教会人士讨论梦的著述较少创见,大多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医学家已经提出过的论点.只有四位人士例外,即特图良（Tertullian,160~230）、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圣格列高利,以及塞兰尼主教西内修斯（Synesius ofCyrene,约370~413）.
特图良约于公元203年完成《灵魂专论》（Treatise On theSoul）,书中将梦说成一种自我局限的死亡经验,梦中灵魂出窍,正如肉体生命终止时灵魂会离去.按他的说法：“灵魂嫌恶这并非其固有的憩所,故而从不安宁.”现代梦学研究中仍有类似灵魂永不安宁的概忿,例如,荣格就曾说,我们整个清醒的生命之中“持续不断在意识临界点之下做着梦”.但是,特图良认为梦不是灵魂的产物,而是来自上帝、魔鬼,或大自然的.灵魂就如同在圆形剧场或竞技场外的旁观者,只能眼看着梦中的事情发生,却无力介入.这个意见如今也颇有人赞同,因为这显示梦不受做梦者的意愿或企图左右,具有自发的自我创造能力.用荣格的话来讲,是：“我不是做梦,我是被梦.”
圣奥古斯丁是最先觉察心灵有潜意识状态的人士之一.他曾坦白承认：“我抓不住自己的全部.”这很令他烦恼,因为他恐怕上帝会怪罪他做梦的内容,而梦的内容如何却由不得他.
想法与古典论述最接近,且最能与现代心理分析理论相通的,是圣格列高利.他主张,梦是可用纯粹心理学方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站在基督宗教信徒的立场,他同意上帝能以预言梦启示特别配得神启的人,但这种梦是神迹式的信息传递,并不是一般所说的做梦.他在专著《论人之创造》（On the Making of Man,公元380年完成）之中指出,因为睡眠时人的知觉和思维能力都休止了,所以会做梦,并且因而做出荒诞的梦.他认为,梦的内容如何,要视日间活动的记忆与做梦时的生理状况而定.就这一点而言,他相当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梦是愿望实现（wish fulfilment）．因为他相信绝大多数的梦是因引发,而力量最强的就是性欲.是人类“兽性”的流露,人必须以理性智慧时时克制,才不致堕入罪恶.可叹的是,理性智慧在睡眠时不再警醒,才有机可乘.这套理论明显可与弗洛伊德相互呼应.
西内修斯的著述大约与圣格列高利同时.他将人的精神自我做了有趣的区分：心智（mind）与灵魂（soul）,并且以想象（fantasy）为两者互通消息的工具.心智在意识清明的状态下面对既有的事实,灵魂关注的是将要发生的事,灵魂以想象为手段,把它所知即将发生的事表现给意识.按荣格的见解,梦和想象会揭示新的个性结构,把导引人格更趋成熟的意图透露给意识知道.这与西内修斯的论点也是不谋而合.
潜意识
启开灵魂有意识生命本质的钥匙,藏在潜意识的领域之中.……灵魂科学的第一件任务即是：说明人的心灵如何能够进入这种深处.
——卡尔·古斯塔夫·卡路斯
（Carl Gust Carus, 1789～1869）
潜意识并不如一些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士所说,是弗洛伊德“发现”的,而是在17至19世纪之间不时浮现的一种假说.古埃及人和印度教信徒虽然早已知道人可以体验不同程度的意识（如阳世与幽冥的不同层次）,圣奥古斯丁也曾为管不住自己做梦的内容而烦恼,最先确切陈述潜在不可知意识的人却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 1646～1716）.他将潜在意识的活动和血液循环相比,它在维持我们有意识的生活,我们却不觉得它存在,“正如住在磨坊旁的人浑然不觉它的噪音”（原载《人类悟性新论》［New 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有人认为这个概念的起源更早,最初提出的应是英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诺里斯（John Norris, 1632～1704）,因为他曾说：“压在我们心头的意念之多,远远超出我们可能理会或了解的范围.”
