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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塞弗尔特纯诗的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刘晓彬
有的人的创作黄金期是短暂的,但塞弗尔特的创作黄金期却是一辈子.塞弗尔特一生的创作,可分为五个时期,尽管每个不同时期的创作风向标以及创作形式都有所变化,但每个时期都有经典诗作出手.按我们一般的惯性思维,如果把产生《全是爱》(1923)《无线电波》(1925)《夜莺唱得真难听》（1926）《信鸽》(1929)等诗集的这一时期看作是其“纯诗”创作的最重要时期或者巅峰期的话,那这样的定位,是否就意味着产生《穷画家到世间》（1949）《少年与星星》（1949）《妈妈》（1954）等诗集的这一时期是平淡或者滑落了呢？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二战让塞弗尔特的祖国沦为纳粹党的铁蹄之下,为温情所摄护的柔弱诗人虽然不能在战斗的酷烈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斗士,但却使他成为了一名爱国主义诗人,他不加任何粉饰地写出了《布拉格穿上了黑服》《把灯熄掉！》《故乡之歌》《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等优秀诗篇.塞弗尔特不是那种沉迷于政治热情之人,而是把一生用来创作的诗人.在他步入中年时,也是自己国家解放后的新时期,“他对自己的创作劳动有了更深沉的思考,青年时期以朦胧、晦涩为美的试验早已结束,一度有过的强烈而浮泛的政治情绪也逐渐淡化,从而转入可更真诚、更严肃的艺术实践.”[1]这一时期没有了战乱,他的创作开始转移到了对爱情、亲情以及他所爱的人们的歌颂,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在饱受被公开批判的孤独中思索.写出了爱情叙事诗《维克托尔卡之歌》（1950）以及获得国家奖金的优秀诗篇《给妈妈的第一封信》（1954）《牵牛花》（1954）《扇子》（1954）《紫罗兰花》（1954）等等,“无论译成别的什么语言,无论让什么样的读者来读,我相信,没有一个不会心心相印而击节叹赏：这才是真正的纯诗啊！”[2]塞弗尔特作为“代表着自由、热情和创造性”的捷克的民族诗人,在追求具有捷克语音律的“纯诗”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并实践诗艺创造的新变化,孜孜不倦地升华诗歌的自由境界,其对当局文艺政策和个人崇拜的批评,以诗人的艺术良知呼唤“我们的生活应该与我们认识的现实、我们凭心发现的现实相一致：不要靠说谎生活.”[3]
显而易见,为自由和真理而写作,讲真话,不说谎,自然会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指责,再加上长期生病,从而导致写作中断有十年之久.重返诗坛之后,创作不减当年,也许是因为沉默了太久的缘故,积聚在一起的旺盛的创作力如火山般喷薄出来,使得他接连向久违了的读者送上了《岛上音乐会》（1965）《哈雷彗星》（1967）《铸钟》（1967）《皮卡迪利的伞》（1978）《避瘟柱》（1981）《身为诗人》（1981）等新诗集.
塞弗尔特“纯诗”的成就,瑞典文学院的拉斯·吉伦斯顿在给他的授奖辞中说道：“他的诗清通、简洁、朴实无华,融进了民歌、平凡的谈话和日常生活的场景.他拒绝那种严肃的风格和早期的形式主义.他用词的特点是笔触轻盈,给人以感官快乐,有音乐性和韵律,那是一种有生气的独创性与怜悯、甚至悲怆互相交错着的幽然.”[4]这是对塞弗尔特“纯诗”创作的高度肯定和赞扬,特别是他将那些常人难以契合和交融的内心真实以及纯朴情感置身于时空的超越,感动着我们,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尊敬与热爱.
一、塞弗尔特“纯诗”的三次飞跃
塞弗尔特的创作道路,我们可以把他的五个不同创作时期划分为三大段落.第一大段落为第一创作时期,第二大段落合为第二、三、四创作时期,第三大段落为第五创作时期.循着他一生走过的路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左右的这个创作时期为第一大段,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表现为从政治功利的关怀转到对社会*及说教的排斥,其主要标志为诗人在少年时期经历的奥匈帝国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的独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大段落,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表现为从对社会*及说教的排斥又转到深邃的人文关怀,既是对当时捷克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讴歌和赞颂,又是对当时战争带给民众苦难,呼唤人民起来抗争的教育和动员.其主要标志为诗人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慕尼黑协定的国际阴谋而沦陷为纳粹党的铁蹄之下；第三大段落,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表现为从深邃的人文关怀转到生命的终极关怀,垂暮之年的他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惶惑和感叹,主要标志是遗嘱式的诗集《身为诗人》（1983）的出版.
