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人才管理思想,该文是管理思想相关论文范例跟人才管理和人才管理思想和康熙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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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公元1654—1722 年）,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满族人.八岁继承皇帝位,称清圣祖,年号为康熙.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功绩卓著.
玄烨即位时,贵族鳌拜等专擅朝政,继续推行圈地,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同时,吴三桂等三藩已发展成割据势力.他十四岁亲理朝政,公元1669 年,逮捕鳌拜,停止圈地,并下令削藩.公元1681 年平定三藩的叛乱.两年后,收复台湾.公元1685 年,出兵反击帝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驱逐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公元1689 年,派索额图等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当时,准噶尔部首领里通帝俄发动叛乱,他三次派兵平乱,晚年又派兵入藏,平定了藏族少数上层分子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康熙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治理黄河,保证了大运河的畅通.屡兴文字狱,提倡程朱理学.开明史馆,修《明史》.组织人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数理精蕴》等书籍.还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地测量,于公元1716 年完成了《皇朝全览图》的绘制,为世界创举.
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开创了“康雍乾”的盛世局面.康熙之所以能取得赫赫的成就,与其举贤任能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政治之道 首重人才
康熙作为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改变现状,革除弊端,治理好国家,首先是人的问题,其次才是制定法度.“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耳.”（《清圣祖实录》）“政治之道,首重人才”.因此,康熙从登基伊始,就把用人问题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问题.他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清朝服务.康熙时期,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还颁布绢纳制度,用捐银买官的办法,扩大吸收科举落弟的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又于公元1678 年特设“博学鸿词科”,吸收知识分子中的“名流”、“学者”参政.曾经有人对此做法不满,以地域为由,提出延安一带“并无可举博学鸿词之人”（邓中绵.《康熙》）,还有的说：“南方之人,皆浮浅不可用”.对此康熙给予严厉的斥责,说：“择才不择地而生,虽深山僻地,岂无人才？至于南方之人,岂尽皆轻浮不可用者？”他还说：“自古用将,何分南北,惟在得人耳.”康熙就是抱着“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材”的信念,通过各种办法遴选人才的.即使有些著名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傅山等拒绝参加考试,康熙经多方面争取无效,他也不予追究、治罪,对他们仍采取宽容态度.学者李颙因拒绝推举,曾“水浆不入口者六日”,最后,还是把他送了回去.公元1703 年,康熙到西安,希望接见李顒并要索看他的著作,李顒托病不见,只派儿子带着自己的著作去应付.康熙对李顒儿子说,“尔父读书受志,可谓完节”,并亲题“志操高洁”匾额赠送李顒.可见康熙收拢人才的苦心.
康熙为了“搜集异途人才,非科目所不及”,不拘出身,唯才是用.如学者高士奇出身微贱,徒步来京寻觅工作.康熙“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同张英等人直入南书房.又如布衣陈璜对水利颇有研究,也得到康熙的重用,他协助河道总督靳辅治理黄河,大见成效,使“水归故道,漕运无阻”.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由于他对选才用人始终殚心竭力,慎密图雄,扭转了清初文治不光的局面,一度“廉吏辈出”.像王锡阐、梅文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阎若璩、万斯同、李塨、方苞、惠栋、全祖望等三十几名思想家、经济家、史学家、文学家全出在康熙时期,这些人才的出现,是与康熙本人倡举贤能,优容文人的思想分不开的.
二、才德兼优为佳
康熙虽然不拘一格遴选人才,但对于人才的标准却是非常的严格.他从多年用人中得到一条经验,“用人之道,诚不可不慎于始”.因此,康熙用人始终一贯的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才德兼优”的标准,在实践中做到是很不容易的,在康熙看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只能“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甚至还说：“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故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对于那种只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的庸吏,康熙最看不起.有一次康熙亲自面试武进士时,汉官赵申乔竟在康熙面前睡觉,经侍卫人员“屡次唤醒”.康熙说：“朕前尚且如此,在衙门办事时可知矣.”
康熙认为,用人应当“随才器使”,譬如用大学士,则发探他们“平坦雍和、办事敬慎”之长；对于布政使一任,要求“生而办事,必得志成练达者方能得当,州县官则不可”,而“遇事偏执百姓”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总之,在康熙执政期间,尽管人才不齐,职有大小,但康熙依此用人大体上都较为妥当.
康熙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有自知之明.康熙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他的这种思想到了中晚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朕以一身之识见精力,不敢自恃”.康熙不赞同别人把他捧为先知先觉的“圣人”,他说：“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他多次向大臣们强调,“朕原本无学”,由于“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事非？固自愤而学焉.”康熙虽然提倡读书,但并不拘泥书本,他反对那些“为书所惑”的人.他对《资治通鉴》一书颇为肯定,说它“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但也看到古书中有些记载是无足征信的,并以《史记》、《汉书》为例说：“记事亦有不实处”,“如记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他还列举在热河捕萤数百,“盛以大囊照书”进行试验,结果根本看不清书中之字.据此,指出囊萤读书的记载不可尽信.
三、凡人必试之而后始知
康熙读书是为了实用.他“读书穷理,总是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言.”其中,他认为最紧要的是“惟当躬行实践”.他痛恨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多次批评那些“口之所言与身之所行往往不相符合”的人,对他们的办法只有“听其言然后察其行”.他曾感慨地说：“知人难,用人不宜.致治之道,权关于此.”鉴于此,他对于人才既留心选择,更注意进行考察.“凡人必试之而后始知” ,“人之勇怯,断不可以相貌定”.康熙在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命令户部侍郎思格色掘井,以供军需.当康熙询问打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时,思格色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康熙斥责思格色：“为人昏愤,居官亦不端”,“遂革职充卒伍,从军效力”.在这次亲征时,康熙发现绿旗总兵官王化行“人材矫健,队伍整齐,尤著劳绩”.在下一次亲征时,就破格提升他为军中参赞.对于在实践中犯有过失的人,康熙主张功过分明,记功忘过.康熙懂得：“人难求全责备.”他用方圆互用、体有殊规的道理,说明人都有功、过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利用,并且力求做到“使功不如使过.”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5 年）他指示将有罪的闲置官员委以一职,以得其用；三十四年（公元1696 年）,被革职的原河道总督于成龙在河工殚极勤劳,又命官复原职.最明显的是任用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修理河工多年,曾被工部奏参,被九卿议罪,“人皆云河道坏于靳辅”,而康熙却认为“其人亦非平常,必能成功”.终于河务既克有济,劳绩昭然.康熙对于明朝降将施琅的任用也是一例.施琅是位精通海战、胆识超群的武将,降清后曾对台湾的统一立过战功.康熙对他很器重.以后施琅骄傲起来,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康熙认为施琅身为武将,平时很少学习,如今又立大功,“恃功骄傲,此理势之必然也.”此后,他曾对施琅几次提出批评,有时甚至很严厉.但这并没有影响康熙对他的信任和使用.康熙严肃地告诫施琅：“今命尔复任,自此益加敬慎,尔其勉之.”施琅以他年事已高为由拒绝担任封疆之任,康熙对此回答得很明确：“将尚智不商力,朕用尔亦智耳,岂在于手足之力哉？”坚持要施琅继续担此要职.
总之,康熙通过各种办法,各种渠道选拔人才,致使康熙一朝人才济济.尽管其用人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有些政策也没有始终贯彻到底,但是他的人才管理思想中那些进步的东西,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也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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