从这个起点开始,以后这个假说便逐渐形成规模.最初引起一般广泛注意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兴起,与谢林（Friedrich Wilhelm von Schelling, 1775～1854）提出“自然哲学”的时期.怀特（E.E.Whyte）的《弗洛伊德以前的潜意识》（The Unconscious Before Freud, 1979）与艾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的《发现潜意识》（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1970）,都记载了潜意识理论的发展过程.按怀特与艾伦伯格的研究,将潜意识活动与梦相连的第一人是物理学家利希滕贝格（G.C.Lichtenberg, 1742～1799）.他会细心探究自己的梦,是因为发现梦中浮现那些沉睡在灵魂中的奇妙意念.18世纪将结束之际,潜意识乃是自然本性流露——因而是一切想象与创造的神秘源头,成为普遍盛行的观念.诗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不但认为“诗从潜意识出发”,而且主张用一种自由联想的方法来解放被理性批判钳制的创造力.歌德（Johann Wolfgan von Goethe, 1749～1832）把想象力形容为“纯净的本性”,并宣称举世闻名的《少年维特的烦恼》（Du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是他在“几近潜意识的状态”下写成的.诸如此类言论出现的时候,正当浪漫主义的全盛期.
谢林的自然哲学（这是浪漫主义的旁系发展）主张：大自然与心灵是二而一的：“自然是看得见的心灵,心灵是看不见的自然.”意识和物质是从同一个起源——宇宙灵魂——衍生的.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乃是潜意识,我们若虔诚注意潜意识,就能使自己变成“普世心智”（All-Sinn）的管道,这普世心智会在文学、疯癫状态、神秘狂喜经验、神话、梦境之中显露其本来面目.后来荣格建构集体潜意识的假设,曾经倚重谢林的哲学观,并且用到浪漫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概念——原始现象（Urphanomene）.堪称是自然哲学教父的歌德相信,世间一切植物都是从一种“原始植物”（Urpflanze）形变而来的.荣格的原型理论和谢尔德瑞克（Rupert Sheldrake）的成形共鸣（morphogenic resonance）的概念背后,都有原始现象的影子可循.另一种原始现象是“雌雄同体”——人类本质上是双性的.19世纪晚期的弗利斯（Wilhelm Fliess）和弗洛伊德都采纳了这个观念,荣格提出的安尼玛原型和安尼姆斯（animus）原型也与雌雄同体的观念有渊源.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梦理论的另一个更明确的先驱者是舒贝特（Gotthilf Heinrich von Schubert, 1780～1860）所著的《梦的象征意义》（The Symboli of Dreams）.舒贝特在书中将梦的图画语言与清醒生活的文字语言作比较,认为梦的语言是“象形的”,可以把许多含意装在一个意象里（即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运作的一项主要功能——“凝缩作用”）.梦采用的语言是普世共通的象征符号语言,是古往今来全世界通用的,荣格所谓集体潜意识产生的原型象征,显然与此一脉相承.舒贝特相信,夜晚入梦时可能会看见尚未成真的未来,但由于人格中被压抑、被忽略的部分会在睡觉时浮出,所以不道德的、邪恶的梦很多.这个观点又与弗洛伊德的雷同.
影响荣格最深的19世纪著述者当数卡路斯.他在作品《心灵》（Psyche）之中将心理学定义为“研究灵魂从潜意识到意识清醒状态之发展的科学”,将潜意识形容为不懈怠的（因为它不像有意识的思维般需要定时休息）,基本上是健康的（因为它充满“自然的疗病能力”）,而且具备其固有的智慧.卡路斯认为,我们凭借潜意识而能维持与宇宙万物相通.他还相信,潜意识能发挥相对于意识的一种补偿功用.这个论点后来被荣格发扬光大成为梦理论的基本概念.