塞弗尔特曾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积极投身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洪流,并参加了.期间创作出的《泪城》《罪恶的城市》《最恭顺的诗》等代表作都饱含着对民众强烈的感情,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敬重、热爱、赞美、关怀与同情.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由于捷克文学受西欧哲学思想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流派的影响,塞弗尔特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接受了“纯诗主义”,他也成为了当时捷克最有影响的现代派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将,诗歌创作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摒弃了“当年《泪城》的明朗而炽烈的风格”[5],以及传统的抒情手法的创作倾向,早期的《无线电波》(1925)等诗集在当时是对严肃诗歌的一次叛逆.他在自己所著的散文作品集《世界美如斯》中回忆道：“不仅它的作者,而且负责它的印刷装帧的泰格都竭尽全力让诗歌主义在它的每一页上大喊大叫,并带有煽动性.”[6]而且,他的诗歌作品中还有一些面目全非的捷克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马哈式的诗句,比如：“脸上一丝淡淡的忧愁,心底装着微笑与欢乐.”这一时期写出了《世间万般美》《咖啡馆的夜晚》《爱情》《全景》《一支歌》等佳作,这些都是“颇能体现塞弗尔特早期诗歌风格和技巧的诗作”[7],标志着他的纯诗主义在不断成熟,也表明他开始超越政治功利的追求,转到了借助语言的乱反射功能,对诗歌创作中的客观叙事、社会*及说教进行排斥,将自我隐藏在诗歌的意象和象征之中.比如《悲伤曲》一诗：“风磨碾研着贫困,两眼编织着泪行,死人摞着死人,沉睡梦乡.”“一路鼓声隆隆,交替着阵阵哭泣,贫困随着转动的风车,吱呀吱呀声悲戚.”“战争连绵不断,光阴轮回无尽头,冬天去了,春天又来,五月过去,十二月随后.”在这里,可以感悟出诗人在“纯诗”创作中对悲悯的抒情心境的追求.虽然我们在阅读时不能按正常的逻辑思维去理解,但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在作品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疮痍,以及诗人对战乱给民众带来伤痛和疾苦的呼号和倾诉.还有诸如《祖国之歌》《布拉格穿上了黑服》《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把灯熄掉》等优秀诗篇的相继问世,让塞弗尔特的诗歌创作出现了第一次,也是“纯诗”创作出现的第一次飞跃.他的笔下的这些诗歌作品也因不加任何修饰和创作技巧而焕发光芒,给捷克诗歌乃至世界诗歌增添了新的更纯粹的元素和生动的表现方法,这是诗歌的无政府主义.由爱国以及对捷克人民命运的沉重焦虑出发,他调整和梳理社会*关系、号召民众忠于自己的祖国、抒发对故乡美丽的布拉格的恋情：“像莫德拉瓷罐上的一朵小花那般美丽,这就是你的祖国,这块土地；像莫德拉瓷罐上的一朵小花那般美丽,又像你用刀子深深划进的,面包瓤儿那般香甜.”“你千百次不知所从,沮丧失望,总又重返故乡.你千百次不知所从,沮丧失望,总又回到这美丽富饶的故乡；总又回到这穷似采石场上的春光的故乡.”（《故乡之歌》）这首作品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赤子之情,诗歌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效应,让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此,这首作品被大家公认为是塞弗尔特爱国主义诗歌中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在诗人步入中年后,这一时期是塞弗尔特创作生涯中的又一次对“纯诗”创作更真诚、更严肃实践后的大丰收,比如上面提到的他那部被认为最好的诗集《妈妈》获得了当时的国家奖金.而恰恰也是这一时期,他因政见不同备受一些人的指责,这也是他创作最艰难的时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塞弗尔特却说：“我出身于无产阶级,因此我长期被看作无产阶级诗人.不过,当人老了的时候,还会发现其他的社会准则和其他的世界.对于我,那就是说,我发现了感觉主义.但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悲观主义的成分.”[8]所以,在当时,塞弗尔特的创作也被人为地忽视而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应该说,这一时期是塞弗尔特“纯诗”创作成熟后求新变、在变化中求超越的时期.因为在二战结束之前,塞弗尔特写的都是押韵的诗、回旋诗和十四行诗,在创作中都是用复杂和成组的形式进行表达的,直到二战结束,他才摆脱了那种严格的“带着镣铐跳舞”的写作形式,开始写自由诗.这是他经过更深沉的思考后的诗歌艺术创作实践,也是他的“纯诗”创作实现的第二次飞跃.