另一个观念源头被弗洛伊德和荣格采用而加以发展的,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哲学思想.尼采认为,潜意识不但是和本能盘踞的所在,也是个人生命阶段性发展的协调中心.由于梦是个人与集体生命事件的预先展演,所以梦对于个人进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至于尼采所说的人类行为基本动机是追求权势,后来被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7）搬到自创的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系统中详加论述.他用这个名称使自己的系统有别于荣格的分析精神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而他与弗洛伊德交恶,正是因为坚持尼采所说的追求权势的首要意义在于其补偿作用.
弗洛伊德和荣格各有不同的心理动力学说,但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尼采：心智慧量可以被约束,可以被压抑,可以从驱动力甲转移到驱动力乙,可以从本能形态升华为精神层次.尼采称这种本能能量为das Es.弗洛伊德听了他那位作风特异的朋友果代克（Georg Groddeck）的建议,借用了尼采这个术语,并且在其作品的英文版中译为the Id（原我）.弗洛伊德自己将它形容为“满满一大锅沸腾的兴奋激动”.
心理能量的概念最初是由维也纳医生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er, 1734～1815）提出的.他曾经利用他所谓的“动物磁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催眠术）治疗各种不同的神经性疾病,成绩斐然,因而同时招来赞誉和骂名.据他说,他是以牛顿物理学为依据（其实他根本误解了牛顿的学说）,确知动物磁力是一种充斥宇宙各处的物理“流质”.病人体内的动物磁力或与他体外周遭的动物磁力平衡,身体就能健康；体内外的动物磁力若失衡,就会生病.梅斯梅尔相信,他自己和他选用的助理们能够把“微妙的流质”储存在自己体内,并且能把磁力输给患病者以使其磁力恢复平衡.这套观念与玻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所说的mana颇多相似之处.Mana也是一种宇宙能量,可储存于人、对象、地方之内,具有神奇效用.
19世纪提倡催眠术的著名人士还有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与其弟子雅内（Pierre Janet, 1859～1947）,两人研究的成果乃是20世纪梦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弗洛伊德曾于1885年间跟随沙尔科一同做研究,荣格则于1902至1903年的冬季接受雅内指导了一学期.这对法籍神经学家师徒以确凿的实验证据证明,人的潜意识的意念和情绪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左右被催眠的受试者的行为.二人曾在巴黎的“萨维里埃疗养院”（Salpêtri&egre;re Hospital）当众做了示范,先诱发被催眠病人的歇斯底里症状（麻痹、眼盲、耳聋等）,再用催眠暗示法将症状消除.夏、贾二人对于多重人格的案例特别感兴趣.他们认为,从整体人格分裂出去的片断如果各自随潜意识而发展,就会出现多重人格的现象.
弗洛伊德未与沙尔科相遇之前,一直是从事临床神经医学的,受了夏氏影响以后才转入心理动力学研究.1886年返回维也纳,便与布罗伊尔（Joseph Breuer, 1842～1925）合开了诊所.布罗伊尔以运用他所谓的“精神宣泄”（abreaction）医治病人而闻名.方法是：将病人催眠,鼓励病人吐露引起病症的创伤经验,把与这些被遗忘（存在潜意识中）的伤痛有关的强烈情绪发泄出来.弗洛伊德相当佩服布罗伊尔的治疗成果,认为心理分析方法之创立应该归因于布罗伊尔医治一位名叫安娜（Anna O.）的病人的过程.由于布罗伊尔能使她回忆起当初导致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定情况,她的一大堆歇斯底里症状便逐一消失了.例如,安娜本来有无法吞咽食物的症状,经她向布罗伊尔“宣泄”狗舔她杯中的水令她恶心的感觉之后,症状显然消失了.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开业之初,潜意识在心理动力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已经相当稳固.然而,弗洛伊德以前的学者都认为潜意识只是与意识对应的一种状态,弗洛伊德却渐渐发觉,潜意识其实就是心灵的根本基石.一切心理现象,小至无意中失言,大至最复杂的精神病症,都是意识界限以下的活动引起的.梦的内容与梦的形成尤其是由潜意识主宰的.由于他认为释梦是“理解心智潜意识活动的快捷方式”,所以转而研究梦,将整个19世纪90年代的时间在这个课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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