沉默十年之后,塞弗尔特的写作题材又有所开拓,诗风也有所变化,渐趋平稳.“既有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对亲友的怀念及对祖国和首都布拉格的赞美,也有对爱情的歌颂和对女性的恋慕,还有对人生的回顾和对死亡的想像.”[9]比如《关于女人的歌》《关于战争的歌》《钟的铸造》《皮卡迪利的伞》《诗人们的恋人》《渴望女神》《梦中的布拉格》等诗篇,现实生活的体验性与时空跨越的反思性得到了增强,不仅表现为诗歌题材的不断转换与扩大,更表现为诗歌视野的不断转换与扩大,并升华到普遍关注着人与物,这既是塞弗尔特从人文关怀转到生命的终极关怀的深化与拓展,也是他“饱经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思考、对人生真谛的内心感受和对诗人使命的真诚认识”[10],更是他在晚年对自己所追求的“纯诗”创作实现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塞弗尔特的诗歌不再是追求某一个方面,而是追求升华到心灵的寄托甚至是精神的归宿,他的诗歌创作不再是目标,而是过去和现在的生活过程.
二、塞弗尔特“纯诗”的诗学追求
塞弗尔特的纯诗主义是以达达主义为基础的,追求诗歌的乌托邦,主张诗人远离社会斗争,反对诗歌为政治服务,提倡诗歌创作的纯粹性,宣扬诗歌是“想象力的游戏”.他的纯诗主义,集中体现在他的《悲悯心境与抒情心境》一文中.他说：“我无意将抒情以及抒情诗歌变成政治力量或者政治手段,无意剥夺诗歌——或者更普遍地说是艺术,就此而言——其真实、特定和无法替代的范围,也无意出于其他目的将它置于从属地位.”
从塞弗尔特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洞悉到他对“纯诗”的追求,包括了他对诗歌的本质、表达形式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的诗学观点.在塞弗尔特看来,“诗是穿上了词句的美和穿上了美的词句”[11],是诗人用来抒发内心悲悯情感的,特别是抒情诗,不应具有批判性,因为抒情心境是独立的,是忠于自己内心的,它产生于现实与自我之间的一种理性的张力.所以,他的诗“爱比仇恨强大”,诗歌表达形式是“想象力的游戏”的感性呈现或者是艺术化的显现,而不是“像秋天的狂风一样哀号,像挣脱锁链的狗一样狂吠,像猛禽一样吼叫.”[12]并在诗歌作品中赋予某些游戏的、有时甚至是幽默的成分,于是诗在他手中从战斗的武器变成了玩具,正如他说所说“用烟斗里冒出来的烟来修筑城堡,编织我孤独的蜘蛛网”.而且他的诗歌文本特点和语言形式“清丽、简洁、朴实无华,融进了民歌、平凡的谈话和日常生活的场景”[13],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看得出,塞弗尔特的纯诗主义基本上是废除传统文化情志论诗学的新探索.当然,这种新探索本身就表明塞弗尔特纯诗主义在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美学新观念.作为塞弗尔特纯诗主义意识土壤里长出的花朵,他的审美意识的内涵与结构,必然受到其美学新观念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分析与研究塞弗尔特的纯诗主义和诗歌创作,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在诗学方面的美学新观念与之紧密相联.
在这里,塞弗尔特对纯诗主义提出了与之相应的诗学追求.
一是追求一种悲悯的颓废美.塞弗尔特坚信,唯有当悲悯在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我们懂得并欣赏悲悯且有这方面的能力,这样的文化才算是完整的、成熟的,才能够持续地发展.也许“是受到当时许多人思想消沉、悲观绝望、对生活前途丧失信心,形成一股颓废、虚无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诗歌作品大多都饱含悲悯的情绪.他的理由是,温柔或者哀伤都可以带着悲悯,而且只有悲悯才能提供足够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来克服当前社会中所面临的以及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唤醒我们内心的真实,才能完善我们看待社会的不同视角.
他还认为,悲悯是展望着一种对事物的愉快理解,一种以事物相互间的同情为基础而巧妙安排起来的秩序,从而得以持续,受到激发.悲悯也是一种尝试回归到田园牧歌状态的努力,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消失,理性和权力、道德和政治能和平共处的状态,最后悲悯所追寻的失去的乐园正是诗歌抒情的世界.
二是追求一种本真的抒情美.塞弗尔特认为自己生来就是抒情诗人,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并且终生都不会改变.他说：“我一生得益于抒情的心态,不承认这一点就有失风度了.”而且他认为世间万般美,诗歌应该描写个人内心瞬息感受,讴歌爱情和生活的快乐.这种本真的抒情,不仅是真情实感的,而且还是超现实的.他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诗人和作家,当他们用语言来创作时,应该比画家和音乐家更多地运用真理,而且是一种藏在表皮下面又超出表象之上的真理.”[14]此话意思是说,诗歌作品必须具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读者,情感越真越丰富就能越感人亦越是好诗.因此,塞弗尔特反对并批评那些说假话的诗歌,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听从自己发自内心的声音.他的这些诗歌都是情感本真、深沉高远的好作品,并且贯穿了自己切身的感受,特别细腻地触及并抒发了自己对生活中最微妙之处的体悟,所以读他的诗作会有一种至深的感动.
三是追求一种民族的韵律美.作为一位对复杂的韵律和押韵等诗歌创作形式驾驭自如的优秀大师,塞弗尔特是一个极力主张把捷克语的音律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并努力形成自己风格的诗人.这方面,他在与萨尔特的一次谈话中有所表述.他说：“这种语言的音律在我的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许,我的诗难译之处就在这里.”“我所运用的带音律的成分,就有很多东西是和诗与民歌相一致的.我所努力为之的就是使它们更具风格,更加抽象化,从中找出我自己的格调.”[15]结合诗歌的创作实际,他还指出,押韵的诗、回旋诗和十四行诗,虽然形式是古典的,但必须具有一定的章法,而且有句法和字法.后来,当他意识到这不过是个技巧问题时,于是决定不停地写押韵诗.因为有时某个韵脚会激起他创作的可能,这样的创作会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宁静和淡漠.在塞弗尔特看来,正是这样讲究形式的诗歌作品,才使得诗的语言更加日常化、诗的形式的更加浓缩、诗的段落更加紧凑.
四是追求一种敦厚的平易美.塞弗尔特的后期诗歌作品,诗风更加趋于平稳,作品具有人生经验的敦厚的平易美,这些都与他自身的人格修养分不开.因此,他提出“诗,也只有诗,才具有必要机巧,使人能够描绘出我们的人生经验”[16],从而使自己面对具体的事物和当前的现实.这样才能在诗歌创作中保持敦厚的沉静的平易心态,一方面不至于放纵自己的情感去天马行空,使诗歌失去穿过人类的声音跟我们讲话这个事实的品格；另一方面诗人的创作情感可以平和注入于诗行,且逐渐释然,最后达到情感与思考的和谐统一,呈现敦厚的平易之美.塞弗尔特的许多诗作都是接近这种和谐统一的,这与他对“纯诗”创作所追求的诗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我们注意到,塞弗尔特对捷克诗歌的新贡献,就是他对纯诗主义的探索与把握.在这方面,他比其他诗人更加自觉,也更有建树.应该说,塞弗尔特对“纯诗”写作的探索是十分有价值的,对捷克乃至欧洲甚至世界诗歌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当然,对塞弗尔特的“纯诗”作历史定位,还得有更广阔的参照系.要把它放在自二十世纪二十年始捷克文学受西欧哲学思想和各种文艺流派的影响的演进中、放在世界诗歌发展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才能看到塞弗尔特“纯诗”在捷克文学乃至世界诗歌新变中所具有的里程碑的意义.限于本文篇幅,后续将做进一步探讨.
注 释
⑴⑵⑸绿原：《〈紫罗兰〉译本前言〈读塞弗尔特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⑶ ⑻ ⒁ ⒂ ⒃ 萨尔特、塞弗尔特： 《“ 我为能够感到自由而写作”——塞弗尔特获奖后的一次谈话》,王自重译,瑞典日报《每日新闻》,1984年12月10日.
⑷⒀吉伦斯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授奖辞》,任吉生译,《紫罗兰》（附录）,漓江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⑹⑾⑿塞弗尔特：《世界美如斯》,杨乐云、杨学新、陈韫宁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
⑺张桃洲：《读塞弗尔特的〈一支歌〉》,《诗刊》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读诗”栏目.
⑼⑽宋兆霖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下卷）》,《1984年获奖作家塞弗尔特传略》,陈瑞兰